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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次事故导致被害人死亡的案件中,司法实践倾向于将行为人单纯的逃逸行为认定为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然而,单纯逃逸行为不因先前行为而具备保证人地位,因其不具有现实的支配力,仅具有潜在的支配力。对于单纯逃逸行为,应当在交通肇事后逃逸及逃逸致人死亡中进行评价。逃逸是具有主客观要素的独立行为,不以交通肇事罪基本犯的成立为必要。交通肇事后逃逸可视为一种特殊的身份犯,行为人因造成交通事故而具备违法身份,刑法要求其尽力保护被害人及公共交通安全法益。单纯逃逸是一种故意无视被害人及公共交通安全法益的行为,属于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在二次事故案件中指使行为人单纯逃逸的,构成交通肇事罪逃逸的共犯。
一、问题的提出
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行为人因交通肇事致使被害人受伤后,被害人随后又被第三方车辆碾压,最终致死,从而出现交通二次事故的案件(以下简称二次事故案件)。根据二次事故发生时行为人是否在场,可区分为第一次肇事后离场与第二次肇事时在场两种类型。目前,关于二次事故案件中行为人的行为定性问题,主要存在故意杀人罪与交通肇事罪的争议。在离场型二次事故案件中,存在着以李某海故意杀人案(以下简称李某海案)为代表的故意杀人罪的观点和以邵某平交通肇事案(以下简称邵某平案)为代表的交通肇事罪的观点。在在场型二次事故案件中,同样存在类似争议。目前,关于交通肇事罪的司法认定存在诸多分歧,涉及可否认定为逃逸、逃逸致人死亡,以及指使驾驶人逃逸的他人是否构成共同犯罪等问题。
上述争议交织着不作为故意杀人罪,交通肇事罪逃逸、逃逸致人死亡的解释学问题,在理论上亦有不同见解。有观点即认为,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行为是一种不作为的故意杀人行为,逃逸行为可能同时符合故意杀人罪与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两罪是想象竞合关系。从本质上看,实务与学理争议的根源在于尚未就逃逸规范的理解形成共识。
本文将以二次事故案件的实务判决为切入点,整理其中存在的典型问题,通过讨论因果性问题来反思不真正不作为犯理论,对单纯逃逸行为进行定性,进而重新审视交通肇事罪的规范内涵与司法解释的合理根据。本文提出以下新的主张:交通肇事后的单纯逃逸行为不应当构成故意杀人罪,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及逃逸致人死亡规范的保护目的是个人生命和交通安全,行为人具备特殊身份而承担义务,是一种具有独立性的故意犯。二次事故案件应当被认定为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或逃逸致人死亡。
二、二次事故案件司法认定的三重困境
首先,以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二次事故案件为素材,对相关观点进行分析。为聚焦范围,本文讨论的疑难案件均为第一次事故与第二次事故共同造成死伤结果的案件,主要讨论的是第一事故行为人的责任而不是第二事故行为人的责任问题。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关于二次事故案件的司法认定存在三重困境,其解决方法差异明显。
(一)单纯逃逸行为的性质之争
在李某海案中,李某海操作不当导致被害人(乘客)被甩出车外,倒地受伤。李某海在确认被害人受伤无法动弹之后,将其遗留在凌晨时分的机动车道上。被害人被后续大货车碾压,当场死亡。根据检验报告,被害人死亡由复合伤造成。在邵某平案中,邵某平夜间驾驶车辆与被害人徐某发生交通事故后,驾驶车辆离开事故现场,并于20分钟后在别处报警等待警察。但2分钟后,躺在原地的被害人被另一辆汽车碾压后当场死亡。经鉴定,被害人徐某系因钝性外力作用致右侧多根肋骨骨折伴右侧血气胸死亡。根据事故责任认定,在本案第一次事故中,邵某平负事故全部责任;在第二次事故中,邵某平负事故同等责任,后车负事故同等责任。两案在事实层面存在高度的相似性:均因被告人的过失而发生了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被告人均意识到被害人已受伤却直接离开了事故现场,属于单纯逃逸;事故发生在夜晚或凌晨等视线不佳时段,且被害人均被遗留在机动车道上;被害人的死亡原因由被害人及后车事故共同造成。换言之,关键事实是被害人在第二次事故中仍有生命体征。
然而,两案审理法院的意见截然不同。李某海案的原审法院认为:李某海先前的交通肇事行为是过失行为,但当其发现并已明知被害人在凌晨时分受伤摔倒在交通干线的机动车道上无法动弹,存在被后续车辆碾压致死的高度危险时,应当并有能力履行救助、报警的法定义务而不履行,且在未采取任何保护性措施的情况下,不顾被害人安危,自行驾车逃逸,主观上属于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间接故意;客观上正是其不作为致使被害人被后续车辆碾压致死,其不作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发生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邵某平案的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邵某平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邵某平交通肇事后驾车逃离事故现场,致被害人因伤无法离开现场而被其他车辆再次碰撞,最终死亡。邵某平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应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
在李某海案中,法院认为李某海将无法动弹的被害人遗留在机动车道上,存在被后续车辆碾压致死的高度危险。这体现了李某海的不作为具有高度的生命危险性。具体而言,在普通的交通肇事后单纯不救助的案件中,不存在因不救助而发生二次事故的高度危险,所以并不会产生对生命的救助义务,该作为义务仅在涉嫌构成交通肇事罪时进行讨论。但是在李某海案中,李某海不救助躺在机动车道上无法动弹的被害人,发生二次事故的危险性极高,因此其有救助被害人生命的义务,李某海的不作为进而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邵某平案审理法院则认为:行为人单纯逃逸带来的二次事故的危险本就属于交通肇事罪中逃逸行为的内涵。该定性争议主要涉及第一次事故的先前行为是否能够带来保证人地位,本文对此将在第三部分着重探讨。
(二)单纯逃逸在交通肇事罪中的认定之争
在将单纯逃逸的行为纳入交通肇事罪中考察的阵营内部,也存在多重分歧,主要表现为:交通肇事罪逃逸是否以基本犯的构成为前提;二次碰撞的结果是否应该归属于逃逸。
对于第一个问题,根据我国司法解释的规定,逃逸行为以构成交通肇事的基本犯为前提,需要查明行为人在第一次事故发生时是否已经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物遭受重大损失。但是,在绝大多数二次事故案件中,无法查明被害人在第一次事故中所受到的伤害程度。对此,在实务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判决:一种是以邵某平案为代表的观点,认为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不需要以基本犯的成立为条件;另一种是以力某交通肇事案为代表的观点,认为在查明第一次事故伤害程度为轻伤的情况下,行为人逃逸导致二次事故发生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其逃逸行为仅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
对于第二个问题,以邵某平案为代表的观点认为,二次事故造成的结果应当归属于逃逸行为,因此行为人构成逃逸致人死亡。另有观点认为,二次事故案件中,行为人的逃逸不是被害人死亡的唯一原因,因此死亡结果无法归属于逃逸行为,故行为人只构成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而不构成逃逸致人死亡。
上述问题主要涉及对于交通肇事罪中逃逸条款的理解。本文否认单纯逃逸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本文对此将在第四部分着重探讨。
(三)二次事故中指使逃逸的共同犯罪之争
在实务中出现了二次事故中的共同犯罪问题。在行为人违章驾驶车辆与被害人发生交通事故之后,第三人指使行为人逃逸,被害人与其他车辆发生第二次交通事故致死。法院认为行为人和第三人均构成交通肇事后逃逸。但是理论上有观点认为交通肇事罪属于过失犯罪,因而无法成立共同犯罪,指使逃逸的行为只能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共同犯罪或者单独成立窝藏罪。本文对此将在第四部分进行说明。
总之,从第一个问题单纯逃逸行为的性质分歧开始,两种观点延伸并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按照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的观点,单纯逃逸行为属于不作为的故意杀人行为,可以同时符合交通肇事罪的成立条件,指使单纯逃逸的人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共犯,而单纯逃逸未致人死亡的行为则构成故意杀人罪的未遂。按照交通肇事罪的观点,虽然存在具体情节认定的争议,但是对于指使单纯逃逸的人,则倾向于认为应该按照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进行处理。这两种观点的根基在于如何理解单纯逃逸,需要更多的解释学工作来进行详细论证。
三、从危险现实化的视角:单纯逃逸不是不作为的故意杀人
认为单纯逃逸构成故意杀人的观点得到了学界的广泛支持。有学者直接指出:“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的,往往具有不作为的故意杀人性质,刑法将其拟制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犯。”亦即,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性质原本属于不作为的故意杀人。单纯逃逸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通常是通过先前行为而得以证成。先前行为的保证人地位在我国已经被理论界和实务界广泛接受。有学者认为李某海案法院的判决合理:“行为人明知不救助会导致被害人死亡,因不救助而导致被害人发生死亡结果的,应该按照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也有学者对于二次事故案件发表意见认为:如果查明被害人的死亡是前车的不救助行为引起的,则应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还有学者认为,根据第一次事故发生时的客观情况,行为人逃逸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不可避免时,应该认定为间接故意的不作为故意杀人。
单纯逃逸与故意杀人行为有无本质区别?对于这个让人困扰的问题,本文先表明结论:单纯逃逸对于在交通环境中创设的危险有潜在的因果力,但不能支配二次事故的发生;故意杀人行为则能够控制交通环境中创设危险的实现,现实地控制二次事故的发生。因此,单纯逃逸亦无法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
(一)公共交通危险及其实现过程
二次事故案件中被害人的死亡结果通常是由多个因素共同造成的。在纳入考虑的主要因素中,第一个因素是行为人与被害人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被害人受伤,第二个因素是后车与被害人发生的二次事故。对此,有研究将后车的行为作为一个介入因素来看待。因第一次事故后逃逸导致被害人被遗留在公共道路上,发生后车再事故并非异常因素,不能切断第一次行为与死亡结果的因果关系。有实务判决也认为,二次事故碾压的行为,只是促进被害人死亡的因素,并不能阻止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上述观点体现的是在我国实务和理论上备受青睐的危险现实化理论。该学说的判断相当明确,标准在于“行为的危险是不是在结果当中变为了现实”。在考察因果关系介入问题时,现实结果虽然不是实行行为所直接引起,而是介入因素导致的,但是该介入因素是由于实行行为所诱发的,可以说结果是实行行为危险的现实化。以此为标准理解二次事故案件,在行为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的行为中,潜藏着再次发生交通事故的危险,第二次事故正是这种潜在危险状态的转化。
但是,在危险现实化立场中也有不同的声音。有学者经系统研究认为,二次事故案件属于行为危险的间接实现,但判断因果关系的标准是:如果介入的行为主体不能预见或者难以预见到相应的因果流程,那么可以肯定实行行为的危险间接导致死亡结果。在二次事故案件中,后介入的行为主体能够预见法益损害事实并且可以回避法益损害,则介入者为损害结果负责;反之,后介入的行为主体不能预见或者难以预见到的,则肯定危险的间接现实化。在危险现实化的考察中,该学者认为,虽然不能确定在数个因素中哪一个造成了法益状态实质恶化,但第一行为人对介入因素有预见可能性,对后续的因果流程有利用可能性,死亡结果应当归属于第一行为人的交通肇事行为。此时,可以得出一个中间结论:行为人的交通肇事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二)能否成立不作为犯
然而,围绕着先前行为的理论根基、内涵及外延的争论由来已久。德国学者许乃曼的经典评价为:“先前行为保证人地位在解释学史上是一个介于因果一元论和事后故意、保证承担和往来义务之间的含混不清之物,其角色既顽固又可疑。”我国学者亦不乏怀疑和否认之声,可惜未引起广泛的讨论。本文拟先对先前行为的理论进行评述,再论证本文主张的否定观点。
(三)先前行为说的谬误
1.评述形式义务论中的先前行为
我国传统的作为义务中将先前行为作为单独义务类型,属于形式的义务论。但是,形式的义务论对于承认先前行为类型没有作出可靠的说理,仅仅基于一种“因为你伤害了他,你必须救他”的朴素正义感,而承认其为义务的来源。特别在法益损害较大,同时又无法律规定等其他义务来源时,先前行为变成了一种堵塞保护漏洞的功能。既然如此,将先前行为的义务类型评价为“暗度陈仓”的对罪刑法定主义的突破亦不为过。
由于形式的义务论缺陷明显,从实质上寻找不作为的义务来源成为主流做法。但是,当我们深入下述的各实质不作为义务来源理论内部时,探寻认可先前行为义务来源的理由时,不无意外地发现,沿着任何一种实质理论的脉络梳理,都将导向同一个否定先前行为保证人地位的结论。
2.评述从原因支配角度的先前行为理论
德国学者考夫曼最早提出了作为义务的二分理论,成为至今的通说。该理论把作为义务分为两类:保护型作为义务和监管型作为义务。先前行为属于后一种作为义务类型。有别于二分说的主张,有学者尝试找到所有的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义务共同的来源,那就是先前行为。日本学者日高义博最早提出了实质原因设定理论,以作为和不作为的等价性为基础,认为只有先前行为才可以成为作为义务的来源。我国学者何荣功认同日高义博的理论,认为从因果力的等价角度来看,只有基于自己故意或过失的行为导致保护法益面临危险的不作为,才可能与作为具有等价性。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黄荣坚则认为只有先前行为才可以承担填补不作为与作为之间天然差异的功能。
该理论的问题在于:其一,将先前行为限制于故意或过失的理由不明。而且,先前行为的范围实质无法涵盖所有不真正不作为的类型,否则只能无限追溯到行为人的某个行为。有批评意见中肯地指出,该理论的先前行为“有时太窄”又“有时太宽”,“先前行为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时,它就彻底地失去了甄别的功能”。其二,作为和不作为的等价性是不作为的问题,放在先前行为上讨论并不妥当。换言之,该理论是以先前行为的既存原因力,取代后续不作为应当有的原因力,其论证起着移花接木的功用。其三,如果按照实质原因设定理论,则本文讨论交通肇事后的逃逸不救助行为马上转化为故意的不作为犯,这是让人费解的。可见,根据先前行为保证人统一性理论得出的承认先前行为保证人地位的结论难以成立。
当前,支配理论是不真正不作为理论发展的大趋势,其中又细分出多种不同理论,在是否承认先前行为保证人地位的问题上改变了曾经一边倒的情况,开始有了观点的对立。德国学者许乃曼认为存在着一种贯穿作为犯与不真正作为犯的原因支配,从而在前述功能二分说的基础上进行如下重要的区分:被害人的脆弱状态支配与支配结果的重要原因力。该理论提倡的支配是实际的、事实的支配,而不是一般支配地位意义上的潜在、可能的支配。在此基础上,许乃曼明确提出否定先前行为保证人地位的观点。具体而言,前行为人的支配完全在过去,欠缺与作为等价的现实性。前行为人对于整体事件仅有防止可能性,是具有可能的支配。如果前行为人是故意不防止,则是非犯罪的恶意,现实的支配需要一个支配可以在其中发生影响性的对象。德国学者罗克辛虽然支持许乃曼的现实支配学说,但在先前行为保证人地位的问题上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认为,行为人理所当然需要消除其制造的危险。但是在先前行为场合,对其是否有现实的支配应当加入规范性考虑。
虽然许乃曼与罗克辛似乎都是从现实支配出发,却在是否认可先前行为保证人地位的问题上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许乃曼的支配强调现实支配力,而罗克辛的支配则带着规范性的考虑。有学者准确地指出,罗克辛的先前行为保证人地位中发展的支配概念,是一种规范化的创造物,是一种纯粹的法律判断,这与其他以真实支配为基础的保证人地位类型截然不同。应当说,罗克辛把规范性引入现实支配后,其理论的一致性产生了裂痕。值得注意的是,罗克辛还主张对于先前行为保证人地位的案例,必须减轻其刑罚。他指出:“即使一个认为这种惩罚十分合适的人也不能否认,一个肇事司机的这种做法,比起通过匕首或者手枪的积极方式杀人来说,就具有更少的不法与罪责的内容。”从此可以窥见,根源上先前行为和其他保证人地位类型便无法等同而论——先前行为保证人地位的违法行为较低。
对于先前行为的争论也在日本上演了。日本学者西田典之继续沿着因果关系的角度研究,发展出排他性支配学说。该学说认为行为人应将因果流程掌控在自己手中,也即基于自己意思的排他性支配。基于自己的意思这一要素很重要,缺乏该要素的行为人仅仅是获得了一种支配领域性。该学说对于明确把握不真正不作为有较大贡献,在日本获得了有力说的地位。但是,该学说被批评最多的是排他性要件的问题。而在先前行为保证人地位问题上,西田典之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强调非基于自己的意思而偶然获得了排他性支配时,仅仅限于亲子关系、建筑物的管理人员、安保人员等社会持续性保护关系,才可以与作为具有等价性。在交通肇事单纯逃逸的场合,因为不是基于自己意思而支配,仅获得了支配领域性,不足以与作为的故意杀人等价,因此不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日本案例中大多数认为行为人在肇事后,对于被害人有一个接管行为(抱上汽车等)才可能产生作为义务。这里的接管行为可以理解为一种基于自己意思的排他性支配行为。
日本学者山口厚支持许乃曼的观点,在批判西田典之的排他性支配理论的基础上提倡实质原因说。在谈到对脆弱法益的支配时,他强调保护法益的责任承担是重要的判断基准。行为人主动承担保护责任,能够肯定其对于被害人脆弱法益的支配,从而肯定其作为义务。对于先前行为,山口厚指出:“可是一旦事故发生、导致他人负伤时,就伤害的恶化来说是不存在原因的支配的(与恰好在场与事故无关的人一样)。”从而否定了先前行为保证人的地位。
在我国,从因果关系的角度寻找不真正不作为义务来源的学说也获得了发展。学者黎宏提出了排他支配设定学说,认为行为人主动地设定了对于法益的排他支配时,才可以消除不作为与作为之间的差异,实现与作为的等价性。对于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案件,他明确指出,行为人在交通肇事之后,仅仅是逃逸的场合,即便因逃逸致人死亡的,也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但是,对于引起争论的过失引发火灾但放任不管类型的先前行为,则又认为从保护法益的角度来看,原则上应当肯定。由此可见,单单是引起法益侵害的先前行为尚不足够,还需要加上主动支配的行为和意志,此时才足以填满先前行为与作为之间的鸿沟。
学者张明楷从法益保护立场出发,提出了支配地位学说,认为对结果发生原因的支配地位、对结果发生进程的支配地位,以及对结果发生领域的支配地位是不真正不作为的实质义务来源。按照该理论,先前行为是对于结果发生进程占据支配地位。与前述排他性支配学说相比,该学说最为全面地认可先前行为保证人地位。其特点在于从严密法益保护的角度论证先前行为存在的必要性。学者黎宏认为其学说是一种新先前行为说,同时认为:“过失犯或者结果加重犯的场合,行为人只要对被害人不予以救助,马上就要转化为故意的作为犯之类的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行为人中途介入并支配面向法益侵害因果的因果进程的场合,也难以说明。”第一,该学说从法益保护来论证应当认可先前行为保证人地位,那么难以避免遇到来自罪刑法定主义的阻击,尤其是在我国《刑法》总则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认定不真正不作为本来就是一种违反罪刑法定的扩展,更何况全面认可最让人心生疑窦的先前行为保证人地位。第二,该学说把先前行为定位为对结果发生进程的支配,实际上是将本属于对结果设定原因的位置的后移,这一巧妙的挪移意味着通过对于先前行为范围的限制可以过滤一些极端案例,但是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实质上先前行为只是设定了原因,而对后续的结果进程的掌控只是一种可能性罢了。总之,该理论的根基和脉络存在难以自洽之处。
从上述研究进路中可以发现,只要坚持从现实的支配进路来理解作为义务的来源问题,就会不可避免地得出否认先前行为保证人地位的结论。
3.评述二元的保证人地位学说
对不真正不作为犯内部进行区分的理论,在上文所涉及的理论中早有苗头。罗克辛虽然广泛地承认先前行为的保证人地位,但认为这种类型应当减轻。那么为何先前行为的保证人地位类型应当减轻,还应归结到上文论证的其因果支配力弱的问题点上。
学者姚诗明确地提出了二元保证人理论,认为结果原因支配虽然能够为大多数作为义务提供理论基础,但是难以解释先前行为的保证人地位,从而另外援引刑事政策的理由加入刑法解释中,认为先前行为人处于最可能保护法益的地位上,因此具备独特的保证人地位。该学说已经看到了前述结果原因支配理论的问题所在。对于先前行为保证人地位的问题,该理论采取了与学者张明楷类似的说理办法。亦即,从法益保护的实际需要出发,转而从形势政策学中求得在解释论上合理的答案。但是法益保护的需求真的可以击穿罪刑法定原则的屏障,直接赋予先前行为保证人地位吗?
总体上看,运用支配理论对先前行为的保证人地位进行说理时难免会遇到的难题是:其对于因果关系是一种潜在的支配,而不是现实的支配。因而其与其他种类的不真正不作为犯、与作为犯在不法的层面上有无法逾越的差距。
4.评述从规范角度的先前行为理论
另一种论证不作为保证人地位研究的进路是规范理论。学者周漾沂提出了以自由法秩序之补充扶助体制以及风险管辖合意移转这两个和实质不法概念相容的保证人地位。前者在于防止个人因自我负责能力欠缺所可能导致的生存机会丧失,如父母子女之间互相承担保证人义务;后者则是承认个人之间可以通过自有意愿建立局部风险连带,以实现个人所希望的社会活动,如冒险活动中的约定保证义务。对于之后未防止的行为,他认为未控制“自己制造”的风险,只是防止自己输出非容许风险的附随性作为。也就是说,周漾沂从规范理论中也排除了先前行为的保证人地位。
对于在存在先前行为的场合,行为人是否无罪的问题。该理论认为:“行为人先创造了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必须等待之后其他条件的发生,才能一起组成足以支撑非容许风险产生的条件集合,而输出非容许风险并成立作为犯。这同时表示,行为人所创造的非容许风险,本来就不一定会在行为人完成身体动作时立即产生并输出,而可能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会产生。至于行为人的故意,则是非容许风险输出时,对于该非容许风险的主观认知。”学者徐万龙则认为:“事实性支配与义务之间毫无关联,而规范性的支配与义务之间只是伴随关系。支配与义务之间不存在互相推导的可能。”他从交往安全义务的角度解读领域支配,认为支配者只需确保所支配的领域不向外输出风险即可,并不要求阻止其领域内的犯罪行为、救助领域内的伤者。
上述从规范领域对不作为犯保证人地位的研究,共同之处在于反思了支配理论的不足,认为支配不可以推出义务,义务应该先于支配概念而存在。同时,即便在存在救助义务的情况下,也难以认为先前行为能够产生后续的救助义务。也就是说,通过规范的路径否定了先前行为的保证人地位。本文认为上述观点存在可取之处,切实说明了对于先前行为所创造的危险及其实现应该归属于该行为自身的道理。同时,也指出了承认先前行为的漏洞,“作为是创造风险,既然先前行为制造了风险,那么应当属于作为犯。如果苛责其防止风险的义务,不从就令其承担责任,相当于一次自由行为承担了两次成本,而且第二次的要求明显多余”。当我们系统地梳理先前行为的不作为理论之后,会发现其理论根基之不可靠。对于单纯逃逸行为而言,不应当以此作为故意杀人罪来理解。
(四)刑法对于单纯逃逸成立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限制
虽然不少国家的刑法理论都以支持先前行为类型的意见为主,但是也不乏彻底的反对和限制的声音。尤其应当注意的是,一国对于不作为犯罪所采取的态度会受到该国刑法具体规定的限制。
学者通过德国和日本的立法和实务状况进行了论证。《德国刑法典》第13条第1款明确规定了不真正不作为犯,第13条第2款则规定了不作为犯可以减轻处罚。在该立法之下,不真正不作为犯是一种作为犯扩张后的构成要件。德国广泛地承认所有类型的不作为犯,对于先前行为保证人地位更是青睐有加,在交通领域广泛适用。在德国的理论体系下,单纯逃逸行为会被作为不真正的故意杀人罪看待。但是,日本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日本刑法没有对不真正不作为犯进行立法。实务与学术界将不真正不作为犯理解为一种与作为犯相当的类型,而不是扩张的构成要件,因而其范围是相当受限的。在这种立法下,对于先前行为保证人地位采取了相当限制的态度,对于单纯的轧人后逃跑的案件没有肯定故意杀人罪的成立,仅仅在行为人将被害人搬上车,接管了该被害人利益的案件中认可了不作为的故意杀人。接管行为的意义十分重要,承担着设立自己意思支配的作用。通过对比德、日两国的立法和实务关于单纯逃逸行为是否成立不真正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情况,带给我们的启发是应当在我国刑法之中对该问题进行独立思考。
我国的刑法立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与日本的上述情况具有相似性。首先,我国的《刑法》总则中没有关于不真正不作为犯的规定。刑法应严守罪刑法定原则,其内涵在于控制国家刑罚权的发动,给予个人合理的预测空间。我国《刑法》第3条明确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第一个重要原则,显示出我国刑法对于该问题的明确态度。《刑法》条文所展现的禁止实施特定行为的禁令便是对作为行为的规制,而要求实施特定行为的命令则是对不作为行为的规制。虽然两者从保护法益的角度看没有差异,但是从对行为人的要求高低上来看则有所不同。换言之,从个人自由的角度看,服从禁令比服从命令更自由。所以,在我国的刑法体系下,对于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态度原本就应当更严苛。那么,对于前述论证的仅具有潜在因果支配的先前行为类型为什么不能禁止或限制呢?也许是站在对法益提供更多保护的立场上,担忧否认先前行为类型会带来处罚的漏洞。但是,在单纯逃逸行为问题上并不存在该漏洞,这种行为本就属于我国交通肇事罪具体规定的射程范围之内。其次,我国司法解释对于单纯逃逸和移置逃逸的区分标准体现了与日本对待单纯逃逸行为相似的内涵。单纯逃逸仍处于交通肇事罪的延长线上,并不因为行为人负有救助被害人的义务而直接转变为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只有在行为人采取了移置逃逸之时,才能够认为行为人对被害人的法益具有现实的支配,此时被害人法益的损害才归结到不作为的故意杀人行为本身。
学者车浩认为在我国刑法没有不真正不作为犯总则规定的情况下,“必须承认不作为犯与作为犯等价的命题,将不作为犯具体纳入刑法分则的相关构成要件中,才可能避免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指责”。学者黎宏曾经表示:对于交通犯罪中的不作为问题,实际上是我们在多大程度上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问题。本文认为,对于不将单纯逃逸认定为不真正不作为故意杀人罪所造成的处罚漏洞,正是我国《刑法》中交通肇事罪相关规定发挥作用之处。相较于有违反罪刑法定之隐忧的扩展不真正不作为犯的解释方案,探讨《刑法》分则中具体规定真实内涵的解释方案更为可取。
综上所述,本文在此得出中间结论:单纯逃逸行为难以评价为不真正不作为犯。因此在二次事故案件中,行为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对行为人的逃逸行为有指使行为的第三人亦不成立故意杀人罪的共同犯罪。在我国刑法的约束之下,应在交通肇事罪的范围内探讨该行为的具体定性。下文将具体探讨如何理解交通肇事罪的内涵。
四、单纯逃逸是故意的特殊身份犯
对于二次事故中的单纯逃逸行为,在认定为交通肇事罪时仍然存在较大争议,即究竟应该认定为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交通肇事罪的逃逸还是逃逸致人死亡。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如何理解交通肇事罪逃逸的法条结构和内涵。
对该问题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总体看来形成了两个对立的基本阵营:其一,从过失犯加重犯的角度理解交通肇事罪及逃逸,本文称为过失加重犯论;其二,认为逃逸是一种独立的犯罪行为,属于故意犯,本文称为独立故意犯论。过失加重犯论为学界通说,认为交通肇事行为与二次事故中的单纯逃逸行为之间是基本犯与(情节或结果)加重犯的关系,即认为逃逸是以基本犯的成立为基础的。在该阵营内,目前的研究集中于过失犯的规范保护目的上,形成了对于逃逸条款究竟是保护被害人的生命还是保护公共安全等的具体争议。但本文认为过失加重犯论无法解决现实问题,存在严重缺陷。
(一)对过失加重犯论的批评
1.过失加重犯论造成条文虚置
通过研究我国司法解释影响下的交通肇事逃逸犯罪的判决,可以发现严重的条文虚置情况。具体而言,按照现有司法解释的理解,只有在成立交通肇事罪基本犯的基础上,不救助伤者而逃逸致人死亡的才符合本罪。同时,还需要证明被害人确实因为逃逸后的不救助而导致伤情显著加重、造成死亡。那么,有且只有当交通肇事造成被害人受伤后逃逸,最终造成被害人严重死伤后果的,才有可能符合逃逸及逃逸致人死亡的要求。二次撞击案件中,行为人可能造成被害人轻伤、昏迷、跌倒等结果后逃逸,导致被害人发生二次事故而死亡的,则只能成立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不能成立逃逸及逃逸致死,这严重限制了该法条的适用范围。同时,这种理解对实务操作提出了非常高的证据标准,极大地降低了实践操作可能性。实际的交通事故案件表明,绝大多数因逃逸进而产生死亡结果的案件都无法取证,或者证明无法达到刑事诉讼法的标准。可能“只剩被害人受伤后因长时间得不到救助而致失血性死亡的一种情形能够证明”。交通过失作为一种业务过失,没有任何理由轻于普通过失。
如果从被害人的死亡究竟应当归因于行为人的什么行为来思考,鉴于在相当数量的案件中,交通肇事是致死的主要原因,而逃逸带来的延误治疗并未起到重要作用,此时不应当认定为逃逸及逃逸致死,死亡结果应直接归属于交通肇事的行为。存在困难的恰恰是在交通肇事中造成的结果并不十分严重,但是在公共交通的环境中,该结果存在进一步扩大的高度可能性的案件。二次事故便是非常典型的例子。被害人被留在事故现场后发生了进一步的交通事故,往往直接造成死亡及其他损失。这类案件往往很难查清楚第一次事故所造成的损伤程度。例如在李某海案和邵某平案中,都只能证明被害人是受到两次事故的复合伤而死。这时只能认定为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但是,两案中行为人逃逸所导致的发生在被害人及交通环境中的具体危险被迅速地现实化和扩大化,这一性质没有被以结果为特征的交通肇事罪基本犯所评价。
2.过失加重犯论的内在矛盾
学理上将交通肇事罪的逃逸作为加重犯理解,认为逃逸仅仅是交通肇事罪这一过失犯中的加重情节或者加重结果之一,但是在具体的论理中存在多处矛盾。主流观点认为,交通肇事后逃逸实际上是一种遗弃行为,逃逸是没有履行救助义务。遗弃行为显然是一种故意的犯罪。但是,其又强调交通肇事罪是一个过失犯罪。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理论:“‘逃逸’系一种犯事以后的逃跑活动。即‘为逃避法律追究而离开事故现场的行为’。其在外观上一般认为系一种积极的作为行为,在主观上系由故意的心态所支配,不存在‘过失逃逸’的情形——行为人若确实不知道自己已经肇事而离开现场,则根本就不可能成立‘逃逸’(这取决于证据情况——具体案件中肇事者往往辩称自己‘不知’)。当然,这里的故意只是对逃逸行为而非对该行为可能再引发之结果(并非《刑法》第14条所指的故意),故交通肇事后虽有逃逸行为但其‘过失’犯罪的性质不变——只是因情节加重故而法定刑相应加重。”亦即认为在过失的交通肇事犯内包含着一个故意的遗弃行为。
将交通肇事罪的逃逸及逃逸致人死亡理解为过失犯的结果加重犯的观点,会带来上述实务中的严重问题。正如上文批判的那样,为了解决那些未造成基本犯的逃逸行为,持结果加重犯的部分论者认为,交通肇事并未构成犯罪,但是逃逸的,均构成不作为的过失致人死亡罪或间接故意杀人罪。有学者将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及逃逸致人死亡理解为过失犯的情节加重犯。但是情节加重犯也应当以基本犯的成立为条件。因此,亦无法由此主张绕开基本犯成立的问题,其缺点与结果加重犯论相似。
总之,当我们把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完全放置在交通肇事罪过失犯的性质下,借由加重犯的构造去讨论时,逃逸行为总是依附于交通肇事罪基本犯的成立。
(二)独立故意犯论的合理性
在针对上述问题的批判中,产生了逃逸行为的独立故意犯论。学者黎宏指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的理解,交通肇事罪并不完全是一个过失犯罪,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成为故意犯罪。即,在过失引起了一定结果(过失致1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场合,如果又故意逃逸(出于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的话,就构成交通肇事罪。这种场合下,显然就不好说交通肇事罪纯粹属于过失犯罪了,因为这种情况下着重强调的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故意逃逸的不作为行为,应当看作为故意犯罪,其情形,和《刑法》第129条规定的‘丢失枪支不报罪’类似。”其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不是结果加重犯,而是一种独立的情节。“它的评价内容有一部分与交通肇事罪重合,即基本犯成立情况下的因逃逸致人死亡行为;一部分又独立于交通肇事罪,即基本犯不成立情况下的因逃逸致人死亡行为,但是由于其与交通肇事罪相伴而生,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因而没有独立成罪,只是规定了更重的法定刑,这样不但使法条更具逻辑性,也避免了刑法罪名过多的烦琐。”有学者认为,“肇事逃逸”的规范目的在于,促使肇事者及时抢救伤者、保护现场及报警;“逃逸致死”的规范目的在于,促使肇事者及时救助因交通事故不能自救的被害人以避免其死亡,以及清除路障以避免后续事故致人死亡。肇事后逃逸的罪过形式应为故意。
本文认为逃逸行为在客观与主观上均具有独立性,应当作为一个独立的犯罪行为。逃逸行为客观上是在交通肇事之后发生的一个独立的行为。该行为的特点在于上文已经论证的对于被害人生命法益的潜在支配力,同时对于交通公共安全法益也存在潜在的支配力。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场合成立行为复数,也即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是一个独立的行为。同时,逃逸所显示的主观内容与交通肇事的过失也存在显著的差异。既有行为人确认被害人伤情后离开事故现场的情况,也有行为人因并不确定被害人伤情而逃逸的情况。行为人的主观内容主要是对于交通肇事造成既有的被害人伤害和公共交通安全的漠视。逃逸的独立性只与是否发生了交通事故相关,而与是否成立交通肇事罪无关。
逃逸的独立性内涵在交通肇事罪条文中也得到了体现。法条对于逃逸的描述是“交通肇事后逃逸”,显然并未仅限于犯交通肇事罪后逃逸之意。虽然交通肇事后逃逸归属于交通肇事罪之中,但是并不能说明其就必须依附于交通肇事基本犯的成立。所以,交通肇事后逃逸不以交通肇事罪的成立为前提。在李某海案、邵某平案等二次事故案件中,即便无法查明第一次事故是否造成重伤以上的损害结果,无法认定交通肇事罪的成立,也不影响认定独立逃逸行为的成立。
(三)特殊身份犯说的提倡
如上文所述,交通肇事后的单纯逃逸行为对于被害人法益损害的因果是一种潜在的支配,未达到排他性支配的地位。在二次事故案件中,被害人死亡是由第一次事故和第二次事故共同造成的。逃逸行为显然要达到可能进一步扩大既有的法益侵害范围或加剧其程度。有学者也关注到了单纯逃逸行为的这种特色,主张没有排他性支配也应当构成逃逸及逃逸致人死亡。本文认为,逃逸行为属于刑法基于行为人的特殊违法身份而对其提出的法益保护要求。具体而言,行为人在过失地造成了交通事故之后,当形成了对被害人的紧迫的生命危险及对公共安全法益的危险时,刑法要求行为人实施对被害人的保护、对公共安全法益的维护。行为人既可以逃离现场而违背刑法的法益保护要求,也可以留在现场但不实施保护行为而实现身份犯的违法内涵。
从身份犯的角度来看,逃逸及逃逸致人死亡的规定与丢失枪支不报罪有高度的相似性。逃逸行为与不报行为相似,都是对于重大人身伤亡的结果具有潜在的因果支配力。所谓潜在,是指行为人难以撤回前述过失行为对法益已经造成的危险或者伤害,但是可以尽量防止前述因果流程的进一步加剧。在二次事故案件中,逃逸行为使得本来并不严重的交通事故损害与其他人的交通过失结合,导致被害人的死亡。在丢失枪支不报的案件中,不报行为使得枪支这一危险物与其他人的行为结合,产生重大损害。相对于二次肇事行为与使用枪支的行为而言,逃逸行为、丢失枪支不报行为与法益损害的因果关系是一种弱关系。这种弱关系无法通过普通的作为和不作为构造进行涵摄,只能借由身份这一规范的要件形成不同的犯罪构成要件。
同时,在交通肇事发生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公共安全危险的提升。但是在过失犯的构造中,只能推导出救助伤者这一个规范的目的。这忽视了交通肇事罪的体系地位——公共安全法益保护。二次事故案件中体现出行为人对被害人不救助的同时,也将事故现场的危险向外开放。在邵某平案等案件中,在第一次事故之后非常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后续的二次事故。这说明逃逸行为不仅违反了对被害人的法益保护,而且使得对交通公共安全的危险被现实化。
最后,值得强调的是行为人必须具备违法的身份,即对于交通事故具有过失并造成了被害人的伤害及交通现场的严重破坏。行为人对交通事故无过失的,不具备违法身份。例如,被追尾后逃逸,没有造成被害人受伤,仅仅造成交通现场损坏的,同样不具备违法身份。对于交通设施的损坏造成损失不严重的,也不带来违法身份。例如,在偏僻、明亮的道路上,造成不显著的路面障碍。刑法仅就那些紧迫的生命法益和公共安全法益对行为人提出特殊的保护要求。
五、总结
对于本文关注的二次事故案件,交通肇事后的单纯逃逸并不需要满足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只要行为人因交通过失造成了对被害人生命及公共安全的高度危险便具备了逃逸的违法身份,行为人以逃逸或其他不作为的方式违反刑法对于其身份的命令的,构成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人逃逸与其他交通参与人的过失共同作用导致被害人死亡,即其逃逸的潜在因果力是在结果中得到实现的,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应该归属于行为人,构成逃逸致人死亡。在本文观点的延长线上看,指使具有身份的行为人逃逸的第三人,与行为人一同构成交通肇事罪逃逸的共同犯罪,但第三人不能成为正犯。
本文试图通过对交通肇事罪的理解回应司法实务中的现实需求,并且为已有的判决思路寻找学理根据。这一尝试尚存诸多纰漏,但是从限制因逃逸而构成故意杀人罪的重罚角度来看,具有现实意义。同时,本文主张,并非在任何交通事故后均要履行义务,且过失的逃逸不符合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要求,能够给行为人一个相对明确的规范指引,实现个人自由与法益保护的平衡。最后,对于实务中存在第一次交通肇事后损害证据无法确认的难题,通过本文的理论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来源:刑事法判解
杨宁,天津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