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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拆卸设备方式干扰环境质量监测系统致采集数据失真的行为定性
作者:石亚淙 上传更新:2026-11-10 20:05
 摘要


对于干扰环境质量监测系统采样,致使监测数据严重失真的行为,不应认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司法实践中一概将该类行为认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一方面是对相关司法解释理解不到位,另一方面是对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中的干扰行为与结果认识不清。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与刑法对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规定一致,没有扩大该罪的成立范围。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中的干扰行为,以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无法正常运行的结果为要件,且该行为必须针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只不过,与删除、修改、增加不同,干扰行为通常不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原运行规则产生破坏,而是利用原运行规则的漏洞,对系统实施攻击,造成系统无法正常运行乃至崩溃。



一、问题的提出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行为人违反国家规定,干扰环境质量监测系统采样,致使监测数据严重失真的,均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论处。然而这一认定既曲解了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保护法益,也忽视了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构成要件。由于对相关司法解释的形式化理解,以及指导案例 104 号(李森、何利民、张锋勃等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的错误引导,司法实践中对该类案件的处理“全军覆没”。如果说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3〕7 号,以下简称《2023 年解释》)出台之前,司法实践受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29 号,以下简称《2016 年解释》)的误导,作出这样的判决还“情有可原”,那么在《2023年解释》对该情形的规定改变的情况下,司法实践还将干扰采样的行为一概认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就“情理难容”了。本文以人民法院案例库新近入库案例为例, 援引《2023 年解释》, 尝试就该类案件裁判思路中存在的问题予以分析,并提出改正建议。


二、案情概要及裁判要旨

(一)案情概要

韩城市某焦化公司为陕西省 2022 年重点排污单位,其按照国家环保部门要求在其焦化厂焦炉1#、2# 烟囱上安装烟气自动在线监测设施。该监测设施与国家环保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与基础数据库系统联网,对焦化厂焦炉 1#、2# 烟囱颗粒物等排放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并将监测数据同步上传至上述数据库系统。2022 年 9 月至 10 月,被告人张某在炼焦车间值班时,发现该焦化厂 1#、2#烟囱的在线监测颗粒物排放数据超标,遂向时任韩城市某焦化公司能源环保部环保主管的被告人郭某伟报告。郭某伟向时任副厂长的被告人徐某杰请示,徐某杰私自决定并授意郭某伟拆掉 1#、2#烟囱上烟气监测设施配备的排水阀,以稀释采样气体的方式干扰颗粒物监测数据。郭某伟通知张某具体实施,张某于当日将上述排水阀拆卸,导致上述烟囱颗粒物在线监测数据明显低于实际排放数值,影响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系统正常运行。此后,郭某伟等人通过反复拆卸、安装排水阀的方式应付环境督导检查。
     

2022 年 12 月,时任韩城市某焦化公司焦化厂炼焦车间主任的被告人贾某敏在工作巡查中发现, 1#、2# 烟囱上烟气监测设施配备的排水阀被工人私自拆卸,但未予制止。2023 年 2 月 22 日,生态环境部对该公司进行督导检查。为逃避监管,经被告人徐某杰授意,被告人郭某伟、贾某敏指使被告人张某再次将该公司焦化厂烟囱上烟气监测设施配备的排水阀予以拆卸。之后, 徐某杰、郭某伟、贾某敏、张某主动投案,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陕西省韩城市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9月 28 日作出(2023)陕 0581 刑初 92 号刑事判决,认定四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二)裁判要旨

一审法院根据《刑法》第 286 条第 1 款以及《2023 年解释》第 11 条第 1 款第 2 项之规定,参照指导案例 104 号(李森、何利民、张锋勃等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的裁判要点,认定该案被告人徐某杰、郭某伟、贾某敏、张某作为重点排污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通过多次拆卸相关设备的方式干扰环境质量监测系统采样,致使案涉环境质量监测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导致案涉颗粒物排放监测数据严重失真,进而使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该焦化厂颗粒物排放失去有效监管,造成严重后果,该行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三、对相关司法解释的理解

该案将《2023 年解释》第11 条第1 款第 2 项之规定作为裁判的依据之一,即违反国家规定,针对环境质量监测系统或者强令、指使、授意他人实施干扰系统采样的行为,致使监测数据因系统不能正常运行而严重失真的,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定罪处罚。该规定源于《2016 年解释》第 10 条第 1 款第 2 项之规定。《2023 年解释》与《2016 年解释》在认定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构成要件的具体表述上存在细微区别。《2023 年解释》除了增加了“后果严重”之外,将《2016 年解释》第 10 条第 1 款第 1 项中的“修改参数或者监测数据”修改为“修改系统参数或者系统中存储、处理、传输的监测数据”,将同条同款第 2 项“干扰采样,致使监测数据严重失真”修改为“干扰系统采样,致使监测数据因系统不能正常运行而严重失真”。这些修改恰恰体现出司法解释相关规定在文字表述上更加接近《刑法》第 286 条关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罪状表述。


在《2016 年解释》中, “干扰采样,致使监测数据严重失真”的表述基本上只关注了监测数据严重失真这一结果,既没有要求干扰行为针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也没有要求监测数据失真是由计算机信息系统无法正常运行导致的。这样的表述容易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时产生误解,即认为在将该种情况认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时只需要考虑是否有干扰采样的行为以及监测数据严重失真的结果即可,无须考虑是否有针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干扰行为以及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破坏,或者说导致监测数据严重失真就是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破坏。在这种误解之下认定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势必导致该罪适用范围的扩张。而《2023 年解释》的修正恰能纠正该误解。
     

正是因为该规定在适用过程中存在“单纯改变监测系统取样外部物理环境的行为,没有对监测系统本身的功能造成破坏,并造成监测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将此类行为认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超越了刑法条文的文义,建议删除”的反对意见,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指出,《2023年解释》的变化是在考虑了《2016 年解释》适用过程中的观点争议后作出的微调。尽管该司法解释制定者的观点仍然是“采用物理方式妨害自动监控系统采样、稀释采集的污染物样等行为,实际上是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干扰,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符合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均可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论处”,但司法解释如同法律文本一样,一经制定就具有脱离制定者的独立性,对其含义应当依据罪刑法定原则以及处罚的实质合理性进行客观理解,而非必须与制定者的想法保持一致。
     

其一,《2023 年解释》将《2016 年解释》中的“干扰采样”修改成“干扰系统采样”, 即干 扰的对象必须是“系统”,系统受到具体干扰的功能是“采样”,这就表明干扰行为必须针对“系统”实施。
     

其二,《2023 年解释》把《2016 年解释》中“致使监测数据严重失真” 修改成“致使监测数据因系统不能正常运行而失真”,这就要求监测数据失真的原因必须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就将系统仍然正常运行状态下发生的监测数据失真排除在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之外。这就明确要求,成立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必须有导致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这一结果。因此,  即使《2016 年解释》有“用司法解释架空刑法条文”之嫌,《2023 年解释》也已然回归《刑法》第 286 条的规定,要求干扰行为必须针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且监测数据失真是由计算机信息系统无法正常运行所导致,方可认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四、核心问题和解决办法

(一)对干扰行为的既有解释     

针对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中的干扰行为,有观点认为该行为属于兜底规定,从同类解释的角度出发,主张“干扰应是与删除、修改、增加破坏程度相当的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对“干扰”的解释就是“用删除、修改、增加以外的其他方法,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使其不能正常运行”。
    

从形式上看,干扰并不符合兜底条款常用的表达方式。我国《刑法》中兜底规定的形式通常包含“其他”或“等”,典型的表述是“以其他方法或者手段”,且兜底规定与前面的列举规定在逻辑上为包含关系。而“干扰”与“删除、修改、增加”为并列关系,因此,“干扰”从形式上看,并非通常的兜底规定。
      

当然,这里问题的关键并非争辩“干扰”是否兜底规定,而是“干扰”的范围如何界定。以上论者所主张的同类解释规则并不能恰当界定“干扰”的范围。同类解释规则通常要求的是行为方式的相当性,而非结果的相当性,因为只要求结果的相当性,实际上对行为并没有限制。例如,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其他方法”,就不能只要求是与放火、爆炸等造成后果相当的方法,而必须是与放火、爆炸等行为方式相当的方法。如果将干扰限定为与删除、修改、增加行为的破坏程度相当,实际上就是要求干扰行为也造成导致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结果,这最终还是重申了本罪的法益或者侵害结果,而并没有对干扰行为进行任何限制。
     

有学者认为,干扰行为必须以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内部为前提, 即应当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内部对其系统功能进行破坏。针对干扰环境监测设备采样的行为,论者进一步指出,“被告人并没有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而是在计算机之外,对环境质量监测采样设备进行了干扰……被告人的行为其实就是一种单纯的数据造假行为,它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在性质上并不相同”。
     

诚然,干扰环境监测采样行为确实没有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但不能说其不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是因为其没有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实际上,其不构成本罪是因为这种行为根本就不是针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的,而“针对”不等于“侵入”。一般情况下,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确实需要侵入该系统,尤其是通过对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删除、修改、增加等手段予以破坏时,基本都需要以侵入系统为前提。但从技术角度讲, 干扰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运行并不以侵入系统为前提,本文后述的拒绝服务( Denial of Service,DoS)攻击以及结构化查询语言(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 ,SQL)注入攻击等,均为不需要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就可以对系统产生破坏的行为。
     

也有学者认为,干扰与删除、修改、增加行为虽均需满足“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结果要求,但干扰行为仅影响计算机信息系统正常运行,并未改变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既定运行规 则,即干扰行为更加注重对计算机信息系统运行效果的影响,在不改变系统既定运行规则的前提下,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运行效率下降甚至崩溃是其典型特征。该观点实际上仍是通过与结果的关 联来界定干扰,对干扰行为本身没有进行限制。
     

笔者认为,是将“干扰”作为兜底规定的行为还是独立的行为,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限制“干扰”的范围,以避免其含义模糊的行为而导致处罚范围的不当扩大。干扰行为既应当与结果有关联,也应当有自身行为方面的廓定。干扰不是对计算机信息系统造成干扰这一结果意义上的干扰,作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一种行为,干扰也必须达到导致计算机信息系统无法运行的程度。干扰是一种与删除、修改、增加独立的行为,可以涵盖目前主要的系统攻击行为。即为了无漏洞地处罚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删除、修改、增加和干扰四个行为应当能够涵盖目前所有的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攻击。以下将从干扰行为与结果的关联、干扰行为自身特点的角度,对干扰行为予以界定。

(二)干扰行为是指妨碍计算机信息系统正常运行的行为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构成要件包括三种类型,该案认定成立该罪依据的是第一种类型, 即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删除、修改、增加、干扰,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进而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虽然学界对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第二种类型,即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和应用程序的行为的保护法益有争议,但对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第一种类型基本无争议,认为其保护法益为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行。某个犯罪的实行行为必然是侵害其法益的行为,因此干扰行为首先是破坏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的行为。
     

对于何谓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行,理论上有不同理解。较为通行的观点认为,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包括使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运行和不能按原来的设计要求运行两种情形。对此,反对观点指出,将不能按系统原来的设计要求运行作为该罪的保护法益,实际上是将系统的应用目标即系统设计者的主观意图作为保护法益,但系统设计者的主观意图与系统客观化的预定程序、规则之间可能存在不一致之情形,客观的既定程序、 规则可能因其系统本身的“漏洞” 导致主观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应用目标无法实现,即完全可能在不改变计算机信息系统运行机理的前提下,发生无法实现系统设计者主观意图的情况。该案涉及的干扰采样类案件就属于没有改变计算机信息系统运行机理却导致系统设计者主观意图无法实现的情形。因此,将不能按系统原来的设计要求运行作为本罪的保护法益会扩大本罪的处罚范围。“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应当是指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客观运行效果造成的消极影响。
     

诚然,如若不考虑干扰必须针对计算机信息系统本身这一限制,而将不能按照系统原来的设计要求运行作为保护法益,则有可能将没有影响系统运行过程而单纯改变系统运行结果的某些实施于系统外部的行为(如该案涉及的干扰采样行为)等认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因而不当扩大本罪的处罚范围。但如后文所述,无论秉持何种观点的学者都要求干扰行为必须作用于计算机信息系统本身,在有此限制的情况下,即使将不能按系统原来的设计要求运行作为该罪的保护法益,也不会不当扩大本罪的处罚范围。相反,如果仅将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客观化运行程序、规则的不能运行作为本罪的保护法益,反而可能不当缩小本罪的保护范围。例如,利用系统漏洞发送合法的服务请求,以耗尽系统服务器应用程序资源的DoS 攻击行为,并未改变系统客观的运行程序或规则,而是利用系统的运行机理,使其不断处理无效请求并陷入自循环状态,进而无法向合法用户提供服务,甚至导致系统崩溃。这一行为可谓是导致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按照系统原来的设计要求运行”的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正常运行的行为。

(三)干扰行为是针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的行为

干扰行为应当指向计算机信息系统而实施,针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之外的对象实施,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处理结果受到影响的,不能认为是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干扰行为。有观点认为干扰“既包括对计算机信息系统本身的干扰,也包括对信息数据采集和传输过程的干扰”。这种理解超越了公众对计算机信息系统通常的理解范围,不是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扩大解释,而是进行了类推解释,因此有违罪刑法定原则。
     

在不同领域,计算机信息系统涉及的范围不同。就环境监测设备而言,由于其属于“物联网”技术模式的典型应用,因此可以借助“物、网”二元场域架构的标准界定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范围。环境质量监测数据采集借助高精度采集设备和传感器技术,在各种环境下采集特定污染物质,实现指标精确测量,将环境状况以精准数据反馈给计算机信息系统。在“物、网”二元场域架构下,“物端”表征物理场域,附着于实物或基于特定采集设备,如环境质量监测的“物端”以采集设备为基础,采集特定环境要素;“系统端”表征虚拟场域,物端与系统端通过网络相连实现数据实时传输,以实时数据反馈实物运行状态。环境质量监测系统虽然可以从广义上整体理解为计算机信息系统,但实际上其真正属于计算机信息系统的部分应限定为“系统端”(虚拟场域) 。亦即,可将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理解为虚拟空间的毁弃型犯罪。基于此,无论是单纯对采样样本进行干扰,还是对采样设备进行破坏,都不属于针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的行为。
     

使用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业务处理涉及的流程为“输入—处理—输出”。“判断系统能否正 常运行,关键在于系统能否按预先设定的程序进行相关运算,输出相对于输入值而言准确的结果。” 进行准确输出的条件,除了要求系统正常运行外,还有赖于真实有效的输入。因此,从结果上 看,计算机信息系统出现错误输出,可能是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行受到侵害,也可能只是输入内容有误。有观点认为,所有直接导致该计算机信息系统运行结果错误的行为,都是破坏计算 机信息系统罪的行为。未侵入系统内部,而是干扰数据采集,导致计算机信息系统虽然运行,但 非正常运行,以致运行结果发生异常的情形,与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内部破坏计算机信息系 统功能,导致不能正常运行的情形无本质区别,都是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破坏。通过堵塞环境监测采样设备影响环境监测计算机系统数据真实性的行为,与采用技术手段直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 统一样,都直接导致了计算机信息系统运行结果错误,其与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内部数据进行篡改、删除造成不能正常运行、运行结果错误的情形并无二致。这种理解显然没有考虑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运行机理,将影响计算机信息系统输出结果的所有行为不加区分地简单同等视之,模糊了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行为的本质。在只是输入内容有误的情况下,计算机信息系统实际上还是正常运行的,此时即使输出错误,输出的也是与输入相对应的结果,不能认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也就是说,只有在采取修复、恢复等措施后,计算机信息系统才能输出正确结果的,才能认定为干扰了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行;如果仅需纠正输入数据即可产生正确输出结果,则不应认定为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了干扰。

(四)干扰行为是不改变系统运行规则的破坏行为

计算机信息系统由代码构筑规则,并通过数据的输入与输入实现其功能。对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的删除、修改、增加的行为,势必涉及对系统运行规则本身的破坏。与此相对,干扰型的破坏行为并不改变系统的运行规则,而是通过恶意利用系统的运行规则,让系统无法正常运转甚至崩溃。干扰行为可能导致系统被控制,从而涉嫌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也可能导致系统崩溃,从而成立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从技术角度看,常见的对系统的破坏行为可分为恶意软件的攻击与软件漏洞利用,这两类行为都可能在不进行删除、修改、增加操作的情况下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因而都可能属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中的干扰行为。
     

恶意软件是对非用户期望运行的、怀有恶意目的或完成恶意功能的软件的统称。早期的恶意软件主要为计算机病毒,但伴随劫持、僵尸等恶意软件的出现,恶意软件已经从计算机病毒逐渐演变为针对期望目标具有控制性、破坏性的新型恶意软件,新型恶意软件在强制执行目标软件的非法功能、限制或变更系统正常执行程序功能等方面,比计算机病毒有更大的破坏性。软件中的漏洞利用分为面向控制流的利用与面向数据流的利用。面向控制流的利用通过分析程序对输入数据的处理错误,构造出一条通过输入数据改变程序控制流的利用路径。面向数据流的方法是指在不直接影响和操作程序控制流的前提下,通过分析程序对输入数据的处理,构造出一个或多个利用输入程序改变程序数据流的利用路径。
     

DoS 攻击为恶意软件攻击的代表,SQL 注入攻击为利用软件漏洞对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破坏的常见手段。两者均可在不删除、修改、增加计算机信息系统内容的情况下实现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破坏,可视为较为典型的“干扰”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DoS 攻击主要向系统设备(主机、服务器等)发送大量虚假和无用信息,占用或消耗网络带宽、CPU 等系统资源,使网络服务质量严重下降,无法及时有效响应正常数据信号和合法服务请求,导致信号延迟和数据包丢失,影响系统稳定性,甚至使系统失控。其基本过程为:攻击者先向目标服务器发送大量虚假服务请求,服务器接收信息后处理并回答,然后持续等待反馈信息,但因收到的是虚假信息,服务器等不到反馈,系统资源被浪费。服务器处理后断开连接,攻击者又传送新的服务请求,通过这种重复攻击耗尽服务器系统资源。可见,DoS 攻击并没有通过删除、修改、增加改变目标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运行规则,恰恰是利用了其原来的运行规则,导致了系统的崩溃,因而属于干扰型的破坏行为。
     

SQL 是一种用于访问、查询和管理关系数据库的标准计算机语言。 SQL 注入攻击允许攻击者通过构造特殊的SQL 语句绕过身份验证,进而提权、修改或删除重要数据, 甚至使数据库停止服务,从而导致计算机信息系统无法正常运行。SQL 注入的实质在于,将恶意代码伪装成正常的输入数据,与正常请求拼接在一起,提交到服务器端,由数据库解析执行。如果SQL 注入先对数据库进行修改或删除,则可能构成删除、修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破坏行为或删除、修改数据型的破坏行为。但如果其直接造成数据库停止服务,且未对数据库进行删除或修改,则属于干扰型的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


五、该案及类似案件中干扰行为可能构成的犯罪

该案中,从干扰行为的对象来看,被告人拆卸监测系统排水阀,并对样本进行稀释,与第 104号指导案例相比,除了针对样本的干扰行为,还多了对监测设备本身的破坏,如果将整个监测系统都作为计算机信息系统,似乎也有对系统的破坏。然而如前所述,计算机信息系统应当与实物相区分,限于虚拟场域,因此拆卸排水阀的行为不能认定为是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破坏,例如将他人的笔记本电脑砸坏,虽必然会导致计算机信息系统无法运行,但通常并不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论处。


从干扰行为导致的结果来看,该案法院指出,案涉行为导致上述烟囱颗粒物在线监测数据明显低于实际排放数值,影响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系统正常运行,这明显是将监测系统的输出错误等同于系统的非正常运行。如上所述,系统的输出错误可能是系统的非正常运行导致的,也可能是输入数据失真导致的。本案正是因为输入数据失真导致的,而监测系统本身的运行并没有受到影响,监测系统还是按照原本设计的运行程序与规则,做出了与输入数据相对应的输出。从这一点说,该案也不具备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成立的结果要件。


那么,与该案类似的干扰环境采样的行为,是否还有可能通过刑法中的其他罪名进行规制呢?已有学者从立法论角度提出针对此种行为增设新罪予以规制的建议。例如,有观点认为,对于“第104 号指导性案例”涉及的案件类型,应当增设广义的妨害业务罪或狭义的妨害业务罪来处理,即将该类行为作为“利用计算机信息系统妨害他人开展业务”或者“在计算机信息系统外实施人为干扰”的行为予以规制。

也有观点主张,针对以棉絮堵塞等方式干扰环境质量监测系统数据采集的行为以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数据造假等问题,应考虑专门设置“妨害环境监测数据管理罪”。至于将来是否以及如何在立法论上处理该类问题,本文限于篇幅不作详细讨论,此处只讨论对于该类行为,在现行刑法之下是否有可适用的罪名。


以物理方式干扰采样的行为不可能属于“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进行修改”,因此也不符合《刑法》第 286 条第 2 款的规定。实施该行为的人员如若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则该行为可能涉嫌滥用职权罪;如若可以认定实施该行为是对污染环境行为的纵容或包庇,则该行为可能成立污染环境罪的共犯;拆卸设备本身可能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拆卸设备导致整个设备的效用受到影响,即使拆卸的设备可以再装回去,也可以认为是故意毁坏财物的行为。该案四名被告人是某焦化厂职工,是在发现排污超标后拆除监测设施的排水阀,如果排污行为已经符合污染环境罪的构成要件,则四名被告人的行为可认定为污染环境罪的帮助犯;拆卸监测设施排水阀将导致监测设备无法实现预定的监测目的,是对监测设备效用的损害,因此也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


此外,在环境监测系统样本上作假的行为,还可能成立《刑法》第 229 条规定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即承担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监测等职责的中介组织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情节严重。本罪中的“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保荐、安全评价、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监测等职责的中介组织”是指“依法承担相关中介服务职责的资产评估机构、验资机构、验证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保荐机构、安全评价机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环境监测机构等”,“人员”是指“在这些中介机构中,具有国家认可的专业资格的负有相关职责的专业从业人员”。提供的“虚假证明文件”,“既包括伪造的证明文件,也包括内容虚假、有重大遗漏、误导性内容的文件”。《2023 年解释》第 10 条规定,承担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监测、温室气体排放检验检测、排放报告编制或者核查等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情节严重的,成立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


该案中的四名被告人均为重点排污企业的职工,难以将其解释为承担环境监测职责的中介组织人员,因此其行为不成立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但指导案例第 104 号(李森、何利民、张锋勃等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的被告人完全可能成立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在该案中,四名被告人均为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的工作人员,该监测站是当时国家环境保护部确定的国控空气站点,通过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采集、处理监测数据后,上传给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数据将用于编制全国环境空气质量状况月报、季报、年报。一方面,承担空气质量监测职责的监测站,其职能在于向有关部门提供环境监测数据,以供其决策和开展相关工作,因此,监测站可视为依法承担相关中介服务职责的环境监测机构。另一方面,几名被告人干扰采样,即在环境空气质量状况报告中提供了伪造的数据,这些伪造的数据形成的文件即为虚假文件。被告人的行为完全符合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构成要件。


来源:湖湘法学评论

石亚淙,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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