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佳祺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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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刑法中常见用语的“事出有因”,由于缺乏系统性的理论解读,其虽然在司法实践中被高频率地适用,但在具体裁判上常常存在分歧。无论是实现出罪的“事出有因”还是改变定性的“事出有因”,抑或影响量刑的“事出有因”,均应具有统一适用的正当性基础和判断规则。然而,不管是客观危险有限说、主观恶性下降说,还是被害人过错存在说、期待可能性适用说,在解释我国刑法中的“事出有因”时,总存在说理上的掣肘,无法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以社会相当性理论作为解构我国刑法中“事出有因”确定行为违法性的有无、不法程度高低的基础,具有统一的解释力。社会相当性中的“通常性”的判断,能够确定“事出有因”行为违法性是否下降;“适当性”的判断最终决定“事出有因”行为违法性是否被排除。在构建刑法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背景下,以此,可以实现我国本土司法用语和阶层化犯罪论体系之间的有效兼容,为我国刑法中的“事出有因”塑造规范形象。以“事出有因”的释义为契机,也可以推进中国刑法自主知识体系微观图景的刻画。
一、问题的提出
晚近以来,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提出,催生并推进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有学者认为,我国既有的刑法学知识体系存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不够、理论体系化水平有待提升等问题。在构建自主的刑法学知识体系过程中,“刑法学界需要以开放的、自信的态度积极借鉴和吸收国外优秀的刑法理论成果,而不是排斥国外学说。”其中,如何嫁接本土知识与域外理论之间的联系,提升自主刑法知识的理论性与可解释力,是无法回避的难题之一。
众所周知,在刑法学的理论语境中,常见用语都具有确定的体系定位和明确的判断层次。比如,在行为无价值二元论的犯罪论体系中,非法占有目的属于主观违法要素,由排除意思和利用意思构成;违法性认识的有无归属于责任要素,由主观上是否具有违法性认识、客观上违法性认识错误是否不可避免来综合判断。但是,通过阶层化犯罪体系解构我国刑事司法实务案件时,常常会产生该体系与我国本土司法用语如何兼容的难题。与阶层化犯罪论体系中固有概念的使用习惯不同,我国司法实践中不少用语都具有功能的灵活性和概念的模糊性特征。其中,作为标识性概念的“事出有因”就是典型例证。
裁判大数据显示,“事出有因”在刑事案件中被参与诉讼的各方主体频繁使用,在有罪与无罪的确定、此罪与彼罪的区分,以及刑罚的裁量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我国刑事司法中常用的术语。其中,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侵害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和侵犯财产罪等三个章节的罪名中,“事出有因”的适用频率最高。依据“事出有因”的字面意思,其内涵无非是行为人虽然实施了不法行为,但是并非随意为之,而是另有原因。通过分析具体案例发现,“事出有因”发挥功能的空间过大、扮演的角色过多,成为刑事裁判中的“多面手”。“事出有因”的多元化所引发的适用类型不明确、规范基础不清晰、判断标准不统一,也常常令人费解。有学者感叹,司法实践中最令人纠结的“就是那些‘看似于法无据,但却事出有因’的案件。”
比如,在刘某某危险驾驶案中,被告人刘某某因送突发疾病的李某某去医院就诊,酒后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血液酒精浓度达到危险驾驶的程度。检察机关认为刘某某送病人去医院就诊而醉酒驾车,虽“事出有因”,但依然符合提起公诉的条件。而同样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在薛某某放火罪一案中,检察机关认为被不起诉人薛某某因对所在小区物业有所不满而实施放火行为,在作案动机上系“事出有因”,最终以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为由,对其作出酌定不起诉的处理。
目前,我国对“事出有因”的研究成果从不同维度进行了解释学分析:有从被害人过错这一角度来阐述其适用的边界问题,有从权利行使这一因素出发探索财产犯罪的认定问题,甚至有在正当防卫中讨论这一概念适用的正当性问题等等。但这些研究都是从局部视角以“事出有因”在个罪中发挥功能为中心,无法还原“事出有因”在整个司法裁判中的全貌,容易造成适用上的相互抵牾。从法律适用的统一性角度,系统地对刑法中所有“事出有因”进行规范化阐释,明确“事出有因”在刑法中的规范类型、司法适用的基本样态、发挥功能的规范依据以及适用标准,是在构建中国刑法自主知识体系背景下,刑法解释学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二、刑法中“事出有因”的类型
从哲学角度来说,有因必有果,没有无因之果,也没有无果之因。所有犯罪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作为人类自由意志支配下的产物,任何犯罪均事出有因、水流有源。因此,从最广义的角度来探究“事出有因”并没有实际意义。对于刑法中常见且无争议的定罪和量刑情节,仅以“事出有因”加以概括,也缺乏独立研究的必要性,如有学者认为防卫过当可减免刑罚就是因为“事出有因”,防卫目的属于良善的主观动因,其通常不存在明显违反法规范的意思,特殊预防必要性较低。此种类型“事出有因”可以被正当防卫所包含,并没有进行特别研究的意义。刑法中需要被重点关注的“事出有因”,是对定罪和量刑产生影响,且不归属于法定的或已在理论上形成共识的定罪量刑情节。通过对我国规范文本进行梳理发现,“事出有因”在我国刑法尤其是司法解释中大量存在。较为典型的情形包括:死刑案件的最终裁判常常受涉案行为是否系“事出有因”的影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犯罪主观动机的判断受制于“事出有因”的有无;非法拘禁罪与绑架罪的区分也依赖于“事出有因”的判断;敲诈勒索罪、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认定也和“事出有因”密切关联。
按照“事出有因”在犯罪认定和刑罚裁量上的功能,以规范为前提,本文认为“事出有因”包括三种类型,即实现出罪的“事出有因”、改变定性的“事出有因”和影响量刑的“事出有因”。
(一)实现出罪的“事出有因”
根据学术界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主流理解,刑法中“入罪必须法定,出罪无须法定”。尽管“事出有因”并不是刑法明文规定的出罪事由,但是其仍然可以因阻却犯罪成立体系中的相关要件,而发挥出罪的功能。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在相关侵犯财产犯罪认定中,“事出有因”能够实现上述效果。
晚近以来,刑法应如何准确界定财产犯罪,如何与民法协调共治涉财纠纷案件,是理论和实务中的热点问题。一种主流观点认为应通过树立民刑共治的理念,来处理刑民交叉的案件。侵犯公民财产犯罪的成立,尤其是取得占有型的财产犯罪,除了需要具备特定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之外,还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在诸多侵犯财产的犯罪中,‘事出有因’背后传达的原理是,索债不等同于以勒索财物为目的或者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此原理进一步拓展适用,在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债务往来纠纷时,即便行为人采取了在形式上符合财产犯罪的行为,通常也排除非法占有目的。”通过“事出有因”实现侵财类犯罪出罪的两种主要类型分别是:抢劫赌资(未致使被害人轻伤)和维权型敲诈勒索。
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2005年《抢劫、抢夺案件的意见》)第7条指出:“行为人仅以其所输赌资或所赢赌债为抢劫对象,一般不以抢劫罪定罪处罚。”根据这一司法解释,对于赌博参与者之间以赌资或赌债为对象的抢劫行为,在定罪量刑时需结合行为动机、对象范围及社会危害性进行综合判断。有学者认为此类行为通常被排除在抢劫罪之外,主要基于行为动机的特殊性和法益侵害的有限性。由于赌资本应被依法没收,行为人实质上是在争夺国家拟没收的财产,与普通抢劫中对公民合法财产权的侵害相比,其社会危害性存在减缩空间。司法实践中更倾向于通过民事赔偿或治安处罚实现权利救济,而非直接动用刑罚手段。
基于维权或者经济纠纷,行为人恐吓被害人并强索超额财物的行为,被称为过度维权行为或者有因型敲诈勒索。在通过私力进行权利救济的场合,即便该权利处在争议状态或者行为人对该权利的存在产生假想和误认,判例与通说也往往以“事出有因”为依据,认为行为人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权利,不存在相关财产犯罪所必须的非法占有目的,因而不能成立财产犯罪。关于过度维权或有因型敲诈勒索的刑法定性问题,一种有力观点指出,我国唐代法律中就有如存在“事出有因”,即不成立“恐喝取人财物”罪的规定,当存在维权基础事实的时候,当事人以威胁方法索要大量金钱赔偿,手段不正当,但属于“事出有因”,可以主张索赔权,所以不应认定财产犯罪。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原则上不成立敲诈勒索罪。因为行为人的手段与目的均具有正当性,至于赔偿数额,则取决于双方的商谈。
(二)改变定性的“事出有因”
“事出有因”除了能够排除犯罪的成立,还可以通过改变相关罪名的构成要件,进而实现罪名认定的区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事出有因”在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和故意伤害罪之间的界定上起着重要作用。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1979年《刑法》)在第160条中设置了流氓罪。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办理流氓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1984年《流氓案件的解答》)中进一步对流氓罪的相关行为进行解释:“聚众斗殴,一般是指出于私仇、争霸或其他流氓动机而成帮结伙地斗殴,往往造成严重后果。”“寻衅滋事,一般是指在公共场所肆意挑衅,无事生非,进行破坏骚扰。”其中,寻衅滋事型流氓罪罪状中的“无事生非”与“事出有因”内涵相反。基于反对解释的基本原理,既然寻衅滋事型的流氓罪需要“无事生非”,那么如果客观违法行为系“事出有因”,则不应构成本罪。
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经过修改(以下简称1997年《刑法》),流氓罪被分解为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等罪名。其中寻衅滋事罪的认定仍然要受“无事生非”的限定。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3年《寻衅滋事案件的解释》)第1条就规定:“行为人因婚恋、家庭、邻里、债务等纠纷,实施殴打、辱骂、恐吓他人或者损毁、占用他人财物等行为的,一般不认定为‘寻衅滋事’。”不少学者认为,基于历史解释和体系解释的理由,聚众斗殴罪的成立也应进行目的性限缩解释,即要将因民事纠纷、邻里纠纷而相互殴斗的行为从聚众斗殴罪中剥离出来,因为这些斗殴行为均系“事出有因”。很多地方司法机关也采纳这种观点,比如2011年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天津市公安局、天津市司法局《办理聚众斗殴案件座谈会纪要》就规定:“对因普通民事纠纷引发,事出有因,目标明确,杀人或伤害故意明显,不具备前述主观特征的多人实施的故意伤害、故意杀人行为,应以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防止将聚众斗殴罪泛化为新的‘口袋罪’。”
除此之外,在2018年开启的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于2019年发布的《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条也规定了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认定的排除条款,即“因本人及近亲属的婚恋纠纷、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劳动纠纷、合法债务纠纷而引发以及其他确属事出有因的违法犯罪活动,不应作为恶势力案件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十一)》)针对催收因高利放贷等产生的非法债务的行为,增设催收非法债务罪进行规制。而此前,类似的行为都被认定为寻衅滋事罪。这些立法或司法条款中,均蕴含了“事出有因”的要旨。
(三)影响量刑的“事出有因”
在司法实践中,“事出有因”使用最为频繁的场合是作为影响量刑的情节。其中,最具典型性的情形是在故意杀人案中,“事出有因”可以作为死刑立即执行裁判的重要因素。
20世纪50年代,“事出有因”就已经在我国刑事司法实务中发挥影响量刑的作用。1951年《最高人民法院对广西省人民法院所编“人民司法参考资料”(第四辑)有关婚姻、通奸、强奸等问题提出意见的函》(以下简称1951年《意见函》)第四条就指出,“原解答之‘五’(13页)认为强奸者‘如所犯情有可原,为群众谅解者’即可处以较轻之刑。我们认为既系强奸,即是认为情有可原或能得到群众谅解而予以减轻的理由,其处刑应根据其强暴手段、被奸者的年龄及因以发生之实际影响等具体情况妥为衡量”。1951年《意见函》中虽未提及“事出有因”,但此条款中的“情有可原”体现了人性关怀的情感因素,其与“事出有因”常常搭配出现,即“情有可原”的前提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包含了“事出有因”的旨趣。
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1999年《座谈会纪要》)首次在规范性文件中提出“事出有因”,并将“事出有因”的内涵具体化:“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应当与发生在社会上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犯罪案件有所区别。”“对事出有因而构成犯罪的农民被告人,则要体现从宽政策。”这一司法精神后来被总结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印发的《关于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2010年《若干意见》)中进一步指出,“区别对待不同性质的犯罪,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对因生产生活、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事出有因、针对特定对象,对社会治安秩序没有重大影响的犯罪,要着眼于和谐稳定,下大力气做好矛盾化解工作。被害人及其亲属对被告人表示谅解的,应作为酌定从轻情节,量刑时充分考虑。”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2010年《宽严相济的意见》)中得到了进一步落实。其中第22条规定,“对于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因劳动纠纷、管理失当等原因引发、犯罪动机不属恶劣的犯罪……应酌情从宽处罚”。
影响量刑的“事出有因”被融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主要发挥量刑从宽的功能,首次体现于1951年《意见函》中,并在1999年《座谈会纪要》、2010年《若干意见》和2010年《宽严相济的意见》中得到充分诠释。
三、刑法中“事出有因”的司法适用分歧
尽管我国刑法规范性文本中存在大量“事出有因”的条款,在刑事司法实务中,“事出有因”已经被广泛适用,刑法学界针对“事出有因”也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上,“事出有因”并未提供一以贯之的裁判方案,导致个案结果往往大相径庭,使得这一本土司法用语缺乏规范性的指导价值。
(一)实现出罪的“事出有因”在司法适用时存在抵牾
在侵犯财产的犯罪中,实现出罪的“事出有因”往往被认为和非法占有目的发生关联。理论和实务界一般认为,劫取赌资和过度维权的行为属于“事出有因”,行为人不具备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的非法占有目的,因而不构成财产犯罪,至多属于民间经济纠纷。但是,司法实践在具体案件的裁判中,对于实现出罪的“事出有因”的适用往往难以做到统一,导致案件处理结果截然相反。
在吴某等人抢劫赌资案中,吴某以被害人杨某当晚赌博“出千”为借口,要杨某退还自己赌博所输的赌资,遭拒时便伙同其他犯罪嫌疑人对杨某进行殴打并将杨某打伤(经鉴定轻微伤一处),抢走杨某现金人民币45000多元,并以继续殴打相威胁,要求杨某退还赌博所赢的全部钱款,检察机关以本案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决定对吴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而在贺某等人抢劫赌资案中,易某(在逃)在和被告人袁某闲聊时,提起自己在赌博中输了钱,袁某认为易某被人“杀猪”(意即被骗),提出帮助易某把输掉的钱搞回来。某日下午,袁某让被告人贺某等四人约被害人王某1、王某2、胡某1和胡某2打麻将赌博。四被害人到齐后,贺某等人将被害人控制,以四人以前和易某赌博时杀了易的“猪”为由,威胁四人出钱。在遭到殴打后,四人无奈将2.4万元现金交给贺某,并打了一张7000元的欠条。法院认为2005年《抢劫、抢夺案件的意见》第7条的适用有诸多限制性条件,并最终认定贺某等人构成抢劫罪。
对比两个案件,吴某等人抢劫赌资案采用存疑不起诉的方式终结案件,其中起决定因素的是2005年《抢劫、抢夺案件的意见》第7条的规定,即以该抢劫行为系“事出有因”,排除了吴某等人对赌资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又因为殴打行为未造成被害人轻伤以上的结果,所以吴某等人最终获得了实质无罪的处理结果。但是,贺某等人抢劫赌资案没有按照同样逻辑进行裁判。法院在处理该案时,对2005年《抢劫、抢夺案件的意见》第7条的适用,增加了两个限制条件:时空限制——抢回所输赌资行为应当发生在赌博活动当场;数额限制——抢取财物未明显超出自己所输赌资的范围。行为人以所输赌资为抢劫对象的,只有在同时符合时空限制及数额限制两个前提下,才能依据2005年《抢劫、抢夺案件的意见》第7条规定,不以抢劫罪定罪处罚。但是在赌博活动结束后,又纠集他人共谋对赢钱人实施抢回赌资的行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构成抢劫罪。
显然,上述两个案件在对“事出有因”排除非法占有目的的解读上存在相互抵牾之处。抢劫赌资的情形无非有两种,一是以赢取但对方尚未支付的赌资为对象进行抢劫,二是以输掉且转移给对方的赌资为对象进行劫取。这两种情形中,赌资均由被害人占有,行为人使用暴力、胁迫的方法打破被害人对赌资的占有,建立自己或他人对赌资的占有状态。两起案件均存在这一对占有进行打破和重建的过程。如果前一案件可以排除被不起诉人对赌资的非法占有目的,那么后一案件也不应附加时空和数额的限制,作出完全相反的裁判。
在过度维权的案件中,司法机关在对国内具有影响力的案件运用实现出罪的“事出有因”时,所产生的结果也大相径庭。
在黄静涉嫌敲诈勒索罪案中,黄静购买的华硕笔记本电脑出现故障,在修理过程中,华硕的工程师把电脑上的CPU更换成了工程测试版的CPU,这种CPU性能稳定性差,是英特尔公司明令禁止在市场销售的。黄静发现以后,以向媒体曝光为威胁,向华硕索要500万美元的赔偿。华硕公司报案,2006年3月7日,黄静被刑事拘留后被批准逮捕。2007年11月9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对黄静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和国家赔偿决定,并明确指出:黄静的索赔不是一种侵害行为,而是维权行为,索要巨额赔偿属于维权过度但不构成敲诈勒索犯罪。
而在李海峰敲诈勒索罪案中,李海峰购买了四包今麦郎方便面,食用后出现腹泻腹痛的情况,接着发现醋包内有疑似“玻璃碴”的物体,且四包方便面均已过期。随后李某某以找媒体曝光为要挟,向今麦郎公司提出索赔300万元的请求。在维权期间,李海峰以个人名义联系了上海、西安的两家检测机构对醋包的相关成分进行检测,最后西安的检测机构检出醋包内汞含量超标。李海峰的索赔请求遭到今麦郎公司的拒绝后,通过自媒体进行曝光。今麦郎公司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法院认定李海峰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两万元人民币。
上述两个案件所涉罪名相同,维权模式相似,都属于“事出有因”型的维权勒索行为,但是黄静获得无罪的结果,而李海峰被认定构成敲诈勒索罪。两个案件在国内影响较大,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事出有因”型的敲诈勒索行为定性仍然没有达成共识性的意见。
(二)改变定性的“事出有因”的适用稳定性不足
如上文所述,“事出有因”作为“无事生非”的相反概念,往往被用作否定流氓罪及其衍生的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成立的理由。但在实际的司法判断中,“事出有因”不仅无法统一地排除聚众斗殴罪的违法性,而且在将“无事生非”作为法定构成要件要素的寻衅滋事罪的适用中,都很难发挥稳定的出罪功能。
在邢某、鞠某等寻衅滋事、故意毁坏财物案中,被告人鞠某因房产租赁纠纷,多次向被害人王某催收房租未果,遂求助于被告人邢某,经商议,由邢某先后纠集被告人戴某、李某、刘某、伍某等人,以寻衅滋事、故意毁坏财物的方式,逼迫被害人王某交纳租金或腾房,并造成被害人财产损失。法院认为被告人邢某、鞠某等人虽然不属于恶势力犯罪,但构成寻衅滋事罪、故意毁坏财物罪。
法院作出上述裁判的理由是:本案系“因合同纠纷引起,出于实现自身民事权益的目的,临时纠集他人,在较短时间内对特定对象多次实施恶势力惯常犯罪行为,未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不符合恶势力犯罪‘为非作恶’的本质特征,因此,邢某、鞠某等人不应被认定为恶势力犯罪……但是,合法的民事权益应当通过正当的程序来实现,通过合法的渠道寻求救济,本案虽属事出有因,但其为实现民事权益而采用寻衅滋事、故意毁坏财物的手段行为,本身已侵犯了刑法保护的相关法益,应当依法予以惩处。”
法院在处理本案的过程中存在明显的矛盾:一方面认为被告人寻衅滋事、故意毁坏财物的行为是“事出有因”,根据2019年《黑恶势力案件意见》第5条和第8条的规定,认定其行为不符合黑恶势力犯罪的本质特征,否定了被告人构成黑恶势力犯罪的指控;另一方面却没有继续以“事出有因”来排除寻衅滋事罪的认定。按照前述“事出有因”在流氓罪及其衍生的扰乱公共秩序犯罪中的功能,无论是根据1984年《流氓案件的解答》还是依据2013年《寻衅滋事案件的解释》,如果客观违法行为系“事出有因”,就不应构成寻衅滋事罪。本案黑恶势力犯罪的评价基础就是寻衅滋事行为和故意毁坏财物的行为,既然寻衅滋事罪不成立,黑恶势力犯罪自然也难以成立。本案的裁判在扰乱公共秩序犯罪内部对“事出有因”进行选择性适用,凸显了“事出有因”在适用上的不稳定性。
通说认为,聚众斗殴罪作为流氓罪分裂出来的重要罪名之一,基于体系解释,其成立理应具备“无事生非”的流氓动机。相关规范性文件也采纳了这种观点,认为因民事纠纷引发的聚众斗殴不应被认定为聚众斗殴罪。
但是,在施某某等17人聚众斗殴案中,西岑村与子英村相邻,原本关系友好,但因土地及排水问题发生纠纷。某日,犯罪嫌疑人施某某等9人带领数十名西岑村村民,犯罪嫌疑人李某某等8人带领数十名子英村村民,手持器械在施工工地,即两村交界处对峙,并相互扔石头,导致出警民警被打伤(未达到轻微伤),警车被砸损。石狮市人民检察院认为:施某某等17人的行为构成聚众斗殴罪,但由于本案案发是“事出有因”,不具有报私仇或争霸一方的目的,从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出发,以及从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的角度考虑,决定对施某某等17人作出酌定不起诉。
尽管本案是以人民检察院不起诉终结,但是该不起诉类型是酌定不起诉,而非没有犯罪事实的法定不起诉。换言之,人民检察院并不认为施某某等人的聚众斗殴行为是“事出有因”进而不构成聚众斗殴罪。对此,有学者质疑“对于施某某案,检察机关做出了相对不起诉的决定,其前提是施某某等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聚众斗殴罪……显然,检察机关认为没有私仇或争霸一方的目的,也就是所谓流氓动机,聚众斗殴罪也是可以成立的,只是在处罚的时候应当考量的一个因素。因此,检察机关对本案做出了相对不起诉的决定”。但是,一起本应绝对无罪的案件,如何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并最终以一种折中的方法结案,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三)影响量刑的“事出有因”适用时常被架空
尽管1999年《座谈会纪要》、2010年《若干意见》和2010年《宽严相济的意见》均强调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引起的犯罪,在处罚上要做到该宽则宽,慎用死刑,司法裁判中仍然难以做到统一处理。有些故意杀人案件因系“事出有因”,能够让犯罪人免于被执行死刑,而有的故意杀人罪被告人即便同样有“事出有因”这一量刑情节,也难以逃脱被判死刑立即执行的命运。
比如在王志才故意杀人被判死缓案中,被告人王志才与被害人赵某某(女,殁年26岁)系专科学校同学,并确立男女朋友关系。其后,赵某某升入本科继续学习,王志才则选择就业。2007年,王志才与赵某某商议结婚,遭到赵某某家人的反对,赵某某也提出分手,但在王的坚持下仍然保持联系。2008年王志才在赵某某宿舍提及结婚事宜遭拒后,心生杀意,持宿舍尖刀连续捅刺赵某某颈部、胸腹部、背部,致被害人死亡。案发后,王志才对赵某某亲属积极赔偿,但未与被害人亲属达成赔偿协议。最终法院判处被告人王志才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本案的裁判要旨指出:尽管被告人的犯罪手段残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是鉴于本案系“事出有因”,即因恋爱、婚姻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又有坦白、赔偿等从轻处罚的情节,故而作出死刑缓期执行的裁判。又由于本案被害人亲属对被告人不予谅解,要求严惩,法院同时决定限制减刑,以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形成对比的是,在李昌奎故意杀人被判死刑立即执行案中,被告人李昌奎因求婚遭拒,欲泄愤想报复被害人王某飞。2009年5月,李昌奎与王某飞发生争吵并抓打,将王某飞掐晕后实施强奸。王某飞醒后,李便提起条锄打击王某飞头部致王当场倒地。与此同时,李昌奎提起被害人王某红(王某飞的弟弟,殁年3岁)的手脚,将其头猛撞房门致其死亡,王某飞、王某红的死亡原因均系颅脑损伤伴机械性窒息。本案也是因恋爱、婚姻矛盾引起的杀人案件。虽然李昌奎有自首、赔偿等减轻处罚情节,但因犯罪手段残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宣判:改判李昌奎死刑立即执行。
上述案件最终裁判结果的巨大差异,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有人认为,两起案件裁判差异的原因是李昌奎故意杀人案的情节更为恶劣,李昌奎不仅存在杀人行为,而且有强奸行为,与此同时,对年仅三岁的幼儿实施暴力。这挑战了社会一般人的善良风俗和恻隐之心,属于“令人发指”的杀人行为,应该被评价为“手段残忍”。另有学者则对上述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不能将适用死刑立即执行标准即“手段残忍”这一条件泛化。“手段残忍”主要是指杀人时所采取的方式令人难以接受,如用多种工具杀害被害人,用一种工具多次杀戮,使被害人长时间经受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或杀害被害人,使被害人面目全非、身首异处等等,而不取决于所杀对象的多少或者所杀死者是不是妇孺老人。本案中,李昌奎采取摔死的方式杀死被害人,很难说一定就是手段残忍。从理论分析的角度来看,在讨论王志才和李昌奎故意杀人案的区别时,他们并没有将“事出有因”放在重要的位置进行分析,而更多的是从犯罪人的手段是否残忍的角度展开论战。从裁判对比的角度来看,即使将李昌奎的故意杀人行为认定为手段残忍,也不能合理解释为何李昌奎被判死刑立即执行,而王志才被判处死缓。因为王志才故意杀人案也被法院认为是“手段残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两个案件的案发均是“事出有因”,王志才仅有坦白、赔偿等从轻量刑情节,而李昌奎除了有赔偿这一从轻处罚情节外,还有自首等减轻处罚情节。也就是说,王志才和李昌奎都具备同样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基础条件,且李昌奎比王志才有更多的从宽量刑情节,但是最终的裁判结果完全相反。这似乎表明杀人行为是否“事出有因”,在影响是否最终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方面几近失灵。1999年《座谈会纪要》、2010年《若干意见》和2010年《宽严相济的意见》等规范性文件所确立的通过“事出有因”来影响死刑裁判的规则被架空。
四、刑法中“事出有因”的基础之争与反思
“事出有因”是经过长时间实践经验积累所形成的本土刑法概念,司法机关在适用这一概念裁判案件时,有着极为丰富的案例素材可供参考。但是,“事出有因”的案件处理仍然存在冲突和混乱,原因恐怕和其体系定位不清、适用的正当性不足有关。这就导致其适用标准本身“说不清,道不明”。当前,关于“事出有因”在刑法中得以适用的基础,理论界有多种不同观点。总体而言,相关观点主要是从违法和有责两个层面展开,较为主流的有四种学说:客观危险有限说、主观恶性下降说、被害人过错存在说和期待可能性适用说。
(一)客观危险有限说
学术界早期观点认为,“事出有因”型案件的社会危害性低于普通犯罪,原因在于此类案件针对的犯罪对象特定,所以法益侵害程度较低。
有学者认为,1999年《座谈会纪要》、2010年《若干意见》和2010年《宽严相济的意见》等规范性文件,之所以对因民间矛盾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适用死刑持审慎立场,是因为此类案件均属“事出有因”,是针对特定对象实施的犯罪。以贾敬龙故意杀人案为例,该案就是因民间纠纷引起,与普通刑事案件有所区别。贾敬龙因民间矛盾而杀人,并不是滥杀无辜致多人死亡,不应当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无独有偶,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曾专门撰文,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12号指导性案例——李飞故意杀人案。该案也被认为是典型的“事出有因”型故意杀人案。被告人李飞因琐事纠纷与其前女友徐某某产生矛盾,后实施杀人行为。之所以没有对其适用死刑立即执行,是因为“李飞的犯罪对象特定,因与其前女友的矛盾激化而案发,事出有因,这种情况与发生在社会上针对不特定对象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有所区别”。既然因民间矛盾而发生的故意杀人案件,客观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那么由泛亲友关系之间的矛盾引起的故意杀人案件更是如此。基于中国传统的家庭、亲友伦理观念,当事人之间有恋爱、婚姻、家庭或亲友关系,因处理不当产生矛盾进而发生杀人案件,该类案件的犯罪对象只局限于与其有矛盾的被害人,不会导致被害对象的不确定或扩散,“其对社会一般成员造成的危险感、惊恐感较小,社会危害性较小。因此,立法上对泛亲友关系间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评价一般轻于其他无关系人之间的犯罪。”有学者解释称:以“事出有因”型案件的客观违法性小这一论证方法,“更有利于受害者理解该案审方的裁判思维”。
一种有力的观点也以客观危险有限说来解读寻衅滋事罪和故意伤害罪之间的区别。其认为故意伤害罪的法定刑要比以寻衅滋事罪为代表的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的法定刑轻,是因为故意伤害罪针对的是特定个人的犯罪,不具备扩散性特征,而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等扰乱公共秩序的犯罪,侵害的对象较为随意,对作为集体法益的社会秩序侵害较大,社会危害程度更高。因此,因民间矛盾而在公众场合对特定被害人实施拦截、追逐、殴打等行为,虽然在行为方式上与寻衅滋事犯罪相似,但不能被认定为具备随意性,而是“事出有因”,一般不宜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如若导致被害人轻伤以上的后果,则以故意伤害罪论。
(二)主观恶性下降说
除了通过客观危险性来解读“事出有因”型案件的社会危害性之外,学术界还有观点认为,社会危害性大小的判断,除了以客观上法益侵害程度为依据之外,主观恶性的高低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这符合行为无价值二元论对违法的评价尺度。因为动机及其起因是考察犯罪的重要情节之一。如果行为人实施犯罪系“事出有因”,那么其犯罪动机就是常态犯罪动机,主观动机不卑劣,社会危害性就小。而行为人出于变态心理,没有缘由地随意实施犯罪,其犯罪动机就属于卑劣的,反社会、反规范性程度就高,社会危害性就大。
比如,在故意杀人罪的案件中,如果行为人和被害人之间因婚姻、恋人、家庭、邻居等关系处理不当,经年累月积累了矛盾,进而发生杀人行为,这类行为人往往因受到婚外情等强烈刺激而产生杀人的意图,其主观上往往不具备卑劣的动机。“事出有因”型的犯罪,行为人主观恶性小还可以通过催收非法债务罪来佐证。有学者认为,催收非法债务的行为之所以明显轻于抢劫和敲诈勒索,就是因为债务虽然违法,但行为人对规范的违反和反社会的程度都远远弱于抢劫与敲诈勒索。
有学者总结指出,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犯罪主体与被害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是衡量行为人主观恶性程度的关键标尺。家庭、恋爱、邻里等泛亲友关系中的犯罪行为,往往产生于特定情感纽带下的矛盾激化。例如在故意杀人案件中,行为人因长期家庭暴力或情感纠纷实施的犯罪,其犯意形成具有明显的情境性与应激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明确将此类因家庭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排除于死刑适用范围之外,正是基于行为人主观恶性显著低于预谋性犯罪的价值判断。
(三)被害人过错存在说
“被害人过错指的就是被害人出于主观上的故意或过失,侵犯他人合法利益,诱发他人的犯罪意识、激化犯罪人的犯罪程度的行为。”被害人过错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常常被作为重要的辩护理由和裁判依据。以某人民法院的裁判数据为例,在该法院每年审理的故意杀人案件中,50%以上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过被害人存有过错。全国法院系统的审判数据显示,在被害人存在过错的案件中,法院裁判被告人适用死缓的比例超过40%。被害人存在过错的案件,刑法之所以要对被告人减轻刑事责任,是因为人类对于他人存在过错的行为,会产生自然的应激反应,即“立即对过错行为的实施者实行反击”。
以此理论为基础,有学者认为在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引起的暴力侵害人身安全的犯罪中,一般都存在被害人过错,即被害人具有贪欲、报复、挑衅或其他会引起、激化矛盾的主观意图、客观行为。在被害人有直接过错或间接过错的情形下,行为人实施故意杀人行为,也不应当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即便存在来自被害人家属的压力。这也是1999年《座谈会纪要》的要旨所在。
还有学者认为,对于被害人先有过错而导致的“事出有因”型绑架,虽然客观上具备与绑架罪相同的违法要素,但是因存在被害人过错,如果机械地适用规范,直接认定行为人构成绑架罪,则会导致罪责刑不协调。“更将在当事人心中埋下司法不公和仇恨的阴影,不利于实现刑罚目的,造成社会不安定的新隐患。”对于因被害人过错而导致“行为人为了实现单方面主张的债务或者达到某种目的,强行挟持、扣押并支配、控制被害人,然后向其本人、家属索要钱财作为赔偿或者做出其他要求的行为”,宜以非法拘禁罪或者敲诈勒索罪定性。
(四)期待可能性适用说
在规范责任论的语境中,能够对行为人进行非难的前提在于,其除了具有责任能力与主观罪过,还具有实施合法行为的可能性,即他行为可能性。主流观点认为期待可能性理论在缓和法律严酷性与人性弱点间的紧张对立上,具有良好的功效。有学者主张,很多犯罪行为有其特定的原因和背景,这些原因虽然不是法定出罪或从宽处罚的事由,但基于情理可以被原谅,进而获得同样的法律效果。“事出有因”是司法对作为社会非正式规范的情理的接纳。其能够被司法所采纳的法理则是期待可能性理论,即“个案中的事出有因多数可以通过不具有期待可能性进行等同理解”。
不少学者通过“期待可能性”对刑法中各类“事出有因”的案件进行解读,如许霆案之所以从一审被判无期徒刑,到二审发回重审改判为五年有期徒刑,就是因为该案案发系ATM机自己出现异常,诱发许霆产生贪念,促使其实施犯罪行为。该案中隐含了“事出有因”和“期待可能性”的理论内涵,给了法官基于情理进行裁判的空间。对于“事出有因”的重婚,如因逃离包办、买办婚姻、婚后遭受配偶虐待、配偶在外下落不明等,导致行为人生活困难,在原婚姻尚存续期间,与他人结婚或形成事实婚姻的,不宜按照重婚罪来认定。其中的原理就是考虑到期待可能性理论。对于《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催收非法债务罪,有学者认为也蕴含了期待可能性的法理。即便是放高利贷,在民法上也非完全违法。民法仅规定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在高利贷关系形成时,只要是双方自愿,高利贷借入人就应对本金和合法范围内的利息予以返还。当借入人到期不归还借款和利息,高利贷借出人自然会以“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社会共通规则,向债务人追讨本息。也就是说,由于出借人有权追讨本金部分,讨债行为属于“事出有因”,我们不能期待行为人发放高利贷之后不去向债务人追讨。所以立法才设置独立的轻罪来规制催收非法债务的行为。
(五)学说的反思
对于“事出有因”的正当性基础,刑法理论界给出的客观危险有限说、主观恶性下降说、被害人过错存在说以及期待可能性适用说,都从个别角度予以了说明。但是,上述学说既无法为“事出有因”型案件提供具有统一性的解释路径,也存在理论应用上的个性化缺陷。
学说的合理性在于能够给类型化的问题带来协调相容的理论供给。从整体解释的角度而言,客观危险有限说和被害人过错存在说,都是以“事出有因”的案件有被害人为前提,但是刑法中也存有大量无被害人的犯罪,同样可能“事出有因”,如前述的“重婚罪”,通过这两个学说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引起的犯罪案件,并非无法期待行为人保持克制,通过更为平和的手段或者合法的途径解决矛盾,因此用期待可能性理论解释行为人不具有他行为可能性,也实在过于牵强。对于因民间经济纠纷而残忍杀害他人的行为,也很难否定行为人犯罪动机的卑劣性。
此外,从四种学说各自的论证来看,上述观点也难以承担起合理解释“事出有因”适用正当性的任务。
首先,客观危险有限说不具有客观性。客观危险有限说认为“事出有因”的犯罪案件,针对的犯罪对象较为特定,不会扩散,所以相对于一般犯罪而言社会危害性较小。但是,这种观点并不符合犯罪的实际情况,“事出有因”的犯罪所指向的对象未必特定。以前述李昌奎故意杀人案为例,在该案中,被告人李昌奎不仅杀死了与自己有恋爱纠纷的王某飞,而且将无辜的3岁男孩杀害。无独有偶,在李飞故意杀人案中,李飞不仅杀害了前女友徐某某,而且还用铁锤多次击打徐某某的表妹王某某头部,致其轻伤。该两起案件都是因恋爱纠纷引起,是典型的“事出有因”型犯罪案件,但行为人在犯罪对象的选择上并不克制,二人不仅伤害与其存在婚恋矛盾的对象,而且将无辜的第三人甚至是婴幼儿杀害。法院在最终的生效裁判上,判决李昌奎死刑立即执行,而李飞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一方面说明,“事出有因”的刑事案件,并不能得出犯罪对象特定、社会危害性更小的结论。相反,非“事出有因”的犯罪至多具有犯罪对象随机的特点,但不一定会危害多数人的法益。不能以想象的场景论证实际发生的案情。因此,“事出有因”的犯罪客观危险有限,所以要从宽处罚的论证并不科学严谨。这另一方面也说明,单纯的“事出有因”也不是决定法院是否作出从宽裁判的依据。
其次,主观恶性下降说缺乏可衡量性。“主观恶性是指由犯前、犯中和犯后行为表现出来的犯罪人的恶劣思想品质,具体表现了犯罪人应受道义上和法律上责难的程度。”主观恶性下降说认为“事出有因”的犯罪案件,行为人与普通犯罪的行为人相比,主观动机卑劣程度要低,所以社会危害程度也更小。但是,主观恶性具有可隐藏性,也缺乏可衡量的标准。案件是否“事出有因”很难与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动机建立起直接关联。主观恶性下降说的主张者无非是认为,“事出有因”案件的行为人往往是受到强烈的外界刺激而实施侵害行为,而这种刺激又来源于被害人过错。但是,这显然将主观恶性较小和被害人存在过错混为一谈。另外,“事出有因”的行为人的犯罪动机未必不卑劣,普通犯罪的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也不一定更恶劣。仍以前述李昌奎故意杀人案为例,该案虽然是婚姻、恋爱纠纷引起的,但是李昌奎残忍杀害无辜的三岁男童,主观恶性不可谓不大。因此,其之所以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就是因为他在“对善良风俗和人类恻隐心”进行挑战。
再次,被害人过错存在说有适用泛化之嫌。存在被害人过错的案件都可以说是“事出有因”,但是“事出有因”的案件,被害人的行为未必能够被评价为具有过错。理论上来说,“在事出有因的案件中,被害人行为大多存在轻微过错,但此类过错行为在日常生活中具有高发性与普遍性,基本不影响社会良好的法秩序对其提出的应然期待”。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过错不同于一般话语环境中的过错,具有其自身特定的含义。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是指被害人出于主观上的过错实施了错误或不当的行为,且该行为违背了法律或者社会公序良俗、伦理规范等,侵犯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或其他正当利益,客观上促成了犯罪行为发生。司法实践中对被害人过错的认定较为严格。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旨指出,要认定存在被害人过错,起码需要被害人实施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或者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伦理规范,应当受到社会的否定性评价。并且,这种应受谴责性应当达到一定的程度,轻微的过错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在司法实践中,通常认为,只有被害人的言语或行为对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比较恶劣的影响或比较严重的损害,为常人所不能容忍时,才属于刑法评判的范畴。可见,刑法中被害人过错不是简单形式意义上的过错,而是能够让行为人的违法性或者责任减弱的实质性过错。如此一来,诸如因被害人参与赌博赢得犯罪人的赌资,犯罪人为了要回输掉的赌资对被害人进行非法拘禁、殴打,意图索回赌资的“事出有因”型勒赎,并不存在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
最后,期待可能性适用说突破了其例外适用的本色。德国虽然是期待可能性产生的母国,但是该国学者认为期待可能性理论有两个缺陷,一是作为阻却责任的要件,其标准过于模糊;二是其适用可能损害刑法的一般预防性作用。因此,只有涉及“个人和他人生命权的冲突”这样的问题,或者行为人精神上受到了强大的逼迫,才有可能适用期待可能性理论。这便确立了期待可能性例外适用的功能定位。目前日本对期待可能性也采取同样的立场,尽管在二战以后,日本为了在经济恢复时期缓和刑罚的严酷性,以及帮助国民重建生活的正常秩序,在司法实践中曾多次使用过期待可能性理论,但20世纪50年代以后,日本的刑事司法实务中提到期待可能性的判例越来越少。这是因为日本经济已经恢复,社会秩序逐渐稳定,无需再利用期待可能性。同时,随着刑事司法日益精细化,日本实务界普遍认为,该理论缺乏实体法上的根据,学说、判例中也没有“充分地给出其意义、理论构成和适用界限”。反观我国,有学者认为,我国刑事司法没有引入期待可能性的必要,并称这一“理论缺乏跨情境信任度,一是我国刑法中没有相应的刑法规范,二是纯粹规范主义的推论不符合我国事实、规范混合的传统本体论预设,不应当作为值得继受的理论”。即便可以将期待可能性作为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也只有在例外场景下方可适用,即仅能作为“调节性而非一般性的刑罚恕免事由;至于调节范围,宜限定在‘问题的高峰和顶点’即生命权冲突之时,亦即只在损害同等价值生命法益的紧急避险中有限度地使用这一理论;随意使用期待可能性理论只会导致对人性弱点的廉价同情”。“事出有因”是我国刑法中常见的出罪或从宽量刑的事由,在司法实践中被大量适用。如果认为其适用的正当性基础是期待可能性,就意味着司法机关在偷梁换柱,将期待可能性理论用“事出有因”进行包装,突破期待可能性作为例外性的责任阻却事由的角色定位。
五、社会相当性:刑法中“事出有因”正当性基础之确立与展开
为了弥合我国刑法中的传统术语与阶层化犯罪体系在适用上的间隙,必须寻找一种更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对我国刑法相关概念进行解构,以兼顾刑法的本土特色和刑法规则的统一解释。如上文所言,无论是客观危险有限说、主观恶性下降说还是被害人过错存在理论、期待可能性适用理论,在解释“事出有因”在刑法中适用的正当性时,都存在论证不统一和说理不充分的困境。比较而言,德国刑法学者韦尔策尔(Welzel)提出的社会相当性理论能够弥补上述缺陷,为“事出有因”适用的正当性基础提供相对统一和合理的注脚。
(一)社会相当性功能与标准
对于作为规范学的刑法学而言,将何种理论作为违法、有责和犯罪的基础,是构建理论体系时的核心任务,同时也会影响具体案件的判断。因此,刑法学需要从如何能够无矛盾且合理地解释在社会中被认为具有违法性、有责性的行为这一角度构建犯罪体系,并通过这一解释真正触及犯罪的本质。尽管犯罪是违法、有责的行为类型,但在本质上可以将其理解为“社会难以容忍的侵害行为”。事实上,正因为犯罪行为是社会难以容忍的行为,它才值得受到刑罚这种严厉制裁。与之相反,对于社会所接纳的行为,即便存在物质层面、形式层面的侵害,其社会侵害性最终也会被否定。因为,这类行为从一开始就不具备犯罪的实质。若将社会相当性定位为社会侵害性的反面,那么通过直接认定行为具有社会相当性,理应能够否定社会侵害性。
社会相当性这一理论是由韦尔策尔在其1939年发表的《刑法体系研究》一文中提出的,自问世以来,便被广泛地关注、讨论和应用。韦尔策尔提出的社会相当性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在历史形成的社会伦理秩序框架内实施的行为,即便造成了法益侵害,也不构成违法。他将社会相当行为界定为“完全在‘常规的’、历史形成的社会生活秩序框架内”实施的行为形态,并指出社会相当行为“绝非社会模范行为,而是在社会行为自由范围内的行为”。并且,“历史形成的社会生活秩序”是像网络一样广泛铺开的规范性规则的集合体。这意味着,某一行为虽然在形式上符合某一犯罪构成要件的描述,但由于其具有社会相当性,因此在实质上并不属于不法行为。
韦尔策尔以“杀死蚊子的行为与出于正当防卫杀死他人的行为”进行对比,将具有社会相当性的行为划分为两种类型:不存在一般禁止性规定的社会相当行为,存在一般禁止性规定的社会相当行为。从法律评价来看,打死蚊子的行为与出于正当防卫杀死他人的行为在“被允许”这一点上并无不同。然而,对这两种行为形态的评价在前提上存在差异。打死蚊子这一行为本身就是被允许的。从前提性来看,法律上不存在与“杀死蚊子”这一行为描述相对立的禁止性规定。基于这一点,可以对此类社会相当行为给出如下定义:无论是在一般层面还是在具体情境层面,均不属于任何禁止性规定所针对的对象。与此相反,正当防卫是一种获得法律认可的事由——即便存在禁止实施某类行为的一般性规定,在特定条件下仍允许实施该行为。杀人的禁止规定与基于正当防卫的允许,在“杀人”这一行为描述下形成竞合,而此时,基于正当防卫的允许,为具体案件中排除杀人禁止规定的适用提供了依据。换言之,杀人的禁止规定会结合具体案件,因正当防卫的允许而失去效力。由此,这种具有社会相当性的行为是指,该行为虽符合一般性的禁止规定,但在具体情境中,因存在特殊事由而被允许。如果某一行为在所有可能的描述中均未被刑法禁止,那么该行为在刑法上不具有重要性。刑法需要系统研究的是存在一般禁止性规定的社会相当行为。
在明确社会相当性的概念和类型之后,接下来需要确定其在犯罪体系中的定位。关于社会相当性的体系定位,主流观点是将其视为违法阻却事由。但是其中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方向。一种是将社会相当性作为和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同样的、独立的违法阻却事由。有学者将独立意义的社会相当性的正当化依据归于习惯法。例如,通过略显夸张的宣传吸引顾客交易,若造成的损失属于该交易惯例中“常见且不可避免”的情况,则即便可能违反某些法规,也可能不构成诈骗罪。另一种是将社会相当性作为违法阻却的统一性原理,用于对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被害人同意等常见的违法阻却事由的解释。本文倾向于采纳更为主流的观点,即如果将社会相当性作为独立的违法阻却事由,将与构成要件该当性判断之间存在混合;同时,社会相当性能够为其他违法阻却事由提供基础性依据。以正当防卫为例,面对不法侵害的冒犯,防卫人实施自卫行为,不仅符合历史形成的社会秩序,而且是人类正常的生理反应。因此自卫行为属于自然的举止,防卫人行为的不法程度大幅降低。至于该违法性是否完全被阻却,则还要受到利益衡量的限制。这便解释了为何防卫行为不过当时完全排除不法,而防卫过当时其不法程度也远低于普通犯罪行为。社会相当性与其他相关理论相互补充,更适宜作为违法阻却事由的一般性原理。
社会相当性理论虽具有极强的解释力,但也存在自身固有的问题,其中备受理论批判的弱点在于其标准模糊和存在误导风险。批判性观点指出,一方面“具有社会相当性的行为不具备不法”这一观点看似容易理解,但隐藏在这一认知背后的并非逻辑上具有说服力的结论,反而只是概念上的不言自明之理。这些概念终究仍模糊不清,既无法勾勒出法律发现的轮廓,也不能为有争议的区分提供便利;另一方面,将“具有社会相当性的”行为等同于“社会中常见的”“社会生活中的日常行为方式”,或是完全停留在历史形成的“常规的”社会生活秩序框架内的行为方式,这种做法存在价值引导上的风险。假设在“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已常态化的社会”,如果以“大家都这么做”为由免除行贿罪的处罚,腐败之风会迅速蔓延。此外,如果在抢劫频发的治安恶劣地区,抢劫犯主张自己的行为具有社会相当性而要求排除不法,显然是荒谬至极的事情。
本文认为,社会相当性理论固然存在模糊性地带,但是规则的明确性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侧面,它要求作为禁止性或命令性规范的条文需表述清晰,避免模糊性,以实现法律指引功能并保障公民合理预期。但是,社会相当性判断标准的模糊性既难以避免,也没有达到罪刑法定原则所要求的明确性程度。第一,刑法中作为解释工具为违法判断提供测量尺度的相关理论,往往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模糊性。以法益理论为例,法益被认为需要明确具体,从而能够精准地指导构成要件的解释。但是,实际上法益理论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扩张,导致秩序法益、集体法益、精神法益等内涵缺乏明确性的概念不断产生,使得诸多法定犯的本质法益变得模糊不清。对比而言,社会相当性判断标准存在模糊性并非刑法中独一无二的现象。第二,社会相当性是实质违法性判断的基础性原理,其只能用来限制刑罚的发动,而不能起到扩张刑罚的功能。以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为代表的实质违法性判断是出罪判断,不同于以构成要件该当性这一形式违法性判断为代表的入罪判断。“入罪须法定,出罪无须法定”即表明,明确性原则在对形式违法性判断和实质违法性判断、入罪判断和出罪判断的要求上存在本质不同。作为出罪基础的理论无须达到与入罪要件同等的明确性程度。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出罪可依据伦理,也可根据政策,但伦理和政策如果作为入罪的依据则必然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对比来看,伦理与政策在模糊性程度上比社会相当性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社会相当性标准的模糊性并不影响其判断层次的构建,以增强该理论的可操作性。根据社会相当性的词语构成,可以将其划分成两个部分,即“社会”和“相当性”。前者代表了行为的“通常性”,即行为不仅涉及个人或个别的群体,而且是具有整体社会习惯的性质;后者则代表行为的“适当性”,即应检验具有普遍性的行为在经过价值衡量后,是否为社会可接受的,或至少是社会所容忍的。进而,社会相当性的判断可以按照“通常性”判断即行为是否属于通常举止,以及“适当性”判断即该举止是否符合利益衡量两个层次进行。
通过社会相当性的基本概念,容易将其判断标准中的“通常性”误解为等同于行为“发生频率高”。这种误读引发前述学界对社会相当性的批评——社会相当性将鼓励犯罪。因此,关于“通常性”的判断标准,需要纠偏的是,“通常性”并非指某类行为的发生频率,而是与社会对该行为的习惯性态度相关,即如果该行为“不是严重偏离历史所形成的社会生活习惯”,便容易被社会所接受。“通常性”的判断需要依赖于习惯法。依据罪刑法定原则,习惯法虽然原则上被禁止适用,但当其适用有利于被告人时,则允许援引。据以认定“通常性”的习惯应具备两个条件:一为持续时间较长、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的习惯;二为人们普遍认为该习惯具有正当性基础,并因此认为该习惯对生活在此的人具有拘束力,即便该习惯并没有被成文法所确认。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习惯法也会随着时间的变迁和人们普遍认知的转变而发生变化。某个阶段被认为是通常举止的行为,可能会在另一个时间段被认为是难以被接受的举动。
“适当性”的判断必须结合利益衡量进行分析,要将各种利益冲突纳入评估体系。例如,冲突利益之间的等级、行为人与被害人之关系、处理方式给社会带来的正负效应等等。利益衡量不应被理解为简单的法益对比,其包含的内容更为广阔,包括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动态平衡。比如在新技术发展过程中,为了保护技术创新给人类整体福祉带来的提升,就需要克制刑法介入因技术发展而导致部分个体利益的受损。客观归责中的允许性风险规则就是利益衡量的产物。正如罗克辛教授所言:“准许驾驶机动车是建立在一种整体权衡的基础上的。”
当行为符合“通常性”,即表明该行为契合人们经过长时间形成的习惯规则,且人们基于习惯法认为相应的习惯规则具有正当性、拘束力。即便该行为未必获得正式成文法的确认,也会使其规范违反程度大大降低。行为经过“通常性”判断之后,还要进行“适当性”的审查。当行为也符合“适当性”时,即说明该行为经过利益衡量后,没有导致社会整体利益的下降,行为的法益侵害性就被消解。因此,当行为同时通过了社会相当性中“通常性”和“适当性”的双重检验,就意味着该行为“规范违反性”极低,且没有任何“法益侵害性”,可以被认定为“极为普通的日常行为”,违法性被排除;当行为仅具备社会相当性中的“通常性”和“适当性”当中的一个要件,则意味着该行为的“规范违反性”或“法益侵害性”程度有所降低,违法性自然也会下降。
上述判断标准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下文以韦尔策尔所列举的误乘特快列车案进行简要展示。
误乘特快列车案:某乘客打算乘坐各站都停的慢车,却误乘了特快列车,导致无法在想要下车的车站下车,这种情况下,乘务员禁止该乘客在目标车站下车是否构成非法拘禁?
乘务员对于错乘列车的乘客,禁止其在火车疾驰的过程中下车,符合习惯法所确认的“通常举止”,因为乘务员的举动不仅经过整个社会的长时间确认,而且是人们普遍认为具有正当性的。与此同时,禁止乘客下车虽然侵害了其自由行动的利益,但与整个列车行驶秩序和其他乘客的安全利益相比,保护后者符合利益衡量的基本要求,因此不能认定乘务员的行为具有非法拘禁罪的不法性。
(二)社会相当性解构“事出有因”型案件的具体展开
我国是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社会治理过程中法理与情理、天理与国法、成文法与核心价值观相互交织,相互融合,形成了很多未在法律中体现,但为社会所容忍的习惯法则。这些法则与成文法共同保障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秩序。大量习惯法则的存在,孕育了刑法中“事出有因”这一概念。“事出有因”意味着社会“往往在特定领域内会形成特殊的文化传统和习俗认同。”公民的行为符合这些“交往共识的时候,某些行为可能不作为犯罪或作为轻罪对待。”晚近以来,我国法院强调裁判时要保证“三个效果”即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也正是在考虑我国社会治理中有大量不成文规则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犯罪”是因“婚姻、恋爱、家庭、邻里”矛盾,或因“劳动纠纷、管理失当、债权债务”纠纷引起,并不必然能被评价为“事出有因”,进而获得刑法特殊的“关照”。“犯罪”由上述“原因”引起这一事实,仅满足“事出有因”的形式要素,还须通过社会相当性判断后,才能得出无罪、罪轻或者量刑从宽的结果。如果对“事出有因”进行概念解构,会发现其中包括三个要素——“事”“因”以及“事”和“因”的衡量。“事出有因”所暗示的内在意旨无非是尽管发生了某件“事”——侵害法益的事实,但是其产生的“因”值得思考,即由该“因”产生此“事”符合“历史形成的社会生活秩序”,与长时间人们形成的共识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只要“事”与“因”所代表的利益没有明显失衡,行为就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按照轻罪对待,或者从宽处罚。这样看来,“事出有因”和社会相当性在内在机理上异曲同工。
结合“事出有因”的三种规范类型来看:实现出罪的“事出有因”,应该是同时通过社会相当性中“通常性”和“适当性”两个层次的判断,才能完全阻却行为的违法性;改变定性的“事出有因”是指一部分行为的不法被社会相当性所消除,另一部分行为的不法虽然通过了“通常性”的判断,但未通过利益衡量的考察,进而排除重罪的构成,成立相对较轻的犯罪,且该轻罪的不法性也有所降低;影响量刑的“事出有因”则往往整体不法行为通过了“通常性”的判断,但未通过“适当性”的考察,只是降低了整体行为的不法性,可以从宽处罚。
展开而言,前文所述两种实现出罪的“事出有因”未必都完全符合“通常性”和“适当性”的判断。“行为人仅以其所输赌资或所赢赌债为抢劫对象”不构成抢劫罪,以及因维权而实施的敲诈不构成敲诈勒索罪,都必须通过“通常性”和“适当性”的严格考察。
2005年《抢劫、抢夺案件的意见》第7条指出:“抢劫赌资、犯罪所得的赃款赃物的,以抢劫罪定罪,但行为人仅以其所输赌资或所赢赌债为抢劫对象,一般不以抢劫罪定罪处罚。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的相关规定处罚。”本文认为,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抢劫的对象是所输或所赢的“赌资”,就能够以“事出有因”来排除抢劫罪的成立。根据社会相当性的判断规则,尽管赌博是违法行为,但是基于习惯所形成的秩序规则是“愿赌服输”“不得欺诈”。换言之,只有在遵守赌博规则的前提下,索取赢得的赌资,以及要求对方返还基于欺诈导致自己输掉的赌资,才具有“通常性”;若行为人通过抢劫的方法劫取以欺诈的方法赢得赌资,或者以抢劫的手段索回正常输掉的赌资,则该行为不具有社会相当性中的“通常性”。与此同时,即便是经过“通常性”考核的劫取赌资的行为,是否一定不构成抢劫罪,也还要经过“适当性”的细致分析。此处的“适当性”的判断,往往会考察伤害手段对被害人身体法益的损害和劫取赌资之间是否失衡;所劫取的钱财和自己输赢的赌资是否合乎正常的比例。毕竟抢劫罪是可能导致被害人生命和重大身体健康法益受损的罪名,如果行为人通过致使被害人轻伤以上的暴力手段来劫取并不为法律所正常保护的赌资,则不能认定具有“适当性”;另外,由于赌资是法律明确不予保护的财产利益,如果行为人索要的资金严重超过自己输赢的赌资,也难言具有“适当性”。只有通过轻微暴力手段,劫取与被欺诈而输掉的或遵守规则赢取的赌资大致相当的财物,才符合“适当性”,不宜被认定构成抢劫罪。2005年《抢劫、抢夺案件的意见》可以进一步进行对被告人有利的类推解释,通过盗窃、诈骗等手段窃取或骗取上述赌资,如果通过上述“通常性”和“适当性”考察,也应阻却盗窃、诈骗等行为的违法性。
故而,前述吴某等人抢劫赌资案中,如果查明吴某等人抢劫杨某的钱是正常输掉的赌资,则其行为不符合“通常性”的要求,应构成抢劫罪;相反,若能够确定杨某以“抽老千”的方式赢得吴某等人的赌资,或者无法查清是否存在“抽老千”的事实,基于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吴某等人劫取赌资的行为具有“通常性”,又因为其仅导致杨某轻微伤,也符合“适当性”,认定吴某等人不构成抢劫罪的决定是妥当的。在贺某等人抢劫赌资案中,即便能够确认行为人所输赌资系被害人设局导致,但是因被告人劫取的资金和所输赌资之间严重失衡,不符合社会相当性判断中的“适当性”,也不能排除被告人抢劫罪的不法。
对于基于维权而实施的敲诈勒索,依据“事出有因”来进行出罪更容易符合社会相当性。行为人购买到不合格的商品时,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或者司法机关进行维权索赔,固然是值得鼓励的途径。但是,通过上述救济程序所要消耗的时间、经济成本较高,通过将事实向有关机构或媒体曝光等方式来换取与被维权人私下沟通、协商的机会,时间、经济成本更低,效率更高,获得的赔偿数额也会更多。一直以来,维权人更倾向于通过后者来索要赔偿。而又由于维权人具有维权的基础,该行为自然也具有习惯法上的正当性。所以,只要确实存在维权的基础,行为人采取曝光内情的方式索要高额赔偿,具有“通常性”。又由于,因维权而索赔的金额上限并无法律禁止性规定,基于双方协商,维权人索要的钱财远高于法律规定的赔偿金额,并不为法律所否定。此外,维权勒索中需要对比的利益是维权人的赔偿请求权和被维权人的财产利益,在利益等级上后者并不属于明显优越的利益。维权行为又具有监督效应,即维权能够督促被维权人和其他潜在主体提供合格的产品、服务,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故因维权而实施敲诈勒索,即便索要高额的赔偿也并不违背“适当性”。如此来看,前述黄静敲诈勒索华硕“事出有因”案最终由检察机关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是合乎社会相当性的;相反,如若李海峰购买的今麦郎商品确实存在质量问题,只是维权方式不是法律所期待的,索要的数额过高,就认定其构成敲诈勒索罪并不适当。
“事出有因”在司法实践中最具典型性的情形,当属能够改变定性的“事出有因”。如前所述,是否系“事出有因”是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和故意伤害罪之间界分的重要因素,上述罪名的区分,也是司法实践中适用“事出有因”最为频繁的场景。寻衅滋事罪(致人轻伤以上)、聚众斗殴罪(致人轻伤以上)与故意伤害罪在违法性上存在部分竞合,而前两个罪名相对于后一罪名而言,只是多了对社会秩序的侵害这一不法性。这也是前两个罪名的法定刑重于后罪的原因所在。
在司法实践中,丈夫因妻子被他人言语调戏而殴打对方,致其轻伤,往往不被认定为寻衅滋事罪,至多构成故意伤害罪。究其原因,丈夫保护妻子的人身安全、人格尊严不仅是婚姻法的基本要求,而且符合历史形成的社会对丈夫的期待,具有正当性。因此,丈夫对言语轻慢妻子的人予以回击,符合社会相当性中的“通常性”;与此同时,丈夫殴打对方所破坏的秩序利益,和对方以言语挑衅带来的秩序利益紊乱相对比,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利益失衡。所以,该反击行为能够阻却寻衅滋事罪中对社会秩序造成的不法性。另外,还需要分析这一场景中丈夫殴打对方的行为所造成的侵害人身法益的不法性认定问题。与造成妻子人格尊严利益轻微受损相比,他人的身体健康法益更具有可保护性。所以,该殴打行为虽然仍然具有“通常性”,但在故意伤害罪的语境下,无法通过“适当性”的判断,仍然要被认定为故意伤害罪,但可以从宽处罚。相反,在KTV 中,因自己一方包厢内的陪酒女在走廊行走时,被其他包厢的客人触摸身体,进而与之发生聚众打斗的案件,则不能以“事出有因”降低不法程度,应构成聚众斗殴罪。得出这一结论的原因在于,行为人对所邀请的陪酒女并没有法律上的保护义务,社会对行为人保护所邀请的陪酒女也没有习惯法上的期待,该行为也不具有习惯法上的正当性。所以,行为人聚众斗殴的行为不符合社会相当性判断中的“通常性”要件,更不符合“适当性”判断。
基于同样的原理,前述邢某、鞠某等寻衅滋事、故意毁坏财物案中,将邢某等人的行为认定为寻衅滋事罪并不妥当;施某某等17人聚众斗殴案被酌定不起诉也不符合此类“事出有因”的处理规则。
作为量刑依据的“事出有因”在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所产生的杀人案中,往往起着决定死刑裁判的重要功能。主流观点认为,我国司法实践中,作为刑罚裁量依据的“事出有因”适用的正当性依据是修复社会关系。“因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被告人、被害人双方多存在邻里、婚恋等较为密切的关系……对这类案件,如果简单地一判了之、一杀了之,往往会使当事人双方结下更深的冤仇,甚至是世代冤仇。相反,如果在审案的同时高度关注、大力促进当事人双方化解矛盾,在尽最大努力做通被害方思想工作、善后工作,敦促被告人认罪悔过、积极赔偿的基础上,酌情对被告人从宽处罚,对于修复遭犯罪侵害的社会关系,使邻里、家庭、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的生活秩序重归融合而言,无疑是极为有益的。”本文认为,仅为了修复社会关系,就认为应当对“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产生的故意杀人案和普通故意杀人案进行区别裁判,并不符合社会相当性的基本判断逻辑。
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引发的案件并不一定能够降低违法的程度,反言之,此种类型的“事出有因”一旦能够影响不法的判断,其效果也未必只是降低违法性。比如,情形一中丈夫因嗜赌如命,频繁出入赌场,导致家庭生活难以为继。某日丈夫又欲去豪赌,妻子与之发生激烈争吵后,为了防止丈夫再出去赌博,趁丈夫在沉睡中将其反锁在卧室内一整天。该案中妻子的行为虽然该当于非法拘禁罪的构成要件,但是其行为具有“通常性”,且未导致利益衡量上的严重失序,可以完全排除非法拘禁罪的违法性。而在情形二中妻子出轨被丈夫发现,丈夫气急败坏,打了妻子一耳光致其轻伤的案件中,丈夫的行为虽然可以被认为具有“通常性”,但妻子的身体健康法益要优越于婚姻的稳定关系,故丈夫仍然构成故意伤害罪,但违法性程度低于普通的故意伤害行为。上述两种因家庭、婚姻纠纷而导致的“事出有因”型案件,通过社会相当性判断得出的结论恐怕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具有争议的是情形三中妻子出轨被丈夫发现,二人发生争执。丈夫驾驶小汽车冲撞、碾压妻子致其死亡的案件,其违法性是否有所下降。实践中,司法机关往往依据前述社会关系修复理论,相对于普通故意杀人案件的被告人而言,判处丈夫更低的刑罚。
依据社会相当性的判断层次,要将情形三中的丈夫的不法程度评价为远低于普通故意杀人案件的行为人,则起码需要认为丈夫因妻子的出轨而实施杀害行为符合“通常性”,即传统文化中对不贞洁的妇女实施重伤或杀害符合习惯规则,能够为社会所容忍。本文认为,这种习惯是传统中国文化中道德礼教的糟粕。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观念的转变,男女之间的性关系已经不再是男性对女性单方的性控制,女性出轨并不意味着丈夫对其实施重大伤害能够被社会所接受,也不具有习惯上的正当性。此类“事出有因”的杀人案件不仅不具备“通常性”,而且生命法益作为人类最为重要的法益,具有当然的优越性,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而实施杀人行为也无法满足“适当性”的要求。所以,情形三的案件不能因为系“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就从违法性层面给出比普通故意杀人行为低的评价。即便是妻子出轨,对于丈夫实施的杀害行为都不能以“事出有因”为由给出不法程度较低的判断,更遑论前述王志才和李昌奎故意杀人案,仅因求婚未成而实施杀害行为,其违法性程度更不能简单依据“事出有因”而有所降低。
六、余论
“要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就必须提炼出富有中国特色的法学范畴。”法解释学的自主性与本土化,对于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刑法中“事出有因”作为高频司法用语,长期面临理论供给不足的困境。尽管该概念在出罪认定、罪名变更及刑罚裁量等场景中被广泛适用,但裁判标准存在显著分歧。现有学说在阐释“事出有因”的正当性基础时均存在论证局限。对于本土法律命题的解读,需要广泛借鉴域外法治的有益经验。韦尔策尔提出的社会相当性理论能够为统一解释“事出有因”提供新的路径。通过构建该理论的双层判断标准,可以建立起“事出有因”的完整分析框架:其一,“通常性”判断着眼于行为是否符合历史形成的社会生活常规习惯,借此评估“事出有因”情形下行为违法性的减弱程度;其二,“适当性”判断则依据利益衡量,最终决定违法性是否得以排除。这种阶梯式判断机制既能量化违法性降低的程度,又能明确违法性消解的边界。借“事出有因”的研究为契机,架起“事出有因”与社会相当性理论之间联络的黄金之桥,不仅有利于弥合“事出有因”在司法适用中的标准断裂,而且可以将我国刑法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从宏观引向微观,以微观视角观测我国刑法运行的图景与逻辑,进而自下而上地刻画出中国自主的刑法知识脉络与体系。
来源:政治与法律
储陈城,安徽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