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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证据标准对加强侦查监督的深层次、实质性十分重要。但纵观刑事证据标准的发展脉络,其过度强调在审判阶段的作用,对审前特别是侦查阶段的作用重视不够,违背了刑事证据制度的规律性认识。应从三方面认定刑事证据标准的侦查监督属性。内容层面,取证是侦查和刑事证据标准的共同任务;对象层面,证据客观化能够对侦查裁量权产生羁束;主体层面,引导取证是法律监督职责在侦查阶段的体现。引导侦查、纠正违法、质效评价是侦查监督功能在刑事证据标准中的体现。在体例架构上,刑事证据标准应聚焦个罪而非类罪,并以个罪项下的同一情形(情节)为单位;应坚持罪名导向而非证据导向,通过分解个罪的罪状或犯罪构成,全面细致地展现满足各个犯罪构成要件需要具备的证据条件;应达到介于最低标准与最高标准之间的“优质标准”程度;应在侦查阶段适当贯彻法定证据制度而非自由心证制度,防止取证裁量权滥用。通过从程序上加强形式审查、从实体上开展侦查取证质量评查、从效力上提高规范等级,强化刑事证据标准的侦查监督属性。
一、引言:侦查监督与刑事证据标准的“双向奔赴”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确保执法司法各环节全过程在有效制约监督下运行。其中,侦查作为刑事司法的关键环节和重要过程,与公诉、审判一样,对刑事诉讼的进行同样起到决定性作用,也更有必要受到制约和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最高检”)应勇检察长在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工作会议上强调:“侦查活动监督要加强对侦查取证违法、侦查措施违法、强制措施违法等深层次、实质性问题的监督”,切中了侦查监督的要害。侦查监督的原初目的,无外乎是通过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将侦查权的行使控制在合理区间,保障人权和刑事诉讼活动进行。但在司法实践中,侦查监督往往具有个案性、事后性特征,且“捕诉合一”办案体制确立后,侦查监督的专门性、独立性减弱,客观上难以形成对侦查活动的有效制约。如何增强侦查监督的类案性、事前性,进而实现对深层次、实质性问题的监督目标,成为刑事检察、刑事司法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侦查监督的检视可以是多维度的,不限于法学的视角。如果以管理学的眼光观察就会发现,侦查监督涉及对侦查主体、行为及事项的组织、调控、评价与引导,尽管是程序的而非实体的,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但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管理活动、管理方式。而在诸多管理工具中,标准(或标准化)能够针对重复出现的问题给出解决方法,避免无标准状态下的随意性,并产生近似于规律性认识和法规范的效力。这与侦查监督的目标取向是一致的,二者具有形成目的与手段关系的潜质。因此,为侦查监督设定一个反复适用的标准,对侦查监督的内容和对象实施标准化、规范化与客观化管理,似乎能够完成从个案到类案、事后到事前的跨越,从而成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可行方案。全国检察业务应用系统2.0中的侦查监督平台体现的就是这一逻辑,通过详细列举28类436个监督项目,实际上形成了一套针对侦查程序瑕疵、违法的判断标准,用以纠正个案中侦查机关的违法违规事项,取得了显著效果。然而,当前的侦查监督仍以程序性问题为主,缺少对实体性问题进行监督的抓手,在范围上具有局限性。这也是造成深层次、实质性问题监督相对薄弱的原因之一。
最高检提出“一取消三不再”要求后,多地侦查监督办案数据呈现下滑趋势,这使得“两项监督”作为检察机关基本职能的重要性得到重申;同时,从理论上继续寻找其他有效监督方式的必要性也日益增强。在国家追诉原则下,检察机关的引导取证责任或许更为重要—公诉机关介入侦查、引导侦查机关取证,对指控证明犯罪的追诉效果起到决定性作用。此外,引导侦查取证也是一种监督,是一种预防性、实体性监督,区别于以往的补救性、程序性监督。基于此,有必要重视引导侦查取证在侦查监督中的作用。
当然,司法实践中的引导侦查取证也呈现出个案性和事后性特征。目前,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提前介入、批准逮捕后的继续侦查、退回补充侦查以及要求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材料等引导侦查取证的具体手段,均与个案高度绑定。那么,是否存在与前述侦查瑕疵违法标准类似的、脱离于个案且适用于引导取证的侦查监督标准,即刑事证据标准,便成为一项理论命题。这也契合了刑事司法机关特别是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对取证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的实践需求,而被学者概括为刑事证据标准的“对外管理功能”,认为“证据标准的统一过程就是对侦诉机关的监督、管理和约束的过程”。然而,以往的刑事司法过多关注刑事证据标准在公诉和审判中的作用。因此,本文的任务,就在于论证刑事证据标准所具有的侦查监督属性,并推动刑事证据标准在侦查监督框架下实现规范化、制度化运行。
二、刑事证据标准的发展脉络及其局限性
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与实务中,刑事证据标准不是一个新概念,其从构想到现实,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曾置身于激烈的学术论争中。在相关研究已趋于平稳的背景下,有必要对刑事证据标准的发展过程进行简要回顾和评述,为本文主旨的论证工作提供支撑。
(一)司法实践脉络
1996年、1997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刑法》相继作出重大修改,刑事司法的结构、模式随之发生深刻变化,对侦查和公诉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在这种背景下,司法实践中的刑事证据标准应运而生,并大致形成了三条发展脉络。
1.从检察程序扩展到刑事诉讼程序
刑事证据标准诞生于检控分离机制下的主诉检察官改革。1999年,最高检决定在北京等十个城市试点推行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为配合改革的实施,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率先提出制定刑事诉讼控方最低证据标准的设想。此后,北京市检察院、安徽省检察院依托最高检重点课题,分别围绕刑事控诉证据标准、盗窃罪证据标准开展相关研究。2000年2月,最高检在《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中首次提出,定期研究制定侦查、批捕、起诉、抗诉的证据标准。此后,最高检侦监厅、公诉厅相继发布多个标准指引,刑事证据标准日趋规范化、制度化、客观化和精密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决定说明中指出:“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办案人员对法庭审判重视不够,常常出现一些关键证据没有收集或者没有依法收集,进入庭审的案件没有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要求,使审判无法顺利进行”。为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两高三部”于2016年明确提出“建立健全符合裁判要求、适应各类案件特点的证据收集指引”,作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具体举措,这标志着起初作为检察机关内部机制的刑事证据标准,进一步扩展到刑事诉讼的各环节与全过程,证据标准由此成为一项刑事政策。中央政法委先后于2017年、2020年召开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推进视频会,提出“针对侦查、起诉、审判阶段不同特点,分别制定基本证据标准指引,统一司法尺度,保障司法公正”“统一常见多发刑事案件基本证据标准”。此后,各地政法机关陆续制定了相关证据标准,但2020年后,建设进展逐渐趋缓。
2.从证据指控聚焦到证据裁判
这是刑事证据标准从检察程序扩展到刑事诉讼程序的必然结果。“两高三部”于2010年制定的“两个证据规定”,以及于2012年制定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不仅标志着证据裁判原则的确立,而且意味着以非法证据排除为内容的刑事证据标准优先形成。原因在于,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导向下,刑事证据标准无疑要优先适用于狭义上的司法审查。于是,行使终局裁判职能的法院在控辩双方充分举证、质证和辩论后,势必将注意力进一步集中在证据可采性之上,刑事证据标准由此发展并聚焦出证据排除规则这一分支。本文认为,由于证据排除规则从排非、证否的角度,为侦查取证活动列出了“负面清单”,起到监督和引导侦查的实际效果,因此其属于刑事证据标准的组成部分。
3.从文本化发展到智能化
在各级政法机关推进刑事证据标准体系化、规范化建设的同时,刑事证据标准也开始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相结合,呈现传统文本化与智能化双轨并进的趋势。2016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贵州调研时指出,应通过强化大数据深度应用,把统一的证据标准嵌入到数据化的程序之中。同年,贵州省出台《刑事案件基本证据要求》,并将其嵌入司法办案智能辅助系统,针对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盗窃罪等四类案件绘制图谱,构建模型,以统一证据标准。在中央政法委的部署下,上海高院于2017年研发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即“206系统”),并于2018年起在安徽、山西等地的8个地级市试点运行。同时,按照中央政法委要求,内蒙古、辽宁、山东、广东等11个省、市、自治区也探索制定了常见罪名的证据标准指引。不过,近期有学者提出,由于智能审判辅助系统在实际运用中遇冷,证据标准数字化的趋势也几近停滞。
(二)理论研究脉络
学理上,刑事证据标准概念的产生要略早于实务探索。但结合上文来看,对刑事证据标准概念的形塑与建构,主要是实务所推动的。长期以来,证据法研究多集中在证据属性、证据规则等方面,而鲜少关注证据标准。至少在成为刑事政策以前,证据标准都不属于证据法中的“显学”。
一个需要面对的事实是,对刑事证据标准的既有研究,自始至终没有脱离其与证明标准之间关系的论证。这似乎成为刑事证据标准研究无法绕开而必须回答的问题。目前,对证明标准与证据标准的关系演变,已经有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不过,由于研究立场、对比检材、时代背景等不同,这些梳理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倾向性。本文认为,从总体上看,主要形成了“同一说”和“差异说”两种观点。其中,“同一说”先后分化出“混同说”“递进说”“具体化说”,“差异说”又分化出“阶段差异说”“本质差异说”。表1以相对直观的方式对不同观点作一简要整理。

通过梳理,可以归纳出证据标准研究呈现以下脉络。其一,学理上的证据标准与证明标准从相互混淆走向彼此独立。其二,“同一说”与“差异说”既并存又交叉。除了“混同说”和“本质差异说”外,其他几种观点的界限划分都具有相对性。例如,“具体化说”和“递进说”在坚持“同一说”的同时,又承认了证据标准与证明标准之间的差异;“阶段差异说”尽管将差异归结于刑事诉讼阶段的不同,却又难以否认二者内容上的共性。其三,证据标准研究从应然走向实然。如果说对证据标准的初探,单纯源于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理论体系建构的需要,那么其真正受到瞩目,则是在构想成为现实后,回应司法实践需求的结果。特别是当证据标准成为刑事政策后,理论研究呈现出功能主义的倾向,即不再作出非黑即白的判断,而是尝试解决证据标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种倾向在与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后显得更为突出。
(三)局限性
刑事证据标准的两条发展脉络,清晰地表明其对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要看到,近年来特别是一段时间内,刑事证据标准的建设已经鲜少出现在各级政法机关的工作规划和部署中,似乎进入了“低谷期”。对此,要站在辩证的角度,客观理性对待刑事证据标准建设存在的问题。
本文认为,如今刑事证据标准在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中“遇冷”,最主要的原因是过度强调和期待其在审判阶段的作用,以致于注意力集中在审判阶段刑事证据标准的建构上,对审前特别是侦查阶段的作用重视不足。除司法实践以外,理论研究形成的“具体化说”“递进说”等观点也都建基于这种偏向。必须承认,这种偏向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刑事证据制度的规律性认识。有观点形象地指出,审判机关属于“案牍官署”,行使的是判断权;侦查机关属于“行动官署”,行使的是执行权;抓人问案是后者的强项,但识别并依循犯罪构成要件以及量刑情节,前者更为擅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最高检会同公安部制定的是“追诉标准”,而最高法会同最高检制定的是“法律适用的解释”;以及为什么我国的刑事证据标准最早产生于检察机关的指控需要。刑事司法中侦查、指控、审判的任务各不相同,至少提起公诉前后的侦查、指控与审判承担的任务各不相同,客观上难以形成普遍适用的统一证据标准,至少取证标准与审查标准之间无法统合。因此,在审判中心主义目标下,作为侦查、起诉阶段取证载体的刑事证据标准确有必要服务于审判,也确有必要服务于庭审实质化,但其自身却不能当然地作为审判的一部分,也不能用审判思维代替取证思维。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2020年以来,围绕刑事证据标准建构的工作进程总体减缓,但有限的工作成果已展现出了从审判回归指控的态势。2021年,最高检经济犯罪检察厅、公安部经侦局联合印发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案件证据指引》;2023年,最高检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中国海警局执法部联合印发了《办理海上涉砂刑事案件证据指引》;2024年,最高检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生态环境部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办理污染环境犯罪案件证据指引》。上述文件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都参与制定。这也标志着刑事证据标准回归到引导侦查的主线上来。
三、刑事证据标准的侦查监督属性之认定
经过梳理可以发现,从检察机关单独制定公诉标准,到政法机关联合制定审查标准(以审判标准为主),再到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联合制定取证标准,刑事证据标准的重点,已经从审判阶段前移至侦查阶段这一刑事证据制度的初道工序。从审判阶段分离后,其质的规定性已经从最初的指控属性、裁量属性逐渐转变到如今的监督属性,并在检察机关的牵头参与和监督实施下,有力加强了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但这一客观事实还无法从根本上证成刑事证据标准的侦查监督属性,仍有必要对此进行专门论述。
(一)内容层面:取证是侦查和刑事证据标准的共同任务
众所周知,在刑事司法制度中,证据制度和侦查制度是两套独立的制度体系,证据理论和侦查理论在刑事诉讼法学中分属不同的研究子领域,二者表面上似乎没有交集。然而,在证据裁判主义的立场下,在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指控体系目标下,侦查的主要任务是收集证据,也就是取证。包括刑事立案后采取的侦查措施、强制措施在内,也都是旨在通过限制人身自由和财产处分,排除犯罪嫌疑人及案外人对取证的妨碍,便于侦查机关及时固定证据。因此可以认为,对侦查活动的监督,主要是对侦查取证活动的监督。另外,从刑事诉讼的程序逻辑出发,刑事证据标准首先是刑事证据的收集标准(取证标准),其次才是刑事证据的审查标准(审判标准)。前者为后者的推进提供了必要条件。持“阶段差异说”的观点也都主张证据的收集主要在审前特别是侦查阶段完成,以此区分证据标准与证明标准。这种判断是恰当的。否则,无论证据规则、法律适用规则多么详尽完备,假使证据没有收集到位,造成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以至于让有罪的人逃脱法律的追究,那么即便这是履行客观公正义务的结果,也影响刑事指控的效果,很难说实现了实质正义。在这个意义上,取证对刑事诉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侦查与刑事证据标准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经由取证,侦查与刑事证据标准的底层逻辑实现了贯通。
(二)对象层面:证据客观化对侦查裁量权的羁束
取证是侦查裁量权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在取证阶段,受能力素质、手段技术、现场环境、期限等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侦查机关对何种证据需要固定、如何固定,并没有一个绝对的评价标准,裁量空间也随之形成。可以说,以获取证据为目的的侦查是一个从无到有、由不确定到确定的过程,对事实和法律的裁量贯穿始终。不过,理论上常常担忧取证裁量权有被滥用的风险,现实中对取证裁量权的不当行使也确实存在。例如,侦查机关选择性取证,只收集有罪证据而不收集无罪或最轻证据,或者只收集侦查成本低的证据而不收集侦查成本高的证据;取证节点存在滞后,关键证据自然灭失或被人为毁灭;刻意排除有罪事实进入司法程序,使得部分犯罪事实得不到法律追究,等等。对此,唯有以客观应对主观、以羁束应对裁量,才能将取证裁量权置于可控范围,才能消解侦查权的“低能见度”(Low-visibility)。有效的办法,就是将取证裁量权在内的侦查权纳入侦查监督权的范围内,加强证据的客观化建构。而证据标准就是证据客观化的产物,其基本意图就是细化证明标准的客观层面,压缩主观层面的作用空间。当前研究对证据客观化的认识还存在一些争议,特别是将刑事证据标准的客观化视为一种风险,甚至将其与法定证据主义联系起来。但本文认为,刑事证据标准的客观化是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的体现。具体到取证环节,客观公正义务要求检察官督促、指导侦查人员客观公正地收集证据,并创造客观条件以利于取证活动的进行,适当的客观化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必须承认的是,刑事证据标准的客观化对侦查裁量权所具有的全过程、常态化监督优势,似乎是目前其他侦查监督方式所无法取代的。
(三)主体层面:引导取证是法律监督职责在侦查阶段的体现
就证据制度而言,当前司法实践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提前介入、非法证据排除、证据收集的程序性瑕疵违法纳入侦查监督范围,同时认为引导侦查不属于侦查监督范畴,而属于公诉范畴,服务于刑事指控。但回溯到制度原点就会发现,引导取证制度建立的初衷就是实现侦查监督。1999年河南省周口市检察院实行的“三三制”办案机制中,其探索的指导侦查取证机制被认为是引导侦查的雏形,并明确提到“对侦查活动实行法律监督”。2000年9月召开的全国检察机关第一次侦查监督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全面履行职责,加强配合,强化监督,引导侦查”的侦查监督工作改革总方向。在理论上,有不少观点主张将引导侦查视作侦查监督的一部分,尽管从今日角度看,当时还没有把证据标准纳入引导侦查的迹象。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刑事诉讼原则下,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承担的“证明责任”是不同的,对案件事实和法律真实的把握是逐渐清晰的,因此法理上就很难要求位于刑事程序起点的侦查机关,对审判机关的证据规则具有同等程度的理解和认知,也就很难要求其自主形成审判所要求的证据收集、调取和保全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专司法律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关进行外部监督,在追诉伊始即介入侦查活动,实现对侦查的引导,使取证尽可能地接近或达到提起公诉的标准。
四、侦查监督功能在刑事证据标准中的体现
证成刑事证据标准具有侦查监督属性,并不意味着当前侦查监督在刑事证据标准中的展开就是充分的。相反,由于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在不同程度上的忽视,应该说刑事证据标准距离成为正式、完整的侦查监督方式尚有相当距离。在这个意义上,侦查监督的定位为刑事证据标准的建构赋予了新的任务。
(一)引导侦查功能
刑事证据标准的引导侦查功能主要体现在引导侦查取证。一直以来,现行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关于证据规则的规定较为原则和分散,一些办案人员特别是基层侦查人员往往对需要收集哪些证据、如何收集证据等问题认识不一、操作不一,这就导致基层刑事案件的取证如同实体经济中的手工生产一般,缺乏机器生产模式下统一制式的产品质量标准。“同类案件不同证据标准”甚至“同一侦查人员不同证据标准”的现象并不罕见,加之检察机关出具的侦查提纲或取证意见往往不明确、不具体,导致许多证据并不符合审判阶段的证明要求,暴露出取证的随意性。因此有观点认为,强化检察机关对侦查取证的引导是必然趋势。围绕刑事追诉的目标,用证据标准引导侦查,能够确保证据收集的准确性、全面性,为审判提供丰富和优质的证据素材,防止因时过境迁而造成证据减损,提高司法公正与效率。因此,当检察机关以明确的证据标准引导侦查时,实质上是在向侦查机关传递“何为合法、规范、有效的取证行为”的监督指令。这种引导并非替代侦查裁量权,而是依据《刑事诉讼法》所赋予的诉讼监督职权,为确保侦查活动的合法性与证据质量而进行的必要程序控制。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以刑事证据标准引导侦查取证的雏形。
(二)纠正违法功能
刑事证据标准与其他侦查监督方式一样,能够发现和纠正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55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刑事诉讼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对于情节较轻的,由检察人员以口头方式提出纠正意见;对于情节较重的,经检察长决定,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对于带有普遍性的违法情形,经检察长决定,向相关机关提出检察建议。构成犯罪的,移送有关机关、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刑事证据标准的纠正违法功能,既适用于侦查取证的个别性、特殊性违法情形,也适用于普遍性的违法情形,涵盖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前文列举的取证裁量权不当行使的情形。由于刑事证据标准由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共同制定,为公安机关侦查取证提供了明确指引,因此在执行过程中更能为公安机关所接受,有利于检察机关对侦查取证的深层次、实质性问题开展法律监督。但与其他侦查监督方式所不同的是,刑事证据标准详细列举了证据收集的内容和要求,清晰划定了侦查取证“应为”和“不可为”的界限,成为纠正违法特别是取证违法的“依据”而非手段。因此,如果检察机关对照刑事证据标准发现了侦查取证中存在的违法行为,仍然要通过《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的纠正违法方式予以处理。
(三)质效评价功能
在一定周期内,刑事证据标准的适用还能起到评价侦查取证质效的作用。尽管早在2015年,公安部就应中央政法委的要求,从制度层面全面取消不合理的考评指标,但从基层实际情况来看,刑事案件的发破案数据仍然是公安机关十分重视的内容,是衡量一个地区安全稳定程度的重要参考。相反,如表2所示,在取消起诉率、退查率指标后,基层公安机关对证据质效特别是侦查取证质效的重视程度显著降低,存疑不逮捕、存疑不起诉、提起公诉案件中退回补充侦查的数量和比重在一些地方呈现出总体增高的态势。

上述情况在基层检察院范围内并不是个别现象,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这导致许多刑事案件在移送审查起诉时缺少关键证据、主要证据,严格来说尚未达到《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只得由检察机关占用审查起诉期限自行补充侦查,或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有观点对此评价道:如果侦查人员对案件证据还没有形成向前推进诉讼程序的实体结论,就移送审查起诉;检察官据此再相对补足本阶段所需证据标准差而提起公诉。寄希望于沿着认识的一般规律,在庭审阶段完全查明事实真相,这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事实上都存在很大问题。而对检察院、法院来说,发破案数据并不是十分关心的数据。尤其是在最高检部署“一取消三不再”、最高法优化完善审判质量管理指标体系后,司法机关更加注重履职办案的本职本源,更加注重微观案件的质效评价。这就促使两机关在审查时反向审视侦查取证的质效,同时为刑事证据标准提供用武之地,有助于降低存疑不逮捕、存疑不起诉、退回补充侦查案件中主观成因造成的影响。此外,作为外部监督,刑事证据标准能够增强侦查取证评价结果的客观性与可信度。
五、侦查监督视角下刑事证据标准的设定基调
过去由地方司法机关联合制定的刑事证据标准,对一些关涉方向性、价值性等问题认识不一,导致不同刑事证据标准之间在定位、逻辑、体例等技术性操作上有较大差异。因应侦查监督属性的定位,刑事证据标准的整体结构与以往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对以下几组问题的判断。
(一)个罪抑或类罪
现有的刑事证据标准,既有以个罪为对象的,也有以类罪为对象的。其中,地方司法机关制定的多为个罪的刑事证据标准,最高司法机关制定的多为类罪的刑事证据标准。理论研究层面,多数观点主张,要制定适用于不同类型(罪名)的个罪取证规范。刑事证据标准究竟聚焦个罪还是类罪,关键在于引导侦查和纠正违法这两项侦查监督方式究竟作用于个案还是类案。从横向角度看,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司法人员素质水平不尽相同,司法实践中对证据规则的解读并不统一,也不可能统一。对于这一点,各地常见刑事犯罪量刑指导意见之间的差异便可提供佐证。于是,以类罪为对象的尝试似乎不可行。从纵向角度看,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案件办理量呈金字塔型分布,基层检察院每年的办案量占检察机关办案总数的90%以上,且类罪、个罪集中度较高。在这一体量下,即便是个罪内部也开始出现分化—同一罪名衍生出不同情形(情节),同一情形(情节)渐趋形成统一的整体。例如,2019年吉林颁布的《关于涉黑涉恶相关犯罪的证据标准(试行)》,将故意杀人罪进一步细化为“现场目击型”“疑犯失踪型”“碎尸抛尸型”。在这种情况下,个罪形成了类似于类罪的架构。然而,由于同一罪名的不同情形(情节)的取证方向、重点区别明显,以个罪为对象的刑事证据标准似乎也无法顾及全部情形(情节)。为便于基层司法机关更加高效、准确地开展取证工作,本文主张以个罪项下的同一情形(情节)为单位制定刑事证据标准。
(二)证据种类导向抑或罪名罪状导向
当前对刑事取证标准的探索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证据种类为导向的证据类型,另一种是以罪名罪状为导向的案件类型,二者各有优劣。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倾向于证据种类导向的取证模式。该模式侧重于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作出统一规定。此外,这种按照法定证据种类排列证据的逻辑,通俗性、操作性强,适用于事实简单、情节轻微的案件。当遇到疑难复杂案件时,由于证据类型之间不存在关联性、连贯性,坚持证据类型导向不仅无助于侦查人员和检察官形成清晰的审查思路,而且难以达到指控证明犯罪的效果。而体现罪名罪状导向的刑事证据标准,尽管不符合侦查取证的习惯,但通过分解个罪的罪状或犯罪构成,能够全面细致地展现满足各个犯罪构成要件需要具备的证据条件,从而引导侦查人员从罪状或犯罪构成的全局性角度,反向审视取证工作,对“为何取证”以及“需取何证”形成概括性认识。同时,便于检察官迅速定位全案证据在证明特定事实情节上的薄弱环节或逻辑断点。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侦查机关希望通过证据类型来具体判断犯罪构成,而检察机关希望通过犯罪构成来判断证据类型的齐备程度。例如,除犯罪嫌疑人身份信息等基本情况和罪轻证据外,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刑事案件的证据标准,应依次包括证实涉案烟草制品销售金额和地点、涉案烟草制品质量、涉案经营主体及其资质、犯罪嫌疑人在经营主体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取证要求;诈骗刑事案件的证据标准,应依次包括证实犯罪嫌疑人主观目的和偿还能力、证实犯罪嫌疑人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骗取被害人信任、犯罪嫌疑人实施骗取行为、涉案财产去向等取证要求。可见,罪名罪状导向以证明内容和待证事实的层次与递进关系来确定证据先后顺序,比证据类型导向更符合证据裁判原则的要求,更有利于穷尽证据价值,从而更容易被法院采信。鉴于检察机关在刑事证据标准制定中起牵头和主导作用,可以通过贯彻罪名罪状导向,更好地监督侦查取证。当然,这种以构成要件为主要逻辑框架的模式,并不排斥对犯罪事实的证明采用其他逻辑结构,比如嵌套犯罪事实的发展逻辑。最终,按照犯罪构成要件将证明方向一致或证明内容相近的证据归为一组,每组内的证据再按照证明方向与证明内容进行编排。
(三)最低标准抑或最高标准
在理想条件下,司法证明是一项“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任务。因为只有穷尽取证,案件事实才能越来越接近法律真实,法律真实才能越来越还原客观真实。但这显然不利于诉讼效率,也违背司法规律。正如1981年5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指出:“要求把每个犯人犯罪的全部细节都搞清楚,每个证据都拿到手,这是极难做到的,一些细枝末节对判刑也没有用处。”这对审判前后的证明活动同时适用。因为在公检法三机关同时面临“案多人少”的背景下,刑事证据标准的高与低,直接决定了侦查取证投入成本的高与低。回到本文主题,目前对于刑事证据标准达到何种程度,持最低标准和最高标准的观点都大有人在。不过也要看到,一方面,最低标准已然无法满足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和刑事指控体系对取证的期待,容易产生“政策退一步、实践退两步”的局面,促使公安机关进一步放松对侦查取证的要求。另一方面,对于最高标准,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宣判都规定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但不同诉讼阶段对证据的要求是不同的,至少是循序渐进的。那些要求在侦查阶段就提取到与案件有关的所有证据,以及要求侦查、公诉阶段证据达到与审判阶段无差别的证据标准的主张,均违背了司法规律。因此,本文认为,刑事证据标准应达到介于最低标准与最高标准之间的“优质标准”。具体来说,即按照刑事证据标准开展的取证工作,能够充分反映案件事实全貌,对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区分基本形成确定性、唯一性判断,并覆盖定罪和量刑的主要情节及关键情节,总体实现证据链的闭合。
(四)自由心证抑或法定证据
刑事证据标准所具有的相对精密化、文本化、规范化特征,使其一经提出就引发了人们对法定证据制度复活的担忧,认为这是对自由心证制度的破坏。这种担忧看似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依循上述逻辑,刑事证据标准一旦被机械化、教条化适用,法定证据主义的重现几乎是无法避免的。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厘清两种证明模式的适用语境。其中,法定证据制度主张,以极为客观的证据材料作出刑事判决,尽可能减少法官在裁判中的主观性;自由心证制度主张,法官通过证据自由评价实现从客观确信至判决责任伦理的跨越。显而易见,两种证明模式都被明确限定在审判阶段,审判阶段以外的证明活动不受这两种证明模式的限制,因此对法定证据主义回潮的担忧显得有些多余。由此可以认为,作用于审前程序的刑事证据标准,无需在心证与印证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此外,更为关键的是,如果抛开审判前后诉讼阶段的差异不谈,自由心证更适合于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审判等司法审查任务,通过亲历性加强内心确信;法定证据更适合于侦查等司法执行任务,否则采取自由心证很容易导致侦查裁量权的滥用。这样一来,即便侦查取证适用的刑事证据标准暴露了法定证据制度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也可以在审查起诉后尤其是提起公诉后,通过司法官的自由心证予以矫正和调整。据此,刑事证据标准采用法定证据主义就具有了合理性。
六、代结语:刑事证据标准强化侦查监督属性的方式
至此,本文完成了对刑事证据标准具有侦查监督属性这一论题的论证任务。纵观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与证据制度的历史沿革,刑事证据标准俨然已经成为中国特色刑事司法理论中具有自主性、原创性的概念。而与侦查监督的联结,也使刑事证据标准具备成为中国检察学标识性概念的潜质。推动施行刑事证据标准,将有效引导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树立科学的证据思维,实现指控犯罪职责与客观公正义务之间的平衡。
与此同时,还要清楚地认识到,刑事证据标准的侦查监督属性不是天然的,有必要在开展侦查监督过程中强调对刑事证据标准的适用。现阶段,可重点围绕以下三个方面统筹推进。首先,从程序上加强形式审查。将刑事证据标准作为检察机关受理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案件的初核依据,通过建立受理环节的过滤机制,增强刑事证据标准的刚性。对于明显缺少证明犯罪构成的关键证据、主要证据,存在无法补正的重大程序瑕疵或者证据逻辑有明显断裂的案件,应依法作出不予受理或要求补证后再行移送的决定。其次,从实体上开展侦查取证质量评查。以侦查组织为单位,针对一定时期内、一个辖区内侦查取证的整体质量进行专项评查,针对普遍性的取证瑕疵违法情形制发检察建议,推动侦查取证质量评查结果在侦查机关内部的运用和转化。最后,从效力上提高规范等级。改变目前刑事证据标准指引仅作为“软法”的现实状况,参照各地常见刑事犯罪量刑指导意见与“两高”司法解释的关系,将刑事证据标准作为最高检、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下位司法文件。
来源:西南政法大学证据法学研究中心
周雷,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干部
赵东旭,河北省雄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