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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并使用的行为定性
作者:刘明祥 上传更新:2026-11-01 16:21
 摘要


窃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并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等使用,是一种新型的“冒用他人信用卡”型信用卡诈骗罪,不能通过将“盗窃信用卡并使用”解释为能被“窃取信用卡信息并使用”所包含,来否定《刑法》第196条第3款规定,进而对“盗窃信用卡并使用”按照法释〔2018〕19号司法解释第5条第2款第3项规定以信用卡诈骗罪论处;也不能通过将“窃取信用卡信息并使用”解释为能被“盗窃信用卡并使用”所包含,来否定法释〔2018〕19号司法解释第5条第2款第3项规定,进而对“窃取信用卡信息并使用”按照《刑法》第196条第3款规定以盗窃罪论处。“盗窃信用卡并使用”仅限于盗窃并直接使用实体信用卡。以合法方式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并非法直接使用以取得他人信用卡账户钱款的,也应认定为“冒用他人信用卡”型信用卡诈骗罪。行为人用持卡人提供的信用卡信息为其注册所指定的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账户(含绑定信用卡账户)后,未经其同意偷偷使用其支付账户,非法获取来源于其信用卡账户钱款的,不属于“冒用他人信用卡”型信用卡诈骗,应按普通诈骗罪定罪处罚。



行为人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后,在互联网、通讯终端上使用,从而非法取得来源于他人信用卡账户的资金(含为行为人支付费用)的现象,在近些年来的刑事司法实务中比较常见。对之如何定性处理,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颇有争议的问题。本文拟对此展开论述。


一、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并使用的行为类型

众所周知,信用卡诈骗是随着信用卡的诞生出现的一种新型财产犯罪。20世纪90年代《刑法》规定该罪前后一段时期,其表现形式只能是直接用有形的实体信用卡(含伪造的、冒领的和作废的信用卡)实施。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后,只有复制或伪造出有形的实体信用卡,才能用来取得他人信用卡账户中的钱款。这也是在互联网和移动支付出现之前,比较常见的一种信用卡诈骗犯罪现象。由于其利用所获取的他人信用卡信息,先后实施了现行《刑法》第177条第1款第4项规定的“伪造信用卡”和第196条第1款第1项规定的“使用伪造的信用卡”的行为,一般认为,前者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罪,后者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先后实施的两罪之间存在牵连关系,通常是按其中的一个重罪定罪处罚。


随着计算机技术在社会各领域的普遍运用和网络时代的到来,无卡使用信用卡的现象已很常见。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获取的他人信用卡信息,直接在互联网、通讯终端上使用,即可非法取得他人信用卡账户中的资金。如利用他人信用卡在网上购物的场合,行为人就无须出示他人的信用卡,只要在网上正确填写他人信用卡账号、密码等信息,就能顺利实现转账支付,从而实质上获取他人财产,使之遭受财产损失。而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成为这类犯罪行为实施的前提条件。


采取窃取等非法手段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后,直接用来取得他人财产的行为,除了可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之外,还可能同时触犯《刑法》第177条之一第2款规定的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刑法学界一般认为,行为人先后实施的这两罪之间存在牵连关系,应按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处理,通常是按信用卡诈骗罪定罪处罚,不实行数罪并罚。该款规定是2005年《刑法修正案(五)》增设的。按2022年3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厅、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关于“断卡”行动中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会议纪要》的解释,“利用信用卡信息资料复制磁条卡的问题在当时比较突出,严重危害持卡人的财产安全和国家金融安全,故设立本罪,相关司法解释将本罪入罪门槛规定为1张(套)信用卡”;但现在行为人窃取、收买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往往其“主要目的在于直接使用信用卡,而非利用其中的信息资料伪造信用卡。故当前办理……此类案件,一般不以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追究刑事责任”。


就行为人获取他人信用卡的方式而言,可分为以非法方式获取和以合法方式获取两种类型。其中,以非法方式获取是最常见的获取途径,具体包括窃取、骗取、抢夺等。尽管行为人先行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的手段行为,对其后行的取得他人信用卡账户中资金的目的行为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其先行的手段行为,除了有可能构成上述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之外,对其后行取财之目的行为的性质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不能以行为人是采取秘密窃取手段掌控他人信用卡信息为依据,而对其后行取财的行为定性为盗窃罪。基于同样的理由,不能以行为人是采取骗取、抢夺等非法手段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为根据,将其用来取财的行为认定为诈骗罪、抢夺罪等罪。因为信用卡信息本身不是财产,不能成为盗窃、诈骗、抢夺等财产罪的侵害对象。被害人信用卡账户中的资金虽然是财产,但对非法获取这种财产的行为定何种犯罪,还得以行为具备《刑法》规定的何种犯罪的构成要件为根据。就非法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后用来取财的行为而论,现在通常是在互联网、通讯终端上使用,以取得持卡人信用卡账户中的资金(含用来支付应由行为人缴纳的费用)。这可以从实质上评价为《刑法》第196条第1款第3项“冒用他人信用卡”的信用卡诈骗行为。


以合法方式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如持卡人将自己的信用卡账号和密码等信息告诉行为人,行为人从拾得的记载有持卡人姓名、信用卡账号和密码的纸条或物品中获悉,尔后在互联网、通讯终端上使用,非法取得他人信用卡中的资金。这类行为与上述行为仅在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的方式上有差异,而在用来取得财产的行为表现上可能完全相同。但是,在2018年1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修正后的《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19号)(以下简称《妨害信用卡管理解释》)中,对以非法方式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并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等使用的,明确解释为属于“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但对以合法方式获取后予以使用的未作明确解释。对此能否与前者同样看待,在理论界和实务界有不同认识。笔者将在下文作进一步的论述。


二、窃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并使用的行为性质

(一)《妨害信用卡管理解释》第5条第2款第3项与《刑法》第196条第3款是否相冲突

窃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后,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等使用,从而非法获取来源于他人信用卡账户的资金,是司法实务中最常见的以非法方式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并予以使用的情形。至于这是否属于《刑法》第196条第3款规定的“盗窃信用卡并使用”且应以盗窃罪定罪处罚的情形,就成为理论和实务上必须弄清的重要问题。为避免司法实务中出现定性分歧,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妨害信用卡管理解释》第5条第2款第3项中指出,“窃取、收买、骗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并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等使用的”,属于《刑法》第196条第1款第3项所称的“冒用他人信用卡”,明确将上述情形排除在该条第3款的范围之外。


那么,这种解释是否与《刑法》第196条第3款的规定相冲突呢?有论者持肯定态度:按后者(即《刑法》第196条第3款的规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应定盗窃罪,而按前者(即《妨害信用卡管理解释》第5条第2款第3项的规定),窃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并在互联网、通讯终端使用的,属于“冒用他人信用卡”,应定信用卡诈骗罪,这意味着在行为方式相同的情况下,仅因盗窃实体信用卡并使用和窃取信用卡信息并使用这种行为对象的差异而定不同的罪;盗窃信用卡的行为可以包容窃取信用卡信息的行为,但按《妨害信用卡管理解释》第5条第2款第3项,对窃取信用卡信息并使用的行为应定信用卡诈骗罪,却不定盗窃罪,可见,“盗窃信用卡并使用定盗窃罪明显与《妨害信用卡管理解释》的规定存在冲突”;由于“盗窃信用卡并加以使用的行为,本质上是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立法将其规定为盗窃罪”本身有缺陷,“这一法律拟制规定已逐渐丧失了其存在的现实基础和理论依据,并呈现出了诸多不合理性和不科学性”,早已无存在的必要。


但是,这种观点不具有合理性。正如张明楷教授所述,“即使认为《刑法》规定与司法解释有冲突,也是司法解释的问题,而不可能是《刑法》条文的缺陷。因为司法解释是对《刑法》的解释”,只能按《刑法》规定的含义作解释,不能作超出《刑法》规定含义或与《刑法》规定含义相冲突的解释。否则,司法解释就不具有合法性。因此,“不能以司法解释为根据批判《刑法》规定”或否定《刑法》规定。况且,上述司法解释与《刑法》规定“事实上也不存在冲突”。一般认为,“盗窃信用卡”是将他人占有之下的实体信用卡,采用自认为不使持有或掌握者发觉的方式转移归自己占有;“窃取信用卡信息”,则是秘密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的情形。前者的对象是有形的载有信用卡信息的磁卡;后者的对象是无形的信用卡信息本身,如持卡人姓名、信用卡账号、使用密码等。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只有有形的实体信用卡(或载有信用卡信息的磁卡),才可能被人在事实上占有或盗窃,无形的信用卡信息则只可能被人所获取或窃取。实际上,《妨害信用卡管理解释》“第5条所称的窃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转移他人占有的盗窃,只是类似于对商业秘密的窃取。例如,偷看了他人的信用卡账号、密码等信息再使用的,并不能评价为盗窃信用卡并使用,只能认定为冒用他人信用卡”。这正是上述司法解释用“窃取”(而未用“盗窃”)信用卡信息的原因所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其不同于《刑法》第196条第3款中的“盗窃”信用卡。可见,将窃取信用卡信息并使用的行为不适用该款规定认定为盗窃罪,而是认定为“冒用他人信用卡”定信用卡诈骗罪,并不存在与该款规定相冲突的问题。


(二)窃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并使用是否包含盗窃实体信用卡并使用

肯定上述司法解释与《刑法》规定存在冲突的上述论者(以下简称肯定论者)认为,将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确定为盗窃罪的刑法规定,已丧失存在的现实基础和理论依据。其具体理由如下:1997年修订《刑法》时,信用卡主要的甚至唯一的表现形式是实体信用卡,只有携带实体信用卡才可能使用,从而衍生出盗窃实体信用卡并加以使用的犯罪行为,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法律拟制规定对此种行为以盗窃罪定罪处罚,有其存在的法理基础;“然而,随着电子商务及网络技术向纵深发展,新型支付方式不断涌现和发展,对信用卡的使用逐渐进入了无卡化、虚拟化时代,尤其是手机银行应用软件的出现和普及已经让信用卡的使用基本实现了无卡化,盗窃实体信用卡的现象也渐趋减少,虚拟信用卡大行其道……实践中同时盗窃现金和信用卡的现象已经渐趋减少……将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的障碍(重复评价盗窃行为)也就不复存在”;正因为《刑法》第196条第3款已无存在的现实基础和理论依据,完全有必要删除,但在尚未删除的情况下,应按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将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依照《刑法》第196条第1款第3项之规定,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


笔者也不否认《刑法》作上述法律拟制规定时,行为人通常是在盗窃现金等财物的同时盗窃到信用卡,如果其使用所盗窃的信用卡,将其使用所取得的财产数额与所盗窃的其他财物数额累计为盗窃数额,既可避免分开计算均达不到犯罪数额的缺陷,又可简化案件的处理(不实行数罪并罚),以免案件处理过于复杂。因此,将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规定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因为作为被盗窃对象的实体信用卡卡片本身的价值微薄,如果行为人并不使用所盗窃的信用卡,被害人记载在信用卡账户上的财产便不会遭受损失,故不能以信用卡账户所记载的钱款数额较大,作为定盗窃罪的依据,而只能在其同时盗窃的现金等财物数额较大的场合,才能定盗窃罪;如果行为人使用盗窃来的信用卡,实际上也就是“冒用他人信用卡”,按信用卡诈骗罪定罪处罚,反而能更准确地揭示这种行为的实质。毋庸置疑,现在的社会环境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盗窃实体信用卡并使用的现象越来越少,适用《刑法》第196条第3款的案件也很少了,即便删除该款规定,对这类案件仍能以信用卡诈骗定罪处罚,一般不会出现处罚漏洞。


既然如此,为何不对《妨害信用卡管理解释》第5条第2款第3项中的窃取信用卡信息资料并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等使用作扩张解释,使之将《刑法》第196条第3款规定的“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情形也包容进去呢?上述肯定论者认为“《妨害信用卡管理解释》第5条第2款第3项实际上是通过对《刑法》第196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进行扩大解释,使得后者可以完全评价盗窃信用卡并使用行为”。笔者也不否认,《妨害信用卡管理解释》第5条第2款第3项确实对《刑法》第196条第1款第3项中的“冒用他人信用卡”作了扩张解释,即把立法时仅存的冒用他人实体信用卡,扩张解释为包含冒用他人信用卡信息的情形。这是与当前电子商务及网络技术迅速发展、信用卡虚拟化程度越来越高、以冒用他人信用卡信息的方式非法获取他人财产的犯罪案件越来越多的现实情况相适应的。而且,这一扩张解释既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也与刑法解释的基本原理相符。


但是,不能认为该司法解释将“盗窃信用卡并使用”,也包含在“窃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并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等使用”之中,一并视为“冒用他人信用卡”。众所周知,“盗窃信用卡并使用”实际上包含两种行为:一是盗窃信用卡,二是使用信用卡。前者是手段行为,后者是目的行为。这后一种行为无疑也是“冒用他人信用卡”。从《刑法》第196条和《妨害信用卡管理解释》第5条的规定来看,对采用非法方式获取他人信用卡或信用卡信息之后,又予以使用(即冒用他人信用卡)的,由于后者对行为性质起决定作用,因而除“盗窃信用卡并使用”这种法律拟制的例外情形之外,均应以后一种目的行为为根据定为信用卡诈骗罪,而不是以前一种手段行为为定罪的依据。例如,“骗取他人信用卡并使用”,《妨害信用卡管理解释》第5条第2款第2项明确规定,属于“冒用他人信用卡”的一种情形,应认定为信用卡诈骗,而不能以其手段行为为依据定为诈骗罪。基于同样理由,采用抢夺、敲诈勒索等非法方式获取他人信用卡后予以使用的,也不能以手段行为为依据定为抢夺罪、敲诈勒索罪等罪。正如前文所述,《刑法》第196条第3款规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盗窃罪定罪处罚,这是以手段行为作为主要定罪依据的法律拟制规定,无疑是一种特殊例外。如果以其有“冒用他人信用卡”的一面将其纳入信用卡诈骗罪中,则明显是忽视了其“盗窃信用卡”的一面(即未对盗窃信用卡的行为作评价),而这正是立法者作法律拟制的例外规定所重点考虑的一面,显然不应忽略不计。由此可见,在《刑法》第196条第3款规定尚未被删除的背景下,只要有盗窃信用卡并使用且已构成犯罪的案件发生,就仍然应适用该款规定以盗窃罪定罪处罚。主要理由在于:

其一,对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既然《刑法》第196条第3款有明文规定,只要司法实务中有这类犯罪案件发生,就应毫不例外地适用该款规定以盗窃罪定罪处罚。这是有法必依的法制原则的基本要求。不能以这类案件已很少发生,且该款规定存在缺陷为由,而不适用该款规定,却定与该款规定不符的其他罪名。


其二,对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不适用《刑法》第196条第3款按盗窃罪定罪处罚,却以信用卡诈骗罪定罪处罚,存在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嫌疑。正如上述肯定论者(主张以信用卡诈骗定罪处罚)所述,由于信用卡诈骗罪的各档法定刑基本上重于盗窃罪的各档法定刑,若以信用卡诈骗罪定罪处罚,结果就会重于按盗窃罪定罪处罚。如果某人盗窃信用卡并使用,本来按《刑法》第196条第3款的规定应以盗窃罪定罪处罚,但司法机关却认定其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处罚结果明显比按盗窃罪处罚重。这意味着司法机关将本来符合轻罪的成立条件的行为,解释为或认定为不成立该轻罪却成立另一重罪,给予更重的处罚。这种不利于行为人且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解释或认定,显然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不符。


其三,前述《妨害信用卡管理解释》第5条中所指的窃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并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等使用,并不包含盗窃信用卡(即盗窃实体信用卡)并使用的情形。如前所述,盗窃实体信用卡的行为对象是有形的物(即信用卡卡片),窃取信用卡信息的行为对象是无形的信息(如持卡人姓名、银行账号、使用密码等);使用实体信用卡一般要向自然人提供或出示信用卡,如果是在自动柜员机(ATM机)上使用,则要在特定的插口插入信用卡,而信用卡信息只能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等使用,才能达到获取他人财产的目的。正是由于两者的行为对象和使用方式有重大差异,窃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并使用不能包容盗窃实体信用卡并使用的情形,并且也不允许对前者做扩张解释使之能将后者包容进去。因此,认为《妨害信用卡管理解释》第5条已将盗窃实体信用卡并使用,纳入窃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并使用的范围之内的观点,与事实情况不符。


(三)盗窃实体信用卡并使用是否包含窃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并使用

那么,能否反过来推论,认为《刑法》第196条第3款中的“盗窃信用卡并使用”包含窃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并使用的情形呢?有论者持肯定态度,认为“窃取他人信用卡资料后使用的,也应认定为盗窃信用卡并使用”,因为按上述司法解释,“既然能将其中的使用行为认定为冒用他人信用卡,那么,整个行为就属于盗窃信用卡并使用,因而应当认定为盗窃罪”,否则,“认为行为人没有盗窃信用卡却使用了信用卡,是自相矛盾的”。在笔者看来,该论者敏锐意识到“盗窃信用卡并使用”中“盗窃”和“使用”的对象必须具有同一性,不能认为“盗窃信用卡”只能是盗窃实体信用卡,而“使用”的却可能是信用卡信息。如前所述,在《刑法》第196条规定设立当时,不仅该条第3款中“盗窃”的对象和“使用”的对象,都只可能是实体的信用卡,而且该条第1款第3项中的“冒用他人信用卡”所“冒用”的对象也只可能是实体信用卡。并且,一般认为,第3款“盗窃信用卡并使用”中的“使用”,就是使用盗窃来的他人信用卡,与第1款第3项中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的含义相同。后来,随着互联网和移动支付的普及,信用卡的无卡使用成为普遍现象,非法使用他人的信用卡信息,以获取其信用卡账户中的钱款,成为一种常见的与冒用他人实体信用卡实质上相同的犯罪现象。为适应新形势下应对这种新型犯罪的需要,《妨害信用卡管理解释》第5条第2款第3项对《刑法》第196条第1款第3项中的“冒用他人信用卡”作了扩张解释,明确将使用非法获取的他人信用卡信息的情形纳入其中。这样一来,《刑法》第196条第3款中的“使用”是否还能按过去的观念,与第1款中的“冒用他人信用卡”作完全相同的理解,就成为一个有待解决的新问题。


如果作相同的理解,就会得出与上述肯定论者(即肯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包含窃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并使用的论者)相同的结论,即既然过去的通说将第3款中的“使用”盗窃来的信用卡,与第1款中的“冒用他人信用卡”作相同理解,而现在的司法解释将第1款中的“冒用他人信用卡”解释为包含冒用(或非法使用)他人信用卡信息的情形,那么,第3款中的“使用”也就应该包含使用窃取来的他人信用卡信息。因此,合逻辑的结论就是该款中的“盗窃信用卡”,也包含窃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否则,就会出现该款中“使用”的对象可以是他人信用卡信息而“盗窃”的对象却只能是实体信用卡这种对象不同一的“自相矛盾”的现象。况且,只要对第3款中的“盗窃信用卡并使用”,与第1款中的“冒用他人信用卡”一样作扩张解释,将窃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并使用,也可能包含在“盗窃信用卡并使用”之中。因为信用卡卡片(即磁卡)只是信用卡信息的载体,信用卡信息才是信用卡的核心组成部分。如果信息已消失(如已消磁),即便信用卡卡片外形还完好无损,也不能成为“盗窃信用卡并使用”中所指的“信用卡”,利用已消磁的、没有信息的信用卡卡片,也不可能使他人信用卡账户中的财产遭受损失。相反,没有拿到他人的信用卡卡片,但获取了其信用卡信息,则可以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取得他人信用卡账户中的钱款,这同直接盗窃其信用卡并使用所产生的效果是相同的。因此,将“盗窃信用卡并使用”扩张解释为包含“窃取信用卡信息并使用”,并不违反扩张解释的基本规则。其主要理由,申言之,“盗窃信用卡并使用”中“盗窃”的实质仍然是获取信用卡内存的信息,并且盗窃的信用卡卡片(即磁卡)必须内存有能使用的信用卡信息,“使用”的实质同样是利用信用卡内存的信息非法取得他人财产。若无完整的信息,即便有完好的信用卡外形,也既不能成为该款规定中“盗窃”的对象,也不可能用来获取信用卡账户中的钱款。


但是,作这种扩张解释,就会出现与《妨害信用卡管理解释》第5条规定相冲突的现象。因为该条第2款第3项明确将“窃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并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等使用的,规定为《刑法》第196条第1款第3项所称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的一种情形,应按信用卡诈骗罪定罪处罚,而不是适用《刑法》第196条第3款以盗窃罪定罪处罚。那么,如何解决这一相冲突的问题呢?可选择的路径有二条:一是修改上述司法解释,将窃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并使用的情形,排除在“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范围之外,并将其纳入《刑法》第196条第3款中,以盗窃罪定罪处罚;二是对《刑法》第196条第3款中的“盗窃信用卡”作限制解释,即仅限于盗窃他人实体信用卡,不包含窃取他人信用卡信息的情形,也就是对窃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并使用的,按上述司法解释以信用卡诈骗罪定罪处罚。在笔者看来,后者是应选择的理想路径。


其一,如前所述,《刑法》第196条第3款是法律拟制性规定。一般认为,法律拟制性规定是将本来不属于某种性质或不具备某种要素的情形,拟制为具有某种性质或要素的规定。例如,《刑法》第267条第2款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抢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这种将实施“抢夺”行为时“携带凶器”的情形,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的规定,就属于法律拟制规定。与此相似,“行为人盗窃他人信用卡后在银行柜台或者特约商户使用的,原本属于冒用他人信用卡,理应成立信用卡诈骗罪。但是,《刑法》第196条第3款明文规定,对这种情形也按盗窃罪定罪处罚;或者说,该款将部分信用卡诈骗行为拟制规定为盗窃罪……正因为本款具有法律拟制的一面,因此,不能将本规定的拟制内容‘推而广之’”。


其二,在已进入网络时代的今天,窃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并在互联网、通讯终端上使用,已成为一种很常见的现象。若将其纳入《刑法》第196条第3款的范围,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就会使该款规定事实上变成一种普遍适用的规定,而不是作为法律拟制的特殊例外规定来适用,就会使大量本来应该以信用卡诈骗定罪处罚的案件却以盗窃罪定罪处罚,且与立法设立此法律拟制规定时主要考虑的情形不一。如前所述,设立该款规定时,司法实务中盗窃实体信用卡往往是与盗窃其他财物(如窃取钱包或提包等)一并发生的,将这类案件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可以简化案件的处理或避免出现处罚漏洞:如将盗窃财物的数额与使用盗窃的信用卡获取的财物数额累计起来,以盗窃罪一罪定罪处罚,就不必以盗窃罪和信用卡诈骗罪二罪并罚;不会出现盗窃的财物数额未达到定盗窃罪的标准、使用盗窃的信用卡获取的财物数额也未达到定信用卡诈骗罪的标准,但将两种数额累计起来则达到了定盗窃罪的数额标准,分别定性却定不上这两种犯罪中的任何一种罪,这就出现了处罚漏洞。但是,现在窃取他人信用卡信息,由于窃取的对象是无形的信息与数据,大多不会与窃取有体的财物一并发生,无适用该款规定的相同背景。


其三,对《刑法》第196条第3款中的“盗窃信用卡并使用”必须作限制解释,并不意味着对该条第1款第3项中的“冒用他人信用卡”也只能作限制解释。《刑法》第196条第1款是普通规定。根据刑法解释的基本原理,除法律拟制这种特殊例外规定之外,在确有必要的条件下对刑法中的普通规定作扩张解释无疑是允许的。如前所述,《妨害信用卡管理解释》第5条第2款第3项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对《刑法》第196条第1款第3项中的“冒用他人信用卡”作了扩张解释,将窃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并使用的情形,纳入“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范围,这既不违反刑法解释的基本原理,也能满足司法实践同犯罪作斗争的实际需要。只要对《刑法》第196条第3款仍然采取限制解释原则,即盗窃的信用卡仅限于实体的信用卡,使用盗窃而来的信用卡当然也只能是这种实体的信用卡,也就是说,窃取和使用的对象都只能是实体的信用卡,不包含信用卡信息。这样,也就不会出现《妨害信用卡管理解释》第5条第2款第3项对《刑法》第196条第1款第3项中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解释,与《刑法》第196条第3款的规定相冲突或不协调的问题了。


(四)《刑法》第196条第3款的限制解释

如前所述,对“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情形,不能仅以其具有“冒用他人信用卡”的一面,就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而应根据《刑法》第196条第3款的法律拟制规定,以盗窃罪定罪处罚,这也就决定了对该款规定应作严格的限制解释。


首先,对“盗窃信用卡”中的“信用卡”,应理解为仅限于实体信用卡(即保存有信用卡信息的磁卡),不能是记载或保存有信用卡信息的其他物品(如手机、电脑等),更不能是信用卡信息。例如,行为人窃取被害人钱包,发现其中仅有一张记载信用卡账号和密码等信息的纸条,尔后,用这种信用卡信息在网上购物,给被害人造成数额较大的财产损失。此例中行为人有盗窃被害人钱包的行为,但窃取的钱包价值数额很小,纸条上记载的信用卡信息虽被其用来获取了数额较大的财物,但其并未窃取实体信用卡,仅有“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为,因而构成信用卡诈骗罪,不能适用《刑法》第196条第3款定盗窃罪。


其次,对“盗窃信用卡”中的“盗窃”,应理解为行为人采取自认为不使持有或掌握信用卡的人发觉的方式,将其占有之下的信用卡转移归自己占有的行为。在司法实务中,经特约商户的店员“盗划”他人信用卡的案件时有发生。这种“盗划”没有转移占有的行为,而是持卡人交付购物等费用时将信用卡交给行为人划卡,行为人避开持卡人的视线重复划卡,使持卡人支付不该支付的费用。过去,“大多数人认为,盗划信用卡案件中行为人的行为属于‘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性质,对行为人应以盗窃罪论处”。但是,在笔者看来,这种案件中,行为人用持卡人交给他的信用卡重复划卡,并非是用盗窃来的信用卡划卡,即不存在转移占有对方信用卡的问题,仅有未经持卡人授权而恶意使用或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为,因而不属于“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情形,不能适用《刑法》第196条第3款定盗窃罪;应将其认定为属于该条第1款第3项“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另有一种比较常见、更容易产生误认的情形是,偷看他人信用卡卡号与密码等信息,记下之后在互联网上购物或将他人的信用卡账户绑定到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账户,用来获取其信用卡账户中的钱款。有论者认为,这属于《刑法》第196条第3款规定的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情形,应以盗窃罪论处。但是,“偷看他人信用卡卡号与密码,并不符合盗窃信用卡的条件。因为盗窃是转移对象占有的行为,盗窃既遂意味着行为人将被害人的财物转移为自己占有”。信用卡卡号与密码等信息是无形的东西,不是有物理外形的财物,不能成为盗窃行为转移占有的对象。偷看到他人信用卡信息后,在互联网、通讯终端上使用,从而获取他人财物的,属于《妨害信用卡管理解释》第5条第2款所指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的一种情形。还应当注意的是,在司法实务中,盗窃信用卡大多是行为人在盗窃其他财物时连带获取信用卡,因而不要求行为人作案时对盗窃的对象是信用卡或包括信用卡有认识。另外,还不要求行为人有永久占有所窃取的信用卡的目的,盗窃他人信用卡使用过后又还回去的,仍然应当适用《刑法》第196条第3款的规定,以盗窃罪定罪处罚。例如,甲与乙是同一车间同住一间集体宿舍的工人,甲陪同乙到自动取款机(ATM机)取款时,记住了乙的借记卡的密码,某日趁乙加班时将乙放在宿舍提包中的借记卡窃取出来,到附近一自动柜员机取款5千元后,又将乙的借记卡放回原处。甲虽然在使用过后又将乙的借记卡放回了原处,但仍应认定为盗窃并使用了该借记卡,完全符合《刑法》第196条第3款的规定。


最后,对“盗窃信用卡并使用”中的“使用”,应理解为按设立该法律拟制规定时信用卡通常的使用方式直接使用。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设该法律拟制规定时,信用卡的使用方式通常是持卡到银行柜台、特约商户(含提供服务的公司等)或者自动取款机(ATM机)上使用。其中,前者是对自然人使用,用卡人必须将实体信用卡交给对方在特定设备上刷卡、打印出单据,用卡人还要在有关单据上签名;后者是在机器即自动取款机(ATM机)上使用,用卡人必须将信用卡插入自动取款机(ATM机)特定的插口,并输入密码、取款或转款等信息,才可能达到既定目的。如果不持有信用卡,即使知道信用卡账号和密码等信用卡的完整信息,仍无法对自然人使用或在机器上使用,也就是不能用来实现取款、转款或缴费等目的。如前所述,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行为人窃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后,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也能使用,完全能达到与盗窃实体信用卡后予以使用相同的犯罪目的。但是,由于《刑法》第196条第3款是法律拟制规定,对其应作严格的或限制性解释,而不能作扩张解释。因此,对没有直接使用实体信用卡,仅使用信用卡信息这种间接使用信用卡的情形,应排除在该款的“使用”范围之外,只能视为该条第1款第3项中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仅可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所以,盗窃他人实体信用卡后,从实体信用卡上窥视到卡号并结合其他信用卡信息,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上以无卡化方式使用信用卡的行为,其实质是窃取信用卡信息并以互联网支付的方式使用,而不同于盗窃信用卡并使用,不应适用《刑法》第196条第3款的法律拟制规定,而应定性为信用卡诈骗罪。但是,有论者持相反的主张,认为“盗窃他人信用卡后通过互联网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为实质上构成对信用卡的冒用,应当定信用卡诈骗罪更为合理,但是基于《刑法》第196条第3款的规定和刑事法治的要求,只能定盗窃罪”。也就是说,该反对观点主张,对未直接使用盗窃来的实体信用卡,而只是在互联网上冒用其内存的信息(即间接使用)的情形,仍然应适用该款规定。持此种主张者尽管已意识到这种情形“定信用卡诈骗罪更为合理”,但没有认识到对《刑法》第196条第3款中的“使用”应限制解释为直接使用实体信用卡,并不包含扩张解释后的在“互联网冒用”(即使用信用卡信息)的情形。因为将他人信用卡的账号和密码等信息输入互联网,进入其信用卡账户转走其中的钱款,这种使用信用卡的方式具有间接性,不同于前述直接使用信用卡的方式。既然没有直接使用盗窃来的信用卡,也就不具备该款中的“使用”要件,从而不能得出不得不适用该款规定定盗窃罪的结论,反而定信用卡诈骗罪更为合理。应当注意的是,这里所述直接使用盗窃来的信用卡,是就直接实行犯而言的。如果是间接实行犯(如利用不知情的他人或无责任能力的人去使用盗窃来的信用卡)或者是教唆犯、帮助犯(即教唆、帮助他人使用盗窃来的信用卡的人),则由于其行为本身不具有直接实行犯罪的特性,当然不能要求其直接使用,而只能要求被其利用的他人直接使用盗窃来的信用卡,才能将其认定为“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间接正犯或共犯。


三、以合法方式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并使用的行为性质

(一)以合法方式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并使用的行为定性争议及其评析

如前所述,在互联网和移动支付高度发达的今天,不用实体信用卡而仅用信用卡信息,就可以与用实体信用卡一样获取财产。为应对这种现实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妨害信用卡管理解释》中,对《刑法》第196条中的“冒用他人信用卡”作了扩张解释,明确规定“窃取、收买、骗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并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等使用的”,也属于该条规定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在司法实务中,对以非法方式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后予以使用的案件,由于有该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认定为“冒用他人信用卡”的信用卡诈骗不成问题。


但是,对以合法方式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后予以使用的情形,由于上述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能否同样认定为“冒用他人信用卡”的信用卡诈骗,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例如,甲与乙是同住一集体宿舍的企业员工,某日夜间休息时,甲将自己的手机递给乙,让乙看妻子发到自己手机上的一趣闻,乙看到该趣闻内容之后还附有甲的一个借记卡账号和密码,乙偷偷将该借记卡账户绑定到甲的支付宝账户,尔后冒用甲的支付宝账户,将所绑定的借记卡中的2万元转到自己的银行账户中。一种观点认为,“合法获取他人的信用卡信息资料后超出他人同意范围进行非法使用的行为”,也可以评价为“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另一种观点认为,合法获取他人银行卡信息后取得卡内钱款,“与非法获取他人银行卡信息后获取卡内钱款的行为有所不同,手段不符合司法解释所要求的‘窃取、收买、骗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不属于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为,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但“符合窃取的法律属性,以盗窃罪认定为妥”。笔者赞成前一种观点。理由在于:

其一,虽然前述《妨害信用卡管理解释》第5条第2款第3项对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后予以使用的,认定为《刑法》第196条第1款第3项中的“冒用他人信用卡”,有一点重要限制即必须是通过“窃取、收买、骗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但是,从该项规定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以正当方式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并在互联网、通讯终端使用的,不属于“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因为该司法解释第5条第2款只是在第1项、第2项、第3项分别列举了司法实务中常见的三种“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而通过正当途径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如行为人偶然看到他人的信用卡账号和密码、持卡人将自己的信用卡账号和密码告诉行为人、拾得他人记载有身份证号码和信用卡账号及密码的纸条或物品、为他人保管记载有信用卡账号和密码的物品等而获悉,尔后又在互联网、通讯终端使用的,在司法实务中相对较少,因而未明文列举,但均可能被第4项“其他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所囊括。


其二,若将《妨害信用卡管理解释》第5条第2款未明文列举的情形,一概排除在“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范围之外,既是对该款第4项兜底或囊括性规定的无视,也必定会遗漏一些有必要纳入“冒用他人信用卡”范围的情形。例如,抢夺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保管他人信用卡未经其授权而使用的,该条并未明文列举,但明显与该款第1项、第2项已列举的情形极为相似,行为性质也完全相同,当然不应将其排除在“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范围之外。


其三,以非法方式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并使用,与以合法方式获取这种信息后非法使用的情形相比,在取得钱款数额相同的条件下,对持卡人财产权的侵害及轻重程度是完全相同的。这表明行为人先前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的方式是非法还是合法,并不影响尔后用来取得财产的行为性质及其危害性程度。既然如此,行为人在互联网、通讯终端使用以合法方式获取的他人信用卡信息,非法取得他人信用卡中财产的,就应当与以窃取等非法手段获取这种信息后,采用同样的手段使用的情形同等看待,即也应视为“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


其四,行为人以合法方式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后,将该信用卡账户绑定到他人或自己的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账户的行为,就是一种在互联网、通讯终端使用他人信用卡信息的情形。行为人未直接拿到信用卡,通过输入信用卡账号和密码在网上也可使用。如行为人用获取的他人信用卡信息在网上购物,一般只要其向网络商店的指定账户输入信用卡账号及密码等信息,即可认定其冒用了他人信用卡。在行为人利用获取的他人信用卡信息,非法将该信用卡账户绑定到他人的支付宝等支付账户并予以冒用的场合,由于其实施绑定行为时必须要在银行网络系统输入他人信用卡账号等信息,这就属于上述《妨害信用卡管理解释》第5条第2款第3项中所指的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使用获取的他人信用卡信息的情形。只不过,行为人实施绑定行为后,还必须进一步冒用他人的支付宝等支付账户,才能达到获取来源于被害人信用卡账户的钱款(含支付行为人承担的费用)的目的。


(二)冒用他人支付账户而非法获取他人信用卡账户钱款的行为定性

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是,持卡人委托行为人帮助其注册第三方支付平台账号时,主动告知行为人自己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密码、手机号等信息,行为人除了注册了持卡人指定平台的账号外,未经持卡人允许擅自利用这些信息注册了其他平台的账号,并且利用上述持卡人已知和未知的第三方支付平台账号,在未经持卡人同意的前提下,以转账、消费等方式取得了持卡人信用卡账户资金。对这类案件,是否能够以信用卡信息系持卡人主动告知,而非行为人以非法方式主动获得,作为否定上述行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理由之一?在笔者看来,将上述行为一概认定或者一概不认定为信用卡诈骗,均不具有合理性。应当看到,行为人注册持卡人所指定平台的支付账户与瞒着持卡人注册其他平台的支付账户,在未经持卡人同意的条件下,又分别冒用这两种支付账户,获取来源于持卡人信用卡账户之钱款的行为,性质并不完全相同。


首先,行为人瞒着持卡人用其所提供的信用卡信息,在第三方支付平台注册账户(含绑定信用卡账户),并用来获取来源于其信用卡账户的钱款,这属于在互联网、通讯终端上非法直接使用以合法方式获取的他人信用卡信息的情形。行为人为了非法取得持卡人信用卡中的钱款,瞒着持卡人用其提供的信息在第三方支付机构的网络平台上注册支付账户,“通常在信用卡绑定到第三方支付平台时,银行须验证客户输入的信用卡信息以确保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绑定信用卡的人与持卡人身份一致”。这就决定了行为人必须将持卡人的信用卡信息输入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电子网络系统,而这与前述《妨害信用卡管理解释》第5条第2款第3项所规定的在互联网、通讯终端上使用以非法方式获取的他人信用卡信息,仅在信息的来源上有所不同,在行为的客观表现和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上完全相同。因此,应将这种行为认定为该条第2款第4项规定的“其他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


其次,行为人用持卡人提供的信用卡信息为其注册所指定的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账户(含绑定信用卡账户)后,未经其同意偷偷使用该支付账户,非法获取来源于其信用卡账户的钱款,这与上述瞒着持卡人注册其不知晓的支付账户不同。由于行为人是应持卡人的请求帮助其注册所指定的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账户,这种注册账户的行为本身是合法的,也就是说其在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网络上输入持卡人的信用卡信息,是经持卡人授权代替其从事的正当活动,与上述瞒着持卡人用其提供的信息注册其不知晓的账户以及《妨害信用卡管理解释》第5条第2款第3项中所指的非法在互联网、通讯终端使用他人信用卡信息有质的不同,不能将之视为“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对于这种冒用他人支付账户而非法获取来源于他人信用卡账户之钱款的行为如何定性处理,有论者认为,“以非法占有他人信用卡账户资金为目的,合法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后超出他人同意范围进行非法使用的行为,可以兜底条款(即‘其他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笔者注)所包容评价”;其中,“超出他人同意范围进行非法使用”,可以是“获取信息和使用信息任一环节在本质上违背了持卡人的意志”的使用,包括偷偷使用自己按他人的要求所注册的支付账户,“都应当评价为冒用信息型信用卡诈骗行为”。笔者不赞成此种主张。理由在于:

第一,偷偷使用自己按他人的要求所注册的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支付账户,由于其在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网络系统上输入他人的信用卡信息的行为具有合法性,与上述司法解释所指的非法在互联网、通讯终端使用他人信用卡信息有质的差异,不能评价为《妨害信用卡管理解释》第5条第2款第4项规定的“其他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行为人帮助他人注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支付账户后,未经其同意偷偷使用支付账户,非法获取来源于其信用卡账户之钱款的行为,当然具有非法性,无疑可能构成犯罪。但是,不能将这种冒用他人支付账户取财的行为,等同于“冒用他人信用卡”获取信用卡账户中钱款的信用卡诈骗。


第二,肯定二者可以同等看待的论者认为,在互联网支付、移动支付的情境下,“无需直接输入信用卡的身份验证信息,而是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以验证第三方支付账号和密码的方式,即可对账户所绑定的信用卡以转账、消费等方式进行使用……因而第三方支付平台账户和密码等身份信息具备信用卡信息资料的本质特征,应当归入信用卡信息资料的范畴”。按此种主张,冒用他人绑定信用卡的第三方支付平台账户,由于这种支付账户和密码等信息“应当归入信用卡信息的范畴”,行为人冒用他人的这种支付账户,就是非法使用他人信用卡信息取财,属于“冒用他人信用卡”的信用卡诈骗。但在笔者看来,在第三方支付平台开设支付账户并绑定信用卡账户时,虽然要直接在网络系统输入信用卡信息,这也是一种直接使用信用卡信息的形式,但正如上文所述,行为人是经持卡人授权而使用,其使用他人信用卡信息的行为是合法的。在代为他人申请开设支付账户后,未经权利人(或用户)同意而偷偷使用其支付账户获取其钱款,尽管具有非法性,但这种非法使用他人支付账户的行为,不存在还要使用他人信用卡信息的问题。事实上,“信用卡与第三方支付平台完成绑定程序后,银行就不再验证客户使用信用卡时的验证信息。取而代之的是第三方支付平台对客户平台登录和支付密码进行验证,无误后即发送支付指令给银行,银行据此进行支付”。因而不能将行为人非法使用他人支付账户的行为,等同于非法使用他人信用卡信息的冒用他人信用卡型信用卡诈骗。


第三,冒用他人信用卡账户将其中的钱款转入自己的银行账户,这会妨害银行对客户信用卡的管理,并且在银行有过失的场合,还可能会使银行遭受财产损失。而冒用他人在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支付账户,即便是该账户绑定了银行的信用卡账户,也由于是基于第三方支付机构与银行以及信用卡持卡人三者之间的协议,第三方支付机构向银行发出使用持卡人信用卡账户钱款的支付指令,银行就会支付。银行不审查(由第三方支付机构审查)申请用款者是否真实的持卡人,银行对支付出去的客户信用卡中的款项也不承担法律责任。第三方支付机构若因自己的过失,不当将客户信用卡中的钱款支付出去,给客户造成了财产损失的,则应由第三方支付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可见,冒用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支付账户与冒用银行的信用卡账户性质有差异,后者除了侵害持卡人财产权益之外,还可能妨害信用卡的管理秩序乃至危及国家的金融安全,而前者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既然如此,也就不能认定行为人冒用他人支付账户的行为,具有非法使用他人信用卡信息或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性质,即不属于冒用他人信用卡型信用卡诈骗。


第四,未经权利人同意,使用自己按其要求在第三方支付平台申请开设并绑定其信用卡的支付账户,非法获取其钱款的行为,与冒用他人申请开设的性质相同的支付账户取财的行为,性质完全相同。只不过,由于前者知悉他人支付账户和密码等信息,很容易非法使用;后者则还必须通过某种途径获取密码等信息,才能非法使用。但是,这对非法使用行为的性质,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如上所述,这种行为不属于冒用他人信用卡型信用卡诈骗,同时也不属于《刑法》第196条规定的“使用伪造的信用卡”“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使用作废的信用卡”“恶意透支”等其他几种信用卡诈骗的情形,因而不可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如前所述,有论者认为,合法获取他人银行卡(或信用卡)信息后取得卡内钱款,包含将他人银行卡绑定到其支付账户或受委托为他人在第三方支付平台申请开设支付账户后,冒用其支付账户取财,由于不属于司法解释所指的非法使用他人信用卡信息即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但“符合窃取的法律属性,以盗窃罪认定为妥”。这种观点同样不具有合理性。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作为盗窃罪构成要件的“窃取”,是指行为人采取自认为不使财物的所有人或占有人发觉的方式,将他人占有之下的财物转移归自己占有,也就是直接夺取占有或“拿走”他人财物。而冒用他人的支付账户取财,包含受他人委托为其在网上申请开设绑定银行卡的第三方支付账户后,偷偷使用并非法获取其来源于银行卡账户之钱款的行为,明显不具有此种特性,即不是行为人直接将他人支付账户的钱款“拿走”,而是通过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支付或交付处分非法获取他人钱款的,这并不“符合窃取的法律属性”,不可能构成盗窃罪。相反,冒用他人支付账户,使代替自然人从事支付业务的支付设备作出误判(将行为人误认为真实权利人),并违背支付机构和真实用户(即权利人)的意志,将银行卡中的钱款支付出去,从而使行为人非法获取他人钱款。这种基于他人(包含智能设施或机器人)的误认误判所作的有权有效的交付(或处分),而非法获取他人财产的犯罪,完全符合“三角诈骗”的特性,当然应按诈骗罪定罪处罚。


四、结 论

在司法实务中,处理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并用来取财的案件,应注意把握如下几点:

第一,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的形式是合法还是非法,对尔后冒用他人信用卡信息取财的性质不产生影响。无论是窃取、骗取还是强行索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后,用来获取信用卡账户钱款数额较大的,均应定信用卡诈骗罪。不能依据非法获取信用卡信息所采取的不同手段分别定不同的罪,如窃取或骗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后用来取财的,就不能定盗窃罪或诈骗罪;更不能以行为人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的形式合法为由,对其尔后冒用以非法获取他人信用卡账户钱款的行为认定为无罪。只不过,行为人若是采用窃取等非法形式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后直接用来取财的,除了可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之外,还可能同时触犯《刑法》第177条之一第2款规定的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刑法学界的通说认为,行为人先后实施的这两罪之间存在牵连关系,应按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处理,通常是按信用卡诈骗罪定罪处罚,不实行数罪并罚。有关司法规范性文件也指出,一般不以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窃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后,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等使用,按《妨害信用卡管理解释》第5条第2款第3项的规定,这属于《刑法》第196条第1款第3项中的“冒用他人信用卡”所包容的情形,可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该解释与《刑法》第196条第3款对“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应以盗窃罪定罪处罚的规定,并不相冲突。相反,以两者存在冲突为由,将“窃取信用卡信息并使用”解释为包含“盗窃信用卡并使用”,从而将“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纳入《妨害信用卡管理解释》第5条第2款第3项的范围,认定为“冒用他人信用卡”的信用卡诈骗罪,既违反刑法解释的基本规则,也与该项司法解释的精神不符。


第三,对《刑法》第196条第3款中的“盗窃信用卡并使用”作扩张解释,尽管也可能包容“窃取信用卡信息并使用”——因为该款中“盗窃信用卡”的实质仍然是获取信用卡内存的信息,“使用”的实质同样是利用信用卡内存的信息非法取得他人财产,但是,由于该款是法律拟制规定,只能作严格的限制解释,不能作扩张解释。即只能将该款中的“盗窃信用卡”解释为“盗窃实体信用卡”,不包括“窃取信用卡信息”。这样,也就不会出现《妨害信用卡管理解释》第5条第2款第3项对《刑法》第196条第1款第3项中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解释,与《刑法》第196条第3款的规定相冲突或不协调的问题了。


第四,以合法形式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尔后予以使用的行为,可分为合法使用与非法使用两种情形。合法使用他人信用卡信息,如受持卡人委托帮助其在手机上申请安装支付宝并将其信用卡绑定到支付宝账户,尔后偷偷使用该支付宝,获取来源于信用卡账户的钱款。这与《妨害信用卡管理解释》第5条第2款第3项所列情形有质的差异,不能认定为“冒用他人信用卡”的信用卡诈骗罪。而应与冒用他人申请安装的支付宝取财的行为同样看待,认定为诈骗罪。如果合法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后非法直接使用,以取得他人信用卡账户的钱款,如拾得记载有他人完整的信用卡信息的纸片,尔后使用该信用卡信息在网上购物,则属于该司法解释第5条第2款第4项所指的“其他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来源:中国刑事法杂志

刘明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云山资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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