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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涉案虚拟财产价值的分类分层认定
作者:施珠妹 上传更新:2026-10-31 13:30
 摘要


刑事涉案虚拟财产的价值认定既是影响定罪量刑的重大难题,亦是决定其应采用数据化保护或财产化保护路径的核心症结所在。当前司法实践中形成的市场导向型、第三方机构鉴定型与综合认定型三种价值认定方式,始终处于非体系化状态,既未根据虚拟财产的价值来源进行类型化适用,也未确立明确的适用规则,易导致类案异判与法律适用不统一。为契合数字经济发展需求,应批判性吸收现有方式优势,构建虚拟财产价值的分类分层认定机制。该机制以价值来源为分类基准,将涉案虚拟财产划分为支付流通型、功能消耗型与账号资源型等基本类型。在此基础上,通过“三阶化构造”形成层次分明、功能协同的价值认定体系:第一阶梯确立市场交易数据优先适用规则,在满足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合理性、完整性“五性”标准的前提下,优先采信犯罪行为发生时的合法有效市场数据;若无合法有效的市场数据,则进入第二阶梯,由第三方机构补充鉴定;当前述方法均无法适用时,由司法机关基于存疑有利于被告人、损失填平及罪刑相适应等基本原则进行综合裁量。该机制既恪守了国家金融监管要求,又有效破解了实践中虚拟财产的价值认定难题,有助于推进中国式新型财产犯罪治理现代化。



一、问题的提出

虚拟财产,是具有财产价值、以电磁数据形态存在于网络空间的财物。其既包括网络店铺、网络账号等体现现实财产或利益的网络映射体,亦涵盖游戏道具、游戏币等在网络世界中构建处理的具有财产价值的纯虚拟物。随着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的迭代发展,涉虚拟财产案件数量持续增长。据统计,2019年至2024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共审结涉虚拟财产案件6372件,其中民事案件5525件,刑事案件847件。为顺应数字时代发展需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7条首次以立法形式确立了网络虚拟财产的民法保护,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然而,学界关于虚拟财产是否属于刑法上的“财物”仍有较大争议。否定说认为,虚拟财产并非劳动创造的价值产物,缺乏排他性、对世性等财产核心特征,本质上仅为电磁记录,若将其解释为财物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唯有其载体代码数据才属于刑法规制对象。肯定说认为,虚拟财产具有价值性、可交易性、可控制性与实用性,能够成为刑法意义上的财产,该认定并未超出国民可预测范围,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本文主张,尽管虚拟财产的权利性质存在物权说、债权说、无形财产说、知识产权说及虚拟财产权说等多种学理分歧,但这些争议并不妨碍对其财产属性的判断,符合监管规定的虚拟财产应受到刑法等法律体系的完整保护。


将虚拟财产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财物”,意味着非法获取或占有虚拟财产的行为可能构成犯罪。在认定此类犯罪时,虚拟财产价值是否达到“数额较大”是入罪门槛;犯罪成立后,其价值是否属于“数额巨大”或“数额特别巨大”,则是量刑的重要情节。对于国家明确禁止流通的比特币、以太币、泰达币等虚拟货币,尽管其不属于民法意义上的“合法财产”,但仍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和可支配性,能够成为盗窃、诈骗、受贿等犯罪的对象,亦须通过刑事程序进行追缴、没收和处置。尤其是在跨国犯罪案件中,虚拟货币常被用于转移赃款,如天津蓝天格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大量涉案资金被转化为比特币并转移至境外。若完全否定此类虚拟货币的涉案财物属性,将导致我国无法通过刑事司法合作渠道向境外请求扣押和返还,最终造成国家和被害人财产损失。因此,比特币、以太币等虚拟货币虽不属于可合法流通的虚拟财产范畴,但仍应将其纳入刑事涉案财物处置体系,适用特别的价值认定与处置规则。从法秩序统一视角看,禁止虚拟货币流通旨在维护金融监管秩序,将其作为涉案财物处置旨在打击犯罪、追缴赃款赃物,两者规范目的不同,并无本质冲突。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虚拟财产作为刑法上的“财物”,其价值认定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影响定罪量刑的重大难题,亦是决定其应采用数据化保护或财产化保护路径的核心症结所在。对此,实践中形成了法官依市场价格直接认定与委托专业机构间接认定等方式。理论界亦提出了法益区分认定、电子数据司法鉴定、损失填平,基于市场平均价,基于交易价、销售价、销赃价,和基于成本价、定价等多种方案。然而,现有研究多侧重于对某种具体认定方法的提倡或批判,未能从整体上把握各类认定方法之间的逻辑关系。实践中,由于缺乏统一的适用规则,同一类案件不同司法机关可能采用不同的认定方法,导致类案异判与法律适用不统一。破解该问题的关键在于,厘清各类认定方法之间的适用逻辑,并为其确立明确的规则,从而构建一套逻辑自洽的价值认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新型财产犯罪治理现代化提供知识助益。


二、刑事涉案虚拟财产价值认定的三种方式

虚拟财产具有数字化、无形性与价值易变性等特征,传统价值认定方法难以直接适用。实务界与理论界围绕该问题进行了诸多探索,形成市场导向型、第三方机构鉴定型与综合认定型三种主要方式。然而,这些方式在实践中往往交叉或混合适用,缺乏清晰的适用条件与衔接规则,司法机关在认定虚拟财产价值时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导致认定标准模糊、裁量尺度不一、类案异判现象突出。


(一)市场导向型认定方式

市场导向型认定方式是指以虚拟财产在市场流通中的实际价格及客观交易数据为依据,采用特定方法与标准确定其在刑事案件中的经济价值,以反映其市场属性与交易价值。其主要包括:一是依交易价认定,以虚拟财产实际达成的交易金额为基础,如网络公司与代理商间的交易价、当事人合意价或公开市场成交价。二是依被害人损失认定,遵循损失填平原则,以被害人遭受的实际财产损失为依据,如被害人购入成本、犯罪行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三是依销赃或获利价认定,以被追诉人通过涉案虚拟财产实际获得的违法收入为标准,如销赃所得、变现收益或其他实际获利。


从认定机理看,该种方式具有以下优势:一是契合市场属性。其立足于市场供求与价格形成机制,通过交易价格、损失数额、销赃所得等客观数据,将虚拟财产的无形价值转化为可操作的计算范畴,避免脱离市场的抽象价值判断。二是保障证据链完整性。其以交易记录、支付凭证、银行流水等客观证据为基础,能够防范主观判断导致的价值认定偏差,保障认定过程的客观性与公信力。三是兼顾多方利益。如采用损失价认定时可填补被害人实际损害;采用销赃价或获利价认定时可贯彻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动态平衡。


然而,该种认定方式在实践中亦面临多重困境:一是市场数据的合法性风险。该种方式适用的前提是,数据来源于合法交易市场。对于国家明确禁止的特定类型虚拟财产,其市场数据难以作为价值认定的合法依据。二是市场数据的非普适性与失真风险。该种方式主要适用于具有成熟交易市场的虚拟财产,缺乏公开交易平台或市场流动性不足的虚拟财产难以适用,且部分交易平台数据存在人为操纵可能,虚拟财产价格波动剧烈,影响价值认定的客观性与准确性。三是证据获取的依赖性与不稳定性。例如,交易过程未经书面记录、平台数据遗失或被害人陈述不一致,易造成证据链断裂,影响价值认定的可靠性。四是价值认定标准的单一性与局限性。例如,仅依据被害人购入成本计算损失,难以反映其附带投入;以销赃或违法所得为依据时,若犯罪收益未全部查实,则可能影响价值认定的完整性。


除上述认定方式本身的局限性外,实践中该种方式的适用条件与适用标准也不明确。一方面,部分案件可能不加审查直接采信各类市场数据,导致价值认定有失公正;另一方面,部分案件可能忽视市场数据直接启动鉴定或径行综合裁量,使得最具客观性的市场数据被虚置。因此,何时应采信市场数据、何时应排除市场数据转而适用其他方式,目前也缺乏明确的规则,这是造成法律适用不统一的重要原因。


(二)第三方机构鉴定型认定方式

第三方机构鉴定型认定方式是指对缺乏明确交易记录、官方定价存疑或需对预期收益等复杂价值进行专业评估的虚拟财产,由办案机关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价值认定。实践中,常用的鉴定方法包括:一是收益折现法,适用于具有持续收益能力的虚拟财产,通过预测并折现成未来收益来反映长期经济价值。二是市场参照法,对存在公开市场交易的虚拟财产,参照案发时同类财产的市场交易数据认定。三是成本或协议参照法,依据虚拟财产在流通过程中形成的协议价、合同约定价或兑换比例进行认定。


从认定机理看,该种方式具有以下优势:一是鉴定主体的独立性与中立性。鉴定机构作为第三方专业主体,其评估活动不受外部干预或利益诉求影响。这种角色上的超脱,使得鉴定机构能够基于专业标准进行价值判断。二是鉴定依据的客观性与可核查性。鉴定机构以虚拟财产交易平台的历史成交记录、公开市场行情数据、运营商后台运营日志等具有可溯源的客观材料为评估基础,可有效避免主观估值或经验判断带来的不确定性。三是鉴定方法的专业性与适配性。鉴定机构可依据不同虚拟财产的特征设计鉴定方案,实现评估方法与财产属性的有机融合。


然而,该种方式在适用中亦面临以下困境:一是缺乏统一的鉴定技术标准与操作规范。虚拟财产的价值鉴定需依托健全的行业标准与技术规范。但当前各类虚拟财产鉴定均缺乏专门的技术规范,不同机构在鉴定方法、数据来源和参数设定上存在显著差异,影响了鉴定结果的统一性和可预期性。而且,传统鉴定机构在认定虚拟财产价值时,其资质适配性与专业针对性不足,难以满足此类新型财产鉴定的特殊要求。二是忽视虚拟财产的本体性价值。虚拟财产的价值既包括作为经济利益实现工具的功能性价值,亦包括作为情感载体、社群身份标志、个人记忆媒介或文化象征所承载的本体性价值。现有认定方式偏重对前者的量化评估,尚未建立统筹经济属性、情感价值与社会文化寓意的综合评价体系。三是鉴定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制衡不足。虚拟财产价值鉴定的技术属性较强,司法人员受专业壁垒限制,难以对鉴定方法的科学性、数据来源的合理性进行实质审查,易陷入“唯鉴定论”困境。加之控辩双方在专业能力与信息资源上的不对称,易导致庭审质证形式化。


第三方机构鉴定本应承担补充市场数据不足的功能,但实践中其启动条件与审查标准均缺乏明确规则。在启动上,既存在不加甄别直接委托鉴定的鉴定依赖倾向,也存在应当鉴定却不予委托、径行裁量的裁量恣意现象;在审查上,司法机关普遍欠缺对鉴定方法科学性、数据来源合理性的实质审查能力,“唯鉴定论”与“恣意否定鉴定”两种现象并存,进一步加剧虚拟财产价值认定的混乱。


(三)综合认定型方式

综合认定型方式是指司法机关在个案审理中,根据虚拟财产的类型及案件具体情况,对其价值进行综合评判。该种方式的核心在于,依据虚拟财产价值来源的多元性,适用多种裁量路径。一是市场基准与主观合意的互补综合。以公开市场价格作为客观参照,同时充分审查当事人协商达成的合意价格。若双方均为具备正常认知能力的主体,则认可该合意的效力并作为价值认定依据。二是取得成本与维系投入的整体综合。认可虚拟财产价值凝结了用户投入的财物、时间、精力等多重因素,结合官方定价、交易双方合意、前后手交易价格等综合认定。三是基于法益保护与刑法谦抑性的功能综合。例如,在评估犯罪行为给运营商带来的损失时,区分预期收益与实际财产损失,明确可无限复制的虚拟物品定价不宜直接作为实际损失依据。在无法直接适用定价时,综合考量行为持续时间、次数、违法所得等情节,确保罪刑均衡。


该种方式旨在超越单一认定路径的局限,通过整合多元价值要素实现罪刑相适应。其优势在于:一是价值来源的异质兼容性,既能整合客观市场价值与主观合意,实现交换价值与共识价值的融合,也能兼顾市场价格与投入成本,全面反映虚拟财产的价值。二是价值结构的动态累积性,将虚拟财产价值视为动态、累积的过程,而非静态的数值结果,要求司法机关追溯虚拟财产价值形成的完整轨迹,实现对价值生成全过程的整体评估。三是价值认定上的功能导向,以法益侵害程度为根据,推动价值认定从形式计算转向以刑罚正当性为目的的实质判断,确保罚当其罪。


然而,该种方式也存在以下局限:一是多元价值难以通约的困境。其虽试图兼容市场价值、主观合意价值及内在情感价值,但这些价值形态处于不同的评价体系,缺乏统一的量化标准,易使价值判断陷入“经验估堆”。二是认定标准模糊易混淆。该方式虽引入市场依据、当事人合意与成本投入等多重因素,但未明确其适用规则,裁量时主观随意性较大,影响法律适用的统一性与可预期性。三是将“沉没成本”纳入刑法评价可能有违谦抑性原则。若把玩家投入的时间、精力等沉没成本均视同刑法上的财产损失,可能模糊民刑责任边界,导致刑法介入过度泛化。


作为最终的衡平机制,司法综合裁量本应是最后手段,但其适用边界却被不断扩张,尤其是在有市场数据或可通过鉴定认定价值的情形下,仍径行综合认定。此外,综合裁量的考量因素也不明确,存在“估堆式”裁量现象,导致裁判说理不足、量刑差异明显,损害司法公信力。


前述三种方式是现有刑事涉案虚拟财产价值认定的重要路径,但这些方式并非静态不变的,而是可能随着国家监管政策变化而动态调整。如2026年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银发〔2026〕42号),便对比特币、以太币、泰达币等虚拟货币的相关活动进行了规范。此种监管范式的重大转变,尤其是对依赖市场交易数据的虚拟财产价值认定提出了重大挑战。这要求虚拟财产价值认定必须以合法性为前提,从维护国家金融管理秩序与保护刑法法益相统一视角分析价值问题。


三、刑事涉案虚拟财产价值分类分层认定的理论证成

现有刑事涉案虚拟财产价值认定的缺陷在于,各类认定方法既未区分不同虚拟财产的价值生成规律,也未明确适用条件与衔接规则,最终导致类案异判、量刑失衡等问题。为摆脱该困境,本文主张构建以价值来源为基础、以“三阶化构造”为核心的分类分层认定机制。该机制并非对三种既有方式的简单排列组合,而是通过类型化区分与程序化设计,明确各层级的适用条件、审查标准与程序保障,从而提供一套逻辑自洽、具有可操作性的价值认定体系。


(一)分类分层认定机制建构的必要性

当前刑事涉案虚拟财产价值认定面临六大现实困境,是导致实践中涉虚拟财产案件出现量刑失衡与同案异判的重要原因。一是认定方法单一性与虚拟财产形态多样性之间的矛盾。虚拟财产形态各异,而现有认定方式试图以同一标准适用于所有类型,忽视了不同虚拟财产的价值生成机理。二是市场价格的波动性、主观性与非理性。虚拟财产种类繁多、市场供求关系不稳定,且用户交易常带有情感因素,完全依赖市场价格易导致量刑失衡。三是运营商定价的虚高性与实际损失的不对称性。运营商的虚拟财产是一次产出、无限销售,其成本和收入关系是非线性的,甚至没有太大关系。混淆运营商与用户损失会造成量刑不公。四是非物质性的投入成本难以计量。虚拟财产的价值形成往往凝结了用户的时间投入、精力耗费与智力创造,此类非物质性投入既无统一的货币折算标准,也难以通过司法鉴定等技术手段进行量化。五是鉴定程序的启动条件模糊且难以进行实质审查。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虚拟财产价值鉴定的统一技术标准,司法机关对鉴定依据的合理性、计算标准的科学性、方法选择的适配性均难以进行实质审查。六是司法裁量权滥用风险与说理不足。司法机关进行综合认定时自由裁量权较大且对价值认定说理不足,易导致量刑失衡与同案异判。


上述困境产生的重要原因在于,传统财产价值认定逻辑与新型虚拟财产属性的不匹配,以及现有各类认定方法之间缺乏体系化的适用规则与衔接机制。分类分层认定机制的建构,正是通过分类机制解决不同虚拟财产类型的适配问题,再通过分层机制明确每一阶层的适用规则,从而使价值认定从经验性操作上升为体系化的适用规则。


此种机制既是破解实践难题的现实需要,也是贯彻刑法、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必然要求:其一,契合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要义之一在于刑法的明确性。作为新型财产形态,不同虚拟财产的价值来源存在差异。分类分层认定机制能够为各类合法虚拟财产提供差异化的价值认定路径,避免采用同一认定标准,提升刑法评价的明确性与可预期性。其二,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在财产犯罪中,犯罪数额是衡量社会危害性的重要因素,唯有准确认定虚拟财产价值,才能实现罚当其罪。分类机制通过识别不同虚拟财产的价值来源,确保价值认定与所侵害法益相适应;分层机制则在此基础上,为各类合法虚拟财产提供符合其属性的阶梯式认定方法,实现刑罚的个别化。其三,实现程序正义。分类分层认定机制通过阶梯式的程序设计,将程序正义理论所强调的可预期性、过程参与、公开透明与权力制衡等核心要素融入价值认定全过程,保障认定过程的公正性。


(二)分类分层认定机制的基本构造

1.分类:基于价值来源的类型化思维

分类认定的核心在于,运用类型化思维,形成符合虚拟财产属性的差异化认定路径。该机制可包容虚拟财产价值来源的多元性与异质性,通过类型化区分实现层次化处理,为构建结构清晰、各有侧重的动态认定规则奠定基础。就分类基准而言,理论界提出以下方案:一是法益分类标准,以虚拟财产承载的核心法益为分类依据,据此配置差异化的保护路径。例如,有观点认为社交账号等侧重数据与非财产性法益,适用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具备财产属性的游戏装备、Q币等,则纳入“财物”范畴,适用财产犯罪条款。二是经济实质分类标准,以虚拟财产的经济特征为认定标准,强化价值判断的经济逻辑。例如,有观点认为以数字性、价值性、流通专属性与相对稀缺性等经济属性,判定其是否属于刑法上的“财物”。三是技术形态分类标准,根据虚拟财产的存在形态、技术实现方式、主要功能等进行划分,强调其在管理、转移与排他性等方面的技术差异。例如,有观点认为将虚拟财产划分为账号类、域名类、货币类等类别,或划分为物品型、营业型、账号型、空间型、加密型等虚拟财产。


前述以法益、经济实质或技术形态等分类标准划分虚拟财产各有其适用场景。但就价值认定而言,价值来源决定了价值评估的逻辑起点与方法选择,其最能保障分类目的与认定方法之间的有机衔接。因此,本文主张以价值来源作为分类认定的核心基准。具体理由有三:一是价值来源不同决定了价值差异。虚拟财产形态多样,依价值来源进行分类,能有效辨别虚拟道具、网络账号等虚拟财产的价值形成路径,防止将其笼统地与传统财物等同。实践中,法院依据虚拟财产与法定货币的官方兑换比例认定损失,正是承认该类财产的价值源于“用户实际支付的法定货币”。二是价值来源是虚拟财产价值本质的外在表现。如Q币、Y币等虚拟财产,其价值源于发行者信用背书的交换媒介属性,核心价值表现为“交换价值”;游戏装备、皮肤等虚拟财产,其价值源于满足用户在虚拟空间中的功能性需求,故其价值与虚拟财产的稀缺程度、获取成本等紧密相关;微信公众号、自媒体账号等虚拟财产,其价值高度依赖于用户的持续运营与劳动积累,是用户劳动价值的数字化体现。三是以价值来源为基准有助于实现多元价值的统一。如Q币、Y币等虚拟财产主要发挥交换媒介功能,价值波动遵循供求均衡规律;游戏装备、皮肤等虚拟财产的价值凝结于使用功能与主观效用,符合效用价值论;微信公众号、自媒体账号等虚拟财产的价值则蕴含了用户大量的时间、智力与劳动投入,体现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依据价值来源划分虚拟财产类型,可兼容各类价值理论,实现不同虚拟财产价值逻辑的有机统一。


2.分层:“三阶化构造”的价值认定

分层认定的核心在于,将虚拟财产的价值认定建构为市场交易数据优先适用层、第三方机构鉴定补充层、司法综合裁量层的“三阶化构造”。该种构造遵循两重递进逻辑。在效力维度上,确立市场交易数据优先、第三方机构鉴定次之、司法综合裁量最后的适用顺序,以此作为限制裁判恣意、落实罪刑法定原则的第一道防线。在功能维度上,市场交易数据构成基准层,为具备流通性与共识基础的虚拟财产提供客观参照;若无合法有效的市场数据或市场数据明显失真,则启动第三方机构鉴定作为补充;当前述方法均无法适用时,则诉诸司法综合裁量作为最终的法律衡平层,并加强裁判文书说理,以此形成层次分明、功能互补的价值认定体系。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比特币、以太币、泰达币等被明确禁止交易的虚拟货币,暂不适用分类分层认定机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该类虚拟货币在刑事程序中不具有任何财产价值。从涉案财物处置、跨境追赃、违法所得没收等实践看,此类虚拟货币也可能承载着被害人实际支付的法定货币价值、被追诉人非法获取的经济利益,或成为洗钱、受贿、诈骗等犯罪的行为对象。因此,尽管否定其交易合法性,但仍应承认其可能具有的财产性利益,并为其设计独立于可合法流通虚拟财产的特别价值认定规则。



图1  刑事涉案虚拟财产“三阶化构造”的价值认定


(三)分类分层认定机制的实践价值

该机制通过明确市场交易数据优先、第三方机构鉴定补充、司法综合裁量兜底的层级次序,并为各层级设定明确的衔接规则与适用标准,保障了法律适用的统一性。与现有认定方式相比,其具有以下优势:一是可破解认定方法单一化与虚拟财产形态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分类机制根据价值来源对虚拟财产进行类型化区分,可揭示其内在的价值形成差异;分层机制则依据财产类型匹配相应的认定规则,实现认定方法与虚拟财产属性的有机融合。二是可有效防止市场价格非理性波动,保障认定结果稳定性。通过明确市场交易数据的采信与排除规则,并在市场数据明显偏离合理阈值时转入第三方机构鉴定层,能够有效过滤市场价格波动中的非理性因素,增强认定结果的稳定性。三是可矫正运营商定价的虚高性与损失不对等的问题。该机制可将运营商定价排除在市场交易数据之外,通过第三方机构鉴定或司法综合裁量,区分虚拟财产的形式定价与真实损失,确保刑罚的实质公正。四是可摆脱主观投入的价值量化困境,兼顾多元价值。对于玩家投入的时间、精力等难以直接货币化的沉没成本,该机制可通过第三方机构鉴定补充层进行评估,并在司法综合裁量层作为量刑情节考量,避免刑法介入的过度泛化。五是可规范鉴定程序,提升鉴定意见的科学性与公信力。鉴定程序仅在市场数据缺失或明显失真情形下启动,可避免鉴定委托的恣意性。同时,该机制强调保障辩方的质证权,并通过程序参与和异议权行使,增强鉴定意见的科学性。六是可防止司法裁量权滥用,增强裁判文书说理。该机制将司法综合裁量置于最后层级,通过限定适用条件防止裁量权滥用。同时,明确综合裁量因素并强化法官说理义务,可有效防范同案不同判。


四、刑事涉案虚拟财产价值分类分层认定的构建路径

现有涉案虚拟财产价值认定方式虽提供了多元路径,但各类方式之间缺乏清晰的适用条件与衔接规则,同一类案件不同司法机关可能采用不同的认定方法,导致类案异判与法律适用的不统一。为摆脱上述困境,可构建涉案虚拟财产的分类分层认定机制。该机制遵循分类与分层双重逻辑,通过识别不同虚拟财产的价值来源,构建阶梯式价值认定程序,以此形成功能互补、层次分明的价值认定体系。


(一)刑事涉案虚拟财产价值的类型划分

基于价值来源差异,可将涉案虚拟财产划分为支付流通型、功能消耗型与账号资源型等基本类别。当然,随着数字技术的迭代与商业模式的创新,未来可能出现新的虚拟财产形态。该机制提供了开放的分析框架,从而使价值认定能够适应其形态的持续演进。


1.支付流通型虚拟财产

支付流通型虚拟财产,是由合法主体发行,以法定货币为价值锚定基准,主要功能是在发行方指定的封闭场景内充当交换媒介、支付工具的数字化财产。其价值源于用户支付的法定货币,本质是法定货币的数字化延伸。该类虚拟财产通常具有流通范围的封闭性与场景依附性、价值的稳定性与发行中心化、权利属性的债权性等特征。


实践中,此类虚拟财产包括:其一,特定场景流通型虚拟货币。其是由特定互联网平台或游戏企业依法发行,以法定货币为价值基准,仅限在指定或关联场景内流通,用于兑换虚拟商品、服务或权益的数字化财产。典型形态是网络游戏内的虚拟货币,互联网平台的Q币、百度币等。其二,支付凭证型虚拟财产。其是由特定市场主体依法发行,以数字化形式存在,承载法定货币预付价值或特定支付权益,用于在限定场景内充当支付工具、兑换商品或服务的数字化债权凭证。典型形态是京东E卡、滴滴快车代金券等平台专用卡券,网络游戏充值点卡、数字化超市储值卡、支付宝与微信发行的通用型消费代金券等。其三,积分兑换型虚拟财产。其是由特定商业主体基于经营所发行,用户通过实施消费、参与活动等具有对价性的行为而取得,并可依据既定规则兑换商品、服务或其他财产性利益的数字化权益凭证。与直接购买的支付凭证不同,此类虚拟财产是附随于主交易或用户行为的激励,具有非直接购买性与强场景依附性。该类财产广泛存在于电商、通信、金融、出行等领域,如各类平台消费积分、运营商积分、信用卡积分与航空里程等。


在此需注意,比特币、以太币、泰达币等虚拟货币虽在形式上具有支付流通的功能外观,但其并非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因此,该类虚拟货币不属于支付流通型虚拟财产范畴。对于此类虚拟货币的价值认定,应为其设计独立于可合法流通虚拟财产的特别价值认定规则。


2.功能消耗型虚拟财产

功能消耗型虚拟财产,是由互联网平台或游戏运营商等主体创设管理,以数字化形式存在于特定虚拟场景,核心功能在于满足用户在该环境中的功能性、娱乐性或体验性需求的数字化财产。与支付流通型虚拟财产不同,其价值依附于特定虚拟生态,以用户对其功能的使用为前提。因此,该类虚拟财产价值并不直接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而主要取决于其在所属场景内的功能属性、稀缺性、获取难度、用户主观偏好等。这使其呈现出场景依附性、功能导向性、价值主观性、功能消耗性、权利依附性与管控中心化等特征。


实践中,该类虚拟财产主要包括:其一,网络游戏类功能道具与饰品。其由游戏运营商在其构建的特定游戏场景中,依据既定规则创设发行,旨在实现角色能力强化、游戏功能拓展或外观形象装饰等特定目的的数字化物品,如游戏装备、功能性道具、角色皮肤、饰品等。其价值构成包括基于游戏规则的实用功能、为玩家提供的体验效用,以及由发行量与获取难度决定的稀缺性等。其二,社交平台类虚拟商品。其由抖音、快手等社交平台发行,旨在满足用户在特定社交场景中的互动、打赏、身份标识等需求,流通与使用被限定于发行方的专属生态内,如社交平台中的“跑车”“嘉年华”“豪华游轮”等虚拟礼物。其价值由发行方制定的兑换规则决定,无法跨平台流通,且通常具有消耗性,一经使用即实现功能。其三,虚拟场景类消耗性资源。其在合法运营的元宇宙、云端空间等封闭虚拟环境中,由平台运营方依法创设,用于支撑特定数字场景构建、运行与用户体验的基础性、消耗型数字化原生资源。其价值主要源于所在数字生态系统赋予的价值。


3.账号资源型虚拟财产

账号资源型虚拟财产,是以互联网平台账号为载体,其价值不取决于初始功能或代码本身,而主要凝结于用户或运营者长期投入所形成的、具备资本化潜能的综合性数字权益。区别于前述虚拟财产,其价值源于账号所承载的积累性资源与衍生性权益,契合司法实践中将网络账号视为现实利益在网络空间映射的认定逻辑。该类虚拟财产具有身份依附性与人格化、平台依赖性、价值累积性、价值构成多元性与评估综合性等特征。


实践中,该类虚拟财产主要包括:其一,商业运营类账号。其是依托社交、电商或内容平台构建,以数字化形态承载持续性经营活动并可实现经济价值的网络账号。其价值主要源于运营过程中的劳动价值凝结、外化为流量与机会的资本价值转化、无形的资源累积价值以及平台赋能价值,包括小红书账号、微信公众号、抖音账号、快手账号等。其二,网络游戏类账号。其是以游戏平台账号为载体,整合与承载玩家各类游戏内成就与资源的数字化财产,凝结了玩家投入的时间与金钱成本,兼具娱乐性与经济性双重属性,包括高等级或拥有稀有角色的游戏账号、集成高价值装备与道具的综合型账号,以及Steam等平台的通用数字账号等。其三,特殊标识类账号。其是基于数字标识本身的独特性、稀缺性以及文化寓意,而在特定市场中被赋予交易价值的数字化账号。其核心价值不依赖于账号的实用功能或存储内容,而在于标识的稀缺性与市场需求,包括含有连续数字、重复数字或特定文化寓意的QQ账号、手机号码及游戏账号等。例如,普通QQ号不具备价值,但QQ靓号因形成一定的交易规模且具有相对稀缺性而具有价值。


(二)以分类为基础的分层认定

1.第一阶梯:市场交易数据优先适用层

市场交易数据优先适用层,构成分类分层认定体系的第一阶梯。其核心是,通过确立严格的采信标准与排除规则,将合法有效的市场交易数据作为虚拟财产价值认定的首要依据。将其置于优先位阶的正当性在于,虚拟财产的交易基本遵循价值规律,市场交易数据是虚拟财产交换价值的最直接反映。当存在合法有效的市场价格时,依此认定虚拟财产价值,既尊重了各类虚拟财产的价值生成规律,也具有数额的确定性优势。


实践中,已有不少案例采用市场交易数据作为价值认定的依据。如孟某、何某盗窃案中,法院明确指出应当以网络公司与代理商之间的实际交易价格来确定被盗Q币和游戏点卡在现实生活中对应的财产数额,认为该价格能准确反映被害单位遭受的财产损失。对于支付流通型虚拟财产,在余某、李某等盗窃案中,法院依据京东钢镚与人民币的官方兑换比例认定虚拟财产价值,体现了价值锚定法定货币的认定逻辑。对于账号资源型虚拟财产,在侯某盗窃案中,法院以被害人与被追诉人之间实际交易的价格认定犯罪数额,明确合法、真实、自愿的转让交易价格可认定为虚拟财产的价值。上述案例表明,在官方定价明确、存在有效价格证明或存在真实合意交易的情形下,可优先采信市场交易数据,以尊重市场规律。然而,尽管依据市场交易数据认定价值具有一定合理性,但由于虚拟财产的数字化、场景依附性以及价值生成特殊性,市场交易数据在适用中亦面临多重困境,包括市场交易的非普适性、交易数据的不稳定性与失真风险、用户与运营商以及不同个体用户间的主体差异性导致的价值认知分歧等。对此,可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


其一,明确市场交易数据的适用条件。为确保市场交易数据的可靠性,该类数据应符合以下“五性”标准:一是合法性。市场交易数据来源与获取方式均须符合现行法律法规与监管政策,排除禁止流通的虚拟财产交易数据,严禁采用非法平台、地下市场产生的不合法数据。市场交易数据的收集与固定也应符合刑事证据规则,鼓励运用区块链等技术手段确保其不可篡改性。二是客观性。市场交易数据应真实反映虚拟财产在合法市场中的交易情况,排除因市场操纵、刷单、异常波动导致的价格失真。三是关联性。市场交易数据须与涉案虚拟财产直接关联,如游戏装备类虚拟财产,应参照同服务器、同版本、同属性物品的合法交易记录,充分考量其对特定平台与封闭场景的依附性。四是合理性。价值认定应契合虚拟财产的价值形成逻辑,剔除明显异常的交易、明显偏离合理阈值的价格数据。五是完整性。市场交易数据应包含交易主体、时间、价格、数量、支付方式等关键要素的闭合证据链。


其二,明确市场交易数据的认定时间与类型化的计算规则。虚拟财产价值的认定时间,原则上以犯罪行为发生时为准。在计算标准上,由于市场交易数据形态多样,包括官方定价、交易价、转让成交价、销赃价等,不宜采用“一刀切”的适用方式,而应依据虚拟财产类型确立差异化的认定规则。例如,对于支付流通型虚拟财产,其价值锚定于法定货币,存在明确官方兑换比例的,原则上以行为发生时的官方兑换比例为准。如陆某、李某盗窃案中,法院直接以被害单位购入Q币的单价认定犯罪数额。在余某、李某等盗窃案中,法院依据京东钢镚与人民币的兑换比例,结合司法会计鉴定意见认定犯罪金额。对于功能消耗型虚拟财产,存在官方定价的优先适用官方定价,无官方定价但存在同场景、同属性物品合法交易记录的,可借助大数据技术对同期同类合法交易进行采样分析,以市场均价为准。对于账号资源型虚拟财产,如存在合法、真实、自愿的转让交易,该交易价格可视为综合价值的反映。如侯某盗窃案中,法院以被害人与被追诉人之间实际交易价认定犯罪数额。若无合法有效的市场交易数据,则依次通过第三方机构鉴定或司法机关综合裁量予以确定。若存在多个合法有效交易价格且无法确定最优采信标准的,应遵循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采信最低交易价格。


其三,强化市场交易数据的来源审查与真实性核验。市场交易数据来源的合法性与可靠性,是价值认定正当性的基础。合法性是市场交易数据采信的前提,其要求市场数据必须严格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与监管政策。可靠性要求优先选取受监管、具备合法资质的运营主体官方平台作为数据来源,以防止数据失真风险。为防范数据篡改,还可采用区块链存证、可信时间戳等技术手段对数据进行固定与验证。实践中已有通过鉴定机构对相关电子证据进行保全并出具检验报告,以此作为核验依据的探索。此外,还要特别强调对平台后台原始数据的交叉核验。如庞某盗窃案中,法院通过比对被害单位电脑中的游戏点卡原始数据、被追诉人电脑中的木马程序记录及支付宝交易流水,形成完整证据链,最终认定盗窃数额。为确保核验过程的公正性,应将市场交易数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等问题纳入法庭质证范围,充分保障辩方的质证权。


其四,建立市场交易数据异常识别与层级衔接机制。针对市场交易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常情形,可根据虚拟财产的类型设置差异化的识别指标与识别方法。异常情形可能包括:一是价格波动异常,如因短期投机炒作、非正常交易等因素导致价格在短期内出现非理性波动,超出该类虚拟财产的合理波动阈值。二是数据真实性异常,如交易存在刷单、虚假交易、利益输送等违规情形,致使市场数据无法反映虚拟财产的真实价值。三是数据缺失异常,如小众虚拟财产或缺乏常态化交易场景的虚拟财产,难以获取完整、有效的市场交易数据。四是主体认知异常,如运营方与用户、控辩双方对同一虚拟财产的价值评估存在显著分歧等。对于识别确属异常的市场数据应予以排除,并依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损失填平及罪刑相适应等原则,确定其他合法有效的市场数据作为认定依据,优先采信对被追诉人有利的最低合理交易价格,或以被害人实际投入的成本、合理经济损失为上限认定价值。若无其他合法有效的市场数据,或其余市场数据同样存在无法修正的异常,应转入第三方机构鉴定补充层。


2.第二阶梯:第三方机构鉴定补充层

第三方机构鉴定补充层,旨在通过专业化评估,破解市场交易数据缺失或失真引发的价值认定难题。将其设置为第二阶梯的正当性在于,当不存在合法有效的市场交易数据时,第三方机构可基于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结合案件基础事实进行专业认定,从而解决司法实践中缺乏有效价值参照的难题。此外,虚拟财产的价值认定横跨计算机科学、经济学、法学等多领域,司法机关囿于专业局限,易陷入“唯市场数据论”或“唯口供论”误区。引入第三方机构鉴定机制,有助于防止司法裁量权的滥用,提升价值认定的科学性与公信力。


实践中,第三方机构鉴定方式已有经验可供借鉴。如赵某盗窃案中,鉴定机构对被盗虚拟货币在窃取当日的网络平台交易价格进行鉴定,法院认为出具价格认定结论书的鉴定机构具有相应的专业资质,且鉴定意见与被害人陈述及被追诉人供述的虚拟货币交易价格基本一致,从而采信了鉴定意见。在余某、李某盗窃案中,法院也以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认定虚拟财产价值。上述案例表明,第三方机构鉴定能够弥补市场交易数据缺失的不足。然而,尽管该种方式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仍存在不完善之处,如缺乏统一的鉴定标准、专业能力与虚拟财产类型不匹配、价值维度考量片面、权力制衡与监督机制缺位等。对此,可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

其一,明确鉴定程序的启动条件与类型化审查标准。鉴定程序的启动须遵循补充性原则,仅在市场交易数据缺失、显著失真,或控辩双方就虚拟财产价值产生重大争议时,方可依职权或申请启动。为防止鉴定程序滥用,申请方须承担初步举证责任,证明涉案虚拟财产确无合法有效的市场数据,或现有数据存在显著失真且无法修正,司法机关可结合虚拟财产类型进行鉴定必要性审查。对于支付流通型虚拟财产,可重点审查官方兑换规则是否明确、现有市场数据来源是否合法、是否具备完整性等;对于功能消耗型虚拟财产,可重点审查是否存在合法交易数据、现有数据是否存在刷单、虚假交易等导致价格失真情形;对于账号资源型虚拟财产,可重点审查是否存在真实合法的转让交易记录、交易价格是否明显偏离行业惯例,以及当事人对运营成本、变现能力等核心价值要素是否存在实质性分歧等。


其二,建立分类化的鉴定技术标准与专业资质管理体系。可由国家主管部门牵头,联合法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及鉴定实务领域的专家,共同研制刑事涉案虚拟财产鉴定技术规范。针对支付流通型、功能消耗型、账号资源型等不同类别的虚拟财产,明确其价值构成要素、数据提取与验证方法、评估模型及参数选取等内容,增强鉴定意见的科学性。在鉴定资质层面,鉴于虚拟财产鉴定高度依赖法学、计算机科学和经济学的交叉知识,传统鉴定机构往往难以独立承担。因此,可建立专门的虚拟财产鉴定资质认证规则,明确此类鉴定机构以及鉴定人员需具备的资质。该资质可由司法行政部门统一注册监管,并配套考核与退出机制,以保障鉴定主体的专业性与公信力。


其三,构建多元价值鉴定体系。虚拟财产的价值不仅表现为市场价值,更包含情感依附、社交资本与人格表征等非物质性价值。这些维度虽无法直接货币化,却是衡量虚拟财产价值和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重要因素。因此,虚拟财产的价值认定应超越单一经济维度,构建融合经济、情感、社交及人格属性的多元价值评估体系。如对于具有稀缺性、身份属性或人格化特征的虚拟财产,鉴定意见应包含其超越经济价值的特殊属性与形成依据。当然,价值维度的拓展必须明确边界范围。鉴定机构仅说明多元价值存在的事实依据,不得进行主观折算。在司法认定中,多元价值仅能作为量刑情节考量,不计入犯罪数额,以符合罪刑法定与刑法谦抑性原则。如张某诈骗案中,法院指出网络游戏账号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还体现了玩家投入的时间和金钱成本,但在无法进行价值鉴定的情况下,仅以实际交易价值认定犯罪数额。


其四,构建鉴定全流程监督与实质审查机制,明确层级衔接规则。为破解现有鉴定方式中的权力配置失衡与程序约束虚化问题,可构建贯穿鉴定全流程的监督体系。事前监督侧重源头防控,依托分类化的鉴定技术标准与专业化的资质认证,从准入端确保鉴定机构与鉴定人员的专业能力。事中监督以保障程序参与、打破“鉴定黑箱”为核心,要求鉴定机构在材料接收、技术分析、意见形成等环节全程留痕,保障控辩双方的知情权与参与权。在质证环节,可区分技术质证与法律质证,技术质证由专家辅助人就鉴定方法的科学性、数据来源的可靠性等技术专业问题发表意见;法律质证则由控辩双方围绕鉴定意见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等法律专业问题展开辩论。事后监督的关键在于强化法院的司法审查,明确司法机关对鉴定意见的实质审查义务。如李某盗窃案中,法院经实质审查后认为,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证据不足,最终以双方实际交易价格认定犯罪数额。申言之,司法机关可针对审查的不同结果,设置分层认定规则:经审查认为鉴定意见合法有效的,可作为定案依据;鉴定意见依据不足、程序违法或方法不当,且无法通过补充鉴定、重新鉴定予以补正的,可转入第三阶梯司法综合裁量层。


3.第三阶梯:司法综合裁量层

司法综合裁量层,是当市场交易数据与第三方机构鉴定均无法提供合法有效的价值认定依据时,由司法机关以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等基本原则为指引,综合考量虚拟财产的类型、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等多重因素,进行价值认定的司法裁量程序。其核心功能在于超越单纯的经济认定,将虚拟财产视为融合财产利益、刑法法益乃至人格利益的复合体,通过司法裁量实现刑罚个别化与个案正义。


实践中,司法综合裁量在虚拟财产价值认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市场数据缺失、第三方机构鉴定失灵的情形下。如郭某职务侵占案中,法院指出网络游戏账号的财产价值认定目前没有专门的鉴定机构可以估价,遂遵循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以销赃数额认定犯罪数额。在张某盗窃案中,法院认为涉案游戏装备属于虚拟财产,其价值存在不确定性及不稳定性,根据现有证据无法查清其案发时的市场价值,最终从存疑有利于被告人角度,以销赃所得及被害人购买金额认定盗窃数额。在郭某等职务侵占案中,法院同样指出由于虚拟财产的特殊属性,现阶段无法通过鉴定方式予以作价,最终以销赃金额认定犯罪数额。上述案例充分表明,当市场数据缺失、第三方机构鉴定失灵时,遵循存疑有利于被告人、损失填平及罪刑相适应等原则对虚拟财产价值进行综合认定,有利于保障刑罚的实质公正。为防止司法裁量权的滥用,可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


其一,明确司法综合裁量层的适用条件。司法综合裁量层作为价值认定的最终环节,应限于市场交易数据与第三方机构鉴定均无法提供合法有效价值认定的情形。包括:一是缺乏合法有效的市场交易数据,如涉案虚拟财产缺乏合法、公开的交易市场,或虽存在交易数据但该数据因源于非法平台、存在刷单操纵等情形而严重失真且无法通过技术手段修复。二是鉴定机制失灵,如缺乏明确的鉴定技术标准、鉴定意见存在重大争议、鉴定成本明显违背诉讼经济原则等。此外,若机械适用市场数据或鉴定意见将导致罪刑明显失衡,司法机关亦可进行综合裁量。如沈某职务侵占案中,司法机关认为游戏运营商对游戏币的官方定价与其制造成本及实际损失严重脱节,不能作为认定依据,遂综合考量被追诉人违规添加游戏币的次数、获利金额等因素,认定为职务侵占“数额较大”。


其二,确定司法综合裁量层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为确保司法机关综合裁量时的公正性,认定虚拟财产价值时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是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当虚拟财产的价值认定存在合理怀疑无法排除时,应作出对被追诉人有利的认定。如冯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案中,法院在被害人购入价格、上诉人变卖价格、案发时交易平台价格三者中,选取了最低的被害人购入价格认定损失数额,贯彻了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二是损失填平原则。虚拟财产的价值认定应与被害人的实际损失相符,不能脱离实质危害进行虚高评估。如孟某盗窃案中,法院以被害人实际财产损失认定盗窃数额,而非以被追诉人销赃所得认定。三是罪刑相适应原则。虚拟财产的价值认定应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防止量刑畸轻畸重。例如,对于盗窃网络服务商可无限复制的虚拟财产,可重点考量犯罪行为对平台运营秩序的破坏程度,而非机械计算虚拟财产的官方定价总额。如张某职务侵占案中,法院认为被害单位以官方定价计算的损失过高,最终以实际销售所得认定犯罪数额。


其三,构建类型化的司法裁量要素清单。为避免“估堆式”裁量,可依据虚拟财产价值来源构建类型化的裁量清单,明确各类虚拟财产的裁量因素,为司法机关提供明确指引。对于支付流通型虚拟财产,其价值源于用户支付的法定货币,综合裁量时可聚焦合法性与对价维度,重点考量运营主体的资质、官方兑换规则、用户实际支付的法定货币、财产剩余使用价值、平台规则对权利实现的限制等因素,排除非法交易形成的市场数据。对于功能消耗型虚拟财产,其价值来源于特定场景下的使用效能,综合裁量时可聚焦效用维度,重点关注虚拟财产的获取难度与稀缺性、被侵害时的功能状态与剩余有效期、用户为获取该财产投入的成本、同场景同类财产的合理价值区间等。对于账号资源型虚拟财产,其价值凝结于长期运营投入形成的衍生权益,综合裁量时可兼顾投入维度与经济价值维度,重点审查用户实际投入的金钱成本、可合理量化的智力与劳动投入、账号已实现的稳定商业收益、未来变现潜力,以及平台规则对账号转让、运营的限制等。


其四,强化辩方权利保障与裁判文书说理义务。为保障辩方的知情权与质证权,综合裁量时所依据的全部证据材料应向辩方开示,并允许其申请鉴定人、平台技术人员出庭,就数据完整性、技术可靠性等问题进行质证。同时,完善专家辅助人制度。对于涉及复杂技术认定的案件,可依职权或辩方申请,引入独立技术专家,就虚拟财产的价值形成机制、数据真实性、评估模型等专业问题提供意见,以辅助法庭准确查明技术性问题。为防止虚拟财产价值认定的“黑箱”现象,裁判文书应详细载明综合裁量的因素。对典型的虚拟财产犯罪案件,还可制定类案说理指引,为司法办案提供参考。


五、结 语

刑事涉案虚拟财产的价值认定,是数字时代司法实践中面临的新兴挑战,其核心症结在于虚拟财产价值生成逻辑的特殊性与传统财产价值认定方式的单一化之间的矛盾。本文构建的虚拟财产价值分类分层认定机制,以类型化思维为基础,以阶梯式思维为核心,将实践中零散的经验凝练为体系化的适用规则,形成了市场交易数据优先适用层、第三方机构鉴定补充层、司法综合裁量层的“三阶化构造”。该机制既恪守了国家金融监管要求与刑法谦抑性原则,也为司法实践中虚拟财产的价值认定提供了明确指引,回应了数字时代新型财产权刑事保护的现实需求。当然,该机制并非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始终以符合国家监管规则为前提,保持对数字财产形态的开放性与动态适应性。随着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虚拟财产的形态及其价值生成机制仍将不断演进,未来可在此基础上,结合司法实践与最新监管规则,进一步优化虚拟财产类型划分、细化各层级的适用规则与程序保障,为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刑事法治保障。对于国家明确禁止流通的比特币、以太币、泰达币等虚拟货币,也应加快完善刑事涉案财物处置规则,加强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在价值认定层面,构建特别的价值认定规则,形成可合法流通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与不可流通虚拟财产刑事处置相结合的分层治理体系。


来源:中国刑事法杂志

施珠妹,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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