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佳祺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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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出罪,是与实体出罪对应的一个概念。我认同樊崇义教授提出的狭义程序出罪概念,即前提是相关行为在实体上已构成犯罪,但基于刑事政策、公共利益考量或者程序法上的事由,在诉讼流程中予以分流作出罪处理。其本质是实体有罪、裁量出罪,典型形态为相对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但需要指出的是,还有一种更为狭义的程序出罪概念,即单纯因为程序事由而出罪,外延更加狭窄。
(一)程序出罪集中在审前阶段
根据我国目前立法,审判阶段不存在程序出罪制度。法院对于实体上构罪的案件,最多只能判决免予刑事处罚,立法上并无类似国外的暂缓判决等程序出罪渠道。可见,我国程序出罪集中在审前阶段。
(二)相对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并非纯粹意义上的程序出罪
根据我国刑诉法规定,相对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条件,均带有实体法事由,只不过检察机关享有一定裁量权而已。例如相对不起诉,其适用条件中的“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主要是指《刑法》第37条规定的“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免除刑罚”主要是指《刑法》规定的17种情形,本质上仍依托于实体出罪。
(三)纯粹意义上的程序出罪,外延更加狭窄
纯粹的程序出罪,不是基于实体事由而出罪,而是仅依据程序事由而出罪。具体来说,就是基于正当程序理念、凸显程序独立价值、体现程序性制裁而作出的出罪处理。例如,因非法证据排除而出罪,因刑事和解而出罪,因辩诉交易而出罪,因污点证人作证豁免而出罪,因禁止重复追诉而出罪,等等。这一维度的程序出罪,是诉讼法学者需要重点研究的。
二、实务中存在的程序出罪路径与现实困境
(一)非法证据排除路径失灵
因排除非法证据而导致出罪,是一种典型的程序出罪。我国司法实践中,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例并不少见,但排除后导致无罪结果的几乎没有,检察院、法院排除非法证据往往以不影响定罪为前提。这种非法证据排除,当然实现不了程序出罪;只有把真正影响定罪的关键证据排除掉,以及坚决排除影响定罪的“毒树之果”,才能实现程序出罪。还有一种特殊情形,例如无管辖权的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据,如果能够整体上予以排除,也有可能实现程序出罪。未来,可以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落实作为程序出罪的一个渠道。
(二)刑事和解的出罪通道被人为关闭
2002-2005年间,上海、北京、安徽、山东等多地公安司法机关联合出台规范性文件,对于轻伤害案件,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后,公安机关可以撤案,检察院可以不起诉,成为审前尤其是侦查阶段程序出罪的重要路径。但实施时间不长,这些规定就被人为废止,一部分和解后被撤案、不起诉的案件,也在扫黑除恶期间被重新立案和追诉。导致侦查阶段几乎唯一的程序出罪通道——刑事和解被人为关闭。近年来,从趋势上看,公安司法机关并不是在扩大程序出罪,而是在不断限缩和封堵审前的程序出罪。未来,重新开启刑事和解这一程序出罪通道,难度依然很大。
(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缺乏罪数协商
从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看,只有量刑协商,没有罪数协商。对于实体上构罪的案件,在当事人认罪认罚时,检察机关仅有相对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的裁量权。对于不符合相对不起诉条件、附条件不起诉条件的案件,即使当事人认罪认罚,检察机关亦无出罪权限。由于总体上奉行起诉法定主义,在立法上允许控辩双方进行罪数协商,短期内没有可能性。但也应看到,在实践层面,控辩双方是有罪数协商空间的,辩方可以提出如果不指控某罪就认罪认罚,检察机关也有技术上操作的可能性。这种情形就是以协商性司法为通道的程序出罪,值得关注和研究。
(四)污点证人作证豁免亟须立法规定
职务犯罪案件中,大量行贿人因为配合案件查处、充当污点证人,而未被监察机关移送,事实上是做了程序出罪处理。但问题在于,这种程序出罪在立法上缺乏依据,实践层面也处于不透明状态,随意性较大,缺乏有效规范和监督,导致对行贿人的查处比例总体偏低。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时,应规定污点证人因作证交易被免予追诉的制度,发挥其程序出罪功能。
(五)禁止重复追诉原则基本被架空
上诉不加刑、禁止重复追诉等原则,能够限制已经被判决无罪的案件再次被重复起诉、审判和定罪,从而实现程序出罪。但在我国立法及实践层面,这两项原则的体现和落实远远不够。例如,一被告人被起诉单位行贿、挪用公款两罪,一审法院判决单位行贿罪成立、挪用公款罪不成立,检察机关未抗诉,被告人仅对单位行贿罪上诉,二审法院为了实现对挪用公款罪的定罪,先维持原判使其生效,再启动再审,在无新的事实和证据的前提下,再审改判被告人构成挪用公款罪。近年来在扫黑除恶中,大量多年前已经办结审结的陈年旧案,被重新起诉或者再审,重新作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利的裁判,禁止重复追诉、禁止不利变更原则被彻底架空。未来,要在立法上确立这些原则,在程序上体现这些原则,禁止或限制对已判决无罪的案件重复追诉、启动再审,发挥其程序出罪功能。
三、实现程序出罪需要配套制度改革
(一)更新司法理念
既要坚持“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处罚”,也要破除“法有明文规定就一定要定罪处罚”“构罪即诉即判”的固化思维。
(二)解决裁量权监督难题
程序出罪意味着要扩大侦查机关裁量撤案权、检察机关裁量不起诉权,但裁量权扩大之后,如何防范滥用裁量权、选择性执法,是我国制度构建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
(三)强化程序公正保障
推进程序出罪相关制度建设,有一点必须牢牢抓住,即必须充分保障辩护律师的有效参与和作用发挥。
(四)实现司法运行机制转型
我国刑事司法运行机制,正在从由窄到窄的“直筒型”,向由宽到窄的“漏斗型”转变。未来随着犯罪化继续推进、入罪范围不断扩大,审前分流、程序出罪是现实客观需求,但相关理论研究尚不充分。除了关注扩大适用相对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外,还应着力研究那些基于正当程序理念、凸显程序独立价值、体现程序性制裁后果的纯粹程序出罪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