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佳祺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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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事涉案财物审理程序从整体上而言属于“合一型”审理模式。“合一型”审理模式容易带来独立性财产事实的审查缺位、裁判权运行出现双重异化、审前处置与司法审查程序脱节以及裁判效力的不确定与“案结事不了”困局等消极影响。应构建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审理程序,这是优化司法资源与实现案件繁简分流的现实选择,是实现从“偏重惩罚”向“惩罚与保障并重”现代法治转型的需要,也是“刑民交叉”视域下实现财物权属与处置的精准认定的需要。构建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审理程序,应当明确检察机关为涉案财物审理程序的启动主体,并考虑引入依利害关系人申请启动的补充机制。通过明确涉案财物事实的调查对象、明确利害关系人的参与方式以及明确举证责任由检察机关承担并适用“高度可能”的证明标准等完善调查机制。还应当强化裁判文书中涉案财物处理的释明机制,构建针对涉案财物处理结果的独立救济程序。
财产权保障是刑事诉讼基本权利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宪法》第13条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财产权不受侵犯”。保障公民合法的财产权不受侵犯,要求刑事诉讼中对涉案财物的处置按照法治化和正当化的程序进行。但是,普通程序中的涉案财物审理程序作为刑事诉讼中涉案财物处置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的规定却较为粗疏,内容较为原则。2021年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刑诉法解释》)对此虽有所弥补,即采取专章的方式规定“涉案财物处理”的相关规则,但仍无法适应刑事诉讼复杂的涉案财物处置的需要。司法实践中诸如涉案财物审理的对象是什么、利害关系人如何行使涉案财物处置的异议权等问题经常被提出。在此种背景下,党的第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坚持正确人权观,加强人权执法司法保障......完善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以及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的制度”。在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的背景下,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完善刑事诉讼中的涉案财物审理程序成为当前理论界与实务界亟待解决的重点问题。笔者拟在检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合一型”涉案财物审理程序实践的基础上,主张涉案财物审理程序应当走向相对独立,并对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审理程序如何构建等进行探讨,以期对涉案财物审理程序的立法完善有所裨益。
一、“合一型”涉案财物审理程序的实践检视
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45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应当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作出处理。《刑诉法解释》)第279条进一步要求法庭对涉案财物的权属、来源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听取控辩双方及案外人的意见。然而,由于上述规定均未就涉案财物的审理程序作出专门设计,实践中涉案财物的审理在整体上依附于定罪量刑程序,形成一种特殊的“合一型”审理模式。
(一)“合一型”涉案财物审理程序的实践特征
首先,程序启动环节检察机关指控的缺位与法官职权启动。在“合一型”审理模式下,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通常不会就涉案财物的处置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起诉书中对涉案财物的描述,往往以证据清单或涉案财物清单的形式附随于定罪量刑的事实指控之后;检察官在法庭上发表公诉意见时,亦少有就涉案财物应当如何处置提出明确的指控理由和法律依据。由此,涉案财物审理程序的启动实质上依赖于法官的职权判断,由法官自行决定是否对涉案财物问题进行调查、调查至何种程度。
其次,法庭调查与辩论环节涉案财物事实的“附带式”处理。在法庭调查阶段,法庭通常将涉案财物的举证、质证环节嵌入对犯罪构成要件事实和量刑事实的调查之中,并未为财物事实设置独立的调查阶段。在这种安排下,涉案财物主要作为证明犯罪事实成立、犯罪数额大小或罪行轻重的证据出现于庭审之中,其对物处置所涉及的权属、来源、善意取得等事实则缺乏独立的举证和质证空间。有实证研究对近年来审结的涉财产处置案件进行分析后发现,在61%的案件中,涉案财物的证据出示依附于定罪量刑程序,仅12%的案件能够按照“一证一质”的原则对涉案财物进行独立的举证质证。在法庭辩论阶段,由于检察机关未提出明确的涉案财物处置请求,加之法庭调查阶段未形成独立的财物事实争点,涉案财物辩论往往被压缩至量刑辩论的末尾,控辩双方在有限的时间内难以就财物问题展开充分辩论。此外,在证明标准的适用上,理论和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法院往往参照定罪的证明要求来判断涉案财物是否应予追缴或没收。《刑诉法解释》第279条第3款所规定的“经审查,不能确认……不得没收”中的“确认”要求,在实践中亦被理解为适用刑事证明标准。
最后,裁判环节呈现出概括处置、依附裁判与说理缺失的特征。在裁判环节,由于庭审未能为财物事实的查明提供充分的程序保障,法官在判决方式上呈现出以下典型样态。其一,“概括处置型”判决,即法院仅在判决主文中笼统表述“违法所得予以追缴”或“供犯罪所用的财物予以没收”,不列明涉案财物的具体范围、种类、数量和金额,亦不说明追缴、没收的事实依据和法律理由。大多数法官对涉案财物或采用“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等“回转”型处置方式,或“照搬”审前意见作出概括性判决,既未列明涉案财物的具体范围、数额及具体处置方式,也未对财物认定的事实依据和法律理由作出详细说明。即便在裁判文书中提及处理对象、数量及具体方式者,也很少在裁判文书主文部分对该事项进行完整的论述评价。其二,“回避处置型”判决,即在涉案财物权属关系复杂、争议较大或涉及案外人利益的案件中,部分法院选择在判决中完全不提及涉案财物的处理,留待执行阶段或通过其他方式另行解决。这种“漏判”现象在涉案财物数量大、权属关系复杂的案件中尤为常见。其三,“依附裁判型”判决,即虽然法院在判决中对涉案财物作出了具体处置,其裁判说理也极为简略,通常仅以“上述事实有扣押清单、银行流水等证据证实”等格式化表述一带而过,缺乏对财物权属、性质、关联性等核心事实的独立分析。
(二)“合一型”涉案财物审理程序中利害关系人的参与困境
在“合一型”审理模式下,利害关系人的程序参与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缺失。
第一,信息获取的制度性困境。知情权是程序参与的逻辑前提,但在“合一型”审理模式下,利害关系人获取涉案财物处置相关信息的制度通道严重不畅。首先,在审前阶段,办案机关对涉案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时,由于对物强制措施的决定完全在办案机关内部程序中作出,且无须对外公示,潜在的利害关系人无从知晓自己的财产已被卷入刑事诉讼。即使在采取强制措施时对持有人或占有人进行了告知,但由于财物的实际权属可能与占有状态不一致,如登记在第三人名下、共有财产、已被转让等,真正的权利人仍然可能对强制措施的存在毫不知情。有实证研究表明,在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中,一些涉众案件的利害关系人一直到判决生效进入执行程序才首次得知自己的财产被卷入刑事案件,此时财物往往已被处置或执行完毕。其次,在审判阶段,现行立法并未规定普通刑事案件中涉案财物审理的公告制度。与《刑事诉讼法》第299条规定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的公告制度不同,在被告人到案的普通刑事案件中,法院并无义务就涉案财物的审理信息进行公告。《刑诉法解释》第279条虽然规定了案外人的异议权,但异议权行使的前提是权利人“知晓”财物已被纳入涉案范围,而“知晓”的制度保障恰恰在现行规范中付之阙如。法院既不需要对潜在的利害关系人进行主动排查和通知,也不需要就涉案财物审理情况发布公告,利害关系人的知情完全依赖于其自身的信息获取能力,或者被告人的告知。在涉众型案件中,被害人人数众多、分布分散,案外第三人的范围更难以确定,这种个体化的信息获取模式几乎无法实现对潜在利害关系人的有效覆盖。
第二,庭审参与的渠道限制与权利缺失。即便利害关系人能够获知涉案财物将被审理的信息,其在“合一型”审理模式下参与庭审的渠道仍然有限。一方面,利害关系人在现行《刑事诉讼法》的当事人框架中缺乏独立的诉讼地位。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当事人包括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利害关系人并不在当事人的范围之内,也不属于“其他诉讼参与人”。这种诉讼地位的缺失直接导致利害关系人在庭审中缺乏独立的权利行使依据。《刑诉法解释》第279条第2款虽规定了利害关系人的异议权,但该权利的行使在程序上受到严格限制。法院对是否通知利害关系人出庭享有“必要”标准的自由裁量权。实践中,绝大多数利害关系人异议通过庭外书面审查方式处理,其举证、质证、辩论等基本诉讼权利无从行使,加之顾忌利害关系人出庭会影响定罪量刑的正常审理,法院通常不会通知利害关系人出庭。即使利害关系人出庭,也多以证人身份参与庭审,无法充分提出己方主张,更无机会予以证明。
(三)“合一型”涉案财物审理程序的结构性缺陷
“合一型”审理模式在不同类型的案件、不同性质的财物以及不同程序环节中,所呈现的实践样态并非一致。在某些情境下,该模式尚能维持基本的程序运转,而在另一些情境下,则存在着结构性缺陷。
其一,普通案件与涉众型案件的差异化表现。在普通刑事案件中,涉案财物通常数量有限、种类单一、权属相对清晰,且利害关系人范围较小。在此类情境下,“合一型”审理模式将财物审理嵌入定罪量刑程序之中,其效率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覆盖程序简化所带来的不足。然而,在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如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等案件中,往往涉及成百上千的集资参与人或被害人,涉案资金链条跨区域延伸,财物形态复杂多样,既包括银行存款、房产、车辆等传统资产,也包括股权、债权、虚拟货币等新型财产形态,财物之间常常存在混同、转化、多层流转等复杂情形。在此情境下,法庭在定罪量刑程序有限的庭审时间内,难以完成对海量财物事实的逐一查明和权属甄别。在涉众型案件中,由于涉案财物法律关系复杂、权利人众多,一并处理可能导致对被告人的判决、裁定过分迟延,许多法院不得不选择对财物问题作概括处理甚至搁置处理。因此,“合一型”审理模式程序空间的局促使法官既无时间也无程序工具对复杂的财物事实进行充分调查。
其二,违法所得、供犯罪所用财物与混合财产的差异化审查难度与程序供不平衡。对于违法所得型财物(如盗窃、诈骗直接所得的赃款赃物),其与犯罪事实的关联通常较为直接和明确。在法庭调查定罪事实的过程中,赃款赃物的来源、数额和去向往往作为犯罪构成事实的一部分被一并审查。在此类情形下,财物的“证据属性”与“财产权客体属性”之间的张力较小,“合一型”审理模式的附带式处理能够在查明犯罪事实的同时基本解决财物的性质认定问题。然而,对于“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如用于作案的运输工具、通讯设备等情况则有所不同。此类财物的没收涉及对公民合法财产权的直接剥夺,但财物与犯罪之间的关联往往并非不言自明,该财物是否“专门”用于犯罪、是否属于“本人”所有、没收是否违反比例原则等问题,均需要独立于定罪事实的专门审查。在“合一型”审理模式下,由于法庭调查围绕定罪事实展开,此类问题往往得不到充分关注和查明。更为突出的是混合了合法与非法财产的财物,以及涉及第三人权益的财物。例如,被告人以违法所得与合法收入共同购置的不动产、赃款与合法资金混同的银行账户、登记在第三人名下但实际由被告人控制的财产等。此类财物的权属甄别和份额划分极为复杂,往往需要独立的财产调查程序,通过审查资金来源、交易链条、登记状况等多重证据才能作出准确认定。在“合一型”审理模式下,法庭缺乏对此类财物事实进行独立调查和审理的程序空间,实践中法官往往因无力查清而选择概括判决或回避处置。
其三,一审与二审程序中的问题传导与变异。“合一型”审理模式的缺陷在一审程序中集中显现,而其影响进一步传导至二审环节。一审程序中,“合一型”审理模式的检察机关未就涉案财物提出独立请求、法庭调查附带处理、裁判说理概括简略。这一程序结构决定了涉案财物事实在事实审层面未能获得充分查明。进入二审程序后,问题以变异的形态延续。由于一审裁判中对涉案财物的具体范围、数额、权属认定和处置方式缺乏明确的事实认定和法律说理,二审法院在审查当事人仅就财物处置提出上诉的案件时,面临审查对象不清、事实依据不明的困境。一方面,二审法院难以在缺乏一审事实查明的基础上对财物处置作出独立的实质审查;另一方面,《刑诉法解释》第446条提供了“发回重审”和“直接改判”两种路径,无论选择哪一种路径,涉案财物事项都未能在完整的审级框架内获得充分的程序保障。
二、“合一型”涉案财物审理程序的消极影响及其规制方案
(一)“合一型”涉案财物审理程序的消极影响
“合一型”涉案财物审理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带来了独立性财产事实的审查缺位、裁判权运行出现双重异化、审前处置与司法审查程序脱节以及裁判效力的不确定与“案结事不了”困局等一系列消极影响。
第一,独立性财产事实的审查缺位。涉案财物事实可区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定罪量刑事实重叠的“重合性事实”,如犯罪数额、赃款去向等,此类事实在定罪量刑程序中通常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审查;另一类是仅与财物处置相关、与定罪量刑无直接关联的“独立性事实”,如涉案财物的真实权属关系、第三人是否善意取得、财物在流转过程中的价值变化、违法所得与合法财产的混同情况等。在“合一型”审理模式下,庭审程序围绕定罪量刑事实构建,涉案财物事实往往不是作为一种独立争议来审理。法庭调查的重点在于犯罪构成要件事实是否成立、犯罪行为与被告人之间的关联、量刑情节的轻重等问题。独立性财产事实由于不服务于定罪量刑的判断,在法庭调查中几乎没有独立的举证、质证和辩论空间,法官主要依赖阅卷和书面审查。这种书面式、行政化的审查方式与庭审实质化所要求的“证据出示在法庭、事实查明在法庭、意见发表在法庭”相去甚远。
第二,裁判权运行的双重异化。“合一型”审理模式下,检察机关通常不提出独立的财物处置诉讼请求,法院的审理不受指控边界的约束,法官在涉案财物处置问题上面临两种相互矛盾的运行状态。一方面,在一些案件中,法官不得不主动行使“追诉性”职权,自行决定调查哪些财物、自行判断财物的性质和权属、自行确定处置方式。由于缺乏检察机关明确的指控和举证,法官实质上承担了部分本应由控方承担的追诉和举证职能,背离了控审分离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在财物事实复杂、权属争议较大的案件中,法官又倾向于消极回避裁断责任,采用“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等“回转”型表述,将实质性裁断职责转移至执行机关或审前办案机关;或者在判决中完全不提及涉案财物,留待执行阶段另行解决。这种“该查的不查、该判的不判”的回避态度,使得涉案财物处置在大量案件中缺乏来自审判环节的实质性审查和裁断。
第三,审前处置与法院审查程序脱节。由于庭审不对涉案财物事实进行实质审理,法院对审前阶段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以及先行处置、审前返还等行为,实际上难以进行有效的审查。有学者在对392个集资诈骗犯罪案件判决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这些案件的涉案财物全部在审前阶段被办案机关处置,法院对审前处置结果直接予以认可并据以做出判决的案件有334个,比例高达85.64%。毫无疑问,由于审前阶段对物强制措施的适用由办案机关自行审批决定,审判阶段又不进行实质审查,导致涉案财物的处置链条中“审查”环节实质性缺失。有学者将这一现象概括为“审前中心主义”,涉案财物处置的实质决定权实际掌握在侦查阶段(通过查扣冻的范围和先行处置的决定),审判阶段仅作形式确认。这显然不利于涉案财物处理的诉讼化。更甚的是,在判决生效后,倘若有利害关系人提出执行异议,则面临着执行所依据的事实不充分或法庭重新审查的两难境地。
第四,裁判效力的不确定与“案结事不了”困局。“合一型”审理模式对刑事诉讼制度的另一深层影响,在于涉案财物处置的裁判效力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其一,概括性判决无法形成明确的执行依据,判决的既判力在财物事项上难以确立。既判力要求裁判内容明确具体,而概括判决恰恰缺乏这种明确性,“追缴什么、追缴多少、向谁追缴”等核心内容均未确定,判决在财物事项上难以产生“一事不再理”的效力,为后续的反复争议留下了制度空间。其二,由于裁判说理缺失,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无法判断财物处置的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对裁判的信服度较低,执行阶段的异议和申诉大量产生,案件在审执之间反复流转。有学者将此概括为涉案财物争议处理的“变更难”和“协调难”,一旦判决作出,即便发现错误也难以通过常规程序变更,而审判与执行部门之间的职责划分不清又加剧了程序的反复延宕。其三,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这一现象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方向存在内在张力。在财物处置问题上,由于审判作为决定案件结果的中心环节未能发挥实质性作用,财物处置的实质决定权分散于审前和执行两端,审判的中心地位在此问题上被架空。一个刑事案件在定罪量刑部分早已审结,但因财物处置不清而在执行阶段反复延宕,形成“案结事不了”的困局,刑事诉讼的安定性和权威性均受到损害。
(二)“合一型”涉案财物审理程序消极影响的规制方案
面对“合一型”审理模式所暴露的多重制度困境,相关学术讨论已基本形成了从“程序混同”走向“功能分化”的改革共识。这一转型的逻辑在于认识到涉案财物审理程序与定罪量刑程序在诉讼客体、审查重点以及证明要求上存在的本质差异。根据功能分化程度的差异,学界大致形成了完全独立的审理模式、相对独立的审理模式以及“以附随审理为原则,单独审理为例外”的审理模式三种具有代表性的涉案财物审理模式构想。
第一,关于完全独立的审理模式。完全独立的审理模式以违法所得没收之特别程序为模板,主张应当构建一套独立于定罪量刑程序的对物诉讼程序。该主张认为,涉案财物审理程序具有独立的诉讼客体,即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就追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物所提出的诉讼请求,这一诉讼请求既不同于定罪之诉,也不同于量刑之诉,应当由独立的诉讼形态予以承载。根据诉讼标的理论,任何一种诉讼形态都有独立的诉讼客体。“对物之诉”须获得与“对人之诉”对等的独立诉讼客体地位,才能从根本上扭转“重人轻物”的传统司法惯性,提高涉案财物审理程序的公正性和规范性。据此,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的同时或独立于公诉之外,应当向法院提交专门的追缴涉案财物申请书,法院则通过发布公告、设置异议期、组织专门庭审、作出独立裁定等环节,对涉案财物追缴问题作出司法裁决。
第二,关于相对独立的审理模式。有学者借鉴量刑程序“相对独立”改革的经验,主张在同一审判程序内部将涉案财物审理与定罪量刑环节相对分离,设置专门的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环节,同时保持与定罪量刑程序在证据与事实认定方面的有效衔接,最终由同一审判组织对定罪、量刑及涉案财物处置一并作出裁判,亦即一种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审理模式。该模式的理论基础建立在对涉案财物事实的类型化区分之上。有学者将涉案财物事实区分为“重合性财物事实”与“独立性财物事实”,前者指同时构成定罪量刑事实组成部分的财物事实,如违法所得数额同时影响犯罪数额的认定;后者指与定罪量刑关联较弱、仅为确定财物处置方式而需单独查明的事实,如利害关系人对财物主张所有权、财物是否系善意取得等。此间,重合性财物事实已在定罪量刑程序中获得充分调查,可直接作为涉案财物处置的依据,无须重复审查;而独立性财物事实则因与定罪量刑的关联性较弱且关涉财产权归属,需要在定罪量刑程序之后设置专门的审理环节予以查明。
第三,关于“以附随审理为原则,单独审理为例外”的审理模式。除却以上两种模式审理模式之外,有学者提出“以附随审理为原则,单独审理为例外”的涉案财物审理模式。该种审理模式认为并非所有刑事案件的涉案财物追缴均需通过完全独立的审理程序进行,其主张应当在坚持涉案财物审理附随于定罪量刑程序这一原则性安排的基础上,针对诸如涉案财物事实特别复杂、附随审理可能导致诉讼过分迟延,或者判决生效后发现遗漏处理的涉案财物等特定情形,增设单独审理程序作为例外。如此一来,涉案财物审理模式呈现出“原则与例外”相结合的主次分明的程序构造,在维持诉讼效率的同时为复杂或遗漏的财物问题提供专门的审查空间。
毫无疑问,刑事涉案财物之完全独立的审理模式在理论上具有最充分的程序正当性,能够为被告人、被害人以及利害关系人等提供专门针对该事项的独立的程序参与空间,从根本上扭转涉案财物审理附属于“对人之诉”的制度惯性,最大限度地避免因程序混同导致的涉案财物审理细化问题。然而,就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而言,完全独立的审理模式之实现面临多重阻碍,其可行性有待进一步审慎评估。首先,从事实关联的角度看,刑事案件中多数涉案财物事实与定罪量刑事实具有高度关联,如违法所得数额在侵财类犯罪中往往直接影响定罪与量刑,犯罪工具的认定亦与犯罪事实紧密关联。为此,若将二者完全分离,将导致同一事实抑或关联性事实在不同程序中重复调查,既可能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也可能因证据认定不一而引发裁判间的内在冲突。其次,从制度构建成本的角度看,完全独立的审理模式需配套以公告制度、独立的财产保全措施、独立的审判程序设置以及审执衔接制度等一系列安排,改革牵涉面广、立法成本高,短期内难以全面推行。最后,受司法资源的现实约束,我国法院长期面临“案多人少”的矛盾,而完全独立的审理模式无疑将进一步加剧审判负担,影响刑事诉讼的整体效率。
如前所述,完全独立的审理模式尽管能够最大限度保障利害关系人的诉讼权利,但必然会对诉讼效率产生消极影响。从提高诉讼效率的角度出发,“以附随审理为原则,单独审理为例外”的审理模式似乎为理想的审理模式,因为以附随审理为原则在多数案件中具有天然的效率优势,而针对涉案财物事实极为复杂、权属关系盘根错节、利害关系人众多的案件,则设置了两种典型的单独审理适用情形——其一为“判决生效后发现遗漏涉案财物的处理”的情形,原审法院应就遗漏财物另行组织审理并作出处理;其二为涉案财物过于复杂、继续合并审理将导致诉讼过分迟延的情形,法院可在定罪量刑裁判作出后将财物问题剥离出来单独处理,避免妨害刑事责任的及时确定。然而,“以附随审理为原则,单独审理为例外”的审理模式中,绝大多数案件因附随审理而无法摆脱“合一型”审理模式之消极影响。
相对独立审理模式的制度价值,则集中体现在对“合一型”审理模式之消极影响的有力回应上。在启动环节,相对独立模式要求检察机关提出明确的涉案财物处置诉讼请求,并赋予利害关系人以程序启动申请权,从而破解启动职权化困局。在调查环节,相对独立模式主张设置专门的举证、质证和辩论环节,形成控、辩、利害关系人三方参与的诉讼化构造,改变了财物事实调查混同于定罪事实调查的格局,有助于独立性财物事实获得充分审查。在证明机制层面,相对独立模式为区分重合性财物事实与独立性财物事实适用不同证明标准提供了程序空间,回应了“合一型”模式下证明机制单一化所导致的事实认定困难。在裁判环节,相对独立模式要求判决主文明晰涉案财物的范围、数额及处置方式,并为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提供独立的救济途径,有助于消解“合一型”模式下裁判笼统化所带来的执行与救济困境。
除此之外,相对独立审理模式的另一重要优势在于其与现行制度框架的流畅衔接,改革成本相对较小。一方面,尽管现行规范并未细化规定相对独立之涉案财物审理模式的具体程序,但现行《刑诉法解释》第279条将涉案财物调查条款置于法庭调查章节作单独规定,第280条进一步明确将涉案财物处理并列于定罪、量刑进行表述,如此即为相对分离的制度构建预留了充分空间,其相较于完全独立审理模式构建而言具有更小的改革阻力。另一方面,我国量刑程序相对独立化改革的经验可以为涉案财物审理提供直接的方法论借鉴,在制度建构层面涉案财物审理程序与原先合一化的量刑程序面临相同的改革境遇。
综上所述,在涉案财物审理程序的三种模式中,相对独立模式在规范性与可行性之间达到了较好的平衡——其在不彻底割裂定罪量刑程序与涉案财物审理程序的前提下,通过设置专门审理环节实现涉案财物事实的实质性审查,既回应了程序公正的价值诉求,又实现了财产权的制度保障,也兼顾了司法效率的现实考量,在深化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同时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价值的多元平衡。因此,笔者主张应构建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审理程序。
三、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审理程序的理论证成
构建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审理程序,不仅有助于提高诉讼效率,避免司法资源的重复投入;而且能够发挥诉讼化程序所独有的公开性与参与性功能,保护被追诉人和利害关系人的财产权;亦能够打破单一刑事审判思维的桎梏,树立刑民交叉的实质审查理念。
(一)是优化司法资源与实现案件繁简分流的现实选择
推动涉案财物审理程序从“合一”走向“相对独立”,对于破解传统依附式程序举证重复、审理混同、处置滞后的效率困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能够避免司法资源的重复投入。如前所述,在刑事诉讼中,涉案财物往往天然地交织着双重属性,即作为认定犯罪成立与罪责轻重的“证据属性”,以及作为公民个人财产或违法犯罪所得的“财产属性”。在定罪量刑的法庭调查阶段,检察机关为了指控犯罪,通常会出示证据来证明被告人实施了特定的侵财行为或使用了特定的犯罪工具,这使得相当一部分财产事实在定罪量刑程序中就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实质性证明。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审理程序绝不意味着将这些已经查明的案件事实彻底推倒重来。相反,它允许法庭将定罪量刑程序中已经查证属实的、具有双重属性的财产证据直接转化为财产审理阶段的“已决事实”,免除不必要的重复出示与重复质证。正如两高两部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所确立的指导原则,对于既能证明具体个案又能证明黑社会性质组织经济特征的财产相关证据,在个案审理中出示后,后续仅需简要说明,无需重复出示。这种相对独立的程序设计,可以减少在涉案财物审理中再次查明的重复性工作,有效避免司法资源的二次浪费。
其次,有利于实现繁简分流与案件的精准审理。现代法治国家在面对司法资源日趋紧张的现实困境时,无一例外地通过优化程序配置来实现诉讼的繁简分流。例如在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或德国式的认罪协商制度中,司法机关均是通过建立多样化的程序分流机制,将有限的司法精力集中于处理具有实质争议的重大疑难案件中。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审理程序正是这一繁简分流理念在刑事财产处置领域的制度延伸。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审理程序允许法庭根据涉案财物事实的复杂程度和争议性质,灵活决定审理方式,对于权属清晰、争议不大的财物处置事项,可以简化审理、快速处置;对于权属复杂、涉及刑民交叉的财物争议,则可以进行专门的、充分的实质审理。通过这种差异化的程序安排,司法机关能够将有限的司法资源从简单案件中释放出来,集中投入于复杂财产争议的精准审理,真正实现“简案快审、繁案精审”的制度目标,契合刑事诉讼效率价值的核心要求。
最后,从法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审理程序能够降低制度运行的总成本,实现司法效益的最大化。任何程序制度的设计都面临着成本与收益的权衡。在“合一型”审理模式下,涉案财物审理附随于定罪量刑程序,表面上看似乎节省了程序设置的显性成本,但实际上却造成了更大的隐性成本。例如因审理不充分而可能导致的错案成本、因程序虚化而引发的申诉上访成本、因财产权属争议悬而未决而产生的社会成本等。正如有学者所批评的,传统办案理念以降低诉讼效率和公正为代价,这种办案理念有必要修正,有必要以先合后分、先执后审、专门审查的逻辑,重构涉案财物审理程序和涉案财物异议程序。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审理程序虽然在程序构造上增加了独立的财产审理环节,表面上看似乎增加了制度成本,但实际上通过对财产争议的集中审理和实质化解,能够有效减少因程序不公、处置不当所引发的后续救济成本。从制度运行的整体效果来看,反而实现了司法资源的最优配置。申言之,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审理程序将财产争议的审理从定罪量刑的“附属品”提升为独立的审理对象,使法院能够在专门的程序空间内对财物权属、处置方式等核心问题进行充分的法庭调查和辩论,从源头上减少因审理不充分而导致的错误裁判和执行困境,真正实现了公正与效率的最大化统一。
(二)是实现从“偏重惩罚”向“惩罚与保障并重”现代法治转型的需要
首先,有利于重塑被追诉人的财产辩护权。民法上的财产权保护是私法秩序下面向财产的权利确认,其关切在于厘定与其他私权利主体的权利界限;宪法上的财产权保护则将财产权上升至基本人权的高度,其适用语境体现在对非法侵害的防御和对公权力的限制。涉案财物审理程序属于刑事诉讼程序,财产权理应具备排他性和防御性的双重属性。然而在传统的刑事诉讼构造中,被追诉人及其辩护律师的辩护重心几乎完全被框定在罪责成立和刑罚轻重的防御上,财产辩护长期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这种“重人轻物”的辩护格局,其制度根源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从起诉阶段来看,检察机关通常仅将涉案财物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材料予以罗列,而怠于在起诉书中提出针对特定财产的体系化证明和独立的处置意见,使得财产事实难以形成明确的审理对象;其二,从庭审构造来看,由于涉案财物审理附随于定罪量刑程序,法庭调查的时间和精力被优先配置于犯罪构成事实的证明,财产事实的审理往往被挤压至庭审尾声,沦为仓促的“走过场”;其三,从辩护资源分配来看,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面对的是公诉机关强大的追诉压力,在有限的庭审时间内,其辩护精力不得不集中于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罪轻与罪重等关乎人身自由的重大问题,客观上难以兼顾财产事实的举证和辩论。三重因素叠加,导致被告人在庭审中极难开展有针对性的财产抗辩,财产辩护权长期缺位,涉案财物事实在审判中往往不能形成争点,更难以获得实质审理。构建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审理程序,要求检察机关应当明确行使财产公诉权,在起诉书中明确将涉案财物审理作为请求法院裁判事项。这能在庭审中迫使控辩双方围绕“该特定财产是否属于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是否属于直接或间接产生的违法所得”等争议焦点,独立开展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能够获得专属的诉讼空间,有针对性地对涉案财产的性质进行反驳,并就定罪、量刑及财产处置一并发表最后的陈述意见。这种程序设计真正终结了“只辩人、不辩物”的畸形辩护结构,赋予公民对抗国家公权力不当侵害其基本财产权的宪法防御手段。与此同时,财产辩护权的实质化还能够倒逼公诉机关提升对涉案财物事实的举证质量,促使其在审前程序中更为审慎地审查财物的来源、权属和关联性,从源头上提升涉案财物处置的准确性和公正性。
其次,有利于激活利害关系人的诉讼参与权。程序参与是正当程序原则的核心基石。正如有学者所言,程序参与权的基本要求是“那些权益可能会受到裁判或诉讼结局直接影响的主体应当有充分的机会富有意义地参与刑事裁判的制作过程,并对裁判结果的形成发挥其有效的影响和作用”。由于涉案财物在其财产属性上可能牵涉被追诉人、被害人、善意第三人以及其他案外组织等多方主体,涉案财物的妥当处置必须建立在各方利害关系人有效、实质参与的基础之上。然而,如前所述,在“合一型”审理模式下,利害关系人的参与面临着参与渠道不畅、信息获取困难等一系列难以逾越的制度障碍。为强化财产权的司法保障,应以相对独立的审理程序为载体,确立利害关系人的主体地位,赋予其对物提出诉讼请求的权利,进而完善其在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审理程序中的异议表达权、证据提出权与法庭辩论权。放眼域外,赋予利害关系人诉讼主体的身份是域外法治国家的通常做法。如在英国,2017年《刑事金融法》(Criminal Finances Act 2017)所确立的不可解释财产令程序中,利害关系人即被赋予独立的诉讼地位,有权就财产来源的合法性提出说明和抗辩。我国也有学者提出要赋予刑事利害关系人将涉案财物财产权争议诉诸裁判的权利,并建立和完善相关程序规则。当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审理程序正式启动时,利害关系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应当有权跨越传统的定罪量刑壁垒,直接针对拟没收或追缴财产的权属争议、是否属于善意取得、是否具有合法来源等核心财产争点,向法庭提交反驳证据,并与控方展开针锋相对的平等质证与对抗。这种程序设置不仅能够提升涉案财物处置的实体准确性,更能在程序层面体现对利害关系人程序主体地位的尊重。
(三)是“刑民交叉”视域下实现财物权属与处置的精准认定的需要
首先,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审理程序有助于打破“先刑后民”的路径依赖,确立刑民交叉的实质审查理念。“先刑后民”原则的适用并非毫无争议。实际上,“先刑后民”的单一模式既不利于刑事案件的处理,也不利于民事纠纷的解决,需要对这一传统模式进行反思和审视。在涉案财物处置领域,“先刑后民”理念的消极影响尤为突出,它将民事权属争议降格为刑事审判的附属问题,使得法官习惯于以刑事证明标准来处理原本需要民事法律规则加以判断的权属争议。然而,涉案财物的权属认定涉及物权归属、交易效力等民事法律关系的判断,这些判断并非法官简单用刑事法律规范即可作出认定。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审理程序要求法院突破形式要件审查,优化审理程序构造,切实推进涉案财物审理实质化。在相对独立的程序空间中,法官不再将民事权属争议视为刑事审判的附带品,而是将其作为独立的审理对象,运用民事法律规范进行实质性的权属判断。这种理念转型实质是从“先刑后民”的单向思维转向“刑民协同”的复合思维,实现从形式审查转向实质审查。
其次,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审理程序能够依据争议性质适配差异化的审查规则,实现财物权属与处置的精准认定。有学者提出,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证明应包含两个层次,即涉案财物的法律属性证明以及权属证明。就前者而言,主要是解决财物是否涉案,即判断某一财物是否属于违法所得、犯罪工具或违禁品;就后者而言,主要是解决涉案财物的相关权属纠纷,即判断某一财物的所有权归属、是否设立合法有效的担保物权、第三人是否构成善意取得等。这两种认定在证明对象、证明标准和法律依据上存在根本差异。在“合一型”审理模式下,二者被混同审理,法官往往以前者取代后者,既然财物被认定为违法所得,便径直推断其权属归于被告人或被追缴对象,而不再对第三人是否善意取得等民事问题进行独立审查。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审理程序为这两种认定的分离提供了程序条件。对于纯粹刑事属性的财物争议,如违禁品、直接犯罪工具、原始违法所得的认定,严格遵循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证明标准和审查规则;对于涉及民事权属、第三人权益的交叉性争议,可参照民事诉讼程序规范,搭建专门的民事确权审查流程。一方面,严格区分违法财产和合法财产,杜绝“一刀切”式处置,防止不当侵害合法财产权益;另一方面,重点审查财物流转过程的民事法律效力,对交易行为、抵押担保、善意取得等民事权利状态进行实质评价。如对于善意取得的实质审查中,法庭需要对第三人取得财产时的民事法律关系进行实质审查,具体包括是否确实属于“不知情”的善意状态、客观上是否支付了与市场规律相符的“合理对价”、是否已经依法完成了动产交付或不动产登记等物权变动程序等。对于符合善意取得要件的利害关系人合法财产,坚决不予纳入没收和追缴的违法所得范畴。申言之,这种差异化的审查规则使得法官在审理涉案财物时能够“对症下药”,避免了“一刀切”式适用刑事规范所导致的错判和误判,实现财物权属与处置的精准认定。
四、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审理程序的具体构建
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审理程序应当如何构建?毫无疑问,作为一项涉及诉讼构造重塑、证据规则重建以及救济体系完善的系统工程,涉案财物审理程序的构建理应独立开展。为推动该程序由传统的“合一型”向“相对独立”转变,法院应在针对定罪和量刑问题进行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之后,专门且单独地针对涉案财物的处理问题组织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以下将从启动程序、调查程序及裁判程序三重维度,对其具体制度设计展开系统论述。
(一)明确涉案财物审理程序的启动主体
涉案财物审理程序正当运转的前提在于建立明晰的程序启动机制。如前所述,涉案财物审理程序往往由法官依职权启动,导致涉案财物审理程序长期处于被严重边缘化的依附状态,仅仅作为审判机关在完成定罪量刑之余所开展的附属性后续环节。这种“自然顺延”式的启动模式缺乏独立的程序法正当性,导致对涉案财物的裁判呈现出极大的随意性与不可预测性。因此,涉案财物审理程序的现代化转型,首要任务便是着力构建起具备特定程序门槛、严格主体要求以及完善递进层次的规范化启动机制。
首先,应当明确检察机关是涉案财物审理程序的启动主体。基于“诉审同一”的刑事诉讼法理,在控、辩、审三方构造中,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行使追诉权,不仅需要承担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公诉职能,同时亦担负指控违法所得和犯罪工具予以没收的对物追诉职能。因此,应当从程序法规范层面,明确检察机关为涉案财物审理程序的启动主体,即要求检察机关在起诉书的诉讼请求部分进行明确单独列出,或者通过依法提交相对独立的“违法所得没收申请书”“涉案财物处置清单”等正式诉讼文书的形式,将涉案财物的没收、追缴或依法处置作为一项独立且具体的公诉请求,正式向法庭提出。这种明示化、要式化的规范启动方式的价值意义在于:其一,通过将散落于全案卷宗中的庞杂财产事实,高度凝聚为明确的诉讼标的,为后续法庭展开对物实质性审查划定了严格且清晰的审理范围,从而有效防范了审判权的不当扩张;其二,从根本上激活了检察机关在对物之诉中应当承担的举证责任与公诉职能,避免审判机关在无指控状态下依职权分配财产的弊端,切实维系控辩平等对抗、法院居中裁判之三方诉讼构造的平衡状态。
其次,为充分保护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可以考虑引入依申请启动的补充机制。在检察机关对某项已被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未提出没收主张,但亦未主动解除强制措施的情形下,涉案财物的利害关系人就有可能处于财产被事实冻结且救济无门的困境。基于此,应当赋予利害关系人申请法院启动涉案财物审理程序的权利。法院在收到申请后,应启动必要的庭前审查与听证程序,重点核实两项关键要素:一是申请人是否具备合格的利害关系人地位;二是涉案财物是否确实处于被公权力持续查控的客观状态。一旦审查确认符合上述法定条件,法院即应依法裁定启动相应的涉案财物法庭调查环节。通过赋予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启动机制,有效避免了合法财产权因刑事追诉程序的拖延而遭受不当减损,填补了涉案财物权利救济的制度漏洞。
需要指出的是,为了进一步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启动程序还需引入繁简分流的审查标准。参考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的有益经验,可通过完善庭前会议制度,允许控辩双方及利害关系人自主参与。在庭前会议中,对涉案财物追缴意见进行初步梳理。若各方对涉案财物的权属及处置方式均无异议,则在涉案财物审理程序中可选择适用书面审理或简易程序予以快速确认;若存在重大争议或复杂的权利主张,则必须转入法庭实质性调查与辩论程序。
(二)明确法庭调查程序中涉案财物事实的调查机制
法庭调查作为涉案财物审理程序的核心,应当打破传统庭审中“重人轻物”的审查窠臼,聚焦于涉案财物的财产属性与权属关系的独立查明机制。这一机制的完善,要求在程序设计上科学划分调查对象的范围边界、明确利害关系人的参与方式以及确立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与证明标准。
首先,应当明确涉案财物事实的调查对象。涉案财物审理程序是对公民财产权的实体处分,调查对象的界定直接决定了公权力介入的深度。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涉案财物审理程序的待证事实缺乏专门的立法界定,学理上必须寻求体系解释的支撑。依据《刑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及文义解释的同一性原则,该程序的待证事实应严格限定于三大类:违法所得、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以及违禁品。需要指出的是,违禁品的范围指国家禁止个人私自留存、使用的物品,如易燃易爆品、有毒有害物质等。因此,应当明确违法所得的具体范围以及查明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具体而言:其一,应当明确违法所得的具体范围。法庭的调查范围应当涵盖被追诉人因实施犯罪活动而直接或间接产生、获得的任何财物。这不仅包括直接取得的财物及其部分或全部转变、转化后的替代物,例如用赃款购买的房产或车辆,还应当延展至利用犯罪收益进行后续投资、经营所间接产生的孳息与利润。通过明确违法所得的范围,贯彻“任何人不得因犯罪而获益”的理念。同时,权力的追溯必须有所限制,当原本属于违法所得的涉案财物已经流转至案外第三人名下时,法庭必须将该第三人的取得行为是否符合善意取得要件作为核心审查对象。如果第三人支付了合理对价且主观上出于善意,则该财产即切断了与原有违法所得的刑法因果链条,不再属于国家追缴与没收的范畴。这一边界的划定,实现了严厉打击犯罪与保护善意第三人财产权的动态平衡。
其二,对“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的审查。没收此类财物,本质上是对被追诉人滥用其财产权的一种严厉惩罚与剥夺。为防止惩罚范围的无序扩张,法庭在调查时必须首先审查“实质关联性”,即该财物必须对特定犯罪行为的实施起到了直接的促进或利用作用。倘若该财物仅仅是被追诉人用于日常生活的附带使用,并未直接投入犯罪,则不得予以没收。更为关键的是“所有权”的审查。法庭必须查明该财物在法律上是否确属“被追诉人本人”所有。如果被追诉人实施犯罪所使用的财物系借用、租赁自未参与犯罪的无辜第三人,基于罪责自负原则,不能将其作为刑事涉案财物审理程序的没收对象。
需要指出的是,明确涉案财物事实的调查对象,还应当明确犯罪事实的免证效力,即将犯罪事实排除在涉案财物调查对象之外。在理论探讨中,有学者受域外立法例的启发,主张将犯罪事实纳入调查对象。例如,英美法系的“民事没收程序”及德国的“放弃起诉之惩罚性没收程序”,均要求在没收财物时必须首先证明犯罪事实的存在。然而,这种观点严重脱离了我国刑事诉讼的本土构造与程序属性。英美的民事没收本质上是独立于刑事定罪的对物之诉,不以被追诉人有罪为前提,故而需要对犯罪行为进行独立查明。但我国涉案财物审理程序,在性质上仍属于刑事诉讼程序,且在时间轴上处于定罪和量刑之后的第三个审理阶段。在这一前置的定罪审理阶段,公诉机关已经通过严密的举证质证,以“排除合理怀疑”的最高标准证实了犯罪事实。因此,当案件进入涉案财物审理的相对独立阶段时,该犯罪事实已经转化为不容置疑的“已决事实”,具备了法定的免证效力。若强行要求在此阶段进行重复证明,不仅是对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亦是对既判力理论的根本违背。
其次,应当明确利害关系人的参与方式。诉讼知情权是利害关系人实质性参与诉讼程序的基础。放眼域外,域外国家普遍对利害关系人的诉讼知情权作出了明确的规范性界定与保障。例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431条规定,如果利害关系人的实体利益可能存在于被没收的涉案财产中,法院就应当通知利害关系人参与程序。日本《刑事诉讼法典》规定没收涉案财物时必须保障利害关系人的知悉和抗辩权利。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为保障利害关系人的财产权规定了刑事没收附属程序,即法官作出刑事没收裁定后,控方应将此裁定公告,如果存在得到控方相信且对拟没收财物可能享有权益的利害关系人,控方还应对其书面通知,且应详细描述拟没收财物之性状特征。如果法官认可利害关系人的异议,则其应当修正没收裁定,如果法官驳回案外利害关系人异议,利害关系人不服的,可以上诉。
回视我国,相对独立的刑事涉案财物审理程序的核心在于突破利害关系人长期被边缘化的诉讼困境,为其构建一个能够充分表达权利诉求、行使实质抗辩的程序空间。在程序构造上,利害关系人的诉讼参与应当被深度嵌合于同一庭审的涉案财物审查阶段,同时必须赋予利害关系人不依附于控辩双方的独立诉讼主体地位。为确保该项权利免于虚置,在构建涉案财物审理程序时,应当建立对利害关系人的通知制度。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前,其应将对物指控的理由和处置建议公告或书面通知利害关系人。在审判阶段,法院应及时公告或通知利害关系人,并告知案由、涉案财物的状况以及提出异议的法定期限等关键信息。在进入正式的法庭调查程序后,利害关系人应当摆脱以往被动配合查明事实的诉讼附属地位,通过切实保障利害关系人的阅卷权,使其有权全面查阅控方提交的、旨在证成涉案财物系违法所得或供犯罪所用之物的关键证据材料。在法庭调查与辩论环节,利害关系人应当获得与控辩双方平等的诉讼武装地位,不仅有权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更应紧密围绕涉案财物的属性界定、权属归属以及是否构成善意取得等核心争议焦点,展开实质性的质证与抗辩。
最后,应当明确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与证明标准。相对独立的刑事涉案财物审理程序中,举证责任的科学配置与证明标准的精准界定直接关系到国家追诉权行使与公民财产权保护之间的利益平衡。基于此,应当摒弃简单套用定罪量刑证据规则抑或是全盘移植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路径依赖,构建一套符合涉案财物审理程序的证明机制。其一,在证明责任的分配上,由于涉案财物审理程序在本质上属于刑事诉讼程序,且没收、追缴具有对犯罪进行严厉惩戒和威慑的法律属性,因此,由代表国家行使追诉权的检察机关承担核心的证明责任,具有不可辩驳的正当性。检察机关必须对涉案财物是否属于违法所得、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或违禁品,以及对财物进行处置的程序事实承担全证明责任。这意味着,如果法庭在调查结束时,无法确信该财物确实与犯罪具有法定关联,导致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那么应当由检察机关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法庭应当判决不予没收或予以返还。需明确的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联合颁布的《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15条第2款之规定,利害关系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对拟追缴、没收的涉案财物主张权利的,应当出示相关证据。要求利害关系人“应当出示相关证据”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其需承担证明责任。该要求的制度目的在于防止利害关系人滥用权利、随意提出主张,属于一种推进诉讼的程序性义务,即“初步证明责任”。若利害关系人未履行该义务,仅导致其主张不被法院采纳,并不直接产生涉案财物被认定为犯罪所得的法律后果。根据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原则,涉案财物是否属于犯罪所得的核心证明责任,始终由检察机关承担。因此,不能因要求利害关系人就权利主张出示证据,而混淆其程序性义务与检察机关的实体证明责任之间的界限。
其二,在涉案财物审理程序中确立何种证明标准,学术界常存争议。笔者认为,鉴于该程序本质上隶属于非定罪的特别刑事诉讼范畴,且司法实践中财产流转与隐匿导致客观查证壁垒,其所适用的“高度可能”证明标准,应当适度区别并实质性低于“排除合理怀疑”的定罪门槛。一方面,涉案财物审理程序的证明标准应当适度区别并低于定罪证明标准。定罪量刑关涉生命与自由法益的褫夺,刑罚后果具有绝对的不可逆转性,故法治社会对其事实误判的容忍度极低,必须恪守“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底线。相较之下,涉案财物处置的客体乃是财产法益,所解决的是被追诉人涉案财物的追缴、没收问题,并不会对被追诉人进行定罪量刑,也不涉及被追诉人人身自由或生命等重大权利的限制或剥夺,而且涉案财物的处理出现错误仍可通过多种途径予以补救,如利害关系人或检察机关认为未生效的涉案财物处理结果存在错误,有权以上诉或抗诉的方式救济;又如,涉案财物处理结果生效后,若有证据证明裁判有错,则可以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另一方面,涉案财物审理程序的证明标准又应当高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鉴于涉案财物审查本质上仍隶属于特别刑事诉讼范畴,带有深刻的国家公权力干预性与惩罚性剥夺色彩,故绝不可简单嫁接民事纠纷中“优势证据”的较低裁判门槛。因此,对“高度可能”的精细化解读应包括三个维度:一是概率上的量化要求。该标准应当被理解为“清晰且令人信服”的程度。如果用量化的心证概率来表示,法官对于涉案财物属于违法所得或犯罪工具的内心确信必须达到75%以上。二是推理逻辑的社会评价一致性。在论证财物与犯罪活动的实质关联时,其因果推导必须符合法律逻辑,并将社会一般公众的常理认知作为衡量间接证据链条是否闭合的重要基准。三是证据的综合判断原则。法庭不能仅依赖单一证据,而必须在审查全案间接证据群的基础上,通过串联时间、资金流向、行为特征,形成不留合理疑点的严密逻辑闭环。
(三)完善涉案财物裁判的说理制度与权利救济机制
在明确涉案财物的程序启动主体、确立法庭调查程序中涉案财物事实的调查机制之后,案件最终进入合议庭的评议与裁判阶段。相对独立的刑事涉案财物审理程序要求在裁判环节彻底摒弃传统依附式的裁判模式,唯有通过深化裁判说理论证以及构建周延且独立的权利救济机制,方能切实实现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深度融合。
首先,应当强化裁判文书中涉案财物处理的释明机制。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受传统刑事惩罚理念的影响,司法机关往往将审查与论证的重心过度集中于定罪与量刑事实的查明,从而导致涉案财物的处理长期处于一种被边缘化的依附状态。刑事判决书在面对错综复杂的涉案财产权属争议时,极少进行具有深度的分析,甚至在文书中长期缺乏明确且具有执行力的实体判项。部分裁判文书往往以一句高度模糊且缺乏羁束力的需要追缴的涉案财物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予以草率收尾。由于没有明确的判项,被追诉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也就难以提出专门针对涉案财物处理结果的上诉,被追诉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财产权益难以得到充分的保障。鉴于此,在构建涉案财物相对独立审理程序的语境下,裁判程序的独立性必须外化为裁判文书体例的独立性,即应当在刑事裁判文书中系统构建独立的涉案财物处理释明机制。这意味着,合议庭的评议过程应当进行结构性分离,在完成对定罪与量刑问题的实质性评议后,必须将涉案财物处置剥离出来,作为一项具有独立诉讼标的意义的事项予以单独评议。与此相适应,刑事裁判文书必须打破财物处置长期依附于定罪量刑逻辑的传统藩篱,着力构建并强化涉案财物处理的独立释明机制。具体而言,该机制的建构可从以下维度展开。其一,法官应当在文书中全面概括检察机关所提出的没收申请之事实与法律依据,同时完整呈现被追诉人针对财物性质提出的抗辩理由,并特别注重吸纳利害关系人基于实体权利提出的权属异议。通过对控辩双方以及利害关系人诉求的交叉比对与逻辑归纳,将散落于庭审中的财产线索提炼为涉案财物处理的具体争议焦点。这不仅是保障各方主体诉讼参与权的必然要求,更是后续展开实质性裁判说理的逻辑起点。其二,在厘清争议焦点并完成实质性的释法说理之后,裁判文书的最终落脚点必须归结于明确、具体的裁判主文。法官应当严格恪守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双重指引,彻底摒弃笼统、模糊的概括性表述,逐一对应随案移送的涉案财产清单,详尽列明各项财物的最终法律处置。判项必须实现精准的类型化界分:明确指出何种特定财产权属清晰,属于应当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的违法所得;何种财产基于其法定属性,属于应当依法上缴国库的违禁品或供犯罪所用之物;又有何种财产在排除了与犯罪事实的实质关联后,应当立即解除查封、扣押等强制措施,并依法发还给特定被害人或利害关系人。通过明确各项财物的权属归处,从源头上消弭了财产执行阶段的权责模糊地带,真正实现涉案财物审理程序定分止争的法治价值。
其次,应当构建针对涉案财物处理结果的独立救济程序。当前,因涉案财物权属认定瑕疵致使利害关系人合法财产遭受不当查控、没收的情形日益凸显。为有效实现对利害关系人合法财产权的实质性保障与救济,必须打破传统的程序依附,构建多维度、实质性的独立救济程序。具体而言,应当确立利害关系人与当事人针对涉案财物处理结果的独立上诉权。《刑诉法解释》中仅规定了被告人、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被告等当事人对涉案财物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上诉,而对最受涉案财物处置影响的利害关系人,其上诉权并未得到明文确认。为了补足这一权利真空,应当在法律层面上明确赋予利害关系人针对涉案财物处理结果的独立上诉权。当一审判决作出后,如果利害关系人认为涉案财物的没收或追缴判项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其有权自主决定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为了保障程序效率并体现相对独立性,此种独立上诉权的范围应该予以限缩,即利害关系人的上诉仅限于对原判决中涉案财物处置部分不服,而不涉及对定罪量刑部分的内容。在此情况下,若仅有利害关系人针对财物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在受理后,原一审判决中针对被告人的定罪与量刑部分依法可产生既判力并交付执行,而二审法院仅针对利害关系人上诉的财物权属事实、证明标准以及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专项审理。这不仅化解了诉讼拖延的风险,更使得刑事诉讼不仅能解决刑事责任归责,也能彻底终结财产权利的纷争。
最后,应当将执行救济与民事第三人撤销之诉进行衔接。利害关系人的救济不仅存在于审判过程中的上诉,更延伸至判决生效后的执行阶段。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将利害关系人对刑事涉案财物提出的权属异议,按“执行行为异议”处理。这实质上是将实体权利争议降格为程序异议,且因申请执行人缺位、刑事审判的刚性效力等障碍,利害关系人往往难以通过简单的执行异议阻却不当执行。因此,改革的深化方向在于构建跨越刑民界限的实体救济机制,探索建立独立的“刑事利害关系人执行异议之诉”或引入“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制度衔接。当利害关系人未能参与之前的审判阶段,而在生效刑事裁判进入强制执行时,若其认为执行标的物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法院应当允许其在初步审查后,通过提出利害关系人执行异议之诉的方式,要求中止执行。
来源:政法论丛
肖沛权,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