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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共谋共同正犯是由日本判例创造出来的概念,主要为了实现对在共同犯罪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行为人的合理处罚。日本刑法理论从最初的反对到普遍的接受,实际上是问题性思考优先于体系性思考的结果。中国刑法理论对于共谋共同正犯概念的引进之争,本质上是关于中国共犯理论体系的选择之争。就理论体系的合理性而言,单一制不值得被采纳。德日的实质区分制在德日立法语境下有其必要性,但从中国的立法实际出发,没必要完全向其靠拢。双层区分制有其道理,在定罪阶段依托区分正犯与共犯的形式客观说来维护基本的法治国原则,进而合理划定入罪范围,在量刑阶段依靠刑法中规定的主犯从犯概念,实现共犯人的合理量刑。在此前提之下,共谋共同正犯概念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并无存在之必要。
一、问题的提出
当两个以上的行为人共谋实现一定的犯罪,而只有共谋者的一部分实现了该犯罪的场合,对于没有参与实行行为的人应该如何处理,成为问题。对此,日本刑法学界通过共谋共同正犯理论来予以解决,即在上述场合下,包括没有参与实行行为的人在内,所有的共谋者都成立共同正犯。对于要不要将日本刑法中的共谋共同正犯理论纳入我国的刑法理论框架中,我国刑法学者之间形成了截然对立的两种立场。有的学者持积极接受的态度,认为这一理论有利于将我国的共犯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有的学者则对这一理论持排斥的立场,认为在我国的刑法语境下,并没有引进这一理论的必要。
面对理论上的这一分歧,我们应该采取何种立场,对于司法实务来说将会产生重要影响。目前,我国司法实务中也不乏以共谋共同正犯理论为依据作出的判决。例如,〔案例1〕2015年8月30日,被告人黄甲、黄乙、王某一同坐车至南昌市青山湖区的恒茂梦时代广场,下车后分别寻找诈骗机会。被告人黄甲、黄乙依次得手,而被告人王某在尝试盗取他人财物失败后独自返回宾馆。关于被告人王某是否和黄甲、黄乙构成共同犯罪的问题,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虽未参与实行盗窃被害人李某、程某财物的行为,但其与被告人黄甲、黄乙对犯罪事先进行了共谋,按共谋共同正犯的刑法理论,应当将被告人王某作为共同正犯处理。退一步而言,纵然不将其作为共谋共同正犯处理,被告人王某在共同犯罪过程中为被告人黄甲、黄乙提供了精神帮助,也应作为狭义共犯进行处罚。最终,法院认定被告人黄甲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黄乙、王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处罚,且被告人王某相对于被告人黄乙作用更轻。在该案中,法院在判断王某是否构成犯罪时,运用了共谋共同正犯理论。又如,〔案例2〕2013年2月,被告人刘某、黄某通过互联网认识后,预谋一起实施抢劫,并购买了手枪等作案工具。后来被告人刘某又通过网络邀请被告人张某参加抢劫活动。此后,三名被告人到苏州市相城区望亭镇名源金店踩点,后因发生分歧,被告人刘某、张某撇下黄某离开。此后,被告人刘某、张某携带手枪、斧头等作案工具闯入某地金店实施抢劫后逃跑。由于黄某并未参与实施抢劫金店的行为,如何处理黄某就成为问题。法院认为,被告人黄某与被告人刘某、张某为了实施抢劫行为而共同谋划,并且一起准备了作案工具,三人均构成抢劫罪的共谋共同正犯。据此,被告人黄某应当对被告人刘某、张某持枪抢劫金店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但其行为仅属于犯罪预备,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本案中,法院同样将共谋共同正犯概念作为入罪依据。
然而,如果真如该理论的反对者所言,共谋共同正犯理论并不适合被我国刑法所采纳,则上述判决的合理性就值得怀疑。这一源自日本刑法中的概念是否有足够的理论基础作为支撑?是否不引进该理论就不能更好地解决其涉及的相关问题?为了澄清理论上的分歧,同时也为了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有必要对共谋共同正犯理论展开进一步的探讨。基于该问题意识,首先,本文将对共谋共同正犯理论的来龙去脉、思想基础进行检讨,审视其在整个共犯理论中的功能定位,评析关于共谋共同正犯理论的争议;其次,本文将结合我国的刑法理论与传统,阐明在面对这一外来理论时,如何自处才是更好的选择。希望通过本文的讨论,既能够对理论研究有所启发,也可以对实务操作发挥一定的指引作用。
二、共谋共同正犯理论的正本清源
(一)由判例发展而来的概念
共谋共同正犯是由日本判例创造出来的概念,判例当初只限于在涉及诈骗罪、敲诈勒索罪、伪造文书罪、虚假告诉罪等所谓智能犯罪的场合,肯定了共谋共同正犯的成立。其后,对于放火罪、故意杀人罪等实力犯罪的场合,大审院也开始肯定共谋共同正犯的成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高裁判所的判例进一步明确了共谋共同正犯的概念。如今,共谋共同正犯概念的使用在日本司法实务中取得了不可动摇的地位。从统计结果来看,实务中复数参与者案件的处理情况中,共谋共同正犯占压倒性多数,教唆犯和帮助犯占少数。根据龟井源太郎教授的研究,从1952年到1998年,一审有罪的全体人员中,有共犯行为人的比例约为25.4%。复数参与者的案件中,大约97.9%是作为正犯参与,作为教唆参与的约为0.2%,作为帮助参与的约为1.9%。并且,狭义共犯还有偏重于特定犯罪类型的倾向。日本司法判例之所以发展出共谋共同正犯的概念,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提出共谋共同正犯概念有利于打击处于幕后的策划、指挥犯罪的行为人。日本《刑法》第60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的,皆为正犯。”根据这一规定,加之受德国刑法理论的影响,早期日本刑法学界普遍认为,共同正犯的成立至少需要各行为人分别实施了实行行为的一部分。与之相对,如果行为人完全是以实行行为以外的行为进行加功的场合,就只能构成教唆犯或者帮助犯。如此一来,仅在预备阶段存在共谋的行为人就很难被认定为共同正犯。然而,如果在实务中完全贯彻这种主张,就有可能会造成轻纵行为人的局面。尤其是对于有组织的、集团性的实施犯罪的情况,那些处于幕后的谋划、指挥犯罪的人,虽然没有亲自实行犯罪,但对于构成要件结果的最终实现毫无疑问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应该将其认定为正犯。然而,如果按照上述理论,就只能将这些身处幕后的关键人物作为狭义的共犯来处理。这的确令人难以接受。因此,为了能对这种行为人实现罚当其罪的效果,日本司法实务中逐渐地发展出了共谋共同正犯这个概念来应对这种局面。
第二,对于在相互教唆、相互帮助的情况下,承认共谋共同正犯概念更容易认定犯罪。有时候在具体案件中,行为人之间纠集到一起,共谋实施犯罪的场合,想要分清楚未参与实施具体行为的共谋者到底是构成教唆犯还是帮助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构成教唆犯,以被教唆者先前并无犯意为前提;构成帮助犯,以行为人实质性地对被帮助者起到了心理强化或者物理促进为前提。然而,在行为人之间相互教唆、相互帮助的情况下,这些标准把握起来就比较困难。如果以共谋共同正犯这一概念将其一并概括,显然会省却很多麻烦。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就现实的参与形态而言,在很多情况下,犯意随着交谈而形成,这是相互教唆、相互精神帮助的复合形态。“共谋”这一概念适宜于把握这种现实形态。
第三,使用共谋共同正犯概念在定性上更符合行为人在犯罪中的地位。一方面,尽管有的情况下,共谋者可以被作为教唆犯来处理,加之日本刑法规定,对于教唆犯判处正犯之刑,所以幕后的指挥决策者在量刑上最终并不一定会占到多少便宜,但毕竟在观念上,正犯的定性要比共犯的定性更严重,也更符合行为人在犯罪中所起到的实质作用。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既非幕后决策者,也非相互教唆、相互帮助的情况,如为盗窃密码箱的人提供密码,在作用的发挥上至少是能够同样看待的。如果仅仅定性为帮助犯,可能也难言妥当。以共谋共同正犯的概念给予这样的行为人以正犯的定性,从实务的立场来看,会更加合适。
(二)理论上从反对到肯定的转变
1.否定论的见解以及肯定论的反驳
对于判例中发展出来的共谋共同正犯概念,日本刑法学界在一开始普遍持反对的立场,这可谓早期的通说。反对者的主要批判意见为:一是成立日本《刑法》第60条规定的“共同实行犯罪”,必须具有共同实行的意思和共同实行的事实,这是阅读该条文的直接结论;二是为共谋共同正犯提供理论基础的共同意思主体说与近代刑法以来所坚持的个人责任原则相违背;三是如果承认共谋共同正犯概念,则共同正犯和教唆犯、帮助犯在概念上的区别就会消失;四是共谋共同正犯理论有很大的可能会将无辜的人纳入共同正犯的范围,从而容易造成冤案的发生。
对于反对方的这些意见,共谋共同正犯概念的支持者则有不同的看法:首先,“共同实行”这一文句在每个行为人“共同实施了实行行为”这个意思上解释是自然的,不过,作为文义解释,在复数人“共同实行了犯罪”这个意义上解释也并非不可能,因此,文义解释并不具有决定性。况且,从日语的表达本身来看,将“共同实行”解释为“在二人以上共同谋议的基础上,其中部分参加者实施了犯罪的,全体参加者都成立正犯”,也是可以的。其次,共同意思主体说打算以民法中的合伙理论来为共谋共同正犯奠定理论基础,但按照共同意思主体说,犯罪主体是共同意思主体,最终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却是共同意思主体的各组成成员,这显然有让个人承担团体责任的嫌疑,从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个人责任原则的角度来看,的确并不合适。然而,现在关于共谋共同正犯的实质根据,学界早已不再坚持共同意思主体说,立足于个人责任主义基础之上的间接正犯类似说等肯定说并不需要担心违反责任主义的问题。再次,现实中的情况是,在被认定为共犯的行为人中,多数行为人都是被作为(共谋)共同正犯来处理的。这种现实比较接近于统一的正犯概念。这样确实难以消除如下疑问:将本来应当作为共犯处理的行为人升格为共同正犯,是否与现行刑法区分共同正犯、教唆犯、帮助犯的基本理念相冲突?对此,共谋共同正犯肯定说的应对方案是,对替代实行行为的(共同)正犯性的标准予以明确,并以此限定共谋共同正犯的成立范围。这样一来,反对者的意见似乎并不成为问题。最后,对于将无辜的人卷入其中的危险,并不是共谋共同正犯理论所独有的问题。这种批判对于共谋共同正犯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不过,在“共谋”更容易被认定的意义上来说,的确是将无辜者卷入其中的危险要更大一些。尤其是,如果采取“主观的谋议说”,不将“共谋”理解为客观的行为要件而是将其理解为主观的心理要件,那么,客观的共谋者与犯罪结果之间的事实联系的证明就不是必要的,这会进一步增大将无辜者卷入其中的危险。所以,尽管可以肯定共谋共同正犯,但也会通过各种手段来限制其成立范围。比如,一方面对于“共谋”,采取客观的谋议说,在实体法上将实际的、客观的行为贡献作为共谋共同正犯的成立要件;另一方面,在诉讼法上也将其作为严格证明的对象。
2.肯定论的正面理由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作为共谋共同正犯否定论核心人物的团藤重光博士转变立场,开始认可共谋共同正犯概念。此后,肯定论逐渐在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立基于肯定论的立场,为共谋共同正犯概念提供实质根据的学说并不止一种,概括起来主要有共同意思主体说、间接正犯类似说、行为支配说等。
第一,共同意思主体说。该说是由草野豹一郎博士在担任法官时在判例中提出的,一直遭到违反个人责任原则的质疑。虽然现在的共同意思主体说并不认为,只要行为人之间形成了共同意思主体,各行为人就直接成立共同正犯,而是主张,在共同意思主体的组成成员内部,按照各自的作用大小,再来区分共同正犯、教唆犯和帮助犯。但是,共同意思主体说经过如此修正之后,已经不可能再属于为共同正犯提供标准的理论,而只是具有共犯的处罚根据论的意义,即仅仅说明共犯为什么应当对别人的行为所造成的结果承担罪责。
第二,间接正犯类似说。该说由藤木英雄博士提出,他认为,共谋者之间在达成了实行犯罪的确定意思的场合,实行担当者基于达成的合意,虽然是以自己的意思去实行犯罪,但同时也受到先前合意的约束,很难能够再根据自己的意思放弃实行,在这个限度内,就可以说实行担当者实际上就是作为其他共谋者的工具而被利用,这样的结构与间接正犯的构造相似,所以对幕后的共谋者(利用者)当然可以按照正犯(即共谋共同正犯)来处理。对于间接正犯类似说,学界的主要批评是,该说对共谋者中的一人支配着其他的共谋者的“支配型”的共谋共同正犯的解释尽管有可能是妥当的,但对于共同者间实质地分担了实行行为的“分担型”的共谋共同正犯则可能并不妥当,也可以说是不充分的。
第三,行为支配说。该说的最初提倡者是平场安治博士,他认为,从单独正犯也没有必要亲自实行,而只要具有“对构成要件行为的目的性支配”即为已足这一前提出发,对于共同正犯而言,也只要具有“对于实行行为共同正犯各自共通的包括性行为支配”即为已足。“因此,在极端的情况下,也可以存在自己没有实施任何行为,而是通过支配他人的行为来实现自己犯罪的共同正犯”,而这种行为支配在“谋议者并不只是单纯地参加谋议,而是对于直接实行者的意思起到现实的作用,使之实现犯罪”的场合得以肯定。该说除了跟间接正犯类似说一样,对于“分担型”的共谋共同正犯解释乏力以外,还存在的疑问是,如果认可了行为支配,则只要认定行为人成立单独正犯即可,就没有必要再认可共同正犯的成立。
综上所述,肯定论虽然试图为判例背书,但是,一方面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明理由,另一方面,目前各主要学说也都很难说能够毫无障碍地为共谋共同正犯概念提供实质的理论支撑。不过,这并没有妨碍共谋共同正犯概念在判例中被不断地使用,在理论上获得普遍的认可。只是对于如何使其在理论上的阐释更加合理,各方还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
(三)问题性思考优先的产物
尽管共谋共同正犯肯定论批评反对者的立场,并想方设法地为共谋共同正犯概念寻找理论依据,但肯定论者有时候也不得不承认,反对论的立场确实在处罚的妥当性上考虑得更多。西田典之教授毫不讳言地说道,反对论的最大长处在于,可以明确地区分共同正犯、教唆犯与帮助犯。但问题在于,如果按照反对者的逻辑,就并不能涵盖现代社会的共犯现象的多样性,也不能使那些应当以共同正犯处置的参与者获得应有的处罚。因此,与区分共犯形式的明确性相比,应该允许将处罚上的具体妥当性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
这样的思考路径显然更多地受到了问题性思考的影响,而非体系性思考的产物。问题性思考着眼于具体问题的解决,直接从被提出的问题着手,并且直接将解答这个问题作为目标。而证立这个解答的论据,则并不是从某个体系关联当中导出。为了将这个解答运用到问题上,也不需要大规模的推导。体系性思考的关键则是,将一个思考的任务(无论是要解答一个抽象的问题,还是要判断一个具体的方案)分解成一个个单一个别的思维步骤或者决定步骤,并且将这些步骤合乎逻辑地整理排列好。换言之,问题性思考是以实用主义为基础的思考方法,是以问题能否得以最终解决,而不是以结果是否和犯罪论的构成体系相一致为衡量标准的思考方法;是面向实践,从法政策的视角来验证裁判结果的妥当性,而不是以是否合乎特定学说的一贯性为判断标准的思考方法。但体系性思考却相反,其首先是建构一套细密的理论体系,然后再从这一理论体系出发去解决具体的问题。
从问题性思考的视角来看,共谋共同正犯理论能在日本学界获得多数的赞同就并不奇怪了。正如平野龙一教授所说,在判例已经对共谋共同正犯概念普遍接受的情况下,理论上已经改变不了什么了。反对者仅仅表示反对,但这对解决问题并没有帮助。所以,尽管对于共谋共同正犯理论,日本学界一直不乏反对的声音,尽管其在实质的理论依据上并不那么有足够的说服力,但主流意见还是接纳了该理论,只是在此前提之下,还需要考虑如何对其加以限定而已。
三、共谋共同正犯理论在我国的争议
(一)肯定论的逻辑
第一,肯定共谋共同正犯概念对于明确认定共谋者的法律属性,并使得正犯与共犯的区分理论变得更加精细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虽然可以肯定单纯共谋者与实际实行者成立共同犯罪,但这仅仅解决了共谋者的入罪问题,并不能明确指出共谋者到底应作为正犯看待,还是仅被作为教唆犯或者帮助犯这样的共犯来看待。如果只是在认定共谋者成立共同犯罪的基础上,再凭借主从犯的概念解决其量刑问题,就认为已经对共谋者做到了合理处罚,这其实是对我国刑法通过分工分类法划分出正犯与共犯以及实践中对不同参与人的界限进行划分的漠视,也是对不同参与人的性质这一重要问题的回避。
第二,之所以要承认共谋共同正犯概念,是因为在许多案件中,在事前的共谋阶段产生了强烈影响的参与人才是重要人物;正是由于事前的共谋在最终结果的发生上是重要的,共谋者中谁实际分担了实行行为,在可罚性评价上就不是决定性的。此外,在全体参与人于谋议中逐渐形成并固定决意的场合,谁是教唆谁是帮助,即使不能被确定下来也不重要了。在这样的场合,将在共谋的形成阶段产生了重要影响力的人作为正犯处罚是完全可能的。概言之,只要对正犯与共犯的区分采取实质的标准(如重要作用说、犯罪事实支配说等),就应当承认共谋共同正犯概念。
(二)否定论的反驳
在对肯定论的反驳阵营中,其实也存在不同的立场,一种是仍然立基于区分制的立场,另一种是立基于单一制的立场。立场不同,反对的理由也有所不同。
第一,区分制立场的反驳。其一,肯定论者对正犯进行过度实质化的理解会造成很多问题。共犯对于正犯的从属性是共犯论中的基本原理,如果正犯过度实质化,那么没有实施实行行为的参与人就有可能成立正犯或者共同正犯(即共谋共同正犯),实施了实行行为的参与人也可能被认定为帮助犯。这样的话,就有可能导致实施了实行行为的所谓帮助犯从属于同样实施了实行行为的正犯,甚至从属于没有实施实行行为的共谋共同正犯,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在司法实务上也难以操作。其二,共谋共同正犯概念之所以在日本实务界和学界受到广泛的承认,主要是为了解决立法造成的有可能导致参与人量刑不均的问题。但是,我国立法与日本不同,我国刑法对于没有参与实行构成要件行为的单纯共谋者来说,只要其对犯罪结果的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其以何种形式协力、加功于犯罪结果的实现,都可以将其按照主犯加以严厉处罚。所以,日本刑法中创造出共谋共同正犯概念来试图实现对某些参与人刑事处罚的合理性的努力,对于我国刑法理论来说借鉴意义并不大。
第二,单一制立场的反驳。从单一制的立场来说,共谋共同正犯概念根本没有存在的意义。因为,共谋共同正犯是采用二元参与体系的日本刑法理论,为了将没有实施实行行为的重要参与者作为正犯来处罚而发展出来的理论。我国刑法在共犯理论体系上采取的是单一正犯体系,因此无论是单纯共谋者还是参与实行者,只要具备犯罪人必备的不法和责任,就都属于正犯。至于各个正犯在不法构成要件实现过程中的重要性,则可以在量刑阶段根据各个正犯的性质和实际作用来加以确定。如果将本来就不属于我国犯罪参与体系的共谋共同正犯概念引入我国刑法理论,不但不利于相关问题的解决,反而会造成理论体系的混乱。
(三)争议焦点的辨析
通过上述对正反双方观点的梳理,会发现双方争论的焦点归根结底还是体现在对共犯理论体系的分歧上。中国的共犯理论体系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是向德日共犯理论体系有意识地靠拢,即选择实质的区分制,还是如有的学者所说,以中国刑法为背景选择所谓的双层区分制,还是走向彻底的单一制?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对共谋共同正犯理论在我国刑法中的引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按照共谋共同正犯肯定者的逻辑,中国目前的共犯理论主要是以主犯从犯为核心所构建起来的理论体系,但这种共犯体系在定罪阶段过于粗糙,要想实现共犯理论的精巧化,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权保障的需要,就有必要将我国目前的这种共犯理论体系向着日本或者德国那种以正犯共犯为核心的共犯理论体系去解释,我国刑法中的主犯相当于日本刑法中的正犯,我国刑法中的从犯相当于日本刑法中的共犯。在这样的理论解读下,作为日本共犯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共谋共同正犯理论自然应当受到我们的重视。
其次,如果按照主张双层区分制的学者的逻辑,尽管在定罪阶段,区分正犯与共犯的做法应该得到提倡,但如果像日本刑法那样,将定罪阶段的正犯与共犯分别与量刑挂钩,正犯处罚重,共犯处罚轻,则不仅使正犯与共犯概念承载了太多不应由其承担的功能,而且也抹杀了我国刑法在共犯规定方面的特色与优势,所以并不可取。还是应当坚持我国共犯理论自己的特点,在定罪阶段区分正犯与共犯,在量刑阶段区分主犯与从犯,各自并非一一对应。这样的话,日本共犯理论中主要用来解决幕后者量刑问题的共谋共同正犯概念在我国刑法语境下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因为即使幕后者被作为共犯看待,也可以在量刑时被作为主犯处罚。
最后,如果按照单一制的逻辑,不法构成要件的实现,本来就不需要行为人自己亲自实施,而是可以利用(通过)他人的行为来实现。在行为人一起共谋的情况下,虽然行为人仅仅单纯地参与了共谋,最终实现犯罪结果的是其他共谋者,但完全可以认为行为人是利用其他共谋者实现了自己的不法构成要件。因此,单纯共谋者不仅有可能成立犯罪,而且在其他共谋者实行了犯罪结果的情况下,完全可以认为单纯共谋者成立犯罪既遂。至于对单纯共谋者处罚轻重的考量,则可以根据其参与犯罪的性质和参与的程度来决定。
四、我国共犯理论体系的选择
(一)单一制理论的摒弃
一般认为,单一制具有如下特点:一是为犯罪的成立提供了条件的行为人都是正犯;二是不重视行为人的行为在参与形态上的区别;三是对于犯罪是否成立,要针对各个正犯的行为分别加以讨论;四是对各个正犯都适用同一个法定刑;五是根据各个正犯在犯罪实现中分担的程度和性质来分别裁定刑罚。单一制中也有不同的类型,主要分为形式的单一制和机能的单一制。形式的单一制中,在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层面放弃对各个参与人在概念上的、范畴上的区别,都统一加以对待。机能的单一制与形式的单一制不同点在于,其一方面放弃了对特定的犯罪形态进行价值上的级别区分,另一方面却仍然维持了其概念性、类型性的区别。充足了法定构成要件的人是“直接正犯”,通过其他途径参与了构成要件的实现的人是“间接正犯”。根据犯罪参与形态的不同,又可以把“间接正犯”细分为“诱发正犯”和“援助正犯”。虽然从概念上对各个参与形态进行了区分,但机能的单一制仍然属于单一制的理由在于,在价值上与本质上,各种参与形态都是同等的正犯类型,并使其与同一法定刑相联系。基于不同的理由,我国有的学者支持形式的单一制, 有的学者主张机能的单一制。然而,无论是形式的单一制,还是机能的单一制,在坚持单一制原理不变的情况下,在理论上都有着诸多的疑问。
第一,单一制有损构成要件的定型性,妨害构成要件的保障机能,违反法治国原则。首先,根据单一制的基本逻辑,所有与构成要件结果有因果关系或者可以归责的行为人都是犯罪人,也就是符合具体各罪的构成要件的人,其行为都属于构成要件行为。如此一来,为杀人提供工具的行为、为盗窃行为望风的行为,就都是杀人行为或者盗窃行为本身。可是,这种对构成要件的理解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杀人或者盗窃概念的理解范围,已经游走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边缘。其次,如果说将提供工具的行为或者望风的行为解释为构成要件行为本身还勉强可以接受,那么在身份犯的场合,将没有身份的人的行为说成是符合身份犯的构成要件的行为,就很难再让人接受了。例如,公务员的妻子教唆公务员受贿的,按照区分制的理解,妻子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可是如果按照单一制的逻辑,由于所有的犯罪人都是按照单独犯罪的逻辑来处理的,即使妻子并没有身份,也同样可以成立受贿罪。这样的处理结果会给人以违反罪刑法定之感,不仅不符合我国的司法解释,即使是单一制论者恐怕也不会承认。最后,即使是在机能的单一制体系下,虽然在构成要件的实现上区分了直接正犯、诱发正犯、援助正犯等不同的类型,但由于诱发正犯与援助正犯对直接正犯并不具有从属性,仍然坚持参与者独立的答责性原则,在违反法治国原则方面,机能的单一制并不会有所不同。
第二,单一制存在着无限扩大行为人可罚性的危险。一方面,单一制的形成主要受因果关系理论中的条件说的影响。根据条件说,所有加功于犯罪结果实现的行为在评价上都是等价的。所有加功于犯罪结果实现的人在参与形态上也不应加以区分,所以即使是在区分制下被认为属于共犯的行为,在条件说看来也仍然对于犯罪事实结果的发生必不可少。而基于所有条件等价的观点,不论其是加功于构成要件的行为或者构成要件以外的行为,只要其对于犯罪的实现是不可或缺的,都应该视为行为人。如此一来,在理论上被认为并无实质可罚性的中立的帮助行为按照单一制均有可能被作为犯罪处罚。这显然不能为人所接受。另一方面,由于在单一制体系下,并不存在共犯对于正犯的从属性,所有的行为人都对其固有的不法和罪责以及固有的未遂和既遂承担责任。按照这一逻辑,教唆的未遂和帮助的未遂在原则上就是可罚的,但这也不能令人接受。
第三,我国刑法中的某些规定始终是提倡单一制的障碍。一方面,我国《刑法》第29条是对教唆犯的规定,而在单一制体系下,由于其并不重视犯罪形态的区分,所以在单一制下,根本没有教唆犯这一根据犯罪形态或者说分工的不同而得出的行为人类型的余地。而我国刑法规定了教唆犯,单一制要想贯彻下去就绕不过对于这一规定的解释。另一方面,我国刑法分则中规定了许多拟制的正犯。例如,《刑法》第358条第3款规定的协助组织卖淫罪,就是在组织卖淫的正犯行为之外,将组织卖淫的帮助行为予以正犯化的结果。在类似的规定中,如果不承认存在正犯概念,那么将教唆行为、帮助行为拟制为正犯行为就难以理解。
(二)实质区分制理论的质疑
实质区分制是相对于我国学者所提倡的双层区分制而言的,是目前德日刑法中正犯共犯区分理论中的主流。一方面,实质区分制在日本刑法理论中,关于正犯与共犯区分的学说主要表现为各种实质客观说。例如,目的行为支配说从目的行为论出发,主张根据有无对他人的行为支配来区分正犯和共犯,有行为支配的就是正犯,没有行为支配的就是共犯。原因条件区别说认为,实施了相当于结果原因行为的是正犯,只是实施了条件行为的是共犯。重要作用说认为,对结果的发生起重要作用的是正犯,不起重要作用的是共犯。另一方面,在德国刑法理论中关于正犯与共犯区分的通说则是犯罪事实支配说。具体而言,那些在事实发生流程中充当“中心人物”或者“关键角色”,并凭借其决策驾驭事实的发生和按照其意志共同操纵事实的发生的人(也就是说,其能够阻止或者结束犯罪行为的实施),便是正犯。所以,犯罪行为支配的标志是针对是否(决策支配)以及如何(形态支配)实施犯罪行为进行支配。
如前所述,实质客观说相比于形式客观说,能在德日的刑法语境下占据主导地位,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在德日立法背景下,如果根据形式客观说来区分正犯与共犯,则可能会造成处罚失衡的情况。因为按照形式客观说,只有直接实施构成要件行为的人才是正犯,其他的参与人都是共犯。这样一来,间接正犯在理论上就没有办法得到解释。另外,如果把没有直接实施构成要件行为但在共同犯罪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人只认定为共犯,由于德日立法中共犯在量刑上要轻于正犯,这就有可能导致罪刑失当的情况发生。正因如此,德日刑法在正犯、共犯的区分理论上选择逐渐实质化。然而,尽管实质区分制作为德日刑法理论中的通说已成事实,但这并不代表其在理论上就没有疑问,而且,结合我国刑法的立法特点来看,也没有必要将其奉为圭臬。直接接受这种共犯理论,并不可取。
第一,区分制之所以不同于单一制,就是因为其对于犯罪参与人进行更加精细化的区分。如果认为这种区分的意义只是为了更好地确定各参加者的不法与罪责,那么以实质的观点看待正犯与共犯的区分当然没有问题。可是,这样一来,是否还能够说其符合区分制的本来意愿就值得怀疑。最初的区分制,在很大程度上的考虑在于,刑事可罚性必须与行为构成的满足有联系并且必须与之有关,这是符合法治国的要求的。而且,这也正确地符合了人们在日常用语中表达的社会观点,即对实行人、教唆人与帮助人应当予以区分。要求别人去盗窃的人或者借给别人万能钥匙的人,不能说就是盗窃的行为本身。但是,如果按照实质客观说发展下去,对于法治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构成要件的定型功能就会丧失殆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质区分制比单一制强不了多少。
第二,在实质区分制下,正犯与共犯的区分不再依靠单一的构成要件标准,而是一种综合的价值判断。可是,这样的区分标准会更加模糊。当然,虽然不能因为区分的困难就否定这种区分本身的意义。但是,如果这样的区分标准相比于形式客观说不仅不好把握,还可能会造成更多的风险,就没有必要非得按照实质区分制的逻辑来处理问题。实际上,实质区分制在区分正犯与共犯面对困难时,有可能将希望寄托于主观,从而有走向主观正犯论的危险。具体而言,既然在客观层面难以区分正犯与共犯,那么就从行为人内在心理因素来寻找区分依据,如意思、动机、意图等。只有这样才能确立个别犯罪行为的参与类型。然而,主观要素的认定,仍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特别是在临界的问题上,比如在行为人虽然是直接地为他人实施犯罪行为,但间接的却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应该如何处理就成为问题。总之,主观理论也不能提供一个妥当的判断标准。
第三,如果按照实质客观说来区分正犯与共犯,那么如何处理其与我国刑法规定中的主犯、从犯概念的关系也将成为问题。无论是日本的各种实质客观说,还是德国的犯罪事实支配说,在本质上都没有什么区别。这些学说都是以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或者地位作为正犯成立与否的标准,所谓“在共同犯罪中起重要作用”与“在共同犯罪中的核心人物”之间基本是重合的。根据重要作用说或者犯罪事实支配说所界定的正犯概念“在事实上便成了按照作用分工法所确定的主犯”,从而与我国刑法中的主犯概念无限接近。但是,如果将正犯与主犯等同、共犯与从犯等同,那么如何与我国刑法进行协调也需要考虑。一是,如果在定罪阶段就已经确定了与主犯、从犯等同看待的正犯、共犯,那么在量刑阶段也就没有必要再作一遍区分了,主犯、从犯的概念也基本被架空。二是,无论是我国司法实务还是刑法理论一般都将教唆犯作为主犯,而且教唆犯也完全可以作为主犯处理。然而,即使在实质客观说下,教唆犯也不会被作为正犯来看待,进而不可能被作为主犯处理。
(三)双层区分制理论的选择
所谓双层区分制,是我国刑法学者结合我国刑法规定提出的共犯理论体系。如前所述,在双层区分制下,在对犯罪参与人进行定罪时,以其行为样态为根据,以实行行为的实施为核心。只有充足了刑法分则规定的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行为的人才是实行犯,其他犯罪参与人根据不同的行为样态分别认定为组织犯、教唆犯或者帮助犯;在对犯罪参与人进行量刑时,主要以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发挥的作用大小为依据,在犯罪结果的实现中起到了主要或者重要作用的人是主犯,其他的人则是从犯。
双层区分制相比于单一制最明显的优势在于,其在定罪阶段维持了区分制中正犯与共犯的区分,在对犯罪的处理上更加精细化,在维护法治国原则方面更加值得被提倡。尽管单一制中的功能单一制在构成要件阶段也区分了不同的类型,但功能单一制与双层区分制在这一点上的最大不同是,功能单一制区分的不同类型之间已经放弃了对于从属性的坚持,而双层区分制中仍然遵从实质区分制中那种共犯对于正犯的从属性。例如,按照功能单一制,无论是“诱发正犯”还是“援助正犯”对于直接正犯并不具有从属性,只有所谓事实上的依附性。在教唆未遂的情况下,尽管直接正犯没有实施实行行为,但教唆者仍有可能根据自己独立的不法和责任受到刑事处罚。但在双层区分制下,由于正犯没有实施实行行为,所以即使按照最小从属性说,共犯也不能受到处罚。就这一点而言,双层区分制与功能单一制有着本质的区别。双层区分制在限制单一制处罚范围的随意扩张、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上,都更加合理。
双层区分制相比于实质区分制的合理性在于,其将行为人的参与类型与量刑本身区分开来,使得实质区分制下既承担定罪又承担量刑功能的正犯、共犯概念仅承担定罪功能,将量刑功能交由主犯、从犯概念来承担。这样一来,在构成要件层面通过形式客观说来区分正犯与共犯,既维护了构成要件的定型性,也可以合理划定犯罪参与人的处罚范围;在量刑时,不拘泥于是否实施实行行为本身,根据各参与人在共同犯罪中所处的地位、对共同犯罪故意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实际参与犯罪的程度以及对结果所发挥的作用等违法、责任情状加以综合考量, 所以也不会出现对于参与人量刑失衡的问题。不过,目前提倡双层区分制的学者在区分正犯与共犯时,考虑到要将间接正犯的情形解释为正犯,所以往往主张一种所谓的规范的形式客观说。这在本文看来并没有必要。如果承认间接正犯概念的话,就意味着区分制下正犯与共犯依靠构成要件的直接实行来区分的标准的模糊化,从而与单一制下扩张正犯的概念纠缠不清,违背了区分制的本来立场。其实,在双层区分制下将间接正犯消解为直接正犯或者共犯,然后再从量刑阶段给予合理的处罚,完全可以解决间接正犯的问题, 间接正犯的概念也没有存在的意义。
综上所述,双层区分制的共犯理论体系应当成为我国刑法共犯理论的应然选择与发展方向。在此基础之上,再来看共谋共同正犯的概念是否要为我国刑法理论所吸收,结论也就相当明了了。
五、共谋共同正犯理论的消解
我国刑法的规定与日本刑法不同,立法给了我们足够的解释空间,使我们能够尽可能地将问题性思考与体系性思考融为一体、协调统一。所以,在否定共谋共同正犯概念本身的基础上,我们接下来所要做的只是考虑如何在我国刑法理论的框架内,使这种问题性思考与体系性思考结合得更加融洽。
(一)两种主要的共谋共同正犯类型
在日本刑法理论中,被认定为共谋共同正犯的行为人又细分为两种:一种是支配型共谋共同正犯,一种是对等型共谋共同正犯。
支配型共谋共同正犯的代表判例如“传授未成年儿子犯罪方法案”。母亲X传授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儿子Y关于强盗罪的犯罪方法,并给予其犯罪工具使其实行强盗行为,而且自己在事后领得了儿子所夺得的值钱物品。法院认为,X的指示命令没有达到足以压制Y的意思的程度,Y是依据自己的意思决意实行本案中的强盗行为的,并在此基础之上临机应变的应对情况从而完成本案中的强盗,所以X不成立间接正犯。但是,X是为了获得生活费而策划了本案,而且指挥命令Y实施,最后又获得了所有值钱的物品,考虑到本案的所有情况,X不成立强盗罪的教唆犯,而应是(共谋)共同正犯。
对等型共谋共同正犯的代表判例如“走私大麻案”。计划从泰国走私大麻的甲请求被告人丙作为其实行担当者,但被告人丙以自己身处执行犹豫期间为由拒绝了该请求。然而,由于被告人丙受到希望得到大麻之欲求的驱使,于是将事情明确地请求于熟人乙,让乙替代自己帮助甲。与此同时,丙基于获取部分走私大麻的约定,向甲提供了部分资金。法院认为,被告人丙成立走私大麻罪的共谋共同正犯。本案中,由于甲和丙之间不存在明显的主从关系、支配关系,所以丙成立对等型共谋共同正犯。之所以将丙认定为共谋共同正犯,是因为被告人丙不只是实施了提供资金的行为,而且自身想要获得大麻,积极地参与了犯行的计划。而且,被告人丙还寻找能担当实行犯角色的乙并将其引荐给甲,这一情况也很重要。
(二)共谋共同正犯概念的消解思路
在我国刑法语境下,无论是支配型共谋共同正犯还是对等型共谋共同正犯,都不可能成立正犯,而只可能成立共犯。首先,促使实行者产生犯意的共谋者,成立教唆犯;如果同时实施了谋议、组织、指挥等非实行行为,视为教唆犯与帮助犯的竞合,也认定为教唆犯。其次,实行者已有犯意,共谋者仅是强化犯意、谋议策划、组织指挥的,成立帮助犯。最后,有的共谋共同正犯,其发挥的事实和作用,相当于中国刑法中的组织犯,根据行为类型,或可将其认定为第三种共犯类型。就此而言,上述传授未成年儿子犯罪方法案中的母亲应当成立教唆犯,走私大麻案中的丙应当成立帮助犯。日本判例之所以执意将其认定为共同正犯,在很大程度上是考虑到行为人在案件中发挥的作用巨大,如果只是认定为共犯,无论在定性上还是在量刑上都会轻纵行为人,所以只好突破理论的定式去处理现实中的问题。可是,由于我国刑法在量刑时是根据综合的价值判断来区分主犯与从犯的,并不会出现日本判例担心的量刑不均的问题。在我国刑法语境下,将上述判例中的行为人认定为共犯,既符合理论体系的标准,也满足实际处罚的要求,是体系性思考与问题性思考的有机结合,值得我们一直坚持下去。
就本文开头提到的两个案例而言,在案例一中,根本没有必要使用共谋共同正犯的理论来处理问题。法院也提到,可以将被告人作为心理的帮助犯进行处罚,最后也是按照最轻的从犯来量刑的,这实际上就已经足够了。案例二中,尽管三名被告人起初一起共谋抢劫,但中途三人发生分歧,另外两人弃黄某而去,此后另外两人实施的抢劫既遂结果还能否归责于黄某,其实是有疑问的。这一点,可以再参考共谋的射程理论来展开具体判断。例如,可以根据引起最终结果的实行行为,是否是基于不同于当初的共谋的一种新的共谋或者犯意而实施来确定。如果最终结果仍在当初的共谋射程之内,则当然可以归责,行为人视情况成立教唆犯或者帮助犯,最后再依作用大小认定为主犯或者从犯。如果不能归责,则对于最终的犯罪结果,三名被告人之间也就不成立共犯关系,黄某仅仅是最开始三人共谋的抢劫的预备犯而已。在案例二中,法院既认定黄某成立最终犯罪结果的共谋共同正犯,又认定其成立预备犯,显然存在问题。由此可见,我国司法判例尽管偶尔会使用共谋共同正犯的概念,但在多数情况下,要么没有必要,要么属于错误适用。总体而言,无论是在我国刑法理论上,还是在我国司法实务中,共谋共同正犯概念都是一个不必要的概念。
来源:刑事问题研究
李志恒,山东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