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佳祺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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掏空上市公司的行为严重威胁到我国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因此《刑法》专门设立了第169条之一的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旨在严厉打击各种掏空上市公司的行为。但实践中存在突破该罪身份犯范围限制的情形,将无身份者纳入刑事打击范围,认为无身份者可能成立本罪的帮助犯,这种做法应当受到严格限制。根据共同犯罪理论,应以实行行为的义务违反性为关键,结合客观归责理论,将无身份者的中立业务行为视为法所允许的风险。同时,考虑法定犯中行政处罚的事实认定,若行政处罚未对无身份者的行政违法性作出评价,则无法认定其刑事不法性。结合最高人民检察院针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规范性文件的定罪和出罪思路,有必要限缩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犯罪主体范围,维护无身份者的合法权益。
一、引言
上市公司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最具优势,同时也是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基石。经过数十年发展,我国上市公司逐渐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然而,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20世纪90年代,发行人利用发行市场套取资金、内部人控制等问题已然较为突出。21世纪初,监管部门逐步放宽对民营企业上市及受让国有股权政策的要求,于是民营企业控制上市公司甚至一家民营企业控制多家上市公司的现象越来越多。在利益驱使下,违规收益往往高于违规成本,于是通过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进行关联交易、违规提供担保等手段,掏空上市公司资产的情况也越发严重。表现形式往往是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董监高人员)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越过公司经营管理制度,与上市公司进行不正当关联交易,从而侵占上市公司资产。此类行为在21世纪初屡屡发生,使得我国上市公司的质量恶化,严重损害了上市公司和广大股民的合法权益,严重扰乱了证券市场管理秩序。
为惩治这种危害行为,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增设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关于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犯罪主体,《刑法》明确规定为上市公司的董监高人员,以及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然而,从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的做法来看,本罪犯罪主体的认定存在一些争议和挑战。例如,在笔者参与办理的一起由中国证监会移交公安部门刑事立案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案件(以下简称案例一)中,控股公司的财务总监被作为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强制措施。该情况是否符合《刑法》规定,引发了司法实务部门较大争议。这表明,如何准确界定本罪犯罪主体的范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犯罪,其犯罪主体的认定不仅关系《刑法》的公正适用,也直接影响证券市场的稳定和投资者的信心。鉴于此,本文拟结合理论研究成果,对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犯罪主体的认定进行探讨,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犯罪主体的认定现状及问题
(一)刑法中董监高人员的范围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的具体范围,在公司章程以及公司登记中均有明确记载。作为公司管理架构中的重要岗位,此类身份的明确性并不存在太多争议。相较之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作为一个笼统性的概念,范围并不明确,存在可以解释的空间。2023年《公司法》第265条第1项规定:“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该规定对高级管理人员作出了明确定义,但“其他人员”的范围仍具有模糊性,存在解释空间。
实践中,有实务人员认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应指执行公司出资人决策、拥有执行权或一定决策权、掌握公司内部管理或外部业务核心信息,并决定公司决策及发展方向的特定人群。2023年《公司法》新增了“影子董事”的概念,对于形式上不担任公司董事但实际执行公司事务的双控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适用董事的相关规定,需对公司承担忠实、勤勉义务。虽然该法没有对“影子高管”进行规定,但是在民事司法实践中,实务人员仍然倾向于将实际执行高级管理职务的人员扩张解释为高级管理人员,并课以忠实、勤勉义务。这一关于董监高人员的判定方法,同样适用于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中犯罪主体的认定。
《刑法修正案(十二)》对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进行了修订,新增一款作为该罪第2款,将其他公司、企业的董监高人员纳入犯罪主体的范畴,确保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获得同等的法律保护。在确定高级管理人员的具体范围时,有观点认为,应当结合《公司法》规定和其他有关法律相应规定进行认定,总体范围应当定性为公司、企业的有关主管人员和重要管理人员,并在将来司法适用中作进一步明确。在司法过程中,不能仅从公司章程或决议等纸面规定进行判断,而应根据行为人在公司中实际负有的职责确定是否具有法律所规定的身份。实际上,在《刑法修正案(十二)》颁布之前,司法机关对于行为人是否属于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中的经理,早已采取了实质认定的方法。即依据行为人在公司、企业中的具体职权范围,实质性、规范性地判断行为人是否为本罪的犯罪主体。以周某非法经营同类营业案为例,被告人辩称,尽管副经理一职由经理提名,并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但《刑法》并未明确其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犯罪主体身份。此外,被告人实际上并未担任过副经理的职位。基于刑法的谦抑性和罪刑法定原则,其不应被视为犯罪主体。然而,法院最终裁定驳回了这一主张。这正是本文探讨的核心议题,即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行为人所承担的身份义务特征。
(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是真正身份犯
在身份犯中,身份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对定罪量刑具有一定影响的主体资格、地位等要素。身份犯可以分为构成的身份犯和加减的身份犯。前者是指在欠缺身份的场合就一概不能肯定犯罪的成立(又称真正身份犯),此时身份是构成要件要素;后者是指即便欠缺身份的场合也成立犯罪,但由于存在身份,刑罚被加重或者减轻(又称不真正身份犯)。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属于真正身份犯,只有在犯罪主体具备下述两种身份时,才具备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现实条件,进而满足构成要件要求:一是作为上市公司的董监高人员,拒绝履行对公司忠实义务,利用职权控制上市公司,导致上市公司的利益出现重大损失;二是作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指挥上市公司的董监高人员实施前述行为,从而导致上市公司的利益出现重大损失。
从《刑法》条文描述来看,其对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犯罪主体条件进行了明确限定,只有具备特定身份的人才能构成本罪。如此规定是因为上市公司的董监高人员是公司经营管理活动的重要决策者,这些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其直接后果是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破坏证券、期货市场的正常功能。在案例一中,张三并未在上市公司担任任何职务,不满足身份要件。另外,张三在乙公司工作期间,根据公司制度的规定,其对上市公司也不具有任何管理权限,同样无法利用职务便利实施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行为。可见,从形式上看,张三并不具备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身份特征;从实质上看,张三对上市公司也不负有勤勉尽职义务。公安机关以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对张三采取强制措施的做法,严重违反了《刑法》规定。
(三)共犯理论对真正身份犯主体范围的突破
在案例一中,公安机关认为张三受李四指使,实施了转账操作和与上市公司沟通等行为,对李四实施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行为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成立帮助犯。依据共犯从属性原理,基于对李四的定性,认为张三构成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从这个视角看,似乎并未违背《刑法》规定。
关于身份犯的共同犯罪问题,一直以来争议颇多。目前学界通说认为,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可以成立共同犯罪。部分国家的刑法对此作了明确规定。例如,《日本刑法典》第65条即规定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可以成立共同犯罪。其情形包括:(1)非身份者对于身份者给予加功(教唆、帮助);(2)身份者对于非身份者给予加功(教唆、帮助);(3)身份者与非身份者共动(共同正犯)。案例一即涉及非身份者对于身份者给予加功(帮助)的问题。之所以能够将无身份者认定为共犯,是因为非身份者虽然不能直接侵害法益,有身份者的行为却能够造成间接的法益侵害结果,这为非身份者成立关于违法身份犯之共犯奠定了基础。虽然我国《刑法》没有关于共犯与身份的总则性规定,只在《刑法》分则中作了部分规定(如根据《刑法》第382条第3款的规定,无身份者与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构成贪污罪的共犯),但这并没有带来解释论上的障碍。一是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一般主体教唆、帮助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实施身份犯的,以共犯论处。其中,对于教唆犯,《刑法》第29条第1款前段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对于帮助犯,《刑法》第27条第1款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在共同犯罪概念体系中才存在从犯,说明对法益侵害结果起到帮助作用的人可以与正犯成立共同犯罪。二是如果认为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在共同意思作用下实施身份犯罪,却否定共同犯罪的成立,则《刑法》总则中对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就形同具文,总则指导分则的作用便不复存在。若按此观点,则在实践中无身份者教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叛逃,或者教唆、帮助司法人员刑讯逼供,或者教唆、帮助司法人员帮助在押人员脱逃,或者教唆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犯罪,此类行为中教唆者、帮助者均不成立共犯,只能作无罪处理,这种结论显然难以接受。
故而,笔者认可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能够成立共同犯罪,进一步的问题在于两者共同实施真正身份犯罪时,应如何对无身份者归责。这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存在较大分歧。对此,主犯决定说主张按照主犯触犯的罪名定罪;分别定罪说主张双方按照各自特征分别定罪;实行犯决定说主张按照实行犯触犯的罪名定罪;身份犯说主张按照真正身份犯的罪名定罪。此外还有折中说、区别对待说。需要注意的是,在探讨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是否构成共同犯罪,以及应以何种罪名进行规制时,应以双方存在共同犯罪故意为前提。如果双方没有共同犯罪故意,则不成立共同犯罪。例如,有身份者基于领导职级,对无身份的下级下达转账指令,且没有告知原因,下级配合转账,且该行为并未超出其职务权限。此时无身份者处于被有身份者利用的状态,属于有身份者转移资金、进行关联担保的工具,双方不构成共同犯罪,有身份者成立间接正犯。
对此,可能有观点认为,在案例一中,无身份者张三作为上市公司的控股公司财务总监,在进行转账、关联担保等活动时,基于其对公司业务的了解及经验,应当能够意识到这些行为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因此可以认定张三与公司决策人员李四存在共同的犯罪故意。然而,此种认定思路陷入了经验主义的泥沼,系不利于被告人的事实推定,笔者认为应当结合具体案情进行分类处理。假定相应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公司内部对财务总监所从事的事务进行了内部实质决议,且财务总监仅属于参与人员而非决策人员。以此为前提,如果公司内部决策进行关联交易,交易在形式上合法,即使财务人员属于直接经手的高级管理人员,也并不知晓该关联交易实为与上市公司串通掏空上市公司的行为,该无身份高级管理人员与有身份者之间并无共同犯罪故意,不应认定为犯罪。对此应当进行实质性的审查,而非形式上的判断,不能仅以职位来推定相应犯意的存在,尤其是在民营企业管理混乱,决策权高度集中于个别人员的情况下,不能以规范、合规的治理体系进行推论。民营企业的高管职位与治理权力是否如表面上等同存在着许多疑问。当然,如果凭无身份者的日常经验能够知晓一项行为属于帮助上市公司造假,如某职员被安排到银行冒充银行职员,配合伪造或提供虚假银行询证回函的行为,即使双方没有明确的沟通联络,但都能够意识到彼此行为的违法性,则可以判定无身份者具有共同犯罪的故意,双方成立共同犯罪。对有身份者以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论处,对无身份者按照所起作用进行处罚。
(四)已有案例中均将身份作为追诉范围标准
然而,即便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可以成立共同犯罪,仍不乏司法判决将身份作为限定追诉范围的要素。例如,在鲜某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操纵证券市场案(以下简称案例二)中,判决严格依据《刑法》规定的主体范围,仅追究了董事长、实际控制人鲜某的刑事责任。又如,在刘某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案(以下简称案例三)中,判决也并未追究除刘某外的其他人员的刑事责任。该案中,被告人仅有上市公司董事长刘某一人,但刘某之所以会选择高价购买刘某1的产品,是因为当地市长主动找到刘某打招呼,事实是无身份者命令有身份者实施了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不法行为。尽管该市长在另案处理时被认定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但并未被指控构成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设立至今已有19年,相关案件数量却并不多。
截至2025年7月,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到关于本罪的有效判决书仅6份,其中2份判决认为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构成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不当,其他4份判决认定构成本罪。在这4份判决中均仅追究了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等具有上市公司身份人员的责任,并未延伸至财务主管、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遑论不具有上市公司身份的人员。倘若以共犯理论突破刑法规定,肆意将无身份者纳入打击范围,刑法的规范意义将不复存在。
三、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犯罪主体认定的修正
(一)以实行行为违反义务为核心认定共犯
在真正身份犯中,《刑法》中将公司董监高人员作为犯罪主体要件的只有“唯二”的两个罪名,即《刑法》第165条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和第169条之一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目前,对于这两个罪名中无身份者的犯罪性质,尚无明确的司法解释。鉴于无身份者和有身份者的共同犯罪问题主要集中在职务犯罪领域,以下便对相关司法解释进行简要梳理。
(1)1998年4月6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9号)第8条规定,挪用公款给他人使用,使用人与挪用人共谋,指使或者参与策划取得挪用款的,以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定罪处罚。(2)2000年6月30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15号)第3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共同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定罪。(3)2003年11月13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法〔2003〕167号)规定,根据《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应当以受贿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非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构成受贿罪共犯,取决于双方有无共同受贿的故意和行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近亲属收受了他人财物,仍按照近亲属的要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对该国家工作人员应当认定为受贿罪,其近亲属以受贿罪共犯论处。近亲属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构成受贿罪共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指定他人将财物送给其他人,构成犯罪的,应以受贿罪定罪处罚。(4)2007年7月8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7〕22号)第7条第2款规定,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如何解决共犯的量刑平衡问题,我国刑法设计了分工和作用两种标准。先以分工不同分类,在构成要件层面划分正犯、组织犯、教唆犯和帮助犯,解决行为人的定性问题。进而以作用大小分类,以区分主犯、从犯,在量刑时予以不同对待。前文提及的主犯决定说立足于作用分类法,而实行行为说立足于分工分类法,采取了共犯之表达。在明确这一理论基础的前提下,笔者赞同实行行为决定说。主犯决定说的问题在于,刑法的适用要先定罪后量刑,主犯的地位在共同犯罪性质、具体罪名确立后才能加以确定,而确定是否成立某一犯罪,应围绕行为人是否违背其应遵守的义务、造成刑法所禁止的法益侵害进行判断。
在真正身份犯中,只有有身份者才可能基于违反义务造成侵害法益的结果,以此确定共同犯罪性质。在因果关系作用中,无论无身份者的贡献多大,都无法替代有身份者完成侵害行为,因此最终只能构成真正身份犯的共犯。应当说,不能认为只要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在事实层面分担了实行行为,就认为两者可能构成共同正犯,而应从规范层面进行剖析。例如,在受贿罪共犯的认定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的核心要义在于收受贿赂是利用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便利,基于身份特征才能实现犯罪目的,行为人违反了身份义务造成法益侵害,才导致刑法非难。
具体到本文所讨论的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该罪的侵犯客体是上市公司的经济利益和管理秩序。表面上看,本罪惩治的是上市公司董监高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掏空公司、损企肥私的行为。然而,上市公司具有资合性,公司的经营活动以公司的资本规模为基础,这需要资本市场中众多股民的支撑。掏空上市公司所导致的根本性不利后果,实质上是对中小股民私人财产权的侵犯。只有上市公司的董监高人员才有能力作出不顾中小股民利益的决策,进而造成损害结果。
《刑法》第169条之一明确列举了5种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基于现代企业制度的经营方式,公司董监高人员难以单独实施这5种行为。以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为例,一般要通过公司会计、出纳完成资金转移行为。在案例一中,张三并非上市公司的会计、出纳,不具有调配上市公司资产的权限。作为无身份者,只能考虑对张三适用本罪的共犯。在周某非法经营同类营业案中,周某至少担任了上市公司的副经理,因而能够成为犯罪主体。这与张三担任的控股公司(非上市公司)财务总监职位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综上所述,在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共同犯罪认定上应坚持实行犯决定说,只有有身份者才能成立本罪的正犯。即便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相互配合,事实上均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且无身份者实施了构成要件行为,但由于其行为并不具备义务违反性,因而不能被单独评价为实行行为。这意味着,无身份者不能被评价为本罪的共同正犯,而只能成立本罪的共犯(教唆犯或帮助犯)。在此基础上再考虑是成立主犯还是从犯。这种做法充分考虑了身份犯的义务属性,能够准确评价因违反义务而造成的法益侵害,从而为刑法非难提供正当性。
笔者进一步认为,在当前司法裁决存在显著差异的背景下,通过出台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本罪名至今尚无相关司法解释),对不具备特殊主体资格的人能否成立身份犯的共犯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显得尤为必要。在缺乏规定的情况下,随意扩大或缩小特殊身份犯的共犯范围,可能会导致刑法适用的不公正和结果的不确定性。
(二)客观归责理论下的中性业务行为
如上所述,无身份者可以成立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共犯。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无身份者为有身份者的犯罪行为起到了促进作用,就必然成立共犯。在案例一中,张三作为财务总监实施的业务行为,完全有可能因属于中性行为,被归类为法所允许的风险,而不构成犯罪。中性业务行为是指从外观上看通常可以反复、继续实施的日常生活行为或业务行为。关于这种行为是否成立犯罪,司法实践基于主观说的立场,将行为人有无认识作为处罚依据。这种立场往往先按照条件说或者相当因果关系说的逻辑,认定中立行为在客观上对造成结果的正犯行为起到了促进和推动作用,具有明显的法益侵害性,从而肯定其客观违法性。在此基础上,如果行为人对正犯行为有认识(至少具有间接故意),则成立帮助犯。按照该观点,在案例一中,张三虽为上市公司的控股公司财务总监,按照其职责从事中立的业务行为,但其权限可以在客观上为使用上市公司资金提供便利。以此为前提,只要张三依据其职业经验对此类行为的违法性有所疑虑,就可能构成帮助犯。
这种立场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忽视了帮助行为本身的不法性。根据混合惹起说,要处罚共犯,需要确认共犯的行为同时引起了正犯的不法和共犯自身的不法。混合惹起说是对共犯处罚依据的双重限定,强调正犯行为与共犯行为均与侵害法益结果密切相关,前者直接引发法益损害结果,后者为损害结果加重,各行为人应对其破坏规范的行为负责。该立场也与行为无价值二元论相契合。主观说并未关注中立行为不具备共犯所需的刑事不法性,忽视了其并未违反规范、并未创设刑法所不容许之风险的客观特征,这与刑法客观主义的立场相悖。另一方面,导致处罚范围过大,处罚结论也违背常理或生活常识。主观说放弃了对中性活动客观危害性的考察,只要中立行为人对他人行为的不法性有所疑虑,就有可能被认定为帮助犯。一旦持此立场,便会导致诸多正常的社会活动因存在构成犯罪的风险而无法正常开展。可见,主观说并未顾及个人行动自由的保护,没有考虑到刑法的谦抑性,最终会导致社会生活陷入停滞状态。
混合惹起说强调共犯行为本身要体现规范违反性、创设刑法所不容许的风险,体现了客观归责理论的主张。在共同犯罪的认定上,同样可以援引该理论进行判断。具言之,即便中立行为在事实上对犯罪有所促进,如果其并未创设法所不允许的风险,则不应遭受刑事处罚。这种思考方式既不存在理论障碍,也与现代社会治理模式相契合。一方面,客观归责理论与混合惹起说存在契合点,两者均强调行为是否存在不法性,是否为规范所禁止。如果中立行为不存在共犯自身的不法,属于被规范所容许的行为,则无法对其行为进行客观归责。另一方面,该理论与现代社会治理存在契合点。工业革命以来,效率与风险并存,有必要划定法所容许的风险红线,在此限度内的风险是为社会所接受的风险。只要行为人按照规范行动,规范就取消了对行为人缺乏避免实现构成要件之能力的管辖,此时即便行为人具备特殊认知,引发了法益侵害结果,也不必为此负责。只有当中立行为人在具备特殊认知,但越过中立行为的最大自由边界线时,对其才有非难可能性。
曾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林某青被控诈骗、敲诈勒索案即可适用这一标准。该案中,公诉机关认为林某青律师明知青海合某公司是恶势力集团,仍然为青海合某公司提供法律服务,应认定为恶势力犯罪团伙的重要成员并为此承担刑事责任。但问题是,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以获得律师援助,在案证据也没有显示林某青超越律师业务活动的操作流程,为犯罪集团出谋划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因此,即便其业务活动在客观上为犯罪集团提供了支持与帮助,也因属于法所容许的风险而不被归责。在《律师法》第38条第2款的条文描述中,律师对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事实有特别认知时,应当向有关部门告知,这种情况下的业务活动中立性不存在。该规定已经划定了律师开展正常业务活动的边界。只有在特定类型犯罪中,律师明知有犯罪风险而不告知相关部门时,才会超越正常业务活动的边界,显著增加法所不容许的风险,造成重要法益陷入直接的、紧迫的危险状态,因而应对此负责。
同样地,在案例一中,张三亦不成立犯罪。第一,其职责范围与上市公司的资金走向无关。张三在上市公司中并不担任任何职务,亦无权干预公司董监高人员的决策过程,仅能依照控股公司高层的指令开展工作。第二,张三从未实施超越其职责范围的行为,反而一直按照规章制度勤勉履职。依照本案中各公司的管理模式,上市公司的资金走向是由其公司高层集体决定控制的,控股公司的财务总监必须配合执行。目前,尚无法律规定上市公司控股公司的财务总监应对上市公司的资金流向负责。这表明,本案中的相关风险是控股公司财务总监这一角色所容许的风险。因此,即便受职位层级、职业经验的影响,张三具备一定的特殊认知,但这与其个人的社会角色没有冲突。既然张三担任的职务并不要求其对上市公司的资金走向提出意见,那么其行为就不具备不法性,因而并不构成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帮助犯。
(三)法定犯要考量行政处罚中事实的认定
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属于法定犯,在犯罪认定上不能绕开前置法这一前提。对于刑法与前置法的关系,要回到法秩序统一性原理的讨论。在德国学者恩吉施看来,法律体系不会混乱和自相矛盾的重要前提就是对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尊重。法秩序统一的内在要求是排除规范之间的矛盾,防止出现同样的行为既被允许又被禁止的无所适从情况,进而向社会大众提供一致的行为指引。在违反法规范方面,经过长久的理论发展,理论上存在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与违法相对论两种主流观点。这两种观点均承认,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并不排斥违法判断的相对性,即刑法可以进行独立判断。具言之,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以违法统一性为基础进行违法相对性的判断,而违法相对论的主张者也认为,刑事违法性判断的独立性应得到坚持。
具体到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来看,该罪名被规定在《刑法》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第三节,属于经济刑法范畴。有观点认为,经济刑法在立法上具有补充性,但在解释适用上,应当尊重并保持其独立性。行政或民事违法性与刑事违法性并非同一种类,刑事违法性判断保持相对独立性是务实选择。对于某些危害社会的行为,只有在采用民事制裁或者行政制裁不足以保护法益免受侵害时,才需要采用刑事制裁。在这个意义上,应当承认刑法有其补充性或者辅助性。但是,在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犯罪主体认定中,则应遵循刑事违法性判断的独立性原则。这是因为,该罪虽然属于经济犯罪,形式上亦要求以具备行政或民事违法性为前提,但究其本质,其侵害的客体并非经济秩序,而是公民财产等传统的个人法益。
诚然,在讨论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犯罪认定过程中,行为人是否违反了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利用职务便利操纵上市公司,导致上市公司出现重大损失,需要结合《证券法》的相关规定,由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进行调查。由于法定犯涉及专业领域,刑事违法性的判断无论如何都必须参照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或专业人员的专业判断,这是由法定犯的特殊法律属性决定的。否则,难以认定行为符合该罪的构成要件。
在案例一中,中国证监会向涉案上市公司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明确指出了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行为的事实及拟处罚的相关责任人,张三并不在责任人范围之列。换言之,经中国证监会调查认定,张三的行为不存在行政不法。同一事实不可能同时呈现两种违法状态,在刑事程序中必须考虑行政处罚对行为违法性所作的评价,将张三纳入刑事追诉范围,否则将违反法秩序统一原理和罪刑法定原则。同样,在案例二中,上海市证监局在对案涉上市公司下达的行政处罚告知书中,最终的处罚对象仅限于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董事、财务总监、监事长、监事以及独立董事,并未将处罚范围扩大至除上市公司以外的其他人员,因而不应对其他人员作出刑事处罚。此外,中某股份有限公司案中,涉案上市公司董事长安排他人虚构上市公司与5家公司的销售业务,以此虚增业绩。该案的行政处罚对象并不包括与其配合的非上市公司人员,而仅处罚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人员。
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属于典型的身份犯,且是《刑法》中仅有的两个将上市公司董监高人员作为犯罪主体的罪名之一,应当严格依照文义解释,并结合目的解释,不得随意扩大入罪主体范围。按照目的解释,本罪规范上市公司董监高人员的原因是此类人员在上市公司内享有一定职权,能够实现利用职务便利、操纵上市公司的行为。对于非上市公司员工且未兼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无论是外部法律规范,还是内部公司章程和劳动人事规定,均未赋予此类人员操纵上市公司的职务便利。非上市公司员工并不承担对上市公司的忠实义务,即便依据刑事违法性判断的独立性原则,也不应将其视为犯罪主体。
根据规范性文件,对于单位犯罪中涉及财务造假的人员,并非一概入刑,而是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分类处理。2024年8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办理财务造假犯罪案件有关问题的解答》,其中“(八)涉案人员的分层分类处理问题”提出:“财务造假犯罪层级多、链条长,涉及的公司、企业人员也较多,对此应坚持分层分类处理。”分层分类的主要依据就是地位和作用两个方面,分层地位是指在公司中的具体职位,包含老板级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高级管理人员(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中层负责人、一般工作人员四个层级,分类作用是在具体犯罪中所起到的实际作用大小,包含实施或组织实施财务造假行为、签字确认明知虚假的信息披露文件的、部分组织责任或者积极参与起较大作用的。就该解答提及的财务造假行为而言,对应的罪名主要是《刑法》第160条规定的欺诈发行证券罪,第161条规定的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然而,其与本文探讨的背信犯罪情况相似,主要聚焦于打击上市公司的犯罪活动,且这两个罪名本身并不具备身份犯的限制条件。即便不考虑身份犯的限制,仅从共同犯罪打击的现实需求出发,也不应将上市公司的工作人员一网打尽。对此,该解答专门设置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出罪条款:“对于受单位领导指派或者奉命参与实施一定犯罪行为的人员,作用不大的,一般不宜作为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也就是说,即便参与了实施财务造假的客观行为,但仍然要考虑犯罪原因是否属于工作上的不得已(受单位领导指派或者奉命参与)、实际作用的大小判断是否入罪,而不是以职位来一概推定,且在入罪方面采取了作用优先于职位的判断标准。根据举轻以明重原则,对于具有身份限制条件的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而言,试图以共犯理论将无身份者纳入刑事打击范围的做法,应当更加慎重。
四、结语
一般来说,犯罪是否成立与行为人的身份无关。当将身份作为犯罪主体构成要件进行考量时,其意义在于只有具备特定身份才具备法益侵害的可能性。当前主流学说认为,无身份者可以与有身份者成立共同犯罪。无身份者虽不能单独地引起法益损害,但通过介入有身份者的行为,能够间接引起法益侵害,进而成立共犯。即便如此,也应对无身份者的行为进行细致分析。不能认为,只要无身份者为有身份者实施犯罪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就可以构成共犯。
上市公司的企业治理情况复杂,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类型的犯罪往往有大量的组织和人员参与其中,应当结合具体案情着重分析当事人是否具备造成法益侵害的身份、是否具有介入法益侵害的可能性。当无身份者作出的行为完全符合其职务要求,并未超出其行动自由的最大边界时,即便其对法益损害结果具备特殊认知,也因属于法所允许的风险,而不应对其进行归责,最终不构成犯罪。此外,尽管刑事立法对身份犯的规定颇多,但仍不乏模糊之处,由此导致身份犯的共犯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面临着诸多难题。如果无视身份犯构成要件的限制,将无身份者的行为一律认定为共犯,将难以获得社会认同。当一部法典业已厘定,就应逐字遵守。任何超越法律界限的做法,都必须在法理上进行充分的论证。上市公司涉及的刑事犯罪问题正日益受到实务界的关注,然而,理论界对此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选取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犯罪主体认定作为研究对象,旨在对相关疑难问题的解决略尽绵力,并期望实务人员在认定身份犯的犯罪主体时能够更加谨慎和细致。
来源:刑事法判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