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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现行的刑事保全体系是一种以证据保全为中心的刑事保全制度体系,其可以借助没收物与证据物之间的竞合而附带发挥部分财产保全的功能。但随着涉虚拟货币犯罪等新型犯罪的兴起,这种功能单一的刑事保全体系已经在实务中充分暴露出财产保全功能不足的问题,故而应增设保障没收执行的扣押以及针对没收物原物之替代物的假扣押制度。基于对被保全物的妥善保管义务,对于“易贬值”或者“市场价格波动大”的虚拟货币,办案机关可以对其先行处置。针对虚拟货币的实体处置,即虚拟货币是否应返还或退赔而言,在涉虚拟货币的非法集资、诈骗、盗窃等案件中,应当将虚拟货币返还被害人。而在涉虚拟货币的非法传销、行受贿以及聚众赌博、开设赌场等案件中,因为被害人给付或购买虚拟货币的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故而构成不法原因给付,对此则不应当返还或退赔。针对虚拟货币的处置方式,公安机关委托第三方在境外处分虚拟货币的行为有规避现行法律的嫌疑,对此,应当通过《刑事诉讼法》特别授权的方式赋予公安机关委托第三方在境外对虚拟货币进行处置变现的权力。
时至今日,恐怕已经很少有人再否认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和财产价值:其一,是在规范层面,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明确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具有法偿性,禁止其在国内市场上的交易、流通,但并未禁止个人持有虚拟货币。同时,《民法典》第127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这一规定虽然较为原则性,但明确了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地位。其二,是在实践层面,近年来人民法院关于涉虚拟货币犯罪的定罪量刑中,将涉案虚拟货币认定为财产,进而将盗窃、诈骗虚拟货币等行为认定为盗窃罪、诈骗罪并责令被告人退赃退赔的案例逐渐增多,几成共识。此外,由于虚拟货币的国际市场价格起伏较大,为了及时追赃挽损,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将涉案的虚拟货币视作刑事涉案财物进行先行处置,已经成为惯例和常态。其三,是在理论层面,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学科的学者围绕涉案虚拟财产究竟是否可纳入财产权范畴予以保护展开了大量研讨,基本共识是虚拟货币具有财产价值,应当纳入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保护范围。
但是,虚拟货币财产价值和属性的明确,并不意味着相关争议问题的彻底解决,反而可能衍生出更多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例如,既然肯定了虚拟货币的财产价值与属性,那么是否就意味着用于犯罪的虚拟货币或者违法所得的虚拟货币理当被纳入刑事没收物的范畴而在判决时予以没收、追缴并作为赃款赃物责令退赔或返还被害人。问题由此上溯,既然涉案虚拟货币属于刑事没收物而应当予以罚没,那么,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对于涉案的虚拟货币或犯罪嫌疑人持有的虚拟货币能否采取查扣冻措施予以保全,究竟是将其作为证据物保全还是作为没收物予以保全?再者,既然虚拟货币是涉案财物,那么遇有紧急情况时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对于虚拟货币能否先行处置?而在禁止虚拟货币交易的政策法规下又该如何处置虚拟货币方为正当合法?等等,如此一来,问题就衍生到刑事程序法领域,由一个实体法、刑法问题转化为了一个刑事程序法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但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关于虚拟货币保全和处置的研讨存在一些争议甚至是错误认知,可能误导实务操作、带偏类案处理。例如,对于虚拟货币的先行处置而言,有观点认为在审前对虚拟货币进行先行变现的做法并不值得提倡。但该观点显然忽视了先行处置对涉案财物财产价值的保值、止损功能,若虚拟货币在保全期间价值发生大幅下跌,恐将造成国家、被追诉人及被害人等财产权益的重大减损。也有观点认为涉案虚拟货币可以作为先行处置的对象,但应当仅限于不具备保管的技术条件、第三方托管费用过高、属于价格波动大的非稳定币这三类情形。但这一论断事实上并不完全符合先行处置的制度目的与机理,且究竟何谓“价格波动大的非稳定币”其亦未给出明确的回应,对司法实践并无助益。此外,就虚拟货币的处置方式而言,现有观点多认为“北京样本”通过引入专业资质平台独立选定受托处置机构并配套系统化风险控制措施,不仅提升了受托主体选定环节的专业性与公信力,也有效降低了办案机关在直接委托过程中的违法操作风险,为我国各地方司法实践探索提供了重要参考。但少有观点能够指出该“北京样本”或曰“北京模式”的行为本质有规避现行法律之嫌。基于此,笔者草就本文,试图澄清一些争议观点和误解,并对虚拟货币保全和处置中的几个关键问题提出改革与应对之策,以求教于方家。
一、虚拟货币的保全问题
其实,从刑事诉讼法的角度讲,讨论虚拟货币是否具有财产价值,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查封、扣押、冻结等对物强制措施的适用对象并非财产物,而是证据物。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1条第一款的规定:“在侦查活动中发现的可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各种财物、文件,应当查封、扣押;与案件无关的财物、文件,不得查封、扣押。”据此,查封、扣押的适用对象仅限于“可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各种财物、文件”,亦即证据物。同时,同法第143条第一款规定:“侦查人员认为需要扣押犯罪嫌疑人的邮件、电报的时候,经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即可通知邮电机关将有关的邮件、电报检交扣押。”第144条第一款又规定:“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查询、冻结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由于上述法条将扣押和冻结的对象规定为“犯罪嫌疑人的邮件、电报”以及“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因而,我国学界有观点认为,扣押、冻结的对象并不限于与案件有关之证据物,只要是犯罪嫌疑人持有的存款等财产,都可以冻结,据此认为冻结具有财产保全措施的功能。但这种观点碍难成立,因为,《刑事诉讼法》第145条紧接着就规定:“对查封、扣押的财物、文件、邮件、电报或者冻结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应当在三日以内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予以退还。”这就从反向解释的角度明确了查封、扣押、冻结的对象都必须是与案件有关之物,即证据物。至于《刑事诉讼法》为何将扣押邮件和冻结的对象限定为犯罪嫌疑人持有之物,则应当实质解释为一种警示性规定,即,侦查机关只能扣押、冻结犯罪嫌疑人持有之财产,而不得对家庭其他成员以及单位之财产实施扣押、冻结。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对物强制措施体系,完全是以证据保全为核心来构建的,法条明确列举的查封、扣押、冻结等对物强制措施,实际上都是证据保全措施,而并不具备财产保全的功能。但从司法实践的角度观察,实际情况似乎并非如此。因为,实务中公安机关采取查扣冻措施的对象并不限于证据物,对于根据《刑法》第64条的规定应当予以没收、追缴、责令退赔和返还被害人的所谓犯罪物(以下简称“没收物”),公安机关往往也会及时采取查扣冻措施予以保全。尤其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时增设了特别没收程序并明确规定,公安司法机关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可以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据此,学界有观点认为,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既是为了收集证据而采用——“证明涉案财产为违法所得”,也带有某种财产保全的性质——“对争议的有关财物采取临时性强制措施”。
对于这一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因为,《刑事诉讼法》之所以授权公安司法机关对“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采取查扣冻措施,并不是因为该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权属有争议,而是因为该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在作为“没收物”的同时也构成了本案的“证据物”,例如,查扣该违法所得并查明其来源即可成为证明涉案财产为违法所得之证据。在一般刑事案件中,其实亦存在如是现象:作为没收物的犯罪工具可作为证据用以证明犯罪行为之发生,而违法所得的数额往往可以成为证明情节轻重的重要证据。这表明,没收物与证据物之间在功能上可能存在一定的竞合关系,没收物可以经由这种竞合关系而转化成为查扣冻措施的适用对象。但从本质上而言,这种情形下没收物实际上仍然是作为证据物而被查扣冻保全的。对此,201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发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管理规定》第2条规定:“本规定所称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涉案财物,是指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查封、扣押、冻结的与案件有关的财物及其孳息以及从其他办案机关接收的财物及其孳息,包括犯罪嫌疑人的违法所得及其孳息、供犯罪所用的财物、非法持有的违禁品以及其他与案件有关的财物及其孳息。”2015年公安部制发的《公安机关涉案财物管理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本规定所称涉案财物,是指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过程中,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扣留、调取、先行登记保存、抽样取证、追缴、收缴等措施提取或者固定,以及从其他单位和个人接收的与案件有关的物品、文件和款项,包括:(一)违法犯罪所得及其孳息;(二)用于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工具;(三)非法持有的淫秽物品、毒品等违禁品;(四)其他可以证明违法犯罪行为发生、违法犯罪行为情节轻重的物品和文件。”根据上述规定,违法犯罪所得、犯罪工具以及违禁品等没收物都必须“与案件有关”并“可以证明违法犯罪行为发生、违法犯罪行为情节轻重”,才可以成为查封、扣押、冻结的适用对象。笔者认为,上述规定正是对没收物与证据物之间存在竞合关系的规范表达,也借此确立了实务中保全没收物的基本法律标准,即,只有与证据物存在竞合关系的没收物,才能成为查扣冻措施的保全对象。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构建的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保全体系,完全是以证据保全为核心的,作为查封、扣押、冻结措施适用对象的刑事涉案财物实际上只能是证据物,包括部分经由竞合关系而成为查扣冻对象的没收物。在没收物成为查扣冻对象的情形下,表面上查扣冻似乎具有了财产保全的功能,但此时没收物实际上是作为证据物而非财产被保全的,因此,理论上可以认为查扣冻等保全措施附带部分财产保全的效果,但却不能据此认定查扣冻措施在性质上属于财产保全措施。因此,从理论上讲,在侦查环节,侦查机关在决定采取查扣冻等证据保全措施时,根本不用考虑标的物的财产价值,而只需考量其证据价值。具体到虚拟货币犯罪领域,所谓虚拟货币,在证据类型上,本质上就是一种电子数据,无论其是否具备财产属性或财产价值,只要具备证据价值,办案机关就可以对其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以进行证据保全。
然而,与上述认知恰恰相反的一个事实是,实务中在办理涉虚拟货币的犯罪案件时,与虚拟货币的证据价值相比,办案机关可能更重视虚拟货币的财产价值。这是因为,涉虚拟货币的犯罪通常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属于侵财类犯罪,典型如诈骗、盗窃虚拟货币等,这类犯罪案件中往往存在被害人且被害人因为犯罪行为而遭受了财产损失。因此,办理这类犯罪除了查找、收集虚拟货币作为证据以求准确打击犯罪之外,往往还需要将犯罪嫌疑人的违法所得退赔或返还给被害人,以弥补被害人的财产损失。正基于此,与虚拟货币的证据属性相比,办案机关往往更重视其财产属性,看重其在退赔或返还方面的财产价值。二是属于经济犯罪,经验表明,对于经济犯罪而言,剥夺犯罪行为人的违法犯罪所得,阻断其不法利益来源,是遏制经济犯罪发生以及预防其再犯罪的重要手段。基于此目的,在办理涉虚拟货币犯罪案件的过程中,办案机关相当重视对犯罪行为人持有的虚拟货币的查扣,以待判决后将其没收或追缴,以实现刑法的特别预防功能。正是由于涉虚拟货币犯罪案件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实务中对于涉案虚拟货币财产属性和价值的高度重视。
但这种实务需求,却与《刑事诉讼法》上以证据物为中心的刑事保全制度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冲突。这是因为,虽然在常态情况下,虚拟货币作为没收物,可以借由与证据物之间的竞合关系而成为证据保全对象,但一旦这种竞合关系被阻断而不能发生,例如,犯罪嫌疑人持有的虚拟货币与案件确实无关,不能作为证据物使用时,就无法对其进行保全,此时就可能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制度“漏洞”。那么,问题在于,究竟在何种情形下,没收物与证据物之间的竞合关系才会被阻断进而导致没收物无法成为证据物呢?这主要是指违法所得的原物出现灭失、毁损或混同等情形导致原物不存在或无法识别(特定化)时,此时,依法仍应当替代追缴其违法所得之等值价款,故其违法所得之等值价款仍可替代成为没收物,但该替代价款却不能成为证据物,因为,具有证据价值的只能是违法所得之原物,原物不存在则其证据价值亦告消亡。正基于此,没收物要成为证据物,必须以原物存在为前提,原物之替代物(等值价款)固然仍可成为没收物,但却无法成为证据物,此时两者之间的竞合关系便会被阻断。
然而,经验却表明,实务中经常会发生没收物原物灭失的情形。例如,违法所得被犯罪嫌疑人随意挥霍,或者盗窃所得的现金被犯罪嫌疑人存入个人银行账户从而与账户中的合法财产混同,此时,由于没收物的原物已经灭失或无法识别,故其证据价值已消亡,但根据《刑法》第64条的规定,基于“任何人不得从其不法行为中获利”的法治原则,犯罪行为人的违法所得应当没收,即使违法所得原物已经灭失,仍应当对犯罪行为人合法财产中与违法所得等值的部分替代进行追缴;同时,基于“国家不与民争利”的原则,如果案件有被害人且被害人因为犯罪行为而遭受了财产损失的,应当将违法所得的原物返还被害人,若违法所得原物已经灭失,则应当责令犯罪行为人将合法财产中的等值部分替代退赔给被害人。换言之,在此种情形之下,犯罪行为人合法财产中的等值部分,仍然构成没收物,但因为其与案件无关,并非本案证据物,故在侦查阶段不得对其采取查扣冻措施实施保全,而只能在人民法院判决生效后,通过刑事执行程序去解决。但如此一来,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就可能提前将其合法财产予以转移,而到了执行环节则将面临无财产可供执行没收或追缴的尴尬局面。这一漏洞或曰弊端在涉虚拟货币的犯罪案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诈骗犯罪嫌疑人张三同时拥有多个电子钱包,其中一个是非托管的“热钱包”,系张三用于存储从被害人处诈骗而得来的虚拟货币,但案发后,该钱包中的大部分违法所得的虚拟货币已经被张三私下出售,由于本案仍有多名被害人因张三的犯罪行为而遭受财产损失,对此,张三理应承担退赔责任,但“热钱包”中剩余的违法所得并不足以退赔全部被害人。案发后,侦查机关查明张三别无余财,但其名下还有一个“冷钱包”,内存大量虚拟货币,张三辩称这个“冷钱包”中的虚拟货币都是其用个人合法财产所购得。那么,此时,基于退赔被害人的需要,侦查机关能否对张三名下“冷钱包”中的等值部分虚拟货币进行查扣冻呢?对于侦查机关而言,基于退赔被害人、案结事了的办案需要,当然希望在侦查阶段就对该“冷钱包”中的等值部分虚拟货币实施保全,否则,到了刑事执行环节,一旦张三或其他人将“冷钱包”中的虚拟货币提前转移,则人民法院即使判决张三应对被害人进行退赔,也会因为张三的财产已经被提前转移而面临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局面。然而,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刑事保全措施只能针对证据物而适用,张三名下“冷钱包”中的虚拟货币与案件无关,并非本案证据物,因此,又不得对其采取查扣冻措施实施保全。如此一来,实务中提前保全没收物的办案需求与立法上以证据物为中心的刑事保全体系之间就会出现紧张关系。
从理论上分析,造成这种紧张关系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刑事诉讼法》现有规定的缺漏,即单一功能的刑事证据保全体系,已经不能满足实务办案的需求,只不过,因为这一制度缺漏所引发的问题,在涉虚拟货币犯罪案件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已。从实务办案需求的角度而言,不仅是在涉虚拟货币犯罪案件中,包括其他涉财产类犯罪、经济犯罪领域,办案机关始终都面临着“及时保全证据物以保障《刑事诉讼法》顺利进行”以及“提前保全没收物以保障《刑法》第64条得以顺利执行”的双重任务。对于办案机关而言,一方面,要及时收集、固定、保全涉案虚拟货币作为证据物,以完成刑事追诉和审判任务;但另一方面,办案机关又要争取提前保全可能作为没收物的虚拟货币,以确保《刑法》第64条规定的没收制度能够在判决后得到顺利执行。前一个任务由于《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证据保全制度而得到保障,但后一个任务却因为制度设计的缺位而难以实现。其实,在实务中,办案机关早已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也在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例如,实务中办案机关在侦查经济犯罪包括涉虚拟货币犯罪时,非常强调“资金穿透”式侦查方法,穿透资金账户,查明资金来源和去向,固定电子数据,同时,在证据上则一再提出并论证“金析为证”即试图让资金流向分析报告成为法定证据种类,等等。之所以在侦查和证据方法上反复强调“资金穿透”以及“金析为证”,实际就是试图据此建立所查资金包括虚拟货币与案件之间的关联性,为前期查扣资金以及后期处置资金,提供合法依据。但这种从微观战法、证据方法角度展开的局部对策终归有其局限性,实务中一旦上述战法运用无果,基于沉重的办案压力和维稳压力,侦查机关往往就会迫于无奈而对那些与案件无关但可能用于追缴、退赔的没收物如犯罪嫌疑人的合法财产包括虚拟货币采取查扣冻措施,从而走回“超范围查扣”“超标的查扣”“超数额查扣”等违法查扣的老路,但这种违法操作势必又会遭到理论和实务界的猛烈批评。最高人民法院也意识到这一问题亟待解决,于是在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发的《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4条中规定:“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中可能判处被告人财产刑、责令退赔的,刑事审判部门应当依法对被告人的财产状况进行调查;发现可能隐匿、转移财产的,应当及时查封、扣押、冻结其相应财产。”据此,为保障罚金刑以及责令退赔判决的执行,人民法院在审判阶段可以对被告人的合法财产进行查封、扣押、冻结,这事实上已经突破了《刑事诉讼法》以证据物为中心的保全体系设计,而将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适用对象扩大到与案件无关的被告人的合法财产,使查扣冻措施演变为了财产保全措施。但是,一者,该规定仅适用于审判阶段和人民法院,无法扩大解释到包括侦查阶段与公安机关在内,事实上无法解决侦查阶段财产保全的难题;二者,该规定系司法解释,法律位阶较低,且突破了《刑事诉讼法》的明文规定,有“违法解释”之嫌,不能成为制度改革的依据与方向。
根据传统刑事诉讼理论,扣押等刑事保全措施,主要目的是完成对证据和财产的保全,以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换言之,扣押等刑事保全措施应当兼具证据保全与财产保全的双重功能,其具体制度表达就是在《刑事诉讼法》中针对“原物与替代物”分别构建“扣押与假扣押”的双轨制保全机制。以德国为例,2017年修订后的《德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的刑事保全措施分为扣押与假扣押,其中,扣押针对的是证据物和没收物的原物而进行保全,而假扣押则针对没收物的替代物进行保全。在德国,所谓扣押,是一个集合概念,即凡是对物(包括动产与不动产)采用强制力予以占有、管领的措施都统称为扣押,因而,类似我国《刑事诉讼法》中针对不同对象而设计的查封、冻结、提取等措施在《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中都被归入扣押的范畴,而统称为扣押。《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中的扣押分为两种:一是基于证据保全目的的扣押。对此,《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94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1)对于调查有重要性而可能作为证据方法之物,应予保管或以其他方式保全。(2)若此物在他人支配下而不自愿交出者,须扣押之。”二是基于没收保全目的的扣押。对此,《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11b条第一款规定:“若有理由认为没收或禁用设备之要件成立,为了保全执行得扣押之。”据此,虽然两者都称为扣押,但却分属证据保全与财产保全两种不同的功能体系,实务中侦查机关需要根据不同的目的而分别向法官申请令状授权,换言之,虽然都称为扣押,但实际上是两种功能不同的保全措施。同时,考虑到实务中没收物原物随时可能出现毁损、灭失或混同的情况,《德国刑事诉讼法典》针对没收物原物之替代物设置了保全措施,此即假扣押,对此,《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11e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1)若有理由认为没收替代价额之要件成立,为了保全执行,得对受干预人之动产及不动产命令财产假扣押。存在重大理由为此认定时,应当命令财产假扣押。(2)为了保全罚金及预计产生之刑事诉讼费用之执行,若已对被告作出判决或签发处刑命令,亦得命令财产假扣押。”据此,假扣押实际上也可以基于目的的不同而分为两种:为保障没收执行而实施的假扣押与为保障罚金刑而实施的假扣押。前者旨在保障刑法没收制度的执行,而后者旨在保障罚金等财产刑的执行。与前两种扣押针对的都是涉案财物(证据物与没收物)的原物不同,两种假扣押的适用对象都是与案件无关之财物,性质上都是犯罪行为人的合法财产。从效果上评价,《德国刑事诉讼法典》构建的这种扣押与假扣押互保的双轨制保全机制,可以较好地兼顾刑事保全制度的证据保全与财产保全的双重功能。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构建的以证据保全为中心的刑事保全制度体系,因为可以借助没收物与证据物之间的竞合而附带发挥部分财产保全的功能,在过去尚能够勉强维持财产保全的效果。但随着涉虚拟货币犯罪等新型犯罪的兴起,这种功能单一的刑事保全体系已经在司法实务中充分暴露出财产保全功能不足的问题,因自身制度设计之漏洞而导致刑法规定的没收制度无法得到执行保障,更是削弱了刑事诉讼法保障刑法正确实施的功能。当前正值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在即,笔者建议借此机会重新审视现行刑事保全体系的不足,借鉴域外法治国家的立法经验,增设保障没收执行的扣押以及针对没收物原物之替代物的假扣押制度,甚至可以考虑将保障罚金刑等财产刑执行的假扣押制度一并入法,据此构建两种扣押与两种假扣押、兼具证据保全与财产保全双重功能的新型刑事保全制度体系。仍以前述张三诈骗案为例,一旦我国《刑事诉讼法》完成修法、构建了扣押与假扣押的双轨制保全机制,那么,对于张三“冷钱包”中存储的虚拟货币就可以直接查扣冻,因为,这部分虚拟货币虽然系张三合法财产而与案件无关,但因为张三需承担对被害人的退赔责任,故为保障退赔得以顺利执行,仍可将张三个人所有的等值虚拟货币予以假扣押,防止张三或其他人恶意转移虚拟货币,待到人民法院判决生效后,再将查扣在案的虚拟货币处置变现后退赔给被害人,如此实务中的诸多困境当可迎刃而解。
二、虚拟货币的先行处置问题
虚拟货币的市场价格波动较大,涨、跌无定势,而刑事诉讼流程又周期冗长,为防止虚拟货币因价格大跌而致其经济价值严重受损,最终影响国家利益、被害人利益以及权利人利益,公安机关一般都会在侦查阶段即对虚拟货币先行处置。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未对先行处置作出明确的授权性规定,而是通过其他法律和司法解释进行补充授权。如《反有组织犯罪法》第43条规定:“对下列财产,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依法先行出售、变现或者变卖、拍卖,所得价款由扣押、冻结机关保管,并及时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其近亲属:(一)易损毁、灭失、变质等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二)有效期即将届满的汇票、本票、支票等;(三)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经权利人申请,出售不损害国家利益、被害人利益,不影响诉讼正常进行的。”又如,“六部委”《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6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被扣押、冻结的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在扣押、冻结期间权利人申请出售,经扣押、冻结机关审查,不损害国家利益、被害人利益,不影响诉讼正常进行的,以及扣押、冻结的汇票、本票、支票的有效期即将届满的,可以在判决生效前依法出售或者变现,所得价款由扣押、冻结机关保管,并及时告知当事人或者其近亲属。”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36条第一款规定:“在侦查期间,对于易损毁、灭失、腐烂、变质而不宜长期保存,或者难以保管的物品,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在拍照或者录音录像后委托有关部门变卖、拍卖,变卖、拍卖的价款暂予保存,待诉讼终结后一并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39条规定:“审判期间,对不宜长期保存、易贬值或者市场价格波动大的财产,或者有效期即将届满的票据等,经权利人申请或者同意,并经院长批准,可以依法先行处置,所得款项由人民法院保管。涉案财物先行处置应当依法、公开、公平。”
根据上述规定,所谓先行处置,是指将扣押、冻结的财物在判决生效前依法出售或者变现。先行处置的对象被明确限定为“不宜长期保存、易贬值或者市场价格波动大的财产,或者有效期即将届满的票据等”特定类型的财物,但在上述规定明确列举的财物类型中却并不包括虚拟货币。然而,明确法律依据的缺乏,并未能阻挡公安机关对虚拟货币进行先行处置的实践,在公安机关看来,虽然国内政策法规禁止虚拟货币流通,但在国际市场仍可挂牌交易,因而,应当将虚拟货币视为易贬值或者市场价格波动大的财产,从而将其纳入先行处置的对象和范围。据媒体报道,早在2019年中国首起以区块链技术为噱头、数字货币为交易媒介的特大跨国网络传销案——“PlusToken传销案”中,公安机关就已经开始先行处置虚拟货币的实践。在该案中,犯罪嫌疑人陈某等人以区块链技术、虚拟货币为幌子,开设PlusToken数字钱包平台进行传销活动。案发后,侦查机关查扣比特币194775枚、以太坊833083枚等,因虚拟货币升值,扣押的虚拟货币在海外市场价值超40亿美元。在侦查阶段,被告人陈某向公安机关申请,由其委托北京某科技公司依法在海外出售变现公安机关扣押的虚拟货币,所有款项作为其退赃款。这实际就是对虚拟货币进行了先行处置。后法院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600万元,对扣押的虚拟货币依法处理,所得资金及收益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时至今日,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对虚拟货币进行先行处置已成常态,大多数涉虚拟货币犯罪案件中,涉案的虚拟货币实际都是由公安机关先行处置变现后上缴国库,真正交由法院判决后处置的案件数量并不多。从这一现象背后的逻辑分析,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积极主导虚拟货币的先行处置,有着深刻的制度原因:一是扣押、冻结虚拟货币后若不及时先行处置,保管风险较大。这种保管风险,一方面,来自于虚拟货币本身的特殊存储方式,由于虚拟货币本身的去中心化和匿名性特征,扣押、冻结的虚拟货币要么继续存储在原来的(犯罪嫌疑人的)电子钱包中,要么存储在第三方平台的原有账户中,而这两者在存储保管过程中,都面临着较大风险,前者可能被知晓私钥的第三人秘密转走钱包中的虚拟货币,后者可能遭遇黑客攻击从而丢失虚拟货币;另一方面,扣押、冻结的虚拟货币,无论是继续存储在原有的电子钱包中,还是转存入公安机关创建的电子钱包,私钥都由办案人员自行掌握,由于目前缺乏外部有效的监督、监控,容易诱发办案人员监守自盗、渎职犯罪。正因为如此,对于扣押、冻结在案的虚拟货币,公安机关为防范各种风险发生而更愿意选择先行处置。二是财政返还制度。按照我国目前的罚没款财政返还制度,执法办案部门的罚没收入上缴地方财政,再由地方财政根据各单位的办案绩效或当地规定,以一定比例的财政支出返还纳入办案经费。这意味着公安机关对虚拟货币处置变现后将其上缴国库,将获得更多财政返还比例作为办案经费。这实际上构成了公安机关积极主导虚拟货币先行处置的经济动因。
虽然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先行处置虚拟货币已成为办案实务中的常态,但关于虚拟货币究竟能否成为先行处置的对象,实际上仍存在不同观点。实务部门主要是公安机关认为,由于虚拟货币的市场价格起伏波动较大,故而应当允许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对虚拟货币进行先行处置;但理论界对此也存在反对意见,主张虚拟货币应当由人民法院来处置,主要理由在于:其一,虚拟货币并不在司法解释明定的先行处置的对象和范围之内,由公安机关对虚拟货币先行处置于法无据。例如,有观点认为,在涉案财物处置规范中,先行处置的对象明确列举为“易腐烂、易贬值”等特定类型的财物,而虚拟货币并未被囊括其中。司法实践中,部分办案机关尝试通过扩大解释,将其类比为“市场价格波动大的债券、股票、基金份额”,但此举面临法理上的挑战。该观点进而建议在修订相关法律法规或出台司法解释时,跳出传统财物的类比思维,直接在先行处置的对象条款中增设独立项,将“价格波动大、不易保管的虚拟货币等数字资产”明确列入。这既回应了其技术特殊性,也为处置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授权,避免了扩大解释带来的法律风险。其二,根据无罪推定原则衍生而来的“非赃款赃物推定”原则,只有人民法院才能对涉案虚拟货币的最终权属进行认定,因而只有人民法院才能对涉案的虚拟货币进行拍卖、变卖等实体处置。其三,虚拟货币种类繁多,“一刀切”式主张对所有虚拟货币均进行先行处置,并不合理。
对于上述观点,笔者评述如下:首先,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确实并未明确将虚拟货币纳入先行处置的对象与范围。但并不能据此就主张对虚拟货币先行处置于法无据,理由在于:一者,上述法律、司法解释或规章制定之时,涉虚拟货币犯罪案件在我国并未达到当前的规模或数量,因而,实务中对于虚拟货币先行处置的需求并不强烈,故而在解释制定之时未做规定,可以理解;二者,虽然相关规定并未将虚拟货币明确列举为可以先行处置的对象,但预留了法解释的空间,因为,相关规定并非封闭式规范,而在列举了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类型之后又用了“等财产”的兜底表述,这里的“等”字显然是“等外等”,表列举未尽之意,故而,相关规定对先行处置对象的列举是开放式的,并不能据此将虚拟货币排除在外。恰恰相反,正因为相关规定采用了“不宜长期保存”“易贬值”或者“市场价格波动大的财产”这类概括性、定性化的表述,而作为涉案财物的虚拟货币公认具有易贬值、市场价格波动大的特点,因而,从法解释的角度讲,虚拟货币完全处于上述规定的文义射程之内,可以据此将虚拟货币解释为“市场价格波动大”的“等”财产,从而将其纳入先行处置的对象和范围。无疑,笔者在此运用的正是类比思维,其实,从法理上讲,法律解释活动中运用类比思维并无问题,因为,类比思维是论理解释中目的解释、体系解释、扩大解释等方法运用的基本思维方式。而论理解释如目的解释、扩大解释等解释方法的正确运用,可以有效节省立法资源,而无需立法事无巨细均做出明确的列举式规定。因为,列举式立法早已被公认是一项拙劣的立法技术,事实上,无论如何列举,都无法穷尽所有选项。
其次,对虚拟货币的先行处置,并非对虚拟货币的实体处置。对于先行处置的性质,由于之前学术界研究较少,故而理论上和实务中存在诸多误解,常见的包括:第一,将先行处置等同于实体处置。有观点认为虚拟货币在性质上属于刑事涉案财物,而对刑事涉案财物进行实体处置,是人民法院的职权,因此,公安机关无权在侦查阶段对虚拟货币进行拍卖、变卖等先行处置。根据该观点,公安机关在侦查环节将虚拟货币出售换成人民币存入指定账户,这是对虚拟货币的违法实体处置;甚至实务中公安机关为了虚拟货币的安全保管而将嫌疑人账户中的虚拟货币通过交易转移到公安机关创设的电子钱包中,也被认为是一种实体处置,进而认为系违法操作。
但实际上,先行处置的实质是替代扣押(冻结),即扣押物之原物已不适宜继续扣押,而将其紧急出售或变现,进而对其所获价金继续进行扣押(冻结),并不涉及对扣押物权属关系的认定和变更,而只是对扣押物价值形态的一种转换,即办案机关原本扣押或冻结的是有形或无形的财物,只因情况紧急不宜继续扣押或冻结,遂通过变卖将该财物转变为法定货币(人民币)形态,并将人民币存入指定账户后继续对其进行冻结。因此,对于先行处置而言,并未改变刑事涉案财物之上的权属关系,先行处置后获得的对价——价金,仍然属于原权利人所有,办案机关对该价金只拥有保管之权限,之所以将价金存入指定账户,只是为了继续冻结及保管该价金,而非将其所有权转移至国家。因此,在法律程序上,价金仍作为冻结物保全在案以等待后续审判环节人民法院作出最终的权属认定及实体处理。具体就虚拟货币的先行处置而言,即使办案机关将虚拟货币先行处置,拍卖或变卖后转化为人民币并存入办案机关指定的账户,该部分人民币在性质上仅系虚拟货币的转化形态,物上之权属关系保持不变,办案机关仅仅只是对该部分人民币拥有继续冻结、管领的权利,最终究竟该如何处置,是发还虚拟货币的原持有人,还是返还、退赔被害人,抑或追缴后上缴国库,仍需要人民法院审理查明权属关系后通过判决来作出决定(实体处置)。
第二,实务中还有观点认为,对于虚拟货币无法扣押、冻结,因而坚持要将虚拟货币处置变现后再对其价金决定冻结。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混淆了先行处置制度的流程逻辑。从法理上讲,办案机关实施扣押、冻结等保全措施的目的,旨在构建国家对标的物的占有、管领权,即将该标的物置于国家机关的保管之下,并排斥包括持有人在内的其他人对标的物的继续占有、使用或支配。因此,从逻辑上讲,办案机关若不先对标的物进行扣押、冻结,并实质性地掌控、管领标的物,就无法对其进行变现处置,亦因此,在办案机关将虚拟货币处置变现之前,其必定已经针对标的物采取了扣押、冻结措施。因此,前述观点主张先处置变现,再扣押、冻结价金的观点,是反流程逻辑的。该观点所认为的对处置变现后价金的扣押、冻结,实际上是对价金的替代冻结,即办案机关对标的物先行处置后,因为标的物原物已经灭失(转化为价金),故转化而来的价金替代标的物原物继续成为冻结的对象。据此,虚拟货币处置变现的正常办案流程应当是:先对虚拟货币作出扣押、冻结决定,然后再对扣押、冻结中的虚拟货币予以先行处置,变现为人民币后存入指定账户继续冻结。
第三,至于有观点认为办案机关是否有权将已经占有、管领的电子钱包中的虚拟货币通过交易转移至办案机关自行创建的电子钱包的问题。前文已经指出,扣押、冻结之目的旨在创建国家机关对于标的物的占有、管领之权,并排斥包括持有人在内的其他人对标的物的继续占有、使用和支配,因此,如果办案机关虽然已经对涉案虚拟货币采取了扣押、冻结措施,但仍存在虚拟货币可能被其他掌握私钥之人(如同案犯)转移的风险,那么,法律上自当允许办案机关将已经查扣在案的虚拟货币转移至能够防范风险的电子钱包(如办案机关自行创建的“冷钱包”)中。但是,对于这种转移、转存行为,学界目前存在误解:一是有观点认为这是在处置实体权利,涉嫌违法;二是有观点认为这是一种类似于《民事诉讼法》中划拨的“强制划扣”行为,并据此主张将强制划扣单列为一项对物强制措施,与扣押、冻结并列。笔者认为,这两种认识都是错误的:一者,即使将涉案虚拟货币转移到办案机关创建的“冷钱包”中,仍然属于扣押行为的延续,办案机关仍只拥有对虚拟货币的保管权限,虚拟货币的权属关系并未受到任何影响、所有权并未因此而转移,故而这种转存行为并非对虚拟货币的实体处置;二者,所谓强制划扣,实际就是扣押虚拟货币之后,对虚拟货币的保管行为,是扣押行为的延续,而非一项独立的保全措施。对国家机关而言,其经由扣押而对涉案虚拟货币拥有了占有、支配权限,并负有妥善保管义务。既然将虚拟货币继续存放在原来(犯罪嫌疑人)的电子钱包中并不安全,无法达到排除其他人转移虚拟货币的效果,那么,办案机关自然有权采取他认为妥善的方式来保管涉案虚拟货币,包括将涉案虚拟货币转移至自行创建的“冷钱包”中。由于此前虚拟货币已经被采取扣押措施,业已处于办案机关的管领之下,因此,这种转移,无需征得嫌疑人或持有人同意。由此可见,所谓强制划扣,实际就是扣押后的一种妥善保管行为,既不构成一项独立的对物强制措施,亦非对虚拟货币的实体处置。
再次,对于虚拟货币是否应当先行处置,确实不宜作过于简单化的“一刀切”式的处理,因为,虚拟货币的类型较为复杂,往往不可一概而论,具体是否可以先行处置,需要根据虚拟货币的类型而分别对待。所谓虚拟货币,其实是对那些基于数字化技术和加密算法而产生的数字货币的统称。虽然有的虚拟货币市场价格波动剧烈,其价格受到市场供需关系、政策法规、投资者情绪等多种因素影响而起伏较大,例如,比特币价格在过去几年中经历了大幅涨跌,从几百美元一枚涨到上万美元一枚,又在短时间内大幅下跌。但有的虚拟货币,如泰达币等稳定币,由于采取将加密货币与法定货币美元挂钩的方式发行,因而受市场影响波动不大。据此,对于查扣在案的虚拟货币,不宜不加区分一概纳入先行处置的对象,而应当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对于与法定货币挂钩的虚拟货币如泰达币等稳定币,不能纳入先行处置的对象;对于其他加密货币,则可以纳入先行处置的对象;而对于那些价值不大的虚拟货币,则可以集中予以销毁。
其实,回顾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关于虚拟货币能否先行处置的讨论,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是法律标准的模糊性,规范表述的标准是“易贬值”或“市场价格波动大的财产”,但所谓“易贬值”,价格要跌至何处方可认定为“易”贬值?而所谓市场价格起伏“大”的财产,究竟高价与低价之间差距要多大才叫“大”?均缺乏一个相对确定、明确的具体标准。虚拟货币先行处置的问题之所以引发争议,正因为作为一种国际市场商品,从长时段来看,虚拟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涨跌起伏都属于正常市场现象,如果缺乏一个明确的法律上的判断标准,对于非专业的公安司法人员而言,根本无从判断该不该先行处置以及何时处置。
在这方面,德国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11p条第一款规定:“依第111c条扣押或依第111f条查封之标的,当其面临腐坏变质或有重大价值损失之虞,或其保管、维护或保持需费过巨或有困难时,得变价之(紧急变价)。变价之价金取代被变价之标的。”这是《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关于先行处置的授权性规定,即查封(扣押)物面临有重大价值损失之虞的紧急情况时,检察官可以决定将查封物紧急变价。对于该法条中所称“重大价值损失之虞”,德国学界认为,必须是发生“显著”损失的状态。那么,什么是“显著”的损失呢?具体判断标准是什么呢?2017年《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修法理由说明,所谓显著损失,指系争标的至少即将受到跌价百分之十的财产损失。换言之,只要扣押标的物可能跌价百分之十,就可以成为先行处置的对象,同理可知,如果标的物涨跌超过百分之十,也可以构成先行处置的对象。这一标准明确、具体而便于判断,体现了法律的严谨性与明确性。笔者建议,借鉴《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修法时放弃《反有组织犯罪法》以及司法解释采取的列举式规定,仅笼统表述为“易贬值”或者“市场价格波动大的财产”可以先行处置,并在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所谓“易贬值”的财产是指可能跌价百分之十的财产,而所谓“市场价格波动大”的财产,是指价格涨跌起伏超过百分之十的财产。
三、虚拟货币的返还、退赔问题
根据《刑法》第64条的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据此,涉虚拟货币犯罪案件中,如果存在被害人,那么,对于属于被害人所有的虚拟货币,就应当考虑是否应当将查扣在案的虚拟货币返还被害人,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而遭受财产损失的,也应当责令犯罪行为人退赔,以弥补被害人的损失。但目前,理论界对于是否应当将涉案虚拟货币返还或退赔被害人存在较大争议,而司法实务中的做法也不一致,导致这一问题难以形成共识,主要形成了以下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目前我国现行关于虚拟货币的政策法规,只是将绝大部分虚拟货币相关活动定义为非法金融活动予以明确禁止,比如发行虚拟货币、开设虚拟货币交易所、利用虚拟货币非法集资、传销等活动。但是,对于法人和自然人投资虚拟货币未违背公序良俗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并未囊括在内,这就意味着如果被害人进行的是没有违背公序良俗的虚拟货币交易行为,那么涉案虚拟货币就应当返还给或退赔给被害人。当前司法实务中办案机关大多采纳这一观点和做法。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否返还或退赔,不能一概而论,而是应当区分被害人有无交易行为而分别处理:对于被害人无交易行为的,应当返还或退赔;但对于被害人有交易行为的,因为政策法规禁止虚拟货币交易,被害人如果有交易行为,且因此而遭受财产损失的,因被害人亦有过错,因而,刑事判决在确定被告人的退赔责任时,应当注意与民事裁判保持一致。即区分过错程度,全部或部分返还、退赔。
上述观点分歧和争议的实质在于:被害人明知国家政策法规禁止虚拟货币交易而仍然给付或购买虚拟货币,这一交易行为是否构成民法上的不法原因给付?因为,根据“不法原因给付不得返还”的民法原则,不法原因给付的给付者将丧失民法上的返还请求权。从法理上讲,违法所得的没收、追缴与退赔返还,本质上就是一种公法上的“不当得利衡平措施”,因此,剥夺犯罪嫌疑人的违法所得之后,是否应当将违法所得返还或退赔给被害人,关键要看被害人是否享有民法上的返还请求权或者损害赔偿请求权。从法秩序统一性的角度讲,刑法、民法在这一问题上应当保持一致,且刑法的规定应当以民法这一前置法的现有规定为依据,否则,“如果完全不考虑某种财产是否在民法上受到保护,就在刑法上独立判断相关行为的当罚性,不可避免会形成刑民关系的冲突。‘保护’这一概念虽然存在不明确性,但刑法所保护的‘财产’至少在民法上受到间接保护。”换言之,如果被害人在民法上不享有返还请求权或损害赔偿请求权,则刑法上径直将违法所得予以返还或退赔,将造成刑民冲突。然而,问题就在于,德国、日本等国民法典设有不法原因给付丧失请求权的明文制度,例如,《德国民法典》第817条规定:“一笔给付之目的如是约定,致受领人之受领违反法律之禁止规定或善良风俗者,受领人负返还义务。给付者同样有如是之违反者,不得请求返还,但该给付以负担一笔债务为内容者,不在此限;为履行一笔这种债务而为之给付不得请求返还。”《日本民法典》第708条也规定:“因不法原因而为给付,不得要求返还,不法原因仅存于受益人一方时,不在此限。”据此,在德国、日本等国家,不法原因给付的被害人在民法上并不享有返还或损害请求权,因而刑法上对于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并非返还或退赔被害人,而是予以没收或追缴。但是,我国《民法典》并未确立不法原因给付禁止返还制度,如此一来刑法上返还或退赔被害人就缺乏规范依据,这也正是当前理论和实务中陷入两难境地的根本原因所在。正因为民法上无法提供明确的规范依据,刑法上返还(退赔)或者不予返还(不予退赔)被害人,都于法无据。
当前我国民事实务中的主流观点,对于不法原因给付是按照《民法典》第153条合同无效原则来处理的,即认定合同无效,然后区分双方的过错程度,全部或部分返还、赔偿。这正是前述第二种观点提出的对策之依据。但这种处理方式,可能会与刑事实务中长期以来的习惯性做法相悖。因为,在刑事司法实务中,对于贿赂犯罪、赌博犯罪等因不法原因给付的行贿人、参赌人等,历来认为其并不享有返还请求权,而应对其涉案款一律予以没收。但如果在涉虚拟货币犯罪中,又坚持将案涉资金或虚拟货币返还或退赔被害人,那么就会造成历史与现实的冲突以及刑法体系内部的冲突。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反对第二种观点,即按照合同无效原则来处理涉虚拟货币犯罪案件的返还或退赔问题。笔者认为,还是应当回到不法原因给付这个角度来解决问题,因为按照合同无效原则来处理,确实会造成刑法内部冲突这一实务中不可承受之重:难道这么多年来,我们没收行贿款的实务操作都错了,都应当按照无效合同将行贿款返还给行贿人?若是如此,这不仅在法感情上令人难以接受,更在实质层面消解了刑事特别没收制度的预防与惩戒功能。虽然我国《民法典》并未确立不法原因给付制度,但从刑事实践中行受贿罪、赌博罪等长期以来的实务操作模式来看,可将不法原因给付禁止返还、退赔视为一种习惯规则,即我国《民法典》虽未以成文法条明定,但刑事特别没收制度对行贿款、赌资的没收与追缴立场,已然在事实层面填补了该法律缺漏之处,使之成为司法实践中公认的习惯法规则。将此规则适用于涉虚拟货币犯罪领域,不仅不存在规范障碍,反而能够有效弥合民法评价与刑法评价之间的抵牾之处。违背公序良俗和涉嫌破坏金融秩序、危害金融安全的虚拟货币交易不仅为我国法律法规所禁止,且虚拟货币因其去中心化、匿名性等特征,常被用于掩盖非法交易、洗钱及逃避监管,若在刑事涉案财物处置中一概允许返还、退赔虚拟货币,无异于为“违法”的被害人提供了“虚拟货币退出通道”,鼓励其在犯罪链条中先行投入、事后追索,最终架空刑法的预防与震慑作用。因此,引入不法原因给付分析框架判断是否应当返还、退赔虚拟货币,并非单纯的学理演绎,而是为司法裁判划定一条清晰的实质判断红线:当被害人的给付行为本身已构成对法秩序的公然背离,便并不应当享有法秩序的保护。如此,才能在涉虚拟货币犯罪案件的处置中,既保障无辜被害人的财产返还、退赔权利,又坚守法律对不法行为的否定性评价立场。
据此,笔者主张设立“两阶层审查法”来判断是否应当将虚拟货币返还、退赔予被害人。具体而言,第一阶层是审查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是否存在交易行为(包括交易是否真实),若并不存在真实的交易行为,则虚拟货币应当返还、退赔予被害人。从目前涉虚拟货币犯罪的案件类型来看,在相当一部分案件中其实并不存在真实的交易行为,被害人往往是因为被骗而支付或购买虚拟货币,如涉虚拟货币的诈骗案、涉虚拟货币的非法集资案等,在这些案件中,因为被害人支付或购买虚拟货币的行为,并非真实的交易行为,因此,被害人应当享有请求返还或退赔虚拟货币的权利。而对于被害人有真实交易行为的案件,则进入第二阶层的审查,即审查被告人与被害人是否系不法原因给付,如果被告人受领被害人之虚拟货币有违法律之禁止规定及公序良俗等民法基本原则,而被害人之给付不存在上述情形时,则应将虚拟货币返还、退赔予被害人,反之,则被害人亦构成不法原因给付,涉案虚拟货币当由国家没收、追缴之。根据不法原因给付制度,当不法原因仅存在于受领人一方时,在民法上被害人就享有返还请求权。基于此,涉虚拟货币的非法集资等案件类型中,真正违背公序良俗和涉嫌破坏金融秩序、危害金融安全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非法集资行为,这种情况下参与非法集资的参与人的出资行为便不构成不法原因给付,而应当将虚拟货币返还、退赔给集资参与人;而在涉虚拟货币的非法传销、行受贿以及聚众赌博、开设赌场等案件中,因为被害人给付或购买虚拟货币的行为,已然违背公序良俗,故而构成不法原因给付,对此则不应当返还或退赔,而应当对涉案虚拟货币予以没收。
四、虚拟货币的实体处置问题
人民法院判决没收或追缴后,涉案虚拟货币理当上缴国库、收归国有,但问题在于,众所周知,国库只接受罚没财物变现为人民币后上缴,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在刑事执行环节当中应该如何将虚拟货币变现?其实不仅如此,在前述先行处置环节当中,也存在一个如何将虚拟货币变现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可以合并为一个问题,即在国家政策法规禁止虚拟货币交易、流通的背景下被查扣在案的虚拟货币究竟应该如何处置变现。
实务中,公安机关通常采用两种方式处置涉案虚拟货币:一是公安机关直接交易模式,即由公安机关直接与市场上潜在的买家接触,寻找愿意收购涉案虚拟货币的买家。双方交易时,由公安机关直接将虚拟货币转移到买家指定的账户,而买家则将对价资金转汇给公安机关以完成交易。但是,这种处置方式明显违反了前述禁止虚拟货币交易的规定,有违法处置之嫌。二是犯罪嫌疑人自行处置模式,即在侦查人员的“监督”下,由犯罪嫌疑人自行在市场上与买家交易涉案虚拟货币,待交易款项到账后,公安机关再出面对款项进行冻结。这种处置方式的目的旨在规避现行法的禁止性规定,避免公安机关陷入违法处置的风险。但是,一者,犯罪嫌疑人一直处于公安机关的全程“监督”之下,所谓自愿、自行处置,难谓其真实意思表示,处置行为的正当性、合法性存疑;二者,公安机关虽名为“监督”,实为“指令”,整个处置行为,表面上系嫌疑人自愿为之,实则为公安机关全程指挥、控制,法律效果上相当于公安机关直接出面交易,同样有违法处置之嫌;三者,犯罪嫌疑人可能利用该机会转移涉案虚拟货币,导致涉案资产存在流失风险。正因为如此,上述做法在实践中逐渐又一一被否定,虚拟货币的处置变现问题遂成为一个难解之题。
2025年6月8日,首都公安法制运营的“法青苑”公众号文章披露,为进一步规范涉案虚拟货币管理,北京市公安局法制总队与北京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已探索出一种新的涉案虚拟货币处置合作机制,具体方案是由北京市公安局与“北交所”之间签订《涉案虚拟货币处置业务合作框架协议》,将涉案虚拟货币实物委托北交所处置,而“北交所”接受委托后选定专业服务机构对涉案虚拟货币进行检测、接收、移交等操作,并通过中国香港的合规持牌交易所公开变现出售,所得价款在履行国家外汇管理审批手续后,结汇转入公安机关涉案款专用账户,并上缴国库。对于这一处置模式,国内舆论评价颇高,称之为虚拟货币先行处置的“北京模式”。相关分析预期指出,如相关机制推广至全国其他地区,可为各地执法部门提供较为统一的虚拟资产处置标准。确实,采用上述模式处置虚拟货币,可以规避现行法的禁止性规定并规避其他处置模式存在的违法风险和交易风险。
无独有偶,2025年9月16日,上海市高院在其官方自媒体账号上发布文章《上海法院:刑事涉财产执行案件中首次成功处置虚拟货币》,介绍了上海市宝山区法院在上海高院的指导下,在上海市公安局的协同配合下,成功将9万枚Fil币处置变现。根据上海高院的介绍,上海法院的“全链条合规、多主体协同”变价处置模式为:(一)法院将涉案虚拟货币委托给第三方处置机构;(二)第三方处置机构提供履约担保(实务中常为缴纳待处置虚拟货币价值等额或不低于扣除手续费后的金额的保证金或保函),再将实际的处置变现工作转委托给境外代理商;(三)境外代理商在中国香港某虚拟货币交易所,以不低于交易日前20日均价的价格进行处置变现;(四)处置变现的货币通过银行结汇方式最终转入法院专户。最后根据扣押的虚拟货币的性质,将其对应的变现款发还被害人或者上缴国库。最终实现了“境内委托、境外处置、闭环回流”的合规闭环。对此,舆论界称之为虚拟货币实体处置的“上海模式”。
无论是“北京模式”,还是“上海模式”,如果冷静地分析,实际上都存在着可供商榷之处,问题的焦点在于委托第三方以规避现行法的方式处置虚拟货币这一行为本身是否合法?例如,在“北京模式”中,北京市公安局之所以采用委托第三方机构在中国香港挂牌交易的方式处置虚拟货币,正是为了规避境内禁止虚拟货币交易的现行法。但问题在于,《民法典》第153条第一款明确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而在“北京模式”中,虽然在中国香港并不禁止虚拟货币交易,但北京市公安局与北交所签订的委托合同的签订地与履行地均在境内,且合同内容即约定事项为虚拟货币交易,而境内是明确禁止虚拟货币交易的。因此,根据《民法典》第153条的规定,该委托合同将因为约定事项违法而导致合同无效。换言之,作为“北京模式”运行基础的委托行为本身是一个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这将导致整个“北京模式”的运行始终面临合法性质疑。所谓“上海模式”,其实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对此,学界有观点认为,在主体层面上,国家禁止虚拟货币交易政策规制的是社会主体而非司法机关。换言之,司法机关处置涉案虚拟货币的行为不可能扰乱经济金融秩序等法益,因而其处置行为具有正当基础。对于这一观点,笔者不能苟同,因为,在处置虚拟货币的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一是公安司法机关与相对方即虚拟货币持有人之间的关系,这一层法律关系受公法即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调整。从该法律关系的视角观察,虚拟货币处置系公安司法机关的公法行为、职权行为。二是公安司法机关与虚拟货币购买者的关系,这一层法律关系受私法即民法调整。所谓虚拟货币的“处置”,其法律涵义的实质就是指拍卖、变卖、出售,因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对财产或财物所有权的转移,只能通过交易来完成,公安司法机关对虚拟货币的处置亦莫能外,因此,所谓虚拟货币的处置,实际就是公安司法机关将虚拟货币通过拍卖、变卖、出售等民事法律行为将所有权转移给购买者(社会主体),而购买者为此支付对价,其本质上就是一个民法上的买卖合同。当然,在“北京模式”和“上海模式”中,实际上还有第三层法律关系,即公安司法机关与第三方机构的委托关系,但该委托关系仍为民事法律关系,而第三方机构接受委托后仍然只能通过拍卖、变卖等行为将虚拟货币交易给购买者,双方之间仍然是一种买卖合同关系。如果坚持禁止虚拟货币交易的政策立场,无论是公安司法机关在市场上直接处置虚拟货币,还是委托第三方机构处置虚拟货币,始终都难以摆脱合法性质疑。由此可见,在禁止虚拟货币交易的政策背景下,仅仅以公安司法机关的主体差异,来论证“北京模式”和“上海模式”的合法性,难以成立。
作为“北京模式”“上海模式”运行基础的委托行为本身是一个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这将导致整个“北京模式”“上海模式”的实际运行始终面临合法性质疑。因此,“北京模式”“上海模式”的合法性基础,并不能来自于《民法典》,而只能来自于刑事诉讼立法或司法解释的特别授权。
刑事诉讼法对侦查行为进行特别授权的目的乃在于缓和法律硬性规定与侦查目的之间的矛盾与张力,从而为原本“不合法”的侦查行为提供法律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已现存“特别授权”者,如第153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控制下交付”,即对涉及给付毒品等违禁品或者财物的犯罪活动,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根据立法者的解释,阻碍犯罪行为的发生乃是公安机关的职责,而明知犯罪行为发生却不加以阻止,显然违背公安机关的职责。是故,立法者方才通过《刑事诉讼法》进行特别授权,赋予公安机关控制下交付此一侦查行为的正当性。对于虚拟货币的处置而言,公安机关显然也有遵守《民法典》的义务,不得采取规避《民法典》法律条文的方式方法对虚拟货币进行处置,但虚拟货币又确有进行先行处置的需要,那么便只能通过《刑事诉讼法》来为此困局解锁。是故,笔者建议在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立法者应当关注到公安机关在实务中的迫切需求,于《刑事诉讼法》中增设条文授权公安机关可委托第三方机构于境外对虚拟货币进行变现。
具体而言,笔者建议,《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应当明确授权公安机关委托第三方机构对虚拟货币进行变现,对此,可参考《反有组织犯罪法》第43条有关先行处置的规定,将其移植到《刑事诉讼法》中,即规定:“对易贬值或者市场价格波动大的财产,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依法先行出售、变现或者变卖、拍卖,所得价款由扣押、冻结机关保管,并及时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其近亲属。债券、股票、基金份额、虚拟货币等财产,经评估存在重大价值损失之虞,且通过境内处置存在法律障碍的,可依法委托第三方机构通过合规境外交易场所先行出售、变现,出售、变现不得损害国家利益、被害人利益,不得影响诉讼正常进行。”
事实上,除上述依靠《刑事诉讼法》进行特别授权的方式外,对于虚拟货币的实体处置难题还存在另一种解法。目前实务中办案机关主要习惯于将实物变现后上缴,但对于一些特殊物品,其难以进行变现,但又确需上缴国库,如作为违法所得的文物。对于此类具有特殊性的财物,实则应当将实物进行上缴,而后由国库管理机关等进行后续管理与处置。如对于上述文物,其处置方式便是将实物上缴国库后由相关机关将其调拨予博物馆或相关科研机构。由此可知,对于涉案财物事实上可以不经变价直接上缴国库。那么,如果在《刑事诉讼法》没有明文进行特别授权的情况下,办案机关便可以将虚拟货币此一“棘手”的涉案财物直接上缴国库,由中国人民银行等进行后续管理与处置,从而避免办案机关规避法律处置虚拟货币情形的出现。
来源:政法论丛
万毅,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