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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释义学的方法审视之,刑事特别程序项下的“刑事”“特别”和“程序”各有其对应的词源语义与概念指称,三个概念由外向内,关联耦合,共同划定出我国刑事特别程序的内涵、外延和立法基准。然而,受制于刑事特别程序词源不明、立法基准逻辑不清等因素,该程序在我国当前的规范与实践层面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内部自洽与外部他洽的问题。为合理重构我国刑事特别程序体系之下的特别程序类型,刑事诉讼立法应当借由类型化方法,基于程序要素明晰“主体特别”与“客体特别”的两重“特别”界分标准,并以此为基础,增设职务犯罪案件诉讼程序以吸收“贪腐类”缺席审判程序,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并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增设单位犯罪案件诉讼程序和涉案财物处置程序,助力法典化时代语境下我国刑事特别程序体系建构的科学化与精细化。
引 言
“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共性与个性作为一组对应性概念,在抽象中相互对应,在现实中共处一体。一般之外必有特殊,共性之外必有个性。在刑事诉讼场域内,刑事特别程序是刑事诉讼程序“一般性与特别性相统一”的重要表征,旨在发挥弥补一般程序规范之不足、落实特定的刑事政策以及兼顾公正与效率等诉讼价值的程序功用。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下刑事特别程序的程序类型与程序规范来看,该程序的立法创设具有明显的工具化特征,即把刑事特别程序作为处理特殊情况的“容器”,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程序本身的规范自洽和外延开放。
一方面,此种“需求回应”式的功利主义立法模式不可避免地导致刑事特别程序的规范体系缺乏理论支撑,引发刑事诉讼法规范体系内部逻辑的不自洽,突出体现在“程序”“审判程序”“诉讼程序”的用语混用、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备而不用以及刑事缺席审判程序同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适用竞合等多个层面。另一方面,刑事特别程序体系应当是一个开放的程序体系,其外延范围需要因时、因势而变。这既是刑事特别程序的立法目的之一,亦是程序规范本身创设的重要驱动力。然而,现行《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编规定的程序类型在有效回应社会变迁带来的实践需求层面,稍显力不从心,难以满足因时代发展变化而增设新型特别程序的现实需要,如通过增设职务犯罪案件诉讼程序以实现《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的有效衔接,通过增设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以规范对物强制措施的适用等。由此,刑事特别程序应当如何进行体系化重构,成为亟待解答的现实问题。
由“概念”到“体系”是法律制度建构的基本逻辑。相应地,刑事特别程序的体系重构须先通过词源解构锚定“刑事特别程序”的概念语义,并以此为基础,提炼出科学合理的程序创设基准,进而构建逻辑自洽的规范体系。作为一种致力于研究在立法和司法活动中如何准确解释法律、寻找适当裁判依据、填补法律漏洞的特定方法,法律解释学或曰法释义学从现行法律文本出发,基于(却不拘泥于)法律文本,在深入分析法律文本规范内涵的基础上,透过法律文本探寻其背后的价值内涵与立法基础,进而有效发挥法律续造的外延“补足”功能。因此,其恰恰能够为刑事特别程序的词源解构和立法基准明晰提供可以依循的方法路径。由是,立足《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现实语境,本文拟通过法释义学的研究方法,梳理并归纳刑事特别程序在应然层面的词源意涵与创设基准,并在省思该程序于实然层面所呈现出的诸多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基于程序要素的类型化设计,回应刑事特别程序何以创设、如何创设的现实关切与观点分歧,助力法典化时代语境下我国刑事特别程序体系建构的科学化与精细化。
一、刑事特别程序的词源解构
“从哲学上讲,概念是认识事物而形成的思维形式,是认识之网上的纽结。”以法释义学的方法审视之,刑事特别程序项下的“刑事”“特别”和“程序”各有其对应的词源语义与概念指称,三个概念由外向内,关联耦合,共同划定我国刑事特别程序的内涵、外延和立法基准。质言之,“刑事”具有区别于民事、行政场域的外部分化功能;“特别”强调的是刑事特别程序概念本身所指向的程序类型,应然且实然具有的不同于一般刑事程序的差异性;“程序”则用于描述“事情进行的先后次序”,指代结构完整且可以独立运行的过程、步骤和方法。
(一)界分外部场域的“刑事”概念
“刑事”一词的核心要义在于,将刑事特别程序的存续和适用限定在刑事司法领域这一特定场域,从而在根本上区别于民事和行政场域下的特别程序。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十五章虽以专章形式明确列举了七类特别程序,但这七类民事特别程序均旨在解决非讼性质的特殊民事事项,其程序核心是对民事法律关系或民事法律事实是否存在的补充性确认。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五编特别程序的规范内容来看,虽然五种刑事特别程序内部的规范差异明显,但其程序适用均指向与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有关的刑事诉讼活动,适用场域限定在刑事司法这一特定空间,其程序目的或聚焦于实现以定罪和量刑为具体内容的国家刑罚权,如缺席审判程序、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或旨在解决刑事犯罪所衍生的“次生”问题,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刑事”概念本身所承载的国家追诉属性、权利保障需求与价值平衡逻辑均预设了刑事特别程序必须限定于刑事司法场域,并围绕实现刑事司法的特定程序目标展开,以从外部场域区别于民事特别程序与行政特别程序。
(二)甄别内部程序的“特别”概念
在刑事特别程序的概念之下,“刑事”作为“特别”的前置概念,用于划定特别程序的适用场域,进而形成同民事、行政等特别程序的外部界分。“程序”作为“特别”的后置概念,旨在表意“特别”的具象呈现应当围绕“程序”种属本身或其内部的程序要素展开。“特别”作为连接“刑事”和“程序”的过渡性概念,则是对刑事特别程序之内涵和外延的扩张性表述,构成“刑事”“特别”“程序”三个概念的核心。
《现代汉语词典》将“特别”解释为“与众不同”,但对于何谓“与众不同”的判断,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主观性。相应地,对刑事特别程序概念中的“特别”进行界定,应当将其与概念所处的具体语境或参照性概念联系起来。刑事特别程序概念之下的“特别”,用于强调刑事特别程序这一概念本身所指向的程序类型,在应然与实然层面均具有不同于一般刑事程序的差异性,其所对标参照的是一般的刑事程序或曰常规的刑事程序。一般的刑事程序之所以“普通”“常规”,是因为其在程序要素适配层面具有普适性、典型性。在特定情形之下,当程序主体、程序客体呈现出不同于一般刑事程序的要素特征时,刑事诉讼立法即需要制定不同于一般刑事程序的“特别”程序,以适配新的程序要素特征,满足不同主体、不同案件类型的多元化需求。从我国刑事特别程序的立法沿革来看,基于主体要素的特别性,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散见于之前《刑事诉讼法》与其他法律法规中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相关诉讼程序规定予以吸收并整合,形成“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五编第三章增设“缺席审判程序”,以保证在被告人“不在案”的情况下能够实现境外追逃追赃。基于客体要素的特别性,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增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将刑事特别程序的客体要素拓展至刑事犯罪所衍生的违法所得。
(三)细化程序类型的“程序”概念
刑事特别程序概念中的“程序”指的是广义层面的法律程序,而非狭义层面的诉讼程序。从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五编的具体表述来看,立法者似乎已经意识到“程序”与“诉讼程序”概念之间的属种关系,因而有目的地在刑事特别程序的表述层面对两种概念作出审慎界分,由此形成两种规范表述的分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与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以“诉讼程序”为章名后缀;而缺席审判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以及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则将“程序”作为章名后缀。
从法律运作的角度来看,法律主体从事法律行为,需要遵守特定的步骤、方法,方能有章可循,而法律程序正是规范法律主体从事法律行为、作出法律决定,用以维持特定秩序的方式、方法。在刑事特别程序的概念之下,不仅“程序”一词能够反映程序内部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划定不同特别程序类型的功能差异,而且程序概念本身所内含的属种界分,能够为刑事特别程序的类型细分创设可能,从而确保相关论理与研判能够实现理论自洽、实践奏效。例如,刑事特别程序概念项下的“程序”一词,既包括诉讼程序,也包括非诉讼程序;既包括贯穿于刑事诉讼全流程的程序,也包括单纯适用于某一或某些特定诉讼阶段的程序。相应地,以诉讼和非诉讼所处理的不同刑事司法事项为标准,刑事特别程序可以被划分为刑事特别诉讼程序和刑事特别非诉讼程序两种,前者旨在实现以定罪和量刑为具体内容的国家刑罚权,后者旨在解决因刑事犯罪引发但又不直接关涉刑事责任的相关事项。以特别程序适用的阶段为标准,刑事特别程序可以被划分为刑事侦查特别程序、刑事起诉特别程序、刑事审判特别程序和刑事执行特别程序等。这一点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五编特别程序规范体系呈现出的程序阶段划分,以及实践层面的运行逻辑差异中即可得到佐证。
二、刑事特别程序的立法基准
在以法释义学的方法划定我国刑事特别程序的内涵和外延之外,我们尚需思考的是,除了需要满足前述的词源条件,刑事特别程序的创设还需遵循哪些原则、满足哪些基准,方能保证其程序类型的合理性。从根本上讲,并非所有的“程序特别”均需被创设为一类特定的“特别程序”,现有的特别程序类型也并非一成不变,刑事特别程序的类型建构始终处于动态的过程之中。由是,明晰的刑事特别程序的立法基准,不仅是刑事特别程序规范之下立法理性的映射载体,而且是法释义学方法承载的价值判断的逻辑外化。刑事特别程序的立法基准旨在对那些无法通过单行模式或附属模式创设,但具备专章建构价值的“程序特别”规范进行体系编排,以保障刑事特别程序规范创设的必要性、目的性与协调性。
(一)必要性基准
2012年3月8日,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中提到:“根据刑事诉讼活动的实际情况和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的好的经验,有必要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等特定案件和一些特殊情况,规定特别的程序。”可见,刑事诉讼立法创设刑事特别程序的基准之一即为“有必要”。所谓必要性,系指通过创设单独规则或在原有条文基础上附加例外规则的零散模式,均已无法解决特定案件,唯有以专章形式设置完整、系统的特别程序方能应对。实际上,通过设置单行规则或附属性的例外规则,可将诸多程序层面的特别情形纳入一般程序框架予以处理,无需另行设立新的特别程序。刑事一般程序与刑事特别程序之间的“原则—例外”关系预设了一般程序在解决刑事案件中的一般化、常态化地位,而作为例外存在的刑事特别程序,其功能仅在于弥补一般程序涵摄能力之不足。除非具备现实条件且立法技术成熟,否则不宜归入特别程序一编。
一方面,一般程序的运行规则无法有效涵摄特殊情形下的特殊程序要素。一般程序是以常规主体、常规客体为基准构建的,其运作方式、程序规则与权利配置多围绕国家刑罚权的实现,即主要针对理性成年人的定罪量刑问题展开。相应地,当一般程序面对行为能力缺失的未成年人、认知能力不足的精神病人等非典型主体,或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等非常规客体时,一般程序的预设便时常出现“适配空白”。倘若仍然套用一般程序规则,则不仅可能因规则僵化而损害特殊主体的权益,而且可能会因规则适用的逻辑冲突导致程序目标落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立法创设缘于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与成年人不同。假使不加区分地沿用一般程序规则,则可能导致未成年人的权利受损,违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程序原则。此时,基于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与预防再犯的个别正义考量,程序创设的正当性大于对一般程序统一性的适用坚守。因此,通过创设更具针对性的特别程序规则体系,以填补一般程序规则无法涵摄的情境缺口,便成为可行的解决方式。特别程序的创设也由此具有了充分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一般程序的弹性调整不足以消解特殊情形下规范张力不足的现实矛盾。诚然,刑事司法解释的制定与适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一般程序的规则弹性,因而可以适度缓解因规范张力不足所引发的部分适用困境,然而,刑事司法解释的过度膨胀与无序扩张不仅可能架空《刑事诉讼法》的规范意义,而且可能因司法解释本身的效力层级问题形成“合法性”危机。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为例,1996年《刑事诉讼法》并未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作出专章规定。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与未成年人诉讼权利保障相关的规范仅有法定代理人到场、不公开审理和指定辩护三条,且散见于不同章节。为适应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落实未成年人保护的特定政策与方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均在各自的司法解释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作出适时的补充和完善。然而,囿于刑事司法解释的效力层级较低,且部门释法机制伴随的解释差异化现象普遍存在,刑事司法解释中关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补充规定呈现出系统性不强、操作性有限等问题,难以满足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对未成年人特殊关照和切实保护的现实需要。因此,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基于必要性基准的考量,增设特别程序编,并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置于特别程序编之首,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理的方针、原则、程序作出系统规定,以有效回应既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弹性不足的规范问题。
(二)目的性基准
“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一种目的,即一种实际的动机。”所谓目的性基准,是指立法者基于某种考量,将特别程序作为实现某种目的的方式、途径。特别程序在产生之初即伴有鲜明的目的性。早在罗马法时期,特别程序即是大法官在履行审判职责、拟定诉讼程式之余,凭借其司法权威颁布各类指令,构建诉讼所需程序框架的特定方法。其核心目的在于弥补成文法的局限性,从而实现对既有法律规范体系的动态补充。在诉讼价值多元化的当下,法治国家和地区的刑事诉讼立法普遍在一般程序之外创设刑事特别程序。例如,为有效应对因强化权利保障而产生的诉讼效率低下问题,1988年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包括简易审判程序、依当事人请求适用刑罚程序、处罚令程序、直接审判程序和立即审判程序在内的五种刑事特别程序。德国《刑事诉讼法》第六编专编规定“特别之程序类型”,确立了处罚令程序、保安处分程序、速审程序、没收及财产扣押程序等四种类型的刑事特别程序体系。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中的辩诉交易亦属于典型的刑事特别程序,其司法适用率更是超过90%。应当说,尽管域外法治国家和地区的刑事特别程序立法类型各异,但均旨在实现特定的程序目标,带有鲜明的立法目的性。
回顾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刑事特别程序的创设历程可知,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和1996年《刑事诉讼法》并未以专章形式规定刑事特别程序。彼时,立法是在吸收既有的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有关死刑复核、未成年人诉讼、涉外案件审理等各类请示所作出的批复的基础上,将相关内容分布在《刑事诉讼法》特定章节的规范之下。此阶段的特别程序立法属于典型的单行模式与附属模式,其通过“程序特别”规范呈现出以问题为导向、由实践所驱动的“需求回应”特征。2012年《刑事诉讼法》首次以专章形式增设特别程序编,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等四种特别程序类型进行规定,这标志着我国刑事特别程序立法模式开始由分散式走向集中式。此后,为因应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时代需要,切实解决因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无法解决行为人定罪量刑问题而引发的实践困境,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增设缺席审判程序,用于强化腐败惩治力度,保证境外追逃追赃的实然效用。
刑事特别程序的立法演进不仅反映出我国刑事立法由粗放走向精细的渐进式过程,而且体现着不同时代背景下国家治理逻辑、社会价值取向与司法实践需求的多维互动关系。刑事特别程序的立法创设,其根本目的在于针对某些特定类型案件的特殊情况,采取特殊的诉讼方式、方法和步骤,以更好实现价值衡平。以贪腐犯罪治理为例,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我国境外追逃追赃主要依赖刑事司法协助程序。然而,囿于司法协助的规范体系尚不完备,且尚未制定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公约相衔接的国内法,境外追逃追赃时常受阻。为此,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增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以适时切断在逃贪腐人员的经济来源,及时挽回国家、集体或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持续深入推进,“追逃与追赃并重”的呼声愈发强烈。据此,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在特别程序编中增设缺席审判程序,用于及时追究潜逃境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进而通过刑事司法协助引渡缺席被告人并追回涉案财产,实现“追逃与追赃并重”的双重目标。应当说,无论是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还是缺席审判程序,其立法创设均体现了刑事诉讼法规范对“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的积极回应,旨在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实现惩治腐败的目标。刑事特别程序立法的背后蕴含着由实践问题驱动,将特别程序作为解决现实问题之特殊手段的“目的性”立法逻辑。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刑事特别程序的立法创设带有鲜明的政策引导特征,将满足实践需求的特定目的作为程序创设的立法基准之一。
(三)协调性基准
法典的统一性包含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在形式层面,法典化要求法律规范应当系统、完备,尽可能地将既有规范纳入,为司法实践中的各类情形提供规范指引;在内容层面,法典化则要求法律规范应当逻辑自洽,同时能够与其他规范形成融贯他洽。具体到刑事特别程序的立法创设,这一要求表征为协调性基准。刑事特别程序并非完全孤立的篇章程序单元,其规则仍需置于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统摄之下,在保持同一般程序外部协调的同时,还应确保特别程序体系内部各类特别程序之间的融贯与协调。
一方面,刑事特别程序作为刑事诉讼法的一部分,与其他篇章的程序互为补充,因而应当具有外部协调性。外部协调性既体现在刑事特别程序对总则规范内容的依循,又体现在其与一般程序之间的相互转换或同时适用。我国《刑事诉讼法》自1979年制定至今,一直沿用“总则—分则”的基本架构。特别程序作为“分则编”项下的组成部分,理应基于“总则统辖分则、分则遵从总则”的规范编纂原理,关照总则与分则规范之间的衔接与协调问题。例如,法律原则作为“总则编”的重要内容,属于刑事诉讼程序运行必然遵循的基本准则和基本原理。相应地,无罪推定原则、控辩平等原则、有权获得辩护原则等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应当贯穿整个刑事诉讼规则体系。特别程序的程序规则只能基于前述原则的“底线标准”作出适应性调整,而不能脱离基本原则进行规范突破。以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为例,缺席审判程序的特殊性在于,被告人因潜逃、重病、死亡等原因而无法到庭,在形式层面突破了普通审判程序对于被告人在案的对席审判要求。然而,此种基于“主体要素特别”创设的刑事特别程序仍需遵循有权获得辩护原则、证据裁判原则等旨在实现审判公正的诸项权利保障要求,不应也不能以权利放弃或权利限制为理由,造成权利的实质侵害与减损。无论是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2021年《刑诉法解释》)第603条“参照适用公诉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的有关规定”,还是第604条“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均表明刑事缺席审判程序项下的“主体要素特别”不能突破刑事审判的基本逻辑,其“特别”之处仅在于审判形式的调整。缺席审判程序不仅在核心原则上与普通审判程序一脉相承,而且若被告人在审理过程中自动投案或被抓获,则重新审理时还会涉及缺席审判程序与普通审判程序的转换与衔接问题。
另一方面,刑事特别程序体系内部各类特别程序之间需通过明确程序边界、畅通衔接机制等方式,实现相互协调,避免因规范语义模糊导致程序适用困境。以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和缺席审判程序为例,从现行《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编的规范内容来看,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与缺席审判程序在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审理对象上似乎均有不同。质言之,在适用范围上,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不仅适用于贪污贿赂、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也适用于走私、洗钱、金融诈骗、黑社会性质组织、毒品犯罪等案件,其程序适用的案件范围广于缺席审判程序适用的案件范围。就审理对象而言,缺席审判程序属于典型的“主体要素特别”,其程序关注点聚焦于“人”;而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则属于典型的“客体要素特别”,其程序关注重点在“物”。然而,依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92条的规定,缺席审判程序实然兼具对人和对物的双重功能,同样承载着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所欲实现的财产处置功用。当两种特别程序适用竞合之时,刑事司法实践如何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作出程序适用的具体选择,则成为理论与实务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四)基准位阶关系
作为刑事诉讼规范体系内部针对特殊案件类型或特殊诉讼需求而创设的专门规则,必要性、目的性和协调性三项立法基准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现实张力,因而需要通过明确的位阶安排予以消解。建立在法释义学的方法之上,并通过对我国刑事特别程序的规范体系结构与条文运行逻辑的分析,笔者认为,刑事特别程序的立法创设应当以必要性基准为第一层次,以目的性基准和协调性基准为第二层次。具体而言:
一方面,程序运行过程难免会衍生出各类“程序特别”,但这类“特别”多属于情景化、碎片化的差异性调适。若一味地通过创设刑事特别程序予以专章解决,则必然会导致刑事特别程序的规范体系膨胀,不仅增加专章规范的技术成本,而且极易引发程序与程序、规范与规范之间的重叠交叉,背离刑事特别程序类型创设的本源考量。必要性基准的根本逻辑在于,在面临特殊情形时,判断既有的一般程序是否已陷入绝对的“规则失灵”,且必须通过设置独立、专门的特别程序才能实现程序运行的根本目标。此种必要性判断绝非主观臆断,而是基于一般程序的固有局限与特殊情形的不可适配所形成的理性的、审慎的客观判断。因此,将必要性基准确立为第一层次,能够最大程度地防止刑事特别程序的目的性扩张,维持特别程序规范体系的立法理性与逻辑协调。
另一方面,在由目的性基准与协调性基准构成的第二层次基准内部,由于刑事特别程序承载着不同时代背景下国家治理逻辑、社会价值取向与司法实践需求的多维互动关系,因此在特别程序规范所直接面向的目的性基准与因刑事政策调整而间接产生的协调性基准之间,难免存在一定张力或冲突。从短期来看,基于刑事诉讼法本身对刑事特别程序规范的安定性考虑,目的性基准与协调性基准之间的冲突,可以通过有针对性地补充、调整司法解释来化解。为防止司法解释过度膨胀,从而“架空”刑事诉讼法的规范权威性与价值统一性,从长远来看,刑事特别程序的体系重构应当探寻出一条能够兼顾特别程序类型划定的“形式确定性”与“实质包容性”的可行性路径。这一路径不仅能够为既有特别程序的立法创设提供归类依据,而且能够有效识别出刑事诉讼法下那些尚未升格为专章模式的“程序特别”规范,并以必要性基准来判断以单行模式或附属模式存在的“程序特别”规范是否需要上升为刑事特别程序。同时,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应该运用专门立法模式,对实践中问题突出、迫切需要全方位综合治理与指导的特定领域案件进行单独立法,以避免因刑事特别程序规范本身的制度性与框架性特征而引发规范适用难题,甚至规范适用冲突。
三、刑事特别程序的实然省察
诚然,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刑事司法解释的细化完善,刑事特别程序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粗疏到精细的渐进式发展过程。然而,受制于刑事特别程序词源不明、立法基准逻辑不清,特别是立法过于强调程序设置的目的性基准,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必要性基准与协调性基准等现实因素,该程序在规范与实践层面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内部自洽与外部他洽的问题。刑事特别程序立法规范的可欲和可能之间、应然和实然之间存在明显落差。
在规范层面,一方面,刑事特别程序存在“程序”“诉讼程序”和“审判程序”的用语混用现象,既背离了词源解构视角下“程序”应然具有的全程性特征,也削弱了基于“刑事”和“特别”的语义基础对刑事特别程序的类型进行属种细分的释义学功能。另一方面,刑事特别程序体系项下的程序类型内部存在着或隐或显的规范合理性问题。例如,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三种缺席审判情形,其实唯有“贪腐类”案件所适用的程序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缺席审判程序,“重疾类”和“已故类”案件所适用的程序在本质上属于普通审判程序排除诉讼障碍的特定方式,全然可以被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06条关于第一审程序中止审理情形的规定,第16条“具有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原则以及审判监督程序所吸收。更为重要的是,在笔者看来,刑事特别程序本身应当是结构完整且可以独立运行的程序类型。“程序”语义之下以“先后顺序”展开的过程、步骤和方法,应当能够涵盖不同的阶段与程序运行的全过程。相应地,就程序本身所要求的阶段完整性而言,那些单纯适用于某一或某些特定诉讼阶段的程序,如缺席审判程序,其实并非词源解构视角下的典型的刑事特别程序,而应当被特定阶段项下的“程序特别”规范吸收、调整。缺席审判程序属于典型的因过分追求目的性基准而背离必要性基准之第一层次要求的特别程序类型。
在实践层面,现行《刑事诉讼法》中的刑事特别程序因程序功能重叠而引发的适用冲突问题并不鲜见。一方面,按照“特别优于一般”的法律适用逻辑,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应当优先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一般程序适用。然而,无论是2019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还是2021年《刑诉法解释》,均将赔偿损失、赔礼道歉以及达成和解协议作为判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构成认罪认罚的核心要素之一。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在一定程度上演变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附属配套,这不仅导致该程序作为刑事特别程序之一的独立价值被人为消解,而且使得该程序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适用“遇冷”。由于其难以被作为独立的特别程序适用,因此引发了“特别程序不特别”的程序虚置问题。另一方面,对于贪污贿赂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为实现跨境追逃追赃,刑事司法可以选择适用缺席审判程序或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然而,受制于程序竞合处理规范的实然缺失,司法机关在两种特别程序适用竞合时,往往基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简单易行、证明标准相对较低,以及缺席审判程序可能伴随着结果的现实不确定性等因素,倾向于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这一点从两种特别程序的适用案件数量上便可得到佐证。此外,由于两种特别程序的程序功能部分重合,缺席审判程序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之间可能存在特定情形之下的程序转换问题。例如,检察机关提请人民法院适用缺席审判程序后,现已查明住所的被告人失踪或下落不明,由此导致传票和起诉书副本等材料客观送达不能,此时司法机关能否将缺席审判程序转换为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对诸如此类问题的规范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缺席审判程序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因适用竞合所引发的实践难题。
为有效解决刑事特别程序在规范和实践层面呈现出的多重问题,理论界与实务界运用对策分析、比较分析等多种方法,围绕诸如某一具体程序在域外法治国家和地区是否被纳入特别程序编,各类特别程序的内部程序规范是否设计得当,抑或程序本身的司法适用效果如何等具体问题展开研判。诚然,建立在对策法学和比较法学基础之上的技术分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即时性的立法与司法需求,但此种技术层面的分析方法在根本上忽视了刑事特别程序内在的词源语义与创设基准,加剧了立法与司法不一致、理论与实务相脱节的现实影响。由是,基于“程序”概念本身可以被进一步类型细分的词源语义,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逐步尝试运用类型化研究方法,将刑事特别程序划分为刑事特别诉讼程序与刑事特别非诉讼程序、“赋权型”特别程序与“克减型”特别程序,形成不同分类标准下的差异化类型体系。
笔者无意评判上述类型化研究的合理性,但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尽管以刑事特别诉讼程序与刑事特别非诉讼程序为具体内容的类型划分已充分关注到“刑事特别程序”概念语义之下的“刑事”和“程序”要义,但该种类型划分在一定程度上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刑事特别程序”概念语义之下最为关键的概念——“特别”。以刑事特别诉讼程序与刑事特别非诉讼程序为具体内容的类型划分并不能直观表征刑事特别程序何以特别。假使单纯聚焦于“刑事特别程序”概念语义之下的“刑事”和“程序”要义,则很可能陷入“形式差异”的表层分类窠臼,不仅无法完整体现刑事特别程序创设的立法基准,而且难以有效实现程序于特殊情形之下的精准适用。另一方面,“赋权型”特别程序与“克减型”特别程序的类型划分,虽然能够为刑事特别程序的理论建构提供全新的研究视角,但可能因权利义务配置的相对性与模糊性而带来类型划分不够准确、明晰的现实问题,致使在该种类型划分之下,旨在针对未成年犯感化教育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被划归为“赋权型”特别程序,而建立在同属保安处分的强制医疗基础上的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却被划归为“克减型”特别程序。
所谓“类型化”,意指一种研究方式,即通过探究具体事物之间以类似方式存在的本质,进而借由归纳方法抽象概括具有类似本质特征之具体事物的基本范畴、形成逻辑与整体样态。类型化研究为把握知识与事物本质提供了有益的思维进路,能够助力实现社会科学项下论理、阐释的系统化、科学化和精细化。制度的类型界分需要结合大量的事实素材,对具有一定相似性特征的事项进行凝练总结,并以特定的基准为标尺,在价值评判与目的衡量、本土实践与域外经验综合论理的基础上作出归类及规范设计。反观我国当下围绕刑事特别程序展开的类型化研究,刑事特别程序的类型界分似乎始终难以跳出“形式确定性”与“实质包容性”之间的张力困境:形式划分虽然能够相对准确地界定某一类特别程序,但难以适应刑事特别程序不断发展变化的开放性动态趋势;实质划分尽管具有相对更大的程序类型包容性,却可能带来类型界分的准确性问题。因此,如何寻求兼具形式上的准确性与实质上的包容性的类型界分标准,就成为该议题之下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四、刑事特别程序的类型重构
(一)基于“程序要素”本身的类型划分
依据刑事特别程序概念下“刑事”“特别”和“程序”的词源语义,以及三个概念由外向内、关联耦合而共同划定出的刑事特别程序的内涵、外延与立法基准,笔者认为,刑事特别程序的类型界分应当围绕“程序要素”本身展开,基于程序要素中的主体要素和客体要素,将“主体特别”与“客体特别”作为我国刑事特别程序类型重构的两重界分标准。
一方面,将“主体特别”和“客体特别”作为我国刑事特别程序的界分标准,具有形式划分的相对确定性优势。“主体特别”与“客体特别”能够清晰界定各特别程序所属的类型。从既有的五类特别程序来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以及缺席审判程序属于典型的“主体特别”;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属于典型的“客体特别”。其中,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强制医疗程序均为诉讼主体“诉讼行为能力”特别,缺席审判程序属于因被告人不在案引起的“程序参与状态”特别。就“主体特别”而言,主体要素的特别性通常表现为参与诉讼的个人或单位在法律地位、能力或身份上与普通主体的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具有可识别的客观标志。例如,未成年人以未满18周岁为明确界限,精神病人以专业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客观的刑事责任能力鉴定意见为依据,缺席审判程序更是直接以被告人不在案这一客观情形为依据。就“客体特别”而言,客体要素的特别性通常表现为程序指向的特定对象区别于一般程序所预设的典型形态,其程序边界同样具有形式上的确定性。例如,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的客观行为为程序适用前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则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或死亡且存在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收缴需要,作为程序适用条件。
另一方面,将“主体特别”和“客体特别”作为我国刑事特别程序的界分标准具有实质划分的包容性优势。“主体特别”和“客体特别”能够折射出创设该特别程序时的政策导向与价值倾向。特别主体与特别客体在本质上是国家将刑事政策与社会价值转化为程序规则的载体。在每一项“特别”的背后,政策侧重与价值排序的现实考量都清晰可见。就“主体特别”而言,刑事诉讼立法针对“特殊主体”创设特别程序,蕴含着国家、社会对“何种主体值得特殊保护”这一问题的价值共识。相应地,“主体特别”与“客体特别”的类型界分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可能随着政策转向与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动态调整,此种动态演进是刑事诉讼立法因应政策与时代变迁的鲜活注脚。
更为重要的是,“主体特别”和“客体特别”的类型界分标准紧密围绕“特别”这一核心要素展开,并将“形式确定性”优势与“实质包容性”优势充分发挥到“特别”的判断过程当中。这一标准不仅为既有特别程序的立法创设提供归类依据,而且能够有效识别出刑事诉讼法下那些尚未升格为专章模式的“程序特别”规范,进而通过必要性、目的性与协调性基准,衡量以单行模式或附属模式存在的“程序特别”规范是否需要上升为一种刑事特别程序。基于程序要素本身的“主体特别”与“客体特别”的类型界分标准,通过形式确定性锚定了“特别”的边界,借助实质包容性拓展了“特别”的内涵。这一标准完整围绕“特别”这一核心要素展开,使对“特别”的判断既有章可循,又不失灵活;既避免了因形式僵化而可能错失新型“特别”要素的识别,又防止了因实质模糊而导致“特别”范围的不当扩张。
然而,需要明确的是,作为刑事特别程序界分标准的“主体特别”与“客体特别”所具有的“形式确定性”仅是一种“相对的”确定性。该类型界分标准并非绝对的泾渭分明,类型划分也并非绝对的非此即彼。例如,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不仅在主体要素层面具有特别性,而且该程序并不涉及被申请人刑事责任的确定问题,因而同样呈现出客体要素层面的特别性。不仅如此,基于“程序要素”展开,以“主体特别”和“客体特别”为具体内容的刑事特别程序的类型界分标准,亦存在一定的边界问题。在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中,可能存在某些或某种程序类型,其并非单纯建立在“主体特别”与“客体特别”的标准之上,无法全然依据主体要素与客体要素辨别开来。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为例,因应“主体特别”与“客体特别”的类型界分标准,尽管可以基于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程序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程序客体要素层面的实质趋同性,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划归为“客体特别”一类;然而,不同于单纯建立在“客体特别”标准之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客体要素并不聚焦于以定罪和量刑为具体内容的国家刑罚权,而是指向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赔偿问题。从根本上讲,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发生的逻辑前提在于,同一个犯罪行为带来了社会危害性和私人侵权性这一双重实体后果,并由此引发了刑事追诉和民事侵权之诉的双重诉讼结果。由于刑事责任与民事赔偿责任均源于被告人的同一行为,依据“实体关联性理论”与“程序便利性理论”,为尽可能地节约司法资源、减少被害人讼累、避免同一法院就同一案件作出自相矛盾的司法裁判,被害人可以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直接向审理刑事案件的同一审判组织提起民事赔偿请求,由该审判组织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对刑事和民事案件一并作出裁判。换言之,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下,程序客体要素所指向的物质损失赔偿问题不仅在程序层面附带于刑事诉讼,需要由同一审判组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予以解决,而且在实体层面同犯罪行为所引发的实体责任密切关联,因应附带民事诉讼所采取的“先刑后民”模式,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源于程序结构与制度协调需要的“特别性”特征。
(二)刑事特别程序类型重构的具体路径
围绕“主体特别”与“客体特别”展开的类型界分,不仅能为既有刑事特别程序体系的本体优化提供方法路径,而且能为法典化背景下刑事特别程序的“准入”即外延调整提供判断依据。相应地,基于“主体特别”与“客体特别”的两重类型界分标准,我国刑事特别程序的体系重构应当沿着本体优化与外延调整的两条逻辑主线展开。
1. 刑事特别程序的本体优化
其一,基于“主体特别”,特别程序立法应当吸收缺席审判程序的部分规定,增设职务犯罪特别程序。诚如前文所述,缺席审判程序属于典型的“主体要素特别”,其程序关注点聚焦于不在案的“被追诉人”。然而,从刑事特别程序的词源语义和立法基准来看,不仅“审判程序”的规范语义难以涵盖审前阶段犯罪嫌疑人、被调查人持续的不在案状态,而且在该特别程序下,唯有“贪腐类”案件所适用的程序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缺席审判程序,“重疾类”和“已故类”案件所适用的程序属于普通审判程序排除诉讼障碍的特定方式,尽管属于“程序特别”,却并不符合专章设置特别程序的必要性基准。据此,《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当将“重疾类”情形纳入《刑事诉讼法》第206条关于第一审程序中止审理的情形之中,将“已故类”情形纳入《刑事诉讼法》第16条“具有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原则与审判监督程序之中。对于真正具有缺席审判意义的“贪腐类”情形,应当基于法典化语境下《刑事诉讼法》与外部规范适配衔接的编纂要求,以及职务犯罪嫌疑人、被调查人、被告人“主体特别”的要素特征,通过设置职务犯罪特别程序将鲜有的“贪腐类”缺席审判程序适用情形纳入其中,并对被追诉人缺席情形下的监察调查、审查起诉、执行等程序展开予以完善,为职务犯罪案件办理提供全流程的特别程序规范保障。
其二,基于“客体特别”,特别程序立法应当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程序并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章,并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从总则部分抽离,调整为特别程序的特定一种。作为“客体特别”的一种类型,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程序在我国当下的司法实践中逐渐“遇冷”,该程序中的退赃退赔、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程序适用条件全然可以被认罪认罚从宽原则项下的“认罚”要义吸收。基于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程序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程序客体要素层面的实质趋同性,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程序应然可以被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吸收,并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章之下的“程序特别”规范予以明晰。更为重要的是,从我国《刑事诉讼法》一贯遵循的“总则—分则”的篇章体例结构来看,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总则体例其实并不合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一相对独立且自成体系的程序加入,使得《刑事诉讼法》总则部分本应具有的“理论根基”与“源头活水”的统摄作用被削弱,难以有效发挥对分则规范的指导作用。因此,立足法典化语境下《刑事诉讼法》体例编排的现实考量,宜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从《刑事诉讼法》的总则部分抽离,在吸收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程序的基础上,将其调整为特别程序编的其中一章。
2. 刑事特别程序的外延调整
作为应对时代变迁所带来的特别需求而目的性创设的特定程序规范体系,刑事特别程序本就具有程序体系的外延开放性特征。相应地,刑事特别程序的体系重构应当在尊重立法现状,积极围绕既有的特别程序类型作出本体优化的同时,基于程序体系本身的动态开放性特征,适时根据“程序要素”特别的识别与程序创设的必要性、目的性和协调性基准,依循时代变迁的现实需要有针对性地对刑事特别程序的体系外延作出调整和拓展。
其一,基于“主体特别”,特别程序立法应当增设“单位犯罪案件特别程序”。我国1997年《刑法》确立了单位犯罪制度,但是,《刑事诉讼法》并未对单位参与刑事诉讼的具体程序作出明确的规定。假使不承认单位拥有独立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地位,并且不允许单位独立地参与刑事诉讼活动,那就等于在没有赋予单位诉讼主体地位的情况下,进行一种可能使单位实体权益遭受剥夺或限制的活动,这显然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因此,立足于诉讼主体从以自然人为中心扩展至以自然人和单位并举的现实语境,《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当在吸收2021年《刑诉法解释》第十一章“单位犯罪案件的审理”规范的基础上,针对单位这一特殊主体设置相应的单位犯罪案件特别程序,将司法解释中限于审理阶段的“程序特别”规范延伸至包括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在内的全流程。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鉴于刑事司法过程之下,对老年人和妇女的特别关照全然可以通过《刑事诉讼法》下的“程序特别”规范条款予以实现,因此,增设“老年人刑事案件特别程序”“妇女刑事案件特别程序”尚无必要。
其二,基于“客体特别”,特别程序立法应当增设“涉案财物处置特别程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完善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以及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的制度”,以此实现人身权与财产权保障的并重,以及对人和对物强制措施的规范并举。我国《刑法》第64条规定的三类涉案财物,其最终的实体性处置均归于没收。就没收本身的程序规范来看,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外,现行《刑事诉讼法》尚未建立系统的对物之诉。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囿于既有的没收程序适用范围狭窄,难以满足涉案财物处置的多元化需求,公安司法机关只能从部门规章或司法解释中寻求相对明确的规范指引。从比较法视角来看,部分域外法治国家和地区的刑事立法在定罪后的附属性没收程序之外,往往还会另行创设独立的“对物之诉”,例如德国《刑事诉讼法》中的“没收及财产扣押程序”。为解决现行《刑事诉讼法》中财产权保障规范的原则性、概括式、碎片化问题,促使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之下的涉案财物处置向着更为精细化、集中性、专题式的方向发展,《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当基于“客体特别”,在有效适恰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的既有规范的同时,围绕涉案财物处置的措施、期限、解除、移送、保管、权利救济等问题作出规定,以此形成包括对物强制处分程序、先行处置程序、审前返还程序以及刑事涉案财物裁判程序在内的统一、精细且集中的涉案财物处置的特别程序规定。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鉴于现行《刑事诉讼法》已基于恐怖活动犯罪的特异性,在管辖、辩护、证据、强制措施、侦查等多个章节通过“程序特别”规范之单行模式与附属模式对其作出系统规定,因此创设“反恐刑事特别程序”尚无必要。
结 语
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特定一编,刑事特别程序的立法创设不仅承载着弥补一般程序规范特异性之不足、落实特定的刑事政策、解决刑事犯罪所衍生的“次生”问题,以及衡平多元诉讼价值的程序功用,而且关涉《刑事诉讼法》规范体例的重构与法典化目标的实现。刑事特别程序作为刑事诉讼规范体系内部针对特殊案件类型或特殊诉讼需求而专门创设的程序规范,其优化和完善不仅映射出我国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从粗放走向精细的历史进程,更体现着不同时代背景下国家治理逻辑、社会价值取向与司法实践需求的互动关系。法释义学研究方法的引入旨在明晰我国刑事特别程序的内涵、外延和立法基准,区分“主体特别”与“客体特别”所展开的类型重构则意在弥合此一程序体系的应然与实然落差,尽可能地在尊重历史沿革和立法现状的同时,预留刑事特别程序体系的未来发展空间,助力法典化背景下中国式刑事特别程序的体系完善。
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
步洋洋,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