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佳祺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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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行为违法化”的制度探索,在《网络犯罪防治法(征求意见稿)》得到全面体现。“违规行为违法化”是网络犯罪治理领域继“违法行为犯罪化”之后另一项治理举措,其主要功能是在网络黑灰产业链上游实现小恶必罚,遏制刑法规范的不当扩张、填充涉网络犯罪罪名的前置违法性,发挥行政法律对网络犯罪产业链的前端堵截效应等。从违规到违法再到犯罪的梯次化责任体系有助于推动网络犯罪的行刑衔接机制。但“违规行为违法化”存在行政处罚无序扩张的风险,因此应至少满足四个边界控制标准:一是行为具有相应危害性与风险性,二是正当程序保障与有效的权利救济机制,三是条文含义清晰与裁量空间适中,四是秩序维护与容忍技术创新的兼顾。用以上四个标准衡量,《网络犯罪防治法(征求意见稿)》还有巨大的优化空间。
一、问题的提出
在数字化时代,网络犯罪已经从分散化的个体行为进化为组织严密、产业协同、自主运作的犯罪形态,并给公民个体利益、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从世界范围看,网络安全威胁和风险日益突出,并日益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国防等领域传导渗透”。随着网络犯罪已形成复杂绵密的产业生态,立足于犯罪危害显性化的刑事打击策略已无法满足网络生态治理的现实需求。为此,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坚持打防结合、防范为先”“坚持源头治理、综合治理”。可见,网络犯罪的协同治理、综合治理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识。网络犯罪的综合治理是跳出刑法单一视野,引入网络平台、网络用户和其他相关主体,综合采用法律、技术、标准等多种治理手段的治理策略。它不仅注重对网络犯罪的事后惩戒与打击,还强调事前预防与事中阻断,力求实现对网络犯罪从萌芽到成熟的全链条、堵截式治理。因此需要将网络犯罪治理放置在网络社会生态建设的叙事框架中,引入民法、行政法等其他法律资源。笔者此前曾撰文强调:“如果不能将网络犯罪产业链与其所寄生的底层产业生态有效隔离,新的犯罪便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因此,有必要构建“违法行为入罪化与违规行为违法化的梯次配置”机制。2026年1月,公安部发布《网络犯罪防治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该稿在网络基础资源管理、网络犯罪生态管理及平台责任等方面,系统贯彻了“违规行为违法化”的立法思路。例如,对网络犯罪赖以维系的底层物料、技术与资金支持,由原本的违规行为提升为行政违法行为,从而正式纳入法律的规制范围。但“违规行为违法化”的制度边界在哪里,是否可以基于防控犯罪的需要无限扩张,是网络生态治理中与公民权利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需要学理上作出清晰界定。
二、网络犯罪治理中“违规行为违法化”的先期探索与最新发展
行政法律规范主要调整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行政管理法律关系,行政法律设定的制裁规范针对的是违法行为,因而我们可以泛泛地说行政法律的立法过程就是违规行为违法化的过程。但是,在网络犯罪治理中,违规行为违法化具有特定的语境,它是指将原本违背行业规范、平台自治规则、技术标准等的违规行为,通过立法上升为行政法意义上的违法行为,进而为行为的独立化处罚提供依据。“违规行为违法化”的起点是“规”,包括网络平台用户协议、网络社区公约、网络社团联合倡议、技术标准、网络行业协会自治规范等。“违规行为违法化”中的“法”不仅包括行政法律,还包括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但后两者的立法价值远不如前者。网络行业协会自治规范是网络社会的原生规范,在互联网刚刚兴起的岁月,传统国家强制性规范无法及时“在位”,网络行业协会自治规范充当了“补位者”的角色。“互联网社会要实现自我治理、自我约束、自我发展,首先需要订立一套现实可行的自治规则。”网络空间具有自组织属性,网络社区规范更易适应变动不居的网络社会关系,其调整网络业态的时效性、灵活性也是国家规范无法替代的。网络行业协会自治规范填补国家法律漏洞,在特定领域能够发挥近似国家法律的规范功能,因此是多元共治的网络层级治理结构中的重要一环。但软法偏软,能够适用的惩戒方式有限,且软法容易“越位”,故如何让国家法尽快“上位”一直是近年来网络法治建设的主基调。“违规行为违法化”在网络犯罪治理体系中,与“违法行为犯罪化”形成梯次配置,先将一般性违规行为“违法化”,赋予其行政违法属性,再针对其中严重危害行为入罪化,最终实现从源头规范到末端惩治的闭环治理。
(一)《网络安全法》对“违规行为违法化”的一般性探索
在我国网络犯罪治理历程中,“违规行为违法化”并非一蹴而就。它经历了从《网络安全法》的一般性探索,到《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在特定领域的专项探索,其间还夹杂着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的频繁尝试,最终在《征求意见稿》中实现全面铺开与广泛采用。
《网络安全法》于2016年由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自2017年6月1日起施行,并于2025年由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修正。《网络安全法》作为网络安全领域的开创性法律,在“违规行为违法化”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它将此前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中已有雏形的一些规范上升到法律层面,为后续的法律完善打下了坚实基础。以网络实名制为例,实名制最早源于金融领域,是金融领域反洗钱的基础性规定,2000年4月1日起施行的《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首次以行政法规形式强制要求个人开立存款账户时必须出示身份证件并使用实名。在网络监管领域,2023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校园网络管理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高校BBS严格实行用户实名注册制。2004年《中国互联网协会互联网公共电子邮件服务规范(试行)》要求“电子邮件服务商应要求电子邮件客户提交真实的客户资料”。2010年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推出电话用户手机实名制,要求新入网用户进行实名登记,并对老用户进行补登记。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第6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为用户办理网站接入服务,办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等入网手续,或者为用户提供信息发布服务,应当在与用户签订协议或者确认提供服务时,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这是我国首次在国家法律层面对实名制作出规定,但是本决定没有对违反实名制的行为规定罚则。在前期探索的基础上,《网络安全法》第26条第1款规定,“网络运营者为用户办理网络接入、域名注册服务,办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等入网手续,或者为用户提供信息发布、即时通讯等服务,在与用户签订协议或者确认提供服务时,应当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用户不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的,网络运营者不得为其提供相关服务”。至此,实名制成为互联网服务领域的强制性法律义务,覆盖了网络接入、域名注册、即时通信等多个领域。
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可以追溯到1994年《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网络安全法》在此基础上升格为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它也成为我国网络安全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制度。此外,为了应对网络帮助行为增多的现实情况,《网络安全法》第29条还规定了明知他人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并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行为的行政法律责任。此处的被帮助行为可能是违法行为也可能是犯罪行为,而帮助行为分为三种情况,一是自身已构成帮助犯但无法刑事处罚的,二是自身已构成行政违法行为的,三是自身原本就是违规行为的。《网络安全法》第29条实现了帮助行为在违法层面的独立处罚。
总之,《网络安全法》不仅构建了网络运营者的基础性网络安全义务,还将存在于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行业规范的一些网络安全规则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统一规定,为后续的行政执法提供了明确依据,并使前述各类违规行为的违法化有了明确上位法支撑。同时,《网络安全法》构建了分级处罚的体系,如法律责任部分规定了警告、罚款、拘留、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等,为行业的合规划定了清晰的底线。
(二)《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在特定领域的专门性探索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严重危害了公民合法权益、社会秩序与国家安全,而我国关于惩治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活动的相关规定分散于不同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且法律位阶不高,法律规范缺乏系统性。《网络安全法》虽然是网络安全的基础性法律,但是对电信网络诈骗的治理需求针对性不强。为此,《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秉持“小块灵”的立法理念,在网络犯罪治理的特定细分领域对《网络安全法》予以深化,建立更加精细、全链条的预防性专项治理,特别是对“实践中一些好的做法和政策文件需要上升为法律规定”。“《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是一部基于主体责任的预防性法律制度”,它的犯罪治理模式本质上仍属公安机关主导的打击治理模式,但其在构建治理网络时尤为注重产业链治理,强调依法治理和治理的系统性、综合性和协同性。”《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在三个方面推进“违规行为违法化”:
第一,继续将部门规章中的一些规定提升为基础性的法律规定。《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10条、第11条规定的电话卡实名核验和风险核查制度,此前已经在工业和信息化部2016年《关于防范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通告》和2021年《关于依法清理整治涉诈电话卡、物联网卡以及关联互联网账号的通告》中作出规定。《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16条的个人开卡管理、异常账户监测制度此前也在2016年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结算管理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有关事项的通知》中作出了规定。在实名制领域,《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在《网络安全法》的基础上新增了“服务器托管、空间租用、云服务、内容分发、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等涉诈高发领域,同时规定了对涉诈账户的重新核验制度。
第二,进一步细化违法行为的类型。《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14条第1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制造、买卖、提供或者使用下列设备、软件:(一)电话卡批量插入设备;(二)具有改变主叫号码、虚拟拨号、互联网电话违规接入公用电信网络等功能的设备、软件;(三)批量账号、网络地址自动切换系统,批量接收提供短信验证、语音验证的平台;(四)其他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设备、软件。”该规定源自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经验的总结,其立法初衷是加大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底层物料的行政管控力度,以削弱上游犯罪产业链对末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供给。
第三,对于帮助“犯罪”的行为无法按照共同犯罪处理的,明确其行政违法的属性。《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25条第1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下列支持或者帮助:(一)出售、提供个人信息;(二)帮助他人通过虚拟货币交易等方式洗钱;(三)其他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支持或者帮助的行为。”《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42条明确了对应的行政法律责任,从而弥补刑事责任在特定情况下难以适用的不足。
综观从《网络安全法》到《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演进,国家的网络犯罪治理策略已由设定普适性合规底线,转向对特定类型犯罪的全链条精准打击。《网络安全法》构筑了基础性安全底线,《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确立了反诈活动中的行政法特别预防措施,进一步升级为更具主动性的犯罪预防与阻断机制。
(三)《征求意见稿》对“违规行为违法化”的全面化布局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自2022年12月1日施行以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高发态势得到有效遏制,跨境电诈犯罪打击成效突出,公安机关与境外执法部门合作,“截至2024年底,已累计抓获中国籍涉诈犯罪嫌疑人5.3万余名,一大批诈骗窝点被成功铲除”。“《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虽然是网络犯罪治理细分领域的专项立法,但其规范效能具有溢出效应,治理效果不限于反网络诈骗领域。”在《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征求意见稿》大力推动“违规行为违法化”从碎片化规制到全面立法、从单一打击到生态化治理的全面跃迁。
在网络法治领域,我国存在大量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它们在法律缺位的情况下是网络法治的核心治理工具,承载着填补立法空白,快速响应新业态、精准适配专业场景等关键功能。《征求意见稿》网络基础资源管理部分的多数规定此前就存在于相关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征求意见稿》将其升格为法律规范,具有两个方面的直接意义:一是将这些规定从行政管理约束性措施变成国家强制力措施,明确行为边界、指引公民守法。二是可以基于责任法定、处罚法定原则,为其配置更加丰富的行政处罚类型,解决原有立法滞后、规则缺位的问题,并约束行政机关权力。这是《征求意见稿》对“违规行为违法化”作全面布局的重要意义之一。
第一,原有制度规制范围的进一步拓展和细化。例如,从《网络安全法》到《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再到近期《征求意见稿》的专章设计,网络实名制的立法呈现从“原则性规定”到“精细化管理”的清晰演进轨迹。仅从条文数量来看,《网络安全法》用了一个条文(第26条)规定,《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用了两个条文(第9条、第11条)规定,而《征求意见稿》的第二章网络基础资源管理几乎整章都在规定实名制,涉及的条文为第11—13条、第15—17条。《征求意见稿》整合了过往的实名制规定,将实名制从传统的电信、金融领域,延伸至网络支付、推广营销、服务器托管、云服务、网络代理、内容分发等所有的网络犯罪高发领域。此外,将使用“网络地址切换工具”“批量电话卡控制工具”等大量注册网络账号的行为以及为已被依法封禁的网络账号提供解封支持和帮助的,明确列为违法行为。又如,《征求意见稿》第16条将《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规定的账号核验制度升级为“动态”核验,意味着符合相关情形就可以增加核验的频次,这是网络实名制的一次重大升级,其目的是解决网络黑灰产业链中普遍存在的规制实名制“实名不实人”的问题。《征求意见稿》对网络实名制的立法思路很清晰:一是从点到面,从账户实名扩展到网络基础资源的全实名;二是从静态到动态,实名制不仅是为了确认身份,还是为了实现资源使用全过程的信息真实性和溯源性;三是从原则规定到具体操作,实名制从《网络安全法》一个条文的原则性规定,发展到《征求意见稿》中包含审核、记录、更新等具体义务的规则群。它不仅是一项用户管理工具,还是网络基础资源的底层治理架构。甚至在《征求意见稿》第二章中,“网络基础资源管理已然成为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预防性法律制度,与网络犯罪生态治理、网络犯罪防治义务一起,共同组成网络犯罪预防性法治的核心骨架,是理解数字时代网络犯罪治理转型的重要制度线索”。
第二,构建过罚相当的复合化惩戒措施。《征求意见稿》第57条规定,扰乱实名注册等制度的,由公安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同时责令有关服务提供者对其采取限制使用、限制或者禁止开设卡号等惩戒措施。后者既不是纯粹的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也不是民事制裁。它是有关主体依据法律规定,基于行政机关的命令对特定主体实施的限制其资格或者权利的行为。其特征可以概括为:资格剥夺的依据来自行政法的直接规定,剥夺资格决定的作出是行政机关的单方强制性行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具有强制执行的义务,否则可能承担法律的不利后果;资格剥夺的内容是终止提供网络信息和内容服务,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用户而言,这又具有民事契约的性质;资格剥夺兼具惩罚性和预防性的双重性质,既是对主体违法行为的惩戒,也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而采取的阻断犯罪资源的措施。《征求意见稿》第57条兼具预防犯罪、阻断犯罪资源、惩戒违法行为三重功能的新型行政管控手段,是网络犯罪治理从“事后惩罚”走向“前端管控”的又一个制度体现。
三、网络犯罪治理中“违规行为违法化”的立法逻辑与基本功能
《征求意见稿》第3条规定,网络犯罪防治工作按照“打防结合、防范为先、源头治理、协同联动的原则”,“建立网络犯罪综合防治体系”。如果源头治理是网络犯罪的治理模式,则“违规行为违法化”可以视为上述治理模式的实施机制。在某种意义上,“违规行为违法化”附属于“违法行为犯罪化”,是对行为犯罪化的责任补强效应。
(一)切断产业链源头供给与实现小恶必罚
在“违规行为违法化”之前,我国已坚持实施多年“违法行为犯罪化”,即将某种严重危害的行为通过刑事立法的方式提升为犯罪。“违法行为犯罪化”的现实动因是,在网络2.0环境下,网络犯罪“一对多”的类型即为他人的犯罪实施各类技术支持和帮助的行为成为主流犯罪模式,包括为他人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信传输等服务。在传统的刑法理论上,帮助行为的危害性小于正犯行为,但是在网络空间中恰好相反。在孤立的链条上网络帮助行为的危害性可能小于网络实行行为,但一个网络帮助行为可能支撑了数以万计的实行行为,数量众多的犯罪实行行为的危害性都可以溯源到同一个帮助行为。“违法行为犯罪化”解决了网络犯罪治理中长期存在的“刑法规范不足”现象,能够有效应对帮助行为危害性大于实行行为的网络犯罪现状。不过,犯罪作为特定历史和时空条件的产物,其产生和演变规律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犯罪治理活动从来不是“一锤子买卖”。一个犯罪治理策略的出台必然会引发其他连锁反应。“违法行为犯罪化”将一些违法行为升级、提格为犯罪进行处罚,这意味着违法的行为空间变小,那么要不要将一些原本违规的行为再提升为违法行为,以填补“违法行为犯罪化”后的违法行为空间?
“违法行为犯罪化”的体系会出现两种裁判后果:一是甲行为作为乙犯罪行为的帮助行为,两者存在密切的因果关联和犯意联络,可以根据传统的共同犯罪理论对甲行为按照乙犯罪行为的共同犯罪进行处罚;二是无法查证甲行为和乙犯罪行为具有直接的因果联系和犯意联络,则只能对甲行为听之任之。换言之,可能会出现对甲行为要么不罚要么重罚的两种极端情况。例如,网络账号在数字时代不仅是公众表达意见、通信社交、日常消费与数据存储的必备工具,更因其日益凸显的财产价值与人格属性,成为连接数字空间与现实世界的关键媒介。注册社交实名账号是当前网络黑灰产业链的源头行为,媒体估计,早在2021年我国数据黑色交易的市场规模就超过1500亿元,但是我国刑法只能通过处罚恶意注册网络账号过程中的伴随犯罪行为包括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买卖身份证件罪等来达到间接遏制注册和交易网络账号的目的。单纯恶意注册网络账号只能认定为行业违规,由相关平台按照平台协议采取注销账号或者禁用网络服务等处罚,这对于网络黑灰产业者来说如同隔靴搔痒。恶意注册网络账号是网络黑灰产业链的源头行为,虽然无法直接构成犯罪但也不能放任不管,为此《征求意见稿》第12条将“使用网络地址切换工具、批量电话卡控制工具等规避网络运营者账号注册审核规则及其他措施,大量注册网络账号的”,以及“无正当理由大量持有非本人注册的网络账号”的行为认定为行政违法行为。可以看出,“违规行为违法化”的立法意义在于填补网络黑灰产业链治理中的某些法律规制空白,切断后续犯罪的底层物料或者技术、资金支持,推动实现小恶必罚,同时避免小恶不罚或者小恶重罚等极端情况。网络犯罪的源头治理,并非要求刑法部门沿着网络犯罪的传递链条溯流而上去扩张刑法的规制范围,而是根据行为的危害性和法律治理的急迫程度,分别给予行业违规或者民事侵权、行政违法以及刑事犯罪的法律责任。“违规行为违法化”是在刑法之前设置的一道行政法防线,将大量不值得刑罚处罚的低危害行为分流至行政处罚环节,通过行政法的惩戒效应发挥法律的堵截效应。
(二)实现违法与犯罪的分流和遏制刑法的无序扩张
网络犯罪的危害性已经辐射进现实社会的各个角落。近年来,我国司法机关打击各类网络违法犯罪活动,网络监管部门也在网络平台治理、网络内容管理等领域不断清除诱发网络犯罪的各类深层次隐患,但网络犯罪治理形势依然不容乐观。2026年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披露,“过去五年审结危害网络安全犯罪案件9326件2.2万人,较上一个五年增长158.5%”。网络犯罪案发量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是网络犯罪产业链的运作大量依赖各类前端低风险、高收益的违规行为,如非法买卖电话卡、银行卡、网络账号、提供恶意工具等。有的违规行为已经通过司法解释等方式纳入目前刑法规制框架中,但是网络犯罪产业链极其复杂,还有大量行为处于违法和犯罪的灰色地带,甚至没有被界定为违法行为,从而游离于法律的规制之外。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作为产业链前端的大量的物料供应行为,支撑了作为产业链末端的网络犯罪的坐大成势,物料供应、技术支持和帮助等是网络犯罪的“源头活水”与“恶之源泉”。如果监管者放任不管,一般性的技术滥用或者违规行为就可能逐步演变、蜕化为严重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在此背景下“违规行为违法化”的制度效能就是,将此类违规行为明确为违法行为并予以行政处置,形成对网络黑灰产业者的法律威慑,从源头上切断犯罪所需的资源供应,斩断网络犯罪从前端向末端传导的能量供应。例如,《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将电话卡、物联网卡、金融账户的实名制要求上升为法律义务,并规定了相应法律责任,就有效遏制了买卖两卡的黑灰产犯罪。
“违规行为违法化”的另一个意义是避免刑法以及司法解释的过度扩张,维护刑法的谦抑性。笔者曾经有一个略显武断的判断:刑事司法解释在网络犯罪产业链面前已接近其功能边界,不宜再作扩张解释了。当前司法解释虽然通过变通“明知”认定、弱化行为与人的关联、引入新型定量标准等方式缓解网络犯罪的实务认定难题,但存在构成要件泛化、罪刑评价错位的风险。“违规行为违法化”作为立法层面的协同改革,将治理压力从司法后端前移至行政前端,避免刑法的过度扩张,摆脱对司法解释的过度依赖,更有利于坚守“刑法是最后手段”的谦抑理念。同时,它为“违法行为犯罪化”提供了清晰的阶梯过渡,确保只有达到严重危害程度的违法行为才值得被立法规定为犯罪,保障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征求意见稿》标志着网络犯罪治理的重要转型节点:犯罪治理不仅针对单个环节,而且在重新“布线”整个运行环境。
(三)填补行为的行政违法性与缓解规范的合法性危机
近年来,为了解决刑事司法打击网络犯罪的迫切需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大量涉网络犯罪司法解释,明确了网络犯罪的主观犯意认定、客观行为解释规则、新型入罪标准等,以及在传统证明体系外设置例外性、特殊化规范。司法解释虽然为具体案件的办理铺平了道路,但也面临诸多理论质疑。以非法经营罪为例,非法经营罪的前提条件是“违反国家规定”,《刑法》第96条规定,“本法所称违反国家规定,是指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2011年4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准确理解和适用刑法中“国家规定”的有关问题的通知》更进一步指出,《刑法》第96条中国务院规定的行政措施应当由国务院决定,通常以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制发文件的形式加以规定。以国务院办公厅名义制发的文件,符合以下条件的,亦应视为刑法中的“国家规定”:(1)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或者同相关行政法规不相抵触;(2)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或者经国务院批准;(3)在国务院公报上公开发布。据此,非法经营罪是具有双重违法性罪名,司法者在个案中首先进行行政违法性判断,审查非法经营罪所映射的行为的行政违法性。如果某种行为不具备行政违法性,司法者没有必要进行刑事违法性的判断,案件审查应告终止。行政违法性此时承担了非法经营罪的法规范填补功能和过滤功能,而对应的行政法也成为非法经营罪前置性的法律规范。如果满足行政违法性的要件,司法者再进行刑事违法性的判断,而刑事违法性的判断又与本罪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相一致。可见,违反国家规定“在功能表达上,它同时为非法经营行为提供了刑事违法性和行政违法性的审查功能,在规范结构上,它又是刑法规范和行政法规范的连接要素,通过行政法规范填补非法经营罪的规范空间”。
“违反国家规定”具有立法提示功能,即对某类行为的应有逻辑是先建立行政法的禁止规范,再将其纳入非法经营罪的规制框架。但是,冗长的立法周期和精细的立法规划显然无法应对快速变化的网络犯罪浪潮。实践中网络犯罪治理存在“刑先民后”的路径依赖。以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为例,本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以营利为目的,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删除信息服务,或者明知是虚假信息,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发布信息等服务,扰乱市场秩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非法经营行为‘情节严重’,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依照本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有偿提供删除信息服务或者有偿发布信息都可以构成非法经营罪。司法实践也不乏相关案例。问题在于,网络有偿删除信息的行政违法性依据比较薄弱,虽然国家网信办《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第22条规定,“网络信息内容服务使用者和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不得通过发布、删除信息以及其他干预信息呈现的手段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谋取非法利益”,但该规定只是部门规章,不符合非法经营罪要求的“国家规定”。另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载明的业务种类未包括限流服务,故也不能认为其违反了国家规定。换言之,自2013年以来,司法解释用非法经营罪规制网络水军案件一直存在规范性瑕疵。为此《征求意见稿》第27条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为他人有偿提供信息删除或者实际达到删除效果的屏蔽、替换、下沉信息等服务。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在他人依法申请删除违法信息时,收取或者变相收取费用”。本条规定的直接立法价值是,它明确了网络环境下有偿删帖等网络黑公关行为适用非法经营罪的行政违法性,缓解了过度扩张刑法司法解释带来的合法性危机。《征求意见稿》第28条关于虚假点赞、流量造假的规定也有相同的行政规范填充功能。刑法的从属性和补充性要求刑法不制造新的规范,而是认领和筛选其他法律规范或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义务。《征求意见稿》完善了网络犯罪治理体系中行政监管的前置规范,对网络空间犯罪行为的评价不再依赖于模糊的社会危害性或者道德评价,而是回到“行为人首先违反了特定身份或情境下所负有的法律义务”这一客观标准。
(四)梯次责任配置推动网络犯罪的行刑衔接
行刑衔接是横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综合性制度机制,也是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行政处罚法》时,就将行刑衔接作为重要亮点。而网络违法犯罪治理对行刑衔接一直有旺盛的法律需求,但其效果不尽如人意。根本原因是网信监管执法领域的行刑衔接的结构框架未能妥善处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权力配置关系,行刑衔接运行成效的不足制约了网络犯罪梯次化责任体系的效能发挥,让网络犯罪治理陷入碎片化、部门化的隐忧。“违规行为违法化”通过前置行政法规,将平台、从业者等主体的日常违规行为纳入法律轨道,将行业自律规则提升为法律义务。依托不同环节的梯次责任,可以打通“行政执法—线索移送—刑事立案—反向衔接”的全链条,保障行刑衔接的有序运转,强化犯罪威慑效果。
有效的行刑衔接机制的构建基础是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衔接,司法机关能够根据行为危害性的大小选择对应的法律责任类型。行刑衔接机制的构建要以实体关系为基础,服务于实体结果的妥当性。“处理行刑实体衔接的前提在于:对于部分违法行为,我国已建立行政处罚与刑罚二元惩戒体制和实体法规定的双重法律责任。”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领域,《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38条对组织、策划、实施、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或者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帮助的行为,设置了违法和犯罪的双重处罚可能性,本条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行刑衔接提供了前置法依据。《征求意见稿》全面贯彻“过罚相当”的梯次化责任,为网络犯罪的行刑衔接和协同治理提供了充分的依据,形成多层次的处罚合力。《征求意见稿》第66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同时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行政双处罚”体制的确立极大地避免了处罚的真空地带,《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征求意见稿》相互衔接,让大量处在“犯罪边缘”的行为具有明确、直接的法律后果。《征求意见稿》虽然扩大了行政处罚的范围,但是可以反向理解为大量危害轻微的违规行为已被行政处罚筛选过滤,避免“小错入罚”。此外,《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和《征求意见稿》都增加了相关主体的民事责任,提升了其违法成本。例如,《征求意见稿》第63条规定,“违反本法有关规定,扰乱实名注册等制度,扰乱网络秩序,不落实网络犯罪防治义务,导致他人被网络犯罪侵害造成损失的,按照其过错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征求意见稿》最终作为法律生效实施后,我国在网络犯罪治理领域将形成一个“三阶递进”的过滤漏斗机制,第一阶是行政前置介入,针对测试、引流、解封等轻微危害行为,行政机关及时处罚,通过责令整改等措施,打断犯罪产业的传递链条,阻断前端违法行为对后端犯罪行为的支持作用,降低犯罪总量,具有“拦截”功能。第二阶是行刑双向衔接闭环,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超出行政法的管辖范围构成犯罪时,通过衔接程序无缝转入刑事追诉,更有层次地压缩犯罪成立空间,并防止“以罚代刑”。不够罪就回流到行政处罚,防止“以刑代管”,具有“分流”功能。第三阶是刑事制裁,集中司法资源精准打击产业链的核心组织者、技术提供者与资金结算者。同时,针对网络犯罪跨地域特点,《征求意见稿》构建了多部门系统的治理框架,行刑衔接无疑是治理流程的“黏合剂”,对犯罪链条上的各类角色予以精准打击,而“违规行为违法化”是背后的助推力量,帮助将行政监管和刑事司法塑造为无缝衔接的网络犯罪防治闭环。
四、网络犯罪治理中“违规行为违法化”的边界控制
“违规行为违法化”和其他犯罪治理措施一样,都有其“效能边界”,不能将其作为网络犯罪治理的灵丹妙药。行政手段的优势是效率,但是单纯的行政手段解决不了所有的网络犯罪难题。在运用“违规行为违法化”时必须明确其实质限度。因此本文结合《征求意见稿》应修改完善之处探讨“违规行为违法化”的边界控制条件。
(一)实质限度:必须具有相应危害性与风险性
并非所有违规行为都值得动用法律予以制裁。只有当违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一定程度,且通过其他非法律手段,如教育、行业自律、民事追责等已明显不足以遏制时,才能将其违法化,这是“违规行为违法化”在行为限度方面的要求,即被纳入行政处罚框架的行为必须具有相应的危害性和风险性。“违规行为违法化”的行为边界,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限定:一是行为危害性的量的要求,即行为已具备一定程度的危害性,具有常态化、规模化等特性。偶发性的共享网络账号行为与组织出卖网络账号的行为危害性显然无法相提并论,不能将一般性的用户协议违约行为,如共享账号等轻微违规行为直接升格为违法行为,避免过度干预公民正常生活。二是行为危害性的质的要求,值得处罚的行为应当是犯罪产业链中的关键环节,它对后续违法犯罪发生具有较为主动和积极的促进作用。例如,提供专门用于实施网络违法犯罪活动并具有规避监管功能的设备、软件的行为与后续犯罪具有更为直接的因果链条,具有制裁的必要性。三是主体具有与避免违法相匹配的义务能力。“法律不得强人所难”,“违规行为违法化”的立法目的之一是提升违法成本,吓阻潜在的违法者,但是“服从法律更多的是一个利益刺激的问题,而不是敬重和尊重的问题”。“守法成本大于违法成本可能架空法条设计,法律不仅解决公平正义问题,同时也要解决效益问题。”例如,《征求意见稿》第29条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在互联网上投放广告推广类信息,应当遵守以下规定:“......核验所投放信息的网站、应用程序是否依法备案或者取得许可;(三)检查网站、应用程序是否为淫秽、赌博、销售违禁品等明显违法的网站、应用程序;(四)利用网站、应用程序、网络账号、通讯群组等帮助他人投放信息的,应当检查所投放的信息是否属于淫秽、赌博、销售违禁品等违法信息。”本条规定将相关审核义务赋予个人,明显超出了能力范围。现行的《广告法》从未要求普通个人承担相关核验、审核义务,而个人也缺乏审验、备案、许可的技术能力和条件。另外,“违法信息”的认定需要一定的法律专业知识,个人难以精准判断,该条款未区分商业经营行为与个人偶发行为,极大地提高了自然人的守法成本。《征求意见稿》在后续完善过程中应进一步强化处罚必要性审查。如果本应由平台自治或民事协商解决的问题被直接上升为行政处罚,会模糊“违规”、“违法”与“犯罪”的界限,可能导致企业将配合行政执法的“合规成本”异化为限制用户正常权利的“合规借口”。
(二)程序保障:正当程序保障与有效的权利救济
行政程序法治是法治政府的重要面向,“程序法定是规范执法活动的重要机制”。“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应当首先注重人权保障的法律原则,以该原则所承载的价值指引程序保障规范的设置与运行。”行政立法是国家权力扩张的产物,因此应当建立配套的程序性保障机制,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征求意见稿》在此方面还存在明显短板。《征求意见稿》在封禁账号、冻结资金等强制措施上,普遍存在“重管控、轻救济”的倾向,《征求意见稿》在赋予有关执法机关巨大的网络服务阻断权的同时,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告知、申辩、救济、赔偿的赔偿程序。仍以《征求意见稿》第16条“动态核验”制度为例,本条规定,在网络犯罪高发地区、期间应当增加动态身份核验的频次,在相关账户存在异常操作的,应当及时进行动态身份核验。“断卡”行动期间,部分地方居民的“两卡”被过度验证甚至误封号,但申诉周期冗长且程序繁复,一直未能解决好权利平衡的问题。《征求意见稿》第38条规定了资金紧急止付制度,该项规定沿袭自《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20条,更早的法律依据可以追溯到《银行业金融机构协助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查询冻结工作规定》(银监发〔2014〕53号)和《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工商总局关于建立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涉案账户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的通知》(银发〔2016〕86号)。不可否认,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制度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方面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最高司法机关披露数据称,在2024年1月至10月,共紧急止付群众被骗资金2359亿元。但是在实践中紧急止付制度的突出问题是:(1)冻结程序简单,冻结流程存在随意性。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的巨大压力下,在系统中一次性抓取涉诈资金流向中的所有银行卡进行批量冻结,而不考虑超范围冻结给持卡人带来诸多不便,执法过程存在简单化、粗暴化倾向,缺乏应有的流程制约。而银行在巨大压力下,不得不调高拦截阈值,提高了误伤风险。而且冻结的范围具有扩大化趋向,卡内只有部分资金“涉诈”,公安机关也可能冻结全部资金。(2)解冻难度很大,救济渠道有限。银行卡一旦冻结,可能要到涉诈案件审理终结时才考虑解封。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以异地办案为主,持卡者跨市跨省与公安机关沟通费时费力。而办案机关通常以案件正在侦办案情不便透露为由拒不告知详情。当事人无法保障其知情权利,也缺乏有效的救济渠道和行政复议程序。总之,在紧急止付和查封冻结中,司法机关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但外部制约缺乏,程序启动随意而持卡者难以有效申诉并不得不反复自证清白。更有甚者,要自己垫付等额涉诈资金来换取卡内剩余资金的解冻。《征求意见稿》第16条第3款虽然也提到电信、金融、互联网等服务提供者对异议应当及时核查,核查通过的,应当恢复相关服务,但就程序正义的要求而言,该款仍有需要完善之处。例如,核查缺乏明确的期限,忽略对权益受损公民的补偿机制。此外,《征求意见稿》第38条应当对紧急止付的发起事由、批准机关、错误冻结的权利救济等作出更明确的规定,以更充分地彰显人权保障的现代法治精神。
(三)规范确定性:条文含义清晰与裁量空间适中
在立法技术上,法律条文应当实现确定性和概括性之间的结构性平衡。前者追求概念术语的清晰性、可操作性和可预期性,法律条文的明确性使行为人能够清晰地预见法律后果,明确自我约束的行为边界,体现法治的稳定性原则;条文的概括性强调规制范围的弹性、适应性和覆盖性,通过条文涵盖未来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体现法律的开放性精神。法律条文的确定性和概括性是一种张力关系,过度的确定性将法律引向“规范僵化”,过度的概括性也会将法律条文引向模糊化,故此避免术语的过度概括性是控制法律边界的重要手段。
《征求意见稿》在此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术语过于模糊,规制边界的不确定性较大。《征求意见稿》第12条第5项规定,“无正当理由大量持有非本人注册的网络账号”是违法行为。但什么是“正当理由”,持有他人的工作号、运营号、家庭号、测试号等是否属于正当理由,以及“大量”的数量是多少等,没有客观标准。此外,“可能”一词在《征求意见稿》中出现了五次,分别在第12条、第15条、第28条、第40条,如“可能被大量用于网络违法犯罪的设备、软件、工具、服务”,“可能对公众造成欺骗或者误导的”等表述。但“可能”的标准是什么,它依赖行为人的主观预判还是客观的数据,“可能”是事实发生的高度概率还是一般概率呢,法条对此语焉不详。行政机关巨大的裁量权所导致的必然是守法者难以确立清晰的守法边界。
在主体的义务履行方面,《征求意见稿》有八处出现了“必要措施”,且主要集中在“第四章网络犯罪防治义务”。行政相对人要主动采取必要措施管控风险,降低事后损害的发生概率,不能等到危害发生后再处罚、追责。谁制造风险、掌控活动,谁是受益者,谁就应当采取对应措施防止风险扩散到其他领域,因此“必要措施”也体现了风险收益对等的原则。目前,“必要措施”主要存在于网络安全、应急管理等高度重视安全价值的领域,但“必要措施”不是“无限措施、一切措施”,更不是“不惜一切代价”。它应以最小限度、适度侵害、合理义务为原则,不过度增加相对人的法律负担。《征求意见稿》第四章专章规定了各类网络犯罪防治义务,但这些条文无法清晰地界定网络平台在犯罪防控中的底线义务边界在哪里,同时忽略了不同类型、不同商业规模的网络平台防控网络犯罪的巨大能力差异。当前刑事诉讼的侦查活动向数据空间拓展,《征求意见稿》第51条要求网络运营者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的犯罪调查等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协助与保障,但在实践中,“无论是常规性报送、委托式调证还是公私合作的方式,均缺乏相应的协助成本分摊机制,平台数据调取的常态化倾向造成了有损经营的不合理负担”。对比而言,《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25条关于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的“合理注意义务”的规定模式,无疑是值得推崇的。网络平台犯罪防控义务的核心应当聚焦在“合理”,即不追求绝对安全,而是基于特定行业、特定领域的平均预见风险能力,采取必要、合理以及可执行的犯罪防控标准。建议《征求意见稿》在后续修改完善中,应进一步明确网络平台的网络犯罪防控义务的性质和具体边界,实现私权与公益的平衡。
(四)价值边界:秩序维护与容忍技术创新的兼顾
“违规行为违法化”隐含着风险预防的理念,对可能诱发网络不安全的某种要素在其萌芽和隐患阶段即采取优先性的法律防御措施,从而降低危害的发生概率,其主导的价值理念是安全。但是也应看到,网络安全治理本质上是多元价值相互博弈、相互冲突与动态平衡的产物,需要在安全、自由、创新、秩序等多元价值中实现协调与动态平衡。当前网络主体复杂多样,网络多元价值交织竞合,安全秩序与技术创新天然存在张力。过于偏重安全管控可能会压制技术探索与产业创新,立法与司法需要在防范风险和鼓励创新之间审慎平衡。因为“网络安全是整体的而不是割裂的”,“网络安全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网络安全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为此,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健全对新业态的包容审慎监管制度”。其要求政府以包容之心对待新经济,给予其必要的发展时间与试错空间,并根据公共风险的大小进行适时适度干预,从而有效破解传统监管所面临的困局。包容审慎不仅是国家对新兴业态的行政监管原则,也可以作为网络安全立法的指导思想。
《征求意见稿》多个条文涉及对网络产品安全漏洞的规制。网络产品安全漏洞或者网络安全漏洞(computer vulnerability)“指的是存在于计算机网络系统中、可能对系统组成部分和数据造成损害的一切因素,其存在于硬件、软件、协议的具体实现或系统安全策略多个维度”。对网络安全漏洞的依法有效管制是网络安全制度的重要内容。我国《网络安全法》第28条规定,“开展网络安全认证、检测、风险评估等活动,向社会发布系统漏洞、计算机病毒、网络攻击、网络侵入等网络安全信息,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202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安部联合出台《网络产品安全漏洞管理规定》。此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威胁监测与处置办法》等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也有网络安全漏洞方面的管理规定。在此基础上,《征求意见稿》第24条、第25条、第45条、第46条关于网络安全漏洞的系列规定在法律层面提升了网络产品安全漏洞的管控等级和权威性。上述规定旨在防范网络安全技术被不当利用,但是在合法边界、行政效率和创新激励上存在优化空间,甚至可能反向削弱国家网络安全整体防护能力。
第一,部分术语可能存在歧义。《征求意见稿》第24条规定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实施网络产品安全漏洞“发现、收集、发布”等违法犯罪活动。此前《网络产品安全漏洞管理规定》第4条仅禁止网络漏洞的“非法收集、出售、发布”,未提及“发现”行为,《网络安全法》第28条也未提及“发现”行为。只是在《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漏洞管理规范》(GB/T 30276—2020)中提出对漏洞发现者的要求,但此规范只是推荐性标准而非强制性标准。“发现”不等于入侵或者攻击行为,无入侵、无留存、无越权的单纯发现行为以及采用静态代码分析方式的开源代码审计等行为,不违反《网络安全法》第29条以及《刑法》第285条,应为合法的行为。而且在技术逻辑上,很多漏洞发现行为是技术扫描的偶然结果,换句话说,“发现”在技术上是不可控的,不能将一个网络测试行为的附带产物当成一个主动的行为加以规制。真正有害的行为是后续的发布、买卖等行为,况且《征求意见稿》第24条还规定了“收集”行为,已无必要再规定“发现”行为。
第二,部分规定比较严格,流程刚性,不符合网络安全产业现状。《征求意见稿》第25条规定对网络安全等级保护三级(含)以上的网络进行安全测试,需要经有关部门批准,该规定比《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规定的第31条更加严格,后者批准或者授权的对象仅限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另外,《征求意见稿》第25条还规定,相关测试机构提前5个工作日向公安机关报告。但问题在于,网络安全领域的“黑天鹅”事件不是必然发生在工作日,网络防御者也不会恰好在5个工作日前就获得了攻击信息,“5个工作日”式的静态审批行为不符合网络攻防领域的快速演进和实时对抗特性。《征求意见稿》第25条可能导致很多中小企业和个人因无力承担审批的时间与经济成本而退出网络安全研究。
第三,未对“白帽黑客”等善意安全研究情形设定免责条款。“白帽黑客”代表着一类网络亚文化,是指善意从事网络入侵等安全检测活动的群体及其行为。在网络安全领域,私营组织运行多数信息系统,并且掌握了大量用户的数据,是政府机构治理网络犯罪的重要合作伙伴,也是网络安全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很多国家重视民间人士在网络安全治理中的作用,并在法律上对其行为予以一定的宽容。例如,美国1986年《计算机欺诈与滥用法案》(Computer Fraud and Abuse Act, CFAA)是处理计算机犯罪的主要联邦法律,其主要处罚未经授权(without authorization)访问和超出授权(exceeds authorized access)访问受保护计算机系统的行为。在美国,合法的渗透测试需要有合同或者授权协议,明确渗透测试的范围、方法、工具等,没有授权的测试行为可能被视为未经授权访问而遭受刑责。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内森·范·布伦案”对“超出访问授权”作了限缩解释:“超出授权访问”是指其以有授权的方式访问计算机,却获取了计算机中特定区域(如文件、文件夹或数据库分区)中其无权获取的信息。单纯因不当目的获取其原本有权通过授权途径获得的信息,不构成CFAA下的“超出授权访问”。“内森·范·布伦案”为合法的渗透测试、漏洞研究提供了更大空间。美国司法部随后指示检察官不应对善意安全研究发起基于CFAA的指控,并且将善意研究定义成仅为善意测试、调查或纠正安全缺陷或漏洞而访问计算机,此类活动以避免对个人或公众造成任何损害的方式进行,且从中获得的信息主要用于提升所访问计算机所属的设备、机器或在线服务类别的安全或安全性,或用于使用此类设备、机器或在线服务的人员的安全。在我国,2016年“乌云网事件”曾引发业界关于善意挖掘漏洞的行为是否应有法律免责机制的探讨。但直到此次《征求意见稿》也没有建立授权测试和非营利测试的免责机制。实际上,在网络安全行业,通过发送特定数据包验证系统是否存在漏洞是常见的检测手段,但是按照《征求意见稿》,这种未经授权的行为可能被认定违法进而导致行业创新活力的萎缩。因此,建议后续条文完善时,建立相关白名单或者安全港制度,对于不以破坏系统为目的、不窃取数据、不造成系统异常的善意漏洞检测行为,不视为违法。网络安全没有一劳永逸的安全,真正的安全是建立在丰厚的人才储备、健康的产业生态、积极的创新活力基础上的。
五、结语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信息技术的出现,改变了人们沟通、交往的模式,并且逐步形成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网络社会”空间。当前数字技术深度嵌入传统社会架构,成为推动社会变革和国家治理体系转型升级的关键变量,网络治理是世界各国在当今时代面临的共同挑战。我国既无过去成例可供遵循,也无西方国家现成经验可供借鉴。在不断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在网络社会治理特别是网络犯罪治理领域中走出特色鲜明的中国之路。《征求意见稿》作为最新的网络犯罪治理立法动向,其采取的“违规行为违法化”的立法逻辑是,在刑法体系已经完成后端部署的情况下,通过前端立法干预,切断网络犯罪产业链的底层支撑,构建梯次化法律责任体系,减轻刑法扩张压力,实现网络犯罪源头治理、综合治理、多元协同治理。中国网络犯罪治理鲜活丰富的制度实践,是涵养中国网络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不竭源泉。
来源:法学杂志
李怀胜,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