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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释制度适用中诸问题的深层原因之一在于假释案件事实认定困难。“没有再犯罪的危险”不仅要求在作出假释裁定时罪犯没有人身危险,还要求这种没有人身危险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假释考验期间及之后的未来。然而,基于辩证决定论和人的认识有限性,将来事实不能被确然证明。对此,应设立事态推定规则,在证明了确有悔改表现的基础事实后,可反驳地推定罪犯没有再犯罪的危险。这有利于实现假释制度目的,符合经验法则的常态关系,减轻司法裁判压力。刑罚执行机关对基础事实的证明应达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检察机关对推定的反驳应达优势证据标准。
一、问题的提出
假释作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的具体落实,对激励罪犯积极改造,促进罪犯回归、融入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其本应具有的调控监禁规模,分配治理资源机能实际发挥有限,出现适用比例极低,我国监狱的假释率低于 1%,以及适用案件质量较差的问题,2021年开展的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办理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开展全面排查,核实认定假释问题案件7890件。假释适用比例极低,部分罪犯应假释而不假释,过度消耗犯罪治理资源; 适用案件质量较差,部分罪犯不应假释而假释,有损社会公平正义。这两方面的问题固然有案件事实证明材料来源单一、案件审理程序虚化、法律监督无力等多方面的直接原因,但深层原因之一在于没有充分认识到假释案件中事实认定的特殊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72条针对一般刑事案件列明了11项应当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全部属于既定的过去事实,可以被确然证明。然而假释案件与一般刑事案件的事实认定不同,适用假释既要求司法机关判断过去事实,罪犯是否“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还要求判断罪犯是否 “没有再犯罪的危险”,以及相关联的“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由于刑罚的特殊预防目的在于防止犯罪人重新犯罪,假释制度是在犯罪人已得到改造的前提下,给予其提前回归社会的机会。因此,“没有再犯罪的危险”不仅要求在作出假释裁定时罪犯没有人身危险,还要求这种没有人身危险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假释考验期间及之后的未来。这就意味着在假释案件的事实认定中,不仅需要考察罪犯当下是否有人身危险性,还需要判断罪犯将来是否会具有人身危险性,乃至是否再犯罪。对于罪犯当下的人身危险性,司法机关可以通过罪犯是否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进行判断,而将来的人身危险性无法确然证明。
其一,在存在论层面,关于将来的事实是否已经确定,哲学研究中有决定论(Deter-minism)和非决定论(Indeterminism)的论争。决定论认为,现在状态完全确定且因果律支配一切现象时,未来是被决定的,也就能被现在所认识到。非决定论则认为,在微观世界或涉及人类自由意志的领域,不是完全由先前的原因所决定的,而是存在一定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马克思主义辩证决定论提出:事物的发展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必然性不是单一的、个别事件的必然性,而是在单一的、个别事件中存在的一般性、本质性的确定性;必然性作为一般性、本质性的确定性,并不是直接现实性,而仅仅是一种可能性。罪犯得到假释后,周围环境的变化可能导致人身危险性变化,因此,对于罪犯的将来人身危险性在客观上只能作为一种宏观可能性的规律进行把握,不可能在所有个案中被确然证明。其二,在认识论层面,由于人的认知有限性,罪犯内心的思想和潜在的危险倾向无法被司法机关直接察觉。在面临获得假释的机会时,罪犯可能会出于对自由的极度渴望,故意伪装自己的行为,表现出良好的一面,以达到获得自由的目的。康德基于自由律与因果律的二律背反,对人类的行为自由提出:“人,作为属于智能世界中理性的一生物,他的自由不能由仅仅可以被感知的诸表象加以揭示。”正因为罪犯的狱中表现与再犯危险之间存在大量的其他变量干扰,再犯行为作为人的自由行为的一部分,不可能在假释裁定时通过证明材料达到确然证明的程度。
为解决上述问题,用好用对假释制度,应着眼于在司法三段论逻辑中作为小前提的事实认定,深入研究“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事实认定规则,化解执法司法人员对办案安全的担忧并压缩司法腐败空间。本文认为,“没有再犯罪的危险”涉及将来事实,确然证明无法实现,应设立推定规则,以罪犯的既有悔改表现为基础事实,反驳推定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二、设立推定规则的法理根据
根据证据裁判原则,认定案件事实需要根据证据加以证明,但推定是一种例外情形,作为最重要的替代司法证明的方法,不需要提出证据或通过司法证明就可以认定某些事实。证明和推定的区别在于:证明是一种事实的推导,是对证据性事实与要件事实之间相关性联系的确证或断定,是一个逻辑的推想和论证的过程,其结论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必然性;推定则是推测和想象,一般并不特别关注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是否具有相关性、合逻辑性,而是基于某些社会政策而创设一种法律关系。在假释案件的事实认定中,应设立推定规则,以罪犯的既有悔改表现为基础事实,在证明了基础事实后,可反驳地推定将来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一)设立推定规则有利于实现假释制度目的
推定是贯彻公共政策或法律政策的重要制度技术,基于某种政策需要被创设,以满足立法者或司法者所感觉到的某些需要或达成一些其认为可欲的目的。关于假释制度的目的,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形成了三种主要观点:褒奖激励说、罪犯权利保障说、再犯风险管理说。本文认为应综合褒奖激励、罪犯权利保障、再犯风险管理这三种观点,将假释制度定位为一项激励罪犯积极消除再犯风险,以符合法定假释条件的刑罚执行制度。设立推定规则有利于实现此综合目的。首先,设立推定规则有利于激励罪犯积极改造。对将来事实的认定困难不仅困扰司法机关的判断,也困扰罪犯思考如何表现才能符合假释条件。通过设立推定规则,将抽象的人身危险性具象化为明确的改造效果,为罪犯设定具体的行为目标,指引其改造方向。其次,设立推定规则有助于保护罪犯权利。罪犯权利保护说之所以强调假释属于罪犯权利,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赋予罪犯的假释制度知情权、申请权、复议权等程序性权利,而通过设立推定明确事实认定规则,合理分配证明责任,有效解决部分罪犯应假释而未假释的问题,有利于保障罪犯重新融入社会的权利。最后,设立推定规则也可以实现再犯风险管理。作为一种可反驳的事态推定,诉讼主体提出反驳可以促使法庭对罪犯再犯风险进行更深入的充分考察,避免因形式化的假释程序审理导致错误假释,有效降低再犯风险。
(二)设立推定规则符合经验法则的常态关系
推定作为一种证明代替方法,不要求基础事实和待证事实存在必然关系,而仅需存在符合经验法则的高度盖然性的常态关系。经验法则不是立法者或法官个人规定的,更不是法官凭空想象、臆断或推测出来的,它是人们从日常生活中抽象出来经归纳获得的事实,其内容来源于客观的物质世界,因此它可以经受实践检验并以一种合乎常理的形式存在,也可以成为验证实践合理性的标尺。人身危险性量表评估的发展为归纳经验法则奠定了实证基础,发现了罪犯的悔改表现与将来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对社区不产生不良影响存在符合经验法则的近似充分条件。有研究者选择了Z省监狱的700份罪犯档案,引入统计研究方法来确定假释条件中“再犯罪危险性”的危险区别系数,该模型的危险区别系数预测性优秀,初犯被准确预测为不会再犯的系数为 87.1%,被错误预测为会再犯的比率为12.9%。实践中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尝试根据狱中表现等与再犯罪相关的因素推测犯罪分子再犯罪可能性大小,以分数的形式进行量化,分值高低表示危险的大小。最高人民检察院第49批指导性案例第195号罪犯向某假释监督案中,聊城区人民检察院对罪犯四个方面多项具体指标进行定量评定,考察罪犯是否具有“再犯罪的危险”,该案的重要指导意义在于参考量化分值得出结论,增强假释制度适用的客观性、科学性。该案办理后,聊城市院与聊城监狱就假释适用的实体条件及“再犯罪危险系数评估法”达成共识,共同推动将假释适用大数据监督模型作为假释适用常态化筛选机制。从学界研究到实践做法都表明,服刑期间表现情况是影响再犯危险的重要因素,二者之间存在符合经验法则的常态关系。
(三)设立推定规则可以减轻裁判压力
确然证明的路径要求法官承担起查明将来事实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旦假释犯在假释后再次犯罪,就会被认为是当初对“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判断失误,成为有关部门认定法官及其他经办人员“错案”的重要理由。在现行的司法责任制下,法官承受了不应有的裁判压力。1979年,由心理学家丹尼尔 ·卡内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 Amos Tversky)从经济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提出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认为痛苦给人的印象大于得利,前期的损失会提高风险厌恶程度,面临条件相当的盈利前景时更倾向于实现确定性盈利风险规避。用前景理论分析假释制度可以发现,站在社会的角度,既有的犯罪是已有的损失,能用较少的司法资源消除再犯危险是预期的盈利,虽然社区矫正能降低行刑成本提高执行效益,但法官更倾向于采取完全执行监禁刑刑期的保守策略,不倾向于选择虽有更大收益但也带来更大风险的社区矫正。基于风险厌恶倾向,对罪犯的考核要求层层加码,假释适用更加谨慎,假释制度难以发挥应有机能。
犯罪是人类的自由行为,而人的自由是超越自然界的因果性的决定性法则,动物生活其中的自然界可能有因果律可循,却不是自由的,只有人才具有形成自由意志的自我意识,才有能力自我决定地让一件事情发生。推定规则只确定基础事实和推定事实具有常态联系,不排除个别和例外情形,承认对未来事实预测存在不确定性,这为决策提供了一个相对宽容的判断环境,破解前景理论带来的决策压力。只要严格依照推定规则允许诉讼主体进行推定反驳,基于程序正义认定假释相关事实,即使部分罪犯在假释后再次犯罪,也不能倒推假释裁定为 “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导致的错案。同时,推定规则的宽容性是建立在对司法决策的科学理解之上的,而不是为了给腐败行为找借口。允许诉讼主体进行推定反驳,意味着各方都有充分的机会对假释相关事实提出质疑并进行辩论。依据推定规则进行认定时,司法人员可以充分考虑各方意见,有依据地进行正确推断,避免为追究确然证明而导致部分司法人员在决策压力下压缩假释制度空间或在司法腐败的引诱下作出错误判断。
三、推定规则的具体应用
一项事实证明活动至少包含四个方面的构成要素:证明对象、证明责任、证明标准、证明程序。关于证明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已作出集中规定,概言之,由刑罚执行机关提出建议书,并提交社区矫正机构或者基层组织关于罪犯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影响的调查评估报告,由人民检察院履行诉讼职能和监督职能,人民法院审理裁定。设立推定规则无需改变现行证明程序,以下分别讨论如何应用推定规则,确定证明对象即推定中的基础事实和反驳推定的要素,以及合理分配刑罚执行机关、人民检察院的证明责任及相应的证明标准。
(一)证明对象:基础事实和反驳推定的要素
还原案件事实之“整体”,首先应当找到全链条之切入点的“原子”,通常是关键模块的“人”或“事”。对事实的认定旨在涵摄于实体法规范的判断要素,因此基于推定规则对假释实质条件的事实认定应紧密结合假释实质条件的实体法要件。具体而言,推定规则的基础事实是“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要求的行为矫正效果,反驳推定针对 “没有再犯罪的危险”要求的没有再犯危险性,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要求的不对社区造成不良影响。
1.基础事实的要素
罪犯具有悔改表现才能假释是各国刑法的通行规定,悔改表现并不等同于悔改心情、悔改意志,而是行为矫正效果。当前我国对行为矫正效果的考察已构建起逐级细化的量化考核评价体系。在刑法规定中仅强调判断悔改表现的两项要求,即“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第3条将其细化为4项条件:“(一)认罪悔罪;(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三)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四)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司法部制定的《监狱计分考核罪犯工作规定》第10 至13条进一步细化为6项监管改造表现、8项教育和文化改造表现、6项劳动改造表现,打分项目不断精细,计算方法更加精准,以计分考核的方式考察罪犯的行为矫正效果是事实认定的基础。此外,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也是判断罪犯矫正效果的因素之一。财产性判项是指生效刑事或者刑事附带民事裁判中确定罪犯承担的被依法追缴、责令退赔、罚金、没收财产判项,以及民事赔偿义务等判项。2004年,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始试点将罪犯是否积极履行财产刑作为其是否“认罪服法”的审查标准之一。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首次以司法解释形式确立了财产性判项执行与减刑、假释关联机制,目的在于“体现刑罚执行的严肃性和完整性,调动罪犯执行财产刑的积极性,提高财产刑的执行率 ”。2024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审查财产性判项执行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财产性判项执行规定》)对关联机制作出了系统规定,建立罪犯财产报告和不利后果告知制度,明确确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和确无履行能力两种情形的判断标准,以及6种不影响或一般不影响悔改表现认定的情形。对于财产性判项未执行完毕的,进一步审查罪犯的履行能力,将关联机制的基础建立在正确判断罪犯实际履行能力的前提下,有利于化解调查者指出的部分民众认为联动机制就是花钱买刑等对其在贫富与阶级意义上的公平性质疑。
2.反驳推定的要素
刑罚具有报应、一般预防、特殊预防的综合目的。虽然特殊预防是行刑活动的主要目的,但也应受到报应与一般预防目的的限制。前述行为矫正效果作为基础事实体现了特殊预防目的,但如果有证据表明存在报应与一般预防目的相关事实,在达到证明标准的情况下,则可以反驳推定。其一,刑罚的报应目的在于通过刑罚表明对既有犯罪行为的非难。犯罪的实体是不法与责任,因此原犯罪情况包括不法事实和表明责任程度的事实,包括多个要素: 犯罪行为的方式、犯罪行为的对象、犯罪行为的结果、主观罪过形式、犯罪动机和目的、犯罪人的年龄和精神状态、犯罪人的一贯表现、犯罪后的态度。其二,刑罚的一般预防目的依作用对象不同,包括威慑不稳定分子、鼓励守法公民、安抚被害人。表面上看,罪犯获得假释从而缩短监狱服刑刑期,不利于威慑不稳定分子、鼓励守法公民。然而,应当考虑到罪犯接受社区矫正相较于在监狱服刑能够降低国家行刑成本,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高社会治安水平,提高潜在犯罪人的犯罪成本,进而抑制犯罪行为,起到了威慑不稳定分子和鼓励守法公民的间接作用。因此,在反驳推定时还可以考虑司法成本配置收益、是否取得被害人谅解等一般预防要素。
经由假释程序,罪犯由监狱服刑转入社区矫正,相较于在监狱中完成全部刑期,监禁矫正和社区矫正相结合的行刑方式有效提高行刑性价比,减轻监狱的监管压力。但压力转移至社区矫正体系,也应注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81条第3款要求的“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的认定。就具体要素而言,假释罪犯对社区的影响既有不利要素也有有利要素,应综合评判。不利要素应重点评估罪犯的居所情况、家庭和社会关系、一贯表现、犯罪行为的后果和影响、居住地村(居)民委员会意见、拟禁止的事项等。新报应主义指导下的公正报应论认为通过罪犯的公正公开可认知惩罚(如社区展示型矫正等民众可察的改造方式),以及强制犯罪人实施向被害人的该当补偿性处遇义务,可以实现修复加害—被害关系,满足社会正义期待、修复社会道德理念的功能。有利要素在于通过假释罪犯的社区矫正,可以起到现身说法的正面效果,也应在事实认定中得到关注。
(二)刑罚执行机关的证明责任及证明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认为,监狱作为减刑、假释的提请机关,对罪犯确有悔改表现负有查明和举证责任。将基础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给刑罚执行机关符合法理。根据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理论,证明责任的分配(最初的或最终的)取决于对一个或多个因素的衡量,这些因素包括:(1)由请求变更现状的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的自然倾向;(2)特别的政策因素,如不利于抗辩的因素;(3)方便;(4)公平;(5)裁判上对盖然性的估计。假释作为一种对罪犯的激励机制,事关罪犯的人身自由,若是基于请求变更现状的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的自然倾向,则应由罪犯自行承担证明责任。但基于现行假释审理程序构造,案件审理主要采用书面审理的方式,开庭审理较少,身陷囹圄的罪犯,由于其所处环境的限制,无法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以履行证明责任,即便开庭审理,罪犯也只是进行最后陈述,作用极为有限。既然监狱决定为罪犯启动假释程序,那就意味着在监狱的狱内考察过程中,已经认可了该罪犯达到了假释条件,而且监狱全面、细致地考察并记录罪犯的日常行为,对于罪犯的行为矫正表现有着最为直接和深入的了解,掌握证据材料最为充分,提交证据材料最为方便,因此基于多种因素的综合考虑,由监狱来履行基础事实的证明责任是合理且必要的。
罪犯的行为矫正效果是推定中的基础事实,基础事实的证明标准应该符合所属诉讼活动的证明标准。假释与否是对罪犯人身自由的裁量,涉及刑罚目的实现,应当与定罪量刑采取同样的证明标准,而且罪犯的监管改造表现、教育和文化改造表现、劳动改造表现一直处于执行机关的考察之下,证明标准应达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以最高的证明标准要求罪犯积极接受改造、执行机关严格考察罪犯。
(三)人民检察院的证明责任及证明标准
不同于一般刑事案件控辩双方强烈的对抗性,假释案件中执行机关和人民检察院的对抗性较弱、协作性较强。对抗性源于诉讼分工不同,但共同致力于实现假释制度的一般预防和报应刑限制下的特殊预防目的为协作性奠定基础。基于假释制度设计和便利性应由人民检察院进行反驳,其一,作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检察机关通过行使诉讼职能和监督职能,来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在假释案件的审理程序中,检察机关的双重职能与推定规则高度契合。人民检察院依假释程序对假释建议书副本进行审查,若发现建议不当或者提请减刑、假释违反法定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检察意见,也可以向执行机关提出书面纠正意见。若审查后并未发现不当之处,则无需作出任何反馈。因此,若人民检察院不作出反对的检察意见,则视为默认执行机关的假释建议,符合“证明基础事实后不提出有效反驳则认定推定事实成立”的推定规则基本构造。其二,在便利性方面,检察机关参与原犯案件的定罪量刑过程,对“罪犯犯罪的性质、具体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原判刑罚”等推定反驳事实要素最为了解。且相较于监狱,人民检察院对社区的联系更为紧密,可以更方便地了解假释罪犯对社区可能造成何种影响。
对推定的有效反驳应达到优势证据标准。其一,就推定的一般原理而言,推定方法的假定性降低了证明标准的要求,在“特纳诉合众国案”(Turner v. United States)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认定,不需要明确采用一项标准来要求将推定事实的存在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其二,假释推定是对将来事实的预测,本身就存在较大的预知难度,应相应降低证明标准,避免用过高的证明标准架空检察监督。其三,假释后罪犯进入社区矫正,获得了更大的行动自由,适用假释虽有利于保障罪犯权利,但不可忽视对再犯风险的管理,应以较低的证明标准充分评估罪犯的再犯危险性,避免假释恣意和随之而来的司法腐败。
四、结语
推定是案件关键事实不能证明时的替代方法,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持有型犯罪等案件中发挥重要作用。面对罪犯是否有再犯罪的危险无法证明的现实困境,推定成为替代司法证明的有效方法。基于政策的需要,在符合经验法则的常态联系的前提下,应在证明行为矫正效果的基础上可反驳地推定罪犯没有再犯罪的危险。适用推定认定规则有助于消解裁判者顾虑,提高假释适用比例,压缩司法腐败空间,发挥假释制度调控监禁规模、分配治理资源的重要机能,推进中国式犯罪治理现代化。
来源:中国监狱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