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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2-06]论批捕权转隶法院
检察院拥有批捕权,源于法治先贤们对批捕制度的“误解”、与苏联司法体制相一致的“巧合”;检察批捕模式,经受了法学理论界长期、普遍的质疑,批捕权转隶法院的共识正在形成。
[2023-02-03]排他支配设定——不真正不作为犯论的困境与出路
不真正不作为犯,作为最终依照作为犯条款处罚的犯罪形式,其本质上是作为犯。
[2023-02-02]通过减少存量、遏制增量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徐州铁链女事件引起了各界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关注,但是此案发生于十余年前,并不足以说明我国现在遏制新增犯罪方面还存在较大不足。
[2023-02-01]避免企业高管在混沌中犯罪
企业家犯罪一直近年来的热门话题,传统的观念认为,公司企业经营者的犯罪,大多数是因为贪财逐利发生的。
[2023-01-31]《黑恶案件指导意见》第18条非法拘禁规定的应然解释
“适用法典的一个条文,就是在适用整个法典。”螺蛳壳里做道场是一种景致,更是一种职责。
[2023-01-30]防卫限度判断规则的体系化展开
未明确规定防卫限度判断逻辑与具体规则的《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无法全面解决实践的主要问题。
[2023-01-29]证据未经庭审质证能否作为定案的根据?
证据必须经法定的调查程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2023-01-28]袭警罪的客观行为认定
“暴力袭击”是袭警罪基本的实行行为,仅从“暴力”一词的字面文义来看,任何可能导致身体或心理伤害的行为都属于其基本文义的范畴。
[2023-01-16]取保候审执行机关如何确定?
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67条第2款规定:“取保候审由公安机关执行。”但是在实践中外来人口犯罪,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究竟是由办案地的公安机关执行还是由户籍所在地的公安机关执行,相关规定并不明确,导致取保候审措施流于形式。
[2023-01-13]洗钱罪辩护实证探析
2022年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国家监察委员会等11部门,联合印发了《打击治理洗钱违法犯罪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年)》,决定于2022年1月至2024年12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洗钱犯罪活动。
[2023-01-12]“低价报关型”走私犯罪行为模式及主从犯认定
2021年7月27日,海关总署印发《“十四五”海关发展规划》,根据规划,到2025年我国海关将与15个境外国家(地区)建立起“单一窗口”互联互通合作关系。
[2023-01-11]刑事裁判中“退赔被害人损失”的执行问题
近年来,非法集资等涉众型刑事案件逐渐增多,部分案件中被害人的损失未能得到全额赔偿,因而移送执行部门以继续退赔被害人损失的案件也就越来越多。如何妥善处理被害人的损失与其他民事债务之间的关系,成了执行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2023-01-10]“公款打赏案”中的赃款追缴困局及其破解
近年来,随着我国网络直播行业的蓬勃发展,侵吞公款打赏主播的类案早已屡见不鲜,并因犯罪对象为“公款”和行为手段为“打赏”而引发热议。
[2023-01-09]浅谈刑事审判中辩方证据相关问题
我们常讲“打官司就是打证据”,在民事诉讼中人们习惯了原被告双方你来我往式地举证、质证,但是刑事诉讼中因遵循“无罪推定”原则,举证责任在控方,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控方指控犯罪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有没有达到证明标准,有没有排除合理怀疑,而对于辩方证据的关注度相对弱些。
[2023-01-06]刑事案件如何量刑
如何量刑原本只是刑事法官最关心的问题,然而,随着认罪认罚制度的实施,多数案件都需要由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甚至是确定的量刑建议。
[2023-01-05]“少捕慎诉慎押”中的证据问题
证据是裁判的基石。“少捕慎诉慎押”刑事政策的实施仍需以证据为根据,无论是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提出不捕不诉的申请,还是检察机关作出决定,均需以证据作为事实认定基础。
[2023-01-04]如何对待非法证据
自主性证据使用禁止,是指证据因侵犯个人的宪法性基本权利而在诉讼中予以排除的情形,其以德国基本法为判断依据,非以证据取得禁止为前提。
[2023-01-03]合理划定袭警罪的适用范围
为从法律上进一步加强对袭警行为的预防、惩治,维护警察的执法权威,保障警察的人身安全,《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法第277条第5款进行了修改,使得暴力袭击警察的行为从妨害公务罪中分离出来,独立成罪,并规定了两档法定刑。
[2022-12-30]自洗钱入罪的刑法意义
自洗钱入罪不仅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而且充分展示我国履行国际反洗钱义务的积极性和遏制洗钱犯罪上下游犯罪的决心。如何理解自洗钱入罪的刑法意义,对准确适用法律以及办好案件至关重要。
[2022-12-29]论量刑协商中的对抗式协商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隐性含义是协商性司法,然而,我国法律规范并没有明确规定量刑协商机制,实践中出现了种种背离平等协商的“量刑协商”模式,导致量刑协商被异化,以至于犯嫌疑人或被告人并没有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得到应有的量刑“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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