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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型受贿犯罪疑难问题认定解析——基于案例的实证考察与要件解构
作者:李聪明 上传更新:2026-11-06 11:00
 受贿罪中贿赂标的认定经历了从实体财物到财产性利益、再向预期收益的渐进式扩张,这一演变过程不仅源于市场经济深化背景下腐败手段的隐蔽化升级,即国家工作人员将权钱交易从获取转向依托股权投资、证券交易等商事行为获取远期利益,呈现出权力寻租的“期权化”的特点,还反映了反腐败治理体系为应对新型隐性腐败样态而进行的能动调适。由于交易型受贿犯罪中民事法律行为与刑事违法性交织,一般具有投资形式完备、利益获取形式合规等民事交易特征,罪与非罪常常仅一线之隔,造成实践认识分歧和法律适用困惑。为此,本文聚焦交易型受贿中民商事行为外观与刑事不法实质的界分难点,结合实证案例分析,梳理财产性利益、预期收益的本质特征,解析交易型受贿犯罪的识别标准和认定规则,厘清刑事追诉边界。

一、以财产性利益为标的的投资型受贿认定

(一)传统财产性利益范畴

财产性利益,是指不以物的形式存在但具有经济价值的财产权利,狭义的财产性利益包括房屋装修、债务免除以及其他需要支付货币的会员服务、旅游等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经济利益,这类利益虽不具有现金或实物的外观,但能够按市场标准折算为具体金额,本质上与传统“财物”具有等价性。广义层面则延伸至以商业交易为载体的投资型财产权益,典型表现为:未实际出资和经营却获得的公司股份、获得高于应得份额的公司股份、假借合作投资名义收取的“投资款”、通过委托理财名义取得的不合理高额收益等。尽管这类利益通过股权、投资收益等市场化形式呈现,但其核心仍符合“财物”的本质属性,即具备收受时可确定的经济价值、利益实现的确定性以及可即时折算为具体犯罪数额的特性,实质上属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注意规范的形式对贿赂犯罪财物类型进行列举的特别提示。


案例一(名酒低价销售案)

李四作为某品牌名酒一级经销商,为感谢国家工作人员张三在企业经营中给予的帮助,将进货价1000元/瓶、出货价1500元/瓶的酒,按照进货价零利润出售给张三。张三依法办理了经营许可证与营业执照后,以2000元/瓶的价格将酒转售给商超或消费者,每瓶赚取差价1000元,累计获利达100万元。


有观点认为,李四将酒销售给张三时并未亏本销售,不存在利益损失,张三成立经营实体转卖销售的行为属于民事商业行为,不应做犯罪评价。


我们认为,张三的行为形式上具有商业交易模式,但本质上是通过权力获取李四让渡的其所销售物品的期待性利益,即以低价购买商品并高价售出的方式获利,性质类似于低价购房型受贿犯罪,属于可计价的确定性经济利益,仍应归于传统财产性利益范畴。犯罪数额应当以李四正常销售价格和出售给张三价格的差额计算,即每瓶1500-1000=500元。考虑到李四在1500元以上获利的500元系其销售经营行为获得,既不是张三所让渡的,也不属于直接获得的利益,不宜将该部分数额纳入犯罪数额,可作为孳息追缴。


(二)财产性利益的实践衍化

司法实践中对财产性利益的认定呈现动态扩张趋势,在遵循传统财产性利益核心特征(即经济价值、确定性、可计量性及权钱交易对价关系)的基础上,通过文义解释与目的解释的协同,逐步将部分具备权力对价属性的“商事机会”纳入规制范畴。比如,行贿人向国家工作人员转移可直接变现的商业项目、稀缺资源获取资格等隐性利益,虽形式上表现为民商事主体间的机会分配,但需审查辨析其本质,若该机会的获取方式明显违背市场规则且与职权行使形成隐性勾连,则可能被认定为贿赂标的。


案例二(工程转包获利案)

张三系某国家机关“一把手”,经李四请托,其将单位办公大楼建设工程项目整体交由李四经营的公司承揽,标的1亿元,李四将其中的电缆工程分包给张三儿子,合同标的2000万元。张三儿子并无经营资质、能力和资金,借用他人资质承揽后随即以1000万元整体转包给朋友王五,后王五实际施工完成该工程。张三儿子从中获利1000万元。


有观点认为,张三获取的是一个商业机会,虽然其并未实际承揽项目,但是民事经济领域并不禁止获取商业机会后从中“抽成”转手获利的情形。根据法秩序的统一性,不同法律领域对同一行为的评价应保持一致,作为在私法领域不具有违法性的行为,刑事法律也不应将其纳入规制范畴。


我们认为,评价具有民商事合法形式的行为是否属于以财产性利益为标的的受贿犯罪,可结合民商事法律关系要素进行实质审查,即民商事行为的违法性(排除正常市场交易行为)、利益是否具有稀缺性及现实经济价值(排除利益获取的不确定性)、利益变现是否依赖实质经营投入(排除实际经营行为)。


第一,判断民商事行为是否合法,排除正常市场交易行为。着重审查行为人是否有正当的商业目的、交易是否符合市场规律和行业惯例,以判断是否系以商业行为掩盖非法目的。本案例中,行受贿双方虽有发包工程的真实意思表示和发包行为,但是行贿人的目的是为了感谢国家工作人员为其提供的帮助,受贿人亦明知其行为违反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禁止党员干部个人违规从事营利活动等相关规定。更为重要的是,李四将工程分包给借用他人资质的张三儿子,以及张三儿子整体转包的行为,违反了建筑法律法规中关于转包分包的禁止性规定,继而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等强制性规定或公序良俗无效原则可以认定该行为不属于真实有效的民事行为,并确认该行为具有一般违法性。


第二,判断行贿人给予的利益是否具有稀缺性及现实经济价值,排除利益获取的不确定性。由于行贿人让渡的“利益”不以货币的形式体现,能否最终实现有赖于该利益的本身是否具有价值,以及变现过程中的市场环境等因素,因此,在“利益—货币”转换过程中,应尽可能排除影响获利盖然性的因素,确立“利益”本身应当具备稀缺性和现实价值的评判标准。本案例中,李四分包的工程在正常市场环境、正常利润空间且有张三单位作为工程甲方做保障的情况下,显然属于具有稀缺性、现实价值的利益,变现为货币的盖然性极高。


第三,判断利益变现是否依赖实质经营投入,排除实际经营行为。符合受贿犯罪刑事可罚性,是指无需通过投入企业经营所需的固定资产、货币资金、无形资产、技术支持、智力因素等生产经营要素,即可直接变现为经济利益的“民商事”行为。本案例中的分包工程系依权力获得,利润系直接转包获取,张三儿子没有投入任何实质生产经营活动,就获得分包工程的现实价值,该价值具有确定性、可计量性,属于受贿罪中的财产性利益。假设张三儿子具备合格建筑行业资质,其承包电缆工程后,投入劳力、资金等生产经营要素实际承揽完成该工程项目,其所获得的正常利润,因实际经营行为对违法责任的阻断,不具有确定性现实价值的属性,不宜认定为财产性利益。


(三)异常因素影响受贿犯罪认定的情形:商业行为模式符合市场规则

案例三(医疗设备供销案件)

某医院集中采购医疗设备,某外资公司在中国采取代理方式销售医疗设备。该医院科室主任张某妻子成立了公司,作为该外资公司当地独家代理商向该医院供货。医院要求科室提供品牌和型号要求,由医院进行集中采购。张某利用职务便利提供了其妻子公司代理的该品牌产品,后医院经询价比价后从该公司采购医疗设备。在此过程中,张三并未请托医院采购人员。张某妻子盈利1000万元。


有观点认为,张某妻子成立的公司只有销售1人、财务1人及其本人,销售收入主要来自该医院采购,缺乏实质经营行为,且独家代理排除了其他同行的竞争,获取利益的方式主要依赖于张某的职权行为,因此应当构成受贿罪。


我们认为,从独家代理公司成立至向医院报送招标需求推动中标,张某的权力行为贯穿始终,存在权力和利益交换的特征。但是,如将受贿标的锚定为财产性利益,应全面论证民商事行为是否符合市场规则,以准确辨析张某妻子所获取利益的性质。本案例中,外资公司采取的销售模式在中国境内均为代理销售,并不直接对接终端客户医院。张某妻子公司的代理行为并未突破市场规则,也不属于无必要增加的中间环节,代理公司获取的利润系外资公司销售模式下产生的正常利润,相较于其他代理商,张某妻子的代理行为具有相似性。张某权力运用的关键在于帮助其妻子公司获取竞争优势,排除潜在竞争者,而非获取外资公司让渡的现实经济利益。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张某妻子所获得的外资公司授权的区域独家代理商资质,虽有一定的稀缺性,但在市场上并无直接现实价值,不属于财产性利益范畴;该代理商资质价值的实现部分依赖于张某权力的介入,但表现为排除其他潜在竞争者;张某妻子所获利润系该外资企业市场经营模式导致,且未违反市场禁止性规定;实质经营行为的缺乏与该类产品代理销售模式相关,而非因张某权力因素而单独创设。此外,医院此前亦长期使用该外资公司产品,在采购中仅因张某推荐而对品牌做出排他性选择,并未高于市场价格采购,因此国有资产也未遭受损失,无法认定为贪污罪。如以刑法规制,可判断是否符合《刑法》第一百六十六条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的犯罪构成。


二、以股票、股权的预期收益为标的的受贿犯罪认定

(一)股票、股权的预期收益概念及构成要素

受贿罪中的“预期收益”,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通过受让或购买股票、股权等金融产品,依托市场交易机制获取的未来经济利益。相较于财产性利益“即时的现实价值”的核心特征,其特殊性在于行为与收益实现存在时间差、价值受市场变量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司法评判中需确立双重标准,既要通过实质审查规则将权力托举型“预期收益”纳入规制范围,又要尽量减少商业行为在评价体系中的作用和影响,确保刑法的谦抑性。基于实质解释立场,具有刑事可罚性的预期收益应具备稀缺性、高期待性、高收益性、权力对价性四要素。


1.稀缺性:权力干预下的非市场化分配

预期利益需为一般市场主体通过公平竞争难以获取的稀缺资源,其分配依赖公权力的直接或间接介入,核心在于权力介入导致资源非市场化分配,形成排他性利益格局,且资源自身的稀缺属性在行为发生之时便已显现,实践中行贿人通常作为特殊的好处和利益让渡给国家工作人员。司法审查要点包括:市场准入规则存在壁垒,如不符合受让原始股条件或违反证券市场强制性规定而受让;资源获取途径异常,如项目合作未经正常谈判洽商,不符合一般商业合作模式;市场机会的排他性,如预期利益标的存在激烈竞争而排除其他参与者。一般而言,上述条件应同时具备。


2.高期待性:收益取得具有高度确定性

作为受贿犯罪“财物”的标的,预期利益表现为未来收益,自然不能泛化为获益的“可能性”,而应具有获益的高度盖然性。一般包括行为当时可预计到的,根据可信赖的客观情势,在可预期的市场规则下,未来可以合乎规律取得的财产权利;或者因权力介入显著降低市场不确定性,形成“低风险、高概率回报”的异常收益预期,典型的如增加保底承诺、收益承诺的情形。但需注意,仅有保底承诺的不必然推出收益具有高期待性的结论,仍应结合收益性质、获取途径、经营状况、市场环境推论得出。司法审查要点包括:收益保障措施,如违反规则签订回购协议或承诺未来最低收益;风险转移措施,如行贿人承诺保底收益,使得风险和收益具有不匹配性;优先兑偿措施,如收益兑偿具有不同于其他投资者的随意性和优先权;上市板块获益概率,如目前国内交易场所主要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全国小中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新三板)等,相较而言,在北交所、新三板上市财富效应较差,获得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更大;而在沪深上市(俗称一板市场),因流动性强、企业成熟度高,预期收益确定性显著优于北交所、新三板。


3.高收益性:高于正常市场投资收益率和收益额

一般情况下存在与投入领域收益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投资风险和收益回报不对等的情形,获益率较一般市场投资行为更高。司法审查要点包括:市场正常收益标准,可以行业、风险等级相同的同类投资的平均收益为基准,计算涉案收益的偏离度;是否存在权力行使与收益保障的交织,即职务行为对利益实现具有持续推动保障作用,使得预期收益率显著高于正常市场平均水平,如利用审批权为特定企业排除竞争者、持续为企业经营提供帮助等;排除正当抗辩事由,如收益源于技术创新、政策利好等市场正当因素,与行为时的职权介入无实质关联。


4.权力对价性:权力行使伴生利益交换

国家工作人员通过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并以此为对价换取非公开市场渠道的稀缺购买机会,进而依托该机会获取远期经济收益。一般而言,职务行为实施与特定购买机会的获取存在较为紧密的时间关联,且利益标的直接指向职务行为的作用领域。


(二)预期收益在实践中认定范例

1.收受或购买拟在上交所、深交所上市的“原始股”,政商利益深度绑定

如前所述,拟在上交所、深交所上市的公司股权一般具有稀缺性、高期待性、高收益性等特性,除股权本身价值外,行为人更多锚定的是公司上市后依托资本市场获取的未来溢价。结合上述预期收益审查要素,从犯罪行为典型特征出发,以下列举实践中常见的几种犯罪类型(假定均符合构成四要素)。


权力助推高收益型。比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张某利用职务上便利,为行贿人拟在主板上市的公司持续提供政策支持、财政补贴等帮助。后张某购买行贿人拟上市公司股份100万股,行为时该公司处于上市准备阶段。截至案发尚未上市,经评估案发时涉案股权价值3000万元。我们认为,在假定行为已满足预期收益四要素的情况下,公司未能上市成功不影响预期收益的认定。


直接推动上市型。比如,王某利用担任证券监督部门领导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公司上市、公司获得证监会减轻处罚以及解决相关股权纠纷等方面提供帮助,借此购买或收受多家拟上市公司股份,并在公司上市后获取利益3000余万元。我们认为,原始股作为预期收益中的典型代表,直接推动公司上市且借此获取购买资格的行为,可强化对四要素认定的评判。


职权高度绑定型。比如,某国有公司主要领导李某利用职务便利,为某私营公司与该国有公司开展业务合作提供帮助。李某看好该私营公司发展前途,从该公司董事长张某处出资100万元购买了其持有的100万股原始股。公司上市后,李某通过分红、减持股份的方式获利共计2000余万元,案发时仍有30万股未实际兑现。我们认为,案发时已经实际获利的计入受贿数额;案发时尚未实际获利的部分,受贿数额一般按照案发时涉案资产的市场价格与支付价格的溢价认定。


2.购买已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股票、基金、金融衍生品的认定

由于此类基础金融产品及金融衍生品受市场波动影响大、获利盖然性低,行为人足额出资购买的,一般不作为受贿犯罪认定。但在权力和利益获取高度捆绑,行贿人打破正常交易规则,承诺稳赚不赔并随时兑现利益,向受贿人提供未来高额获利机会的情形下,“投资行为”有可能满足四要素条件,演变为权钱交易。


稳赚不赔随时兑现型。比如,某国有银行董事长王某利用职务便利,为李某公司获取定向增发股票份额等事项提供帮助,后王某通过定向增发股票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购买了100万股定增股票,李某承诺稳赚不赔、可随时兑现收益。后王某在股票锁定期未满的情况下要求李某以自有资金兑现收益获利5000万元。我们认为,王某不具有定向增发合格的个人投资者参与资格,通过资管计划违规购买定增股票,该行为虽突破了准入门槛壁垒,获取了具备稀缺性的资源,但是该定增股票的高收益、高期待属性尚未体现。李某突破针对一般投资主体所设定的收益获取规则,基于王某权力做出了特殊的保本及收益承诺,并违反禁售期规定以自有资金予以兑付,这一行为触及预期收益受贿的核心要素,符合权钱交易本质特征,应予追究刑事责任。


保本保收益的例外。比如,国家工作人员张某利用职务便利为某民营企业提供经营帮助,在该公司非公开定向增发股票期间,因市场低迷导致发行受阻,公司为保障定增成功,向全体认购方提供保本保收益条款(承诺15%年化收益率),董事长王某引导张某通过内部代持通道投资500万元,定增发行成功。后因股价持续下跌,公司仍按约兑付投资者本金及收益,张某获利150万元。我们认为,在“市场准入规则存在壁垒”方面,张某并不符合参与定增股票的条件,但是该公司违规为不特定多数人设定了内部投资通道和机构代持平台,张某投资机会与其他不特定投资人并无本质差异,因此虽有违规,但缺乏刑事违法性要素。更为重要的是,无证据证明张某的权力介入了保本条款的设计,其收益源于公司针对所有投资者的无差别契约义务,与职权行使无直接因果关联,未体现权力专属对价性。因此,即便该收益具有高期待性,仍应排除受贿罪的适用。综上,应围绕四要素对刑事违法性进行综合评判,不能简单得出没有行政准入资格,有获益保障或高度可能性即构成犯罪的结论。


3.入股未上市公司股权,助推企业发展谋求长期回报

对于无上市规划的非公众公司股权,其投资价值通常不包含IPO(首次公开募股)溢价预期收益,实践中单纯以获取经营分红为目的的股权投资通常不构成刑事犯罪。但在能源、医药、高新技术等某些资本密集且行政规制严格的领域,股权纽带可能异化为公权力寻租载体,即行贿方通过向国家工作人员出让股权以建立利益捆绑,以资本合作为表象实现行政资源定向输送。当公职人员对企业的准入审批、经营管理、收益分配形成持续性控制时,如利用审批权排除市场竞争、帮助获取土地矿产等稀缺资源、利用专项政策扶持帮助企业套利、借助监管维持垄断地位、通过上下游业务合作保障企业稳定收益,其股权投资行为实质上已符合“权力对价性”和“高期待”要件,即便标的企业无上市计划,亦可基于权力渗透与企业收益的强因果关系,触发预期收益型受贿犯罪认定标准。


比如,某国有能源公司董事长张某利用项目审批权,将公司核心油气开发业务长期定向委托给某私营企业(该企业与国有企业无竞争关系),通过定向输送业务帮助该企业获取稳定收益。张某以50万元投资入股该企业,后续通过分红获利500万元。我们认为,该私营企业股份本不具备预期收益要件,即便张某违规入股获得未来分红收益,也不应认定受贿犯罪。但是,由于张某利用项目审批权,推动企业持续发展并获取稳定营收,谋求可以预见的增值利润,张某的职权行为和企业获得未来收益高度绑定,显著增强了收益获得的概率和比例,此时该投资入股行为具备了预期收益受贿犯罪的特征。


三、预期收益犯罪和干股型犯罪的关系

预期收益型受贿犯罪与干股型受贿犯罪是否构成非此即彼的互斥关系,理论和实践中存在分岐。一种观点认为,两者构成非此即彼的关系,如果符合干股型受贿犯罪,则不能够成预期收益型受贿犯罪;反之,如果预期收益受贿不能成立,也不能回归到干股型受贿犯罪来认定,如本来双方约定国家工作人员无偿收受具有预期收益价值的股权,并进行股权转移登记,但是在案发前公司破产股权价值归零,即便在行为人转让时该股权具有价值,但是由于行受贿双方约定的贿赂标的是股权未来收益,符合预期收益型受贿犯罪要件,因此不能再回归到干股型受贿犯罪,以行为时股权价值认定受贿数额,应当不作为犯罪处理。该观点认为,二者区别不仅在于行受贿双方锚定的“财物”利益目标不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犯罪标的本质属性的不同。从法律行为性质看,干股型受贿的犯罪标的是以股权为载体的即期财产权益转移,其违法性体现为国家工作人员未支付合理对价或低价出资获取的股权对应利益,本质上属于现时财产权的无偿让渡;而预期收益型受贿的犯罪标的则是依附于股权的未来收益期待权,其核心是将股权作为权力变现的“通道工具”,借助垄断性经营机会、收益保障机制、非公开发行上市等途径实现远期利益输送。从标的指向的内容来看,任何股票权投资的收益都包含可能的分红、增值等市场性溢价,干股型受贿将该部分溢价作为孳息认定,而预期收益型受贿将该部分市场性溢价作为贿赂标的评价,导致所谓“孳息”性质由违法上升至犯罪的根本因素,在于行为当时股票股权是否具备稀缺性、高期待性、高收益性等要素特征。即,只有当所谓“孳息”的形成不全然来自市场正常运营,而是通过公权力干预以及特殊市场行为(例如IPO)使得未来收益具有高概率收益时,“孳息”才能够脱离干股型受贿中对孳息的评价维度,成为“预期收益”这一独立的违法形态。因此,两种不同的“财物”标的不存在重叠关系,理论上具有相斥性,在司法实践认定中应予明确甄别、准确认定。


另一种观点认为,两者虽然性质不同,但是在财产利益的取得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承继关系。国家工作人员无偿收受具有预期收益的股权,其在实现控制时(如转移登记或者安排受贿人亲友代持)受贿犯罪已经成立既遂,只是受贿数额尚在变化当中,根据公司发展、股份分红等客观情况有所增减变化,最终受贿数额认定应为“控制时干股价值+预期收益价值”,如果公司破产导致该股份对应的预期收益落空,则“预期收益价值”应当为零,则以控制时干股的价值计算受贿数额。


我们认为,两种观点均有探讨的空间,第一种观点在两种不同性质股权的界分方面过于绝对,并不吻合实践中行受贿双方主观意图以及客观股权获益方式等情况。而第二种观点在实践中又会出现诸多复杂情形,难以一概而论,甚至可能产生证据调取和审查采信随意化的隐患。因此我们虽更倾向第二种观点,但应结合行受贿双方约定内容,以及未来利益获取方式,进行实质审查判断。对于双方行受贿标的内容既包括即时利益又包括未来收益的,可以按照第二种观点认定;对于受贿标的明确指向未来收益,且在获益过程中存在诸多客观限制性因素的(如禁售期、限售份额、回购约定等),行为人难以在控制股权时获取实际收益,且行为时干股价值只是获取未来利益的方式或者保障的,可以按照第一种观点认定。


来源:纪检监察纪法适用研究

李聪明,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检察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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