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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采矿罪认定的现实困境及规则健全
作者:王莉 杨逵 上传更新:2026-10-30 12:54
 摘要


既有的非法采矿行政规范与刑事规范在规范层面存在矿产资源价值认定标准不一、开采行为界定规范不清晰等漏洞,司法实践中亦存在过于强调形式上的“未取得采矿许可证”、开采行为认定不准确、过分依赖行政机关认可的事实及案件移送程序不规范等问题。非法采矿罪认定既存问题的根源在于刑事犯罪谦抑性理念落实不足,将无需启动刑罚的行为予以了刑事规制;对具体案件实质解释不足,法益判断尚没有作为入罪的首要标准;对犯罪构成符合性的独立判断不充分,过分依赖行政结论现象依然严重。刑事司法机关应当厚植刑法规制谦抑性理念,对申请延期许可过程中的开采行为优先适用行政法;轻微刑事违法的行为不宜认定为犯罪;违反行政法的行为应结合法益和规范目的妥当认定。非法采矿罪侵害的核心法益是生态法益,生态法益侵害行为应达到可刑罚性的程度,刑事司法机关需要秉持实质解释予以充分判断。



矿产资源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及发展新兴产业的重要保障。国家高度重视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领域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制定,并将非法采矿行为列为常见违法行为予以重点规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2024年修订,以下简称《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等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行政法监管措施及行政责任予以系统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等亦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犯罪及刑罚进行了规定。此外,《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2023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等国家政策也强调预防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通过提高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进一步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根据法律规定,针对非法采矿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其法律责任不仅限于民事侵权责任,更常见的是通过公权力手段进行救济,即要求造成环境污染或破坏环境的单位或个人承担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既有成果虽然有关于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界分的关联研究,但尚缺乏结合非法采矿行为的具象研究;亦有针对非法采矿罪及入罪前置性条件的专门研究,也关注到行刑两类责任衔接的问题,但尚缺乏对非法采矿罪的系统性深入研究。另外,现行法律规定存在矿产资源价值认定标准不一、开采行为界定规范不清晰等缺陷,导致非法采矿罪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面临诸多困境。本文从非法采矿罪认定的现实困境入手,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健全规则的建议,以期为本罪的立法健全及司法裁判提供参考。


一、非法采矿罪认定的现实困境

(一)规范困境:非法采矿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边界不清

非法采矿属于行政犯,其法律责任体系涵盖了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两种并行的公法责任。理论上,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承担既需相互衔接,又需相互独立,保有相对清晰边界,否则就丧失了立法规范两种类型法律责任的原初意义。但现有的《矿产资源法》《刑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并没有解决二者边界不清的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非法采矿行为的定义不明确。虽然《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列举了构成非法采矿罪的条件,但《刑法》及司法解释均未对“非法采矿行为”进行明确的定义。这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一些行为是否属于非法采矿存在争议。例如,对按备案勘察方案施工或按备案设计要求进行工程建设过程中产生的矿石进行销售的行为是否属于非法采矿行为,目前法律界定尚不明晰。


第二,矿产品价值参照标准不一致。《解释》第十三条参照的是销赃价值,而《矿产资源法》第六十四条和自然资源部印发的《非法采矿采出矿产品价值、非法采矿或破坏性采矿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认定办法及技术指南》参照的是矿产品市场价值。矿产品市场价值与销赃价值在语义和适用上存在显著的差异。矿产品市场价值指在合法市场条件下,矿产品在一定时间和地点的实际交易价格或公允价值。销赃价值指非法开采的矿产品在非法交易中的实际销售价格。因为非法交易需要承担逃避监管和法律制裁的风险成本,所以销赃价值通常低于市场价值。这之间的差异不仅影响司法实践中的量刑公正性,还可能导致法律适用上的不一致。


第三,已受两次行政处罚后再犯的规定不具体。《解释》第三条虽然规定二年内曾因非法采矿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非法采矿行为的,属于《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规定的“情节严重”;但该条款并未对两次行政处罚的金额进行规定。若不对“两次行政处罚”的原因行为进行限定,可能会因过轻的处罚或行为人主观恶性较小引发过度入罪的情况,从而在法律适用上造成不公平现象。


第四,特殊区域保护规范缺乏周延性。一方面,从《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与《解释》第三条第二款来看,对开采国家规划矿区和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以及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作出了相较于一般非法开采矿产资源犯罪更为严格的规定。另一方面,目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中缺乏对特殊区域非法采矿开采数额的规定。若特殊区域保护规范在制定时缺乏周延性,会导致特殊区域保护规范体系存在结构性缺失、保护力度不足、司法实践混乱、行刑衔接不畅等问题。


(二)实践困境:非法采矿罪司法裁判的诸多堵点

通过对司法实践中裁判典型案例的案件事实与司法裁判认定事实、证据及裁判要点的分析,发现非法采矿罪的认定主要存在过于强调形式上的“未取得采矿许可证”、开采行为认定不准确、过分依赖行政机关认可的事实及案件移送程序不规范等诸多堵点。具体见表1。


第一,机械适用“无证即犯罪”原则,忽视行政程序的正当性。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无证即犯罪”现象过于强调形式上的“未取得采矿许可证”,忽视了行政相对人是否经过合法程序申请许可证,或者行政机关是否履行了告知义务等关键因素。例如,汤立珍、王自强等在申请采矿许可延期过程中继续进行采矿被判处非法采矿罪。将无证行为直接等同于犯罪,可能导致本应通过行政处罚处理的行政违法行为被不当纳入刑事司法程序,混淆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甚至引发行刑衔接机制的错位。但若以行政规制的方式能够有效修复违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并达到法律所期望的目标,那么采用刑事手段的必要性明显不足。


表1 非法采矿罪典型案例的实践问题、案情概况及裁判要点


第二,将行为的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相混淆。非法采矿行为首先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其直接依据是《矿产资源法》等相关行政法规。未依照行政法规定取得采矿许可的行为具有行政违法性,但并非所有行政违法行为都构成刑事犯罪。非法采矿罪的刑事违法评价具有独立性,行为具有行政违法性并不必然构成刑事犯罪。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行政违法性往往被当作刑事违法性的唯一依据,这种做法忽视了非法采矿罪对生态法益的保护作用。如法院将避险所采矿石进行出售的行为和将因建设性工程所采出石料冲抵工程款的行为认定为刑事违法,则存在瑕疵。


第三,过分依赖行政机关认可的事实,未对事实进行再次审查。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证据,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使用,但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和验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五条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经法庭查证属实,且收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例如,在朱某、李某等非法采矿案中,司法机关未经严格审查就将鉴定机构所作出存在瑕疵的鉴定意见作为定罪依据。因此,行政机关的认定意见或报告并不直接等同于刑事证据,刑事司法机关不能未经审查直接将其作为定罪依据。


第四,案件移送程序不规范。在非法采矿案件移送过程中,案件移送程序不规范问题较为突出,主要体现在移送材料不齐全和鉴定程序不规范两个方面。一方面,行政机关在移送案件时,往往不能提供完整的移送材料,例如未附有必要的鉴定结论、检验报告或其他关键证据。这使得案件无法满足刑事立案的证据要求,进而影响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审查和处理效率。另一方面,在部分案件中,行政机关未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价值鉴定或资源破坏程度鉴定,如未向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或未由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出具鉴定结论,导致鉴定结果缺乏权威性和可信度,不被司法机关采信。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了非法采矿案件移送的效率和质量,还可能导致部分非法采矿行为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惩处,削弱了法律对非法采矿行为的威慑力。


二、非法采矿罪认定现实困境的理论根源

(一)非法采矿刑法规制谦抑性理念引导不足

刑法作为行政法的补充性保障法,其功能在于确保前置性法律规范体系的有效实施。只有当行政法对违法行为无法实现充分规制时,刑法才以“最后法”的姿态介入,这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理念与法律体系的阶层性保护逻辑。例如,在地质勘探过程中因技术需要可能附带获取少量矿石(非开采性质行为),而以矿石抵偿债务的操作本质上属于违反探矿管理规定的行政违法行为。若对违规处置的矿石及其违法所得及时采取没收等行政强制措施,即可实现违法行为矫正与刑事风险预防的双重目标,便无需启动刑事追责程序。


从刑法保障法角度看,对于违反规范的行为不宜简单地施以刑事制裁。轻缓化的表现方式丰富多样,包括司法上的非犯罪化与非刑罚化,以及法律上各种从宽处理措施。因此,在处理这类行为时,应以行政规范优先为原则,刑法优先为例外。刑法具有最后手段性,仅当行政规制失效且行为达到刑事不法程度时,方以刑罚实现罪责刑相适应。


(二)对非法采矿刑事犯罪实质解释不足

随着国家生态保护政策的调整和生态环境保护标准的发展,非法采矿罪保护的法益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演进。非法采矿罪的构成要件亦应紧紧围绕法益进行设置。判断非法采矿行为是否违反前置法及是否构成“情节严重”等犯罪要件时,要结合法益及具体情况做出符合目的的实质解释。


法益核心要素不确定,惩罚的界限就会存在模糊性,从而引起适用的混乱。例如,关于已取得采矿许可但超出许可范围进行采矿的行为能否适用非法采矿罪,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实质解释应当围绕“许可范围”的界定及“超范围”行为的性质展开。一方面,采矿许可作为行政许可的一种,其设立初衷在于规范采矿活动,确保资源的有序开发和利用。因此,超出许可范围进行采矿,无疑是对行政许可制度的违背,也是对生态环境保护底线的挑战。另一方面,超范围采矿的具体情节千差万别,有的是在申请扩大矿区范围的鉴定评估过程中提前开采,但已缴纳扩大矿区采矿权的价款;有的是故意越界开采,严重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甚至导致地质灾害。法益保护作为实质解释的内在要求,在非法采矿罪的适用中显得尤为重要。判断采矿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法益侵害程度,应结合具体案件情况,遵循刑法条文规定,运用实质解释的方法进行综合分析。


(三)对非法采矿刑事犯罪独立判断不足

非法采矿罪作为行政犯一般以违反法律规定为前置性条件,体现行政犯的从属性。但行政犯还具有独立性,即对犯罪的构成要件、案件事实进行独立判断。行政法与刑法追求的价值目标存在差异,因此,其在判别构成要件时所依据的标准亦有差异。换言之,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存在本质上的区别,那么刑事违法与行政违法也必然存在质的区别。


准确归纳认定案件事实并对应到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是案件处理的关键步骤。为维护社会秩序,行政法会扩大其处罚范围。而刑法追求的不仅是惩罚犯罪,还着重于保障个人自由,因此无法随意扩大其处罚范围。在实践中,行政机关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归纳乃至审理过程中的结论,均是基于行政管理的特定目标而制定的,特别是在案件事实的认定标准上。非法采矿罪的成立以违反《矿产资源法》为前提,若以行政结论直接寻找对应的刑法规范,并根据三段论推理得出结论,则无法定义其属于行政违法还是刑事犯罪。法定犯的认定中,相关行政部门对行政违法性质具有确认权,至于最终是否在刑事程序中采纳为符合犯罪构成,还是应当由司法机关自主决定。


三、非法采矿罪认定的理念及方法更新

(一)厚植刑法规制的谦抑性理念

刑法补充性是谦抑性理念的核心,即当某一行为在其他部门法中被认定为合法,或者该行为已由其他部门法充分规制时,刑法不应将此行为视为处罚对象。在适应刑法时,需充分尊重并考虑其他部门法的基本立法导向及纠纷解决的能力,避免对已由其他部门法处理妥当的事项做重复或过度的刑事干预。


补充性原理不是处理个案的具体规则,但其作为指导刑事立法的原理,亦可指导刑事司法。换言之,在具体案件中对构成要件进行一般解释时,必须以补充性原理为指导,将只需要采取非刑罚手段就可以妥当处理的行为排除在构成要件之外。例如,根据《解释》第二条规定,超越许可证规定矿区范围的开采行为属于未取得采矿许可的行为。若采矿权人因过失越界进入他人矿区实施开采行为,应依据刑法补充性原理进行法律评价:首先,从构成要件分析,行为人客观上存在无许可越界开采事实,但主观上仅具过失;其次,基于行为性质与危害程度,行政机关可依据《矿产资源法》第四十条责令其退回至本矿区并处以罚款,相邻矿区权利人则可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主张民事赔偿,无需启动刑事追责程序。法的宽容性体现在,即便行为在形式上满足犯罪构成要件,但其实质法益侵害程度显著轻微且缺乏刑罚必要性时,刑事司法应恪守谦抑性原则而保持克制。对于某些行为虽然违反前置法,但违法性很轻微的,不宜将其视为犯罪来处理。


(二)立基刑事犯罪的实质解释

刑事犯罪要进行实质解释,就必须要对法益进行深入探讨。对构成要件的阐释,务必植根于法条所捍卫之法益中,而不可单纯拘泥于文字表述之表面。任何法条,若在没有目的与方向的情形下解读,就不可避免得出多个结论。也就是说,解释一个犯罪的构成要件,首先必须明确该犯罪的保护法益,然后在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内确定构成要件的具体内容。换言之,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条款,均有特定法益为其保护客体。因之,法益也就成为刑法解释的重要工具。对犯罪客观要件、主观要件的解释就必须以犯罪客体为指导。离开刑法的法益保护目的不可能解释构成要件,也不可能对构成要件符合性作出判断。


刑法之根本使命,在于守护法益。分则条款通过将那些应受刑罚制裁的法益侵害行为模式化,确立了违法性构成要件。犯罪的构成要件皆是围绕一个或多个法益精心构建的,故在所有构成要件之内,均可寻觅到其与特定法益之间的紧密联系。换言之,刑法分则所立条款,均承载着保护特定法益的重任。法益就像个中心,把所有相关的主客观条件都归聚在一起,它是理解和解释刑法绝对不能缺少的一个重要工具。


(三)严格刑事犯罪的独立判断

犯罪行为是刑法的特有规制对象,而不是刑法与其他法律的共同规制对象。刑法并不是对违反其他法律的行为直接给予刑事制裁,而是根据特定目的对某种行为是否需要给予刑事制裁作出评价判断。在司法实践中,是否需要进行刑事制裁,需要法官对其作出独立判断。独立判断原则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摆脱行政干预因素,确保刑法的适用是基于对案件事实的客观、公正的分析。在审理过程中,法官首先需要审查行政机关提供的证据和结论是否充分、合法,是否符合刑事诉讼的要求。如果行政机关的认定存在瑕疵或不足,法官应主动进行调查取证,以确保案件事实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法官还应当对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进行细致的分析,包括行为人的主观故意、行为的客观危害性及是否达到了刑法规定的犯罪标准。


在非法采矿罪中,刑事违法以行政违法为前提。也就是说,只有违反了行政法律并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成立条件,才可能上升为刑事违法行为。我国当下将行政违法行为认定为犯罪的现象频频出现,其深层原因在于司法机关未能充分理清行政法与刑法之间的边界。


四、非法采矿罪认定的规则健全进路

目前,非法采矿罪的认定在规范层面存在规定模糊的问题,这导致司法实践出现裁判不一的情况。为解决这一问题,有必要从刑法的谦抑性理念出发,通过实质解释与独立判断,厘清非法采矿罪本身规则在司法认定中存在的间隙,进一步完善相关规则,以确保司法实践的统一性和准确性。


(一)非法采矿刑事犯罪的谦抑性理念落实

刑法的谦抑性既指导刑事立法,也指导刑事司法。其核心在于,在没有其他适当方法可以代替刑罚的条件下,才能启动刑法规制手段。这一原则旨在限制国家刑罚的适用范围,保护公民权利。基于刑法的补充性,司法机关在非法采矿案件中适用刑罚时应保持审慎立场,严格审查行为是否完全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且已穷尽行政规制手段,方能启动刑事制裁程序。


1.申请延期许可过程中的开采行为优先适用行政法

谦抑性理念的核心在于其补充性特征。这一原则蕴含着对国家权力行使边界的审慎考量,以及对公民自由与权利最大程度的尊重。具体而言,当行政法对法益保护不足或无法有效实现其目的时,刑法方得以作为补充手段予以适用。


作为第二性法律的刑法,对于申请延期许可过程中的开采行为,在已有行政法规制的情况下,应当重视刑法谦抑性理念的落实运用。通常来讲,采矿权人在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依法不再享有采矿权;然而在申请延期许可期间基于合理信赖实施的开采行为,因行为人主观上不存在非法采矿的故意,故仅构成行政违法而非刑事犯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行为人在合理期间申请延期许可,并按照相关法规提交了必要的文件,在等待审批期间继续进行采矿活动的,司法机关应当考虑到此种情况的特殊性及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通过以适度的犯罪化、适当的非犯罪化、刑罚的轻缓化来推动我国刑法结构从厉而不严向严而不厉发展,从而在整体上体现轻刑化的方向,是未来我国刑法进行再法典化的基调。”


2.轻微刑事违法的行为可不认定为非法采矿罪

对于法益侵害显著轻微的非法采矿行为,司法机关应当基于刑法谦抑性理念与实质法益保护立场,优先适用行政规制手段实现秩序修复,严格限制刑事制裁的启动。刑法谦抑性理念内含宽容性之要素,对于轻微犯罪行为可以根据犯罪情节、认罪情况对其不认定犯罪行为。若对其进行刑罚,则可能适得其反,导致刑法的特殊预防目的无法实现。


对于某些初犯、偶犯或是因生活所迫而触犯法律边缘的个体,通过社区矫正、教育感化、经济赔偿或公益劳动等非刑罚手段,既能达到惩罚与教育的双重目的,又能有效避免其因入狱而可能遭受的“交叉感染”,从而降低再犯罪风险。这无疑是刑法谦抑性理念在现代法治社会中的生动体现。合理运用行政处罚手段对轻微刑事违法采矿行为进行惩戒,既能实现法律实效,又能节约刑事司法资源,同时体现了司法实践过程中的人权保障价值。


3.违反行政法的采矿行为并不必然构成非法采矿罪

行政犯在规范内容上要求参照援引其他法律规范,然而,由于在前置法上不允许的行为在刑法上未必都构成犯罪。因此,即便某一行为应承担行政处罚责任,但要认定其是否构成刑事犯罪,还需要进行刑法所固有的违法性判断。《矿产资源法》作为前置法,仅能够作为判断构成犯罪的要素之一,而非决定性要素。根据非法采矿罪的刑事违法性判断要求,完全可能因为不满足刑事固有违法性标准而判断为不构成犯罪,也可能因存在违法阻却事由而否认其违法性。


在李磊非法采矿案中,因连续暴雨引发山体自然滑坡,李磊为消除安全隐患对滑坡区域实施削坡排险、加固边坡等必要措施,期间开采矿石属避险附随行为。经查明,矿石产生系自然灾害直接导致的,且排险措施以防范次生灾害、保护人身财产安全为目的,符合紧急避险的正当性要求,不具有非法采矿罪中“破坏性开采”或“牟取非法利益”的主观故意与客观危害,故开采行为本身不构成刑事违法。然而,李磊事后未按村委会规定处置渣土,擅自出售矿石。这种行为虽违反《矿产资源法》中矿产品处置的行政规定,但未达到“情节严重”的入罪标准,因此,李磊依法应承担行政责任而非刑事责任。有观点认为面对行刑衔接问题时,应秉持“刑事优先”理念,本文对此并不认同。笔者认为应当避免以刑事处罚替代行政处罚,即原本只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以行政命令责令被告直接将其恢复至受损之前的状态,或以行政生态赔偿磋商落实生态修复责任便可,而非简单直接地给予刑罚处罚。若以刑事优先为原则,势必会引起刑事范围扩张。


(二)非法采矿刑事犯罪的实质解释维度

非法采矿的相关规定主要涵盖在《矿产资源法》和《刑法》中。尽管这两部法律在性质上存在根本差异,但它们在非法采矿有关内容上具有较高的相似性。这就给实践中的司法人员留下应用的难题,因此在司法过程中对条文的解释就存在合理的空间与必要性。


1.非法采矿罪的核心是生态法益

非法采矿行为构成犯罪,其中违反管理秩序是前置性条件。从实质解释角度看,非法采矿罪保护的核心法益是生态法益,因此在只侵犯管理秩序和矿产资源所有权或单独侵犯管理秩序的情况下,不构成非法采矿罪。关于非法采矿罪的保护法益从数量上看有三种观点。单一法益说主张本罪仅保护“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或矿产资源管理制度”。双重法益说论者认为本罪同时保护“矿产资源管理秩序、国家所有权”。多元法益说主张以“生态法益为实质核心、管理秩序为形式要件、国家所有权为补充”的结构。


本文赞同多元法益观,即以生态法益为核心,同时涵盖矿产资源管理制度与矿产资源所有权。生态法益作为价值判断的终极标尺,决定罪质轻重与刑罚裁量方向。矿产资源管理制度是行为违法性的形式要件,矿产资源所有权是结果危害性的物质基础。通过三方面的动态衔接,实现法益保护从抽象规范到具体个案的全流程贯通。一方面,从行政法与刑法价值角度分析非法采矿罪的保护法益。行政法保护的是行政管理秩序,而刑事犯罪需以实质法益侵害为基础,同时兼顾刑法保障自由等独立价值。因此,非法采矿罪单一法益保护说混淆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将导致刑事处罚范围的不当扩张。另一方面,双重法益说虽能部分解释构成要件,但难以解决实践中的实质判断困境。例如,当采矿权人因勘探失误越界开采相邻矿区时,若仅依据双重法益说或单一法益说可能会被机械入罪。但从刑法实质解释立场出发,若未造成矿产资源破坏或生态损害,则缺乏刑事可罚性。


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之间的区分关键在于是否实质侵害生态法益这一核心要素。仅违反管理秩序或国家所有权而未损及生态法益的,属于行政违法范畴。唯有对生态法益造成现实或潜在侵害的,方可被纳入刑事规制。例如,前文提及的越界开采行为,若未实际破坏矿产资源或生态环境,并且及时补缴价款、修复环境,则其缺乏法益侵害的实质损害,故不应认定为犯罪。


2.生态法益本质上是公民个人法益

单纯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即使行政法层面构成对秩序公法益的侵害,但若未实质侵害公民生态个人法益,如公民环境健康权,则仅构成行政违法。唯有当生态法益所承载的公民个人法益遭受现实或抽象危险时,方可启动刑事追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侵犯秩序法益不构成犯罪,如寻衅滋事罪。非法采矿罪所保护的核心是生态法益,观其表象是集体公法益,实则为个人私法益。公法益作为集体利益,与个人法益之间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保护表层的集体利益只是手段,保护集体中的个体才是根本目的。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九条“自然资源国家所有”与第二十六条“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构成双重规范基础。前者体现集体法益属性,后者则通过《环境保护法》第五十三条转化为公民环境知情权、参与权等具体私权。因此,如果不对相关前置法的规范目的和刑法保护法益的规范目的进行对比审视,“行政逾越司法”的情况就难以避免,这样对实质法治的实现有害无益。非法采矿行为在只侵害到矿产资源管理秩序的时候不能构成非法采矿罪,而是要结合生态法益实质判断采矿行为的性质,否则形式上的刑法保护将不具有任何意义。例如,项目施工采挖石料中的弃土废渣并低价销售的行为。此行为无疑违反了《矿产资源法》,即使是弃土废渣也具有矿产资源的属性,归国家所有,不能被随意出售。然而一方面,施工的目的并不是开采矿产品,而是完成建设本身;另一方面,被丢弃的土壤和废料若不加处理可能会引发扬尘污染,而对其进行处理则有助于减少扬尘污染。因此这种做法非但没有侵害生态法益,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环境的作用。


3.对生态法益的侵害要达到可罚性的程度

对于具有法益侵害性的行为,并不都必然动用刑罚的手段。非法采矿罪作为一类行政犯,其法益保护具有多重性特点。矿产资源管理秩序也属于非法采矿罪的保护法益,但秩序法益是必要而不充分的法益条件。判断非法采矿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不仅需要考量其是否侵犯生态法益,亦应评估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具体包括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对国家资源安全的威胁程度,以及对经济社会秩序的扰乱程度等。


只有社会危害性达到一定程度且确有必要动用刑罚手段予以制裁的行为,才能被认定为非法采矿罪。解释与适用刑法须秉持实质解释之原则,将那些在形式上虽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但实质上因情节轻微、未达刑罚必要程度的法益侵害行为,合理排除在犯罪范畴之外。应正视刑罚的局限性和副作用,在许多情形下刑罚甚至会增加犯罪而非预防犯罪。对非法采矿罪的判定和处罚,既要坚持刑法的谦抑性理念,避免刑罚的滥用和过度干预;又要充分考虑其社会危害性和刑罚目的之间的关联性,确保刑罚的适用能够真正起到惩治犯罪、保护法益、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


(三)非法采矿刑事犯罪的独立判断路径

在司法实践中,非法采矿案件情况复杂、专业度高,援引行政方面的法律法规,以及默认行政机关所给出的案件事实与结论成为惯例。司法机关面对行政规范及行政机关给出的事实与结论,应从目的出发独立判断构成要件、案件事实与结论。


1.对非法采矿罪构成要件进行独立判断

非法采矿罪的构成要件要以刑法的特定目的来进行认定,不可直接以行政机关所给出的判断与认定的要件作为犯罪构成要件。《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虽规定非法采矿罪以违反《矿产资源法》为前置性条件,但这并不等同于非法采矿罪的认定要依据行政法认定的违法性来确认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对于行政机关给出的判断,只能作为认定犯罪的参考。


在徐纲发非法采矿案中,行为人对采矿剥离物进行再利用。其用于破碎的石材原料不属于自然状态的矿产资源,因此不属于非法采矿罪的犯罪对象。被告人所使用的破碎原料,系前旧石材厂废弃的边角料,而非天然形成,不具备自然状态的属性,因此不应被视为非法采矿罪的犯罪对象。因此,行为人的行为没有侵犯非法采矿罪的法益。对构成要件的解释是基于刑法自身规范目的的判断,要注重从刑法角度进行独立判断。非法采矿罪的认定需综合考虑行为人的行为、是否主观故意、行为的严重程度及行政机关的判断。行政机关的判断不能直接作为认定犯罪的依据,其提供的证据和结论可以作为司法机关判断犯罪构成的参考。司法机关审理案件,要结合行政机关及相关机构收集的材料对其全面审查,如此才能准确地认定是否构成非法采矿罪。行政机关及第三方机构若出具虚假证明也应当承担相应刑事责任,以确保其材料的真实性。


2.对非法采矿案件事实进行独立判断

司法机关在审理非法采矿案件时,应严格遵循证据裁判原则,对行政机关认定的案件事实进行独立审查与判断。对于存在疑点或争议的事实,司法机关应主动调取证据、组织质证,确保案件事实的认定建立在充分、确实的证据基础之上。


在朱某等非法采矿案中,交口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原国土资源局)委托山西省第五地质工程勘察院对涉案破坏的总价值进行评估,但该评估过程并未遵循自然资源部(原国土资源部)关于鉴定结论主体的相关规定,因此存在程序合法性问题。涉案破坏价值的勘测报告,在真实性及合法性方面均存在疑点,因此,该报告不宜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明确陈述,在其实施涉案采矿行为之前,地表已存在裸露煤层,这直接指向了在此之前可能已有他人进行了破坏活动或非法开采行为。山西省第五地质工程勘察院在进行勘测作业时,未能将这部分既有的破坏量进行有效区分并予以扣减。同时,公诉机关在起诉并指控被告人的破坏量时,也未能充分考虑到这一情况,而直接以鉴定结论为依据作为量刑的基准,并据此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情节严重,这一结论在证据上显然存在不足。面对非法采矿这一复杂领域,司法机关在追求公正与效率的同时,也面临着专业知识壁垒的挑战。长期以来,对行政机关认定事实的过度依赖,虽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审判流程,却也无形中削弱了司法的权威性,这可能导致法律适用上的偏差与不公。司法机关应积极探索专业、多元路径,如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作为技术顾问或鉴定人作为案件审理的辅助专家,为法庭提供科学、准确的专业意见,进而对案件事实作出判断。


3.对非法采矿处理结论进行独立判断

非法采矿罪的符合性结论需要司法人员根据相关法律规范结合案件事实,运用三段论的推导方式得出符合刑法目的的案件结论。《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规定了非法采矿罪的构成内容。《解释》第三条规定开采的矿产品价值或者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在十万元至三十万元以上,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问题在于,如何认定“矿产品的价值”。


开采量的认定对案件至关重要,是能够决定案件走向、性质的关键参考数据。超范围采矿案例中关于开采量的认定呈现不妥当样态。例如在梁理德等非法采矿案中,该法院裁判存在三点判断值得探讨:首先,将被告人界内超量采矿的数额计算在总额中不恰当,因为行为人存在界内外混合开采行为,应当予以明确区分。其次,刑事案件证据的证明标准需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程度,与行政机关的证明标准相比更加严格。被告人供述与证人证明在采挖量的认定上存在出入,并缺乏能够直接证明实际采挖量的证据。最后,在开采量本身无法确证的前提下,价格认证中心作出的矿产价值认定是否具有可靠性,需重点审视其认定方式与材料基础是否满足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法院采纳矿产价值认定时,应当结合采空区测绘数据、生产台账记录等客观证据进行实质审查。对于犯罪构成要件的判断,虽然刑法在规定上以明示的方式将违反《矿产资源法》相关法律规范作为构成犯罪的前提,但是仍然需要根据刑法的特定目的进行判断,而不能直接使用行政机关所作出的判断与结论。


司法机关应独立、公正评估案件中的每一个细节,确保法律适用的准确性和公正性。“矿产品价值”这一核心问题,其认定过程往往成为案件审理中的焦点与难点,应明确“矿产品价值”的认定不仅仅依赖于市场交易价格。非法采矿行为往往涉及隐蔽性、非法性,交易价格可能受到多种非正常因素的干扰,难以真实反映矿产品的实际价值。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应当结合多种手段进行综合评估。司法机关也应当关注非法采矿行为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以及修复这些损害所需的成本。


五、结语

在立法规范上,既有的非法采矿行政立法与刑事立法存在非法采矿行为的定义不明确、矿产品价值参照标准不一致、已受两次行政处罚后再犯的规定不具体及特殊区域保护规范缺乏周延性等问题,导致了司法适用的混乱现象。非法采矿罪认定既存问题的根源在于刑事犯罪谦抑性理念落实不足、对具体案件实质解释不足、对犯罪构成符合性的独立判断尚不充分。刑事司法机关应厚植刑法谦抑性理念,从实质解释维度对非法采矿行为予以分析,并对行政机关移交的案件进行独立判断。具体而言,对申请延期许可期间进行开采的行为优先适用行政法予以规制;轻微刑事违法行为不应认定为犯罪行为;应结合法益和规范目的对违反行政法的行为予以妥当认定;刑事司法机关应将生态法益作为非法采矿罪的核心法益,明确生态法益侵害行为应达到的可刑罚性程度;对开采行为的认定、开采量的计算及行政机关认定的事实结论进行严格的独立判断。如是,非法采矿罪的认定才能回归理性,非法采矿行为的行政处罚与刑事犯罪之边界才能妥当二分。


2025年1月1日起实施的《矿产资源法》第一条规定“加强矿产资源保护,促进矿业高质量发展,维护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和矿业权人合法权益,保障国家资源安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该表述将矿产资源保护放在了突出位置,并强调了其在国家资源安全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然而,新修订的《矿产资源法》仍存在“开采行为认定”“矿产资源价值认定标准不一”“情节严重”等语焉不详、亟待规范予以明确的立法盲区。鉴于非法采矿案件的专业性与复杂性,后续需要进一步规范非法采矿行为、矿产资源破坏价值和矿产品价值的认定标准,以及完善证据收集和审查等关键环节。


来源:江西理工大学学报

王莉,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部教授

          杨逵,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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