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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返还条款”的适用困境、规范反思与理论重塑
作者:金燚 上传更新:2026-10-27 22:57
 一、引言

我国《刑法》第64条和《刑事诉讼法》第245条均规定“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下称“被害人返还条款”),明确了刑事没收以不损害被害人的财产权益为限,当行为人从其不法行为中获利并且被害人因此财产受损时,被害人的返还请求权具有阻却国家没收权的效力,司法机关追缴而来的涉案财物和被告人退赔的款项应当及时返还被害人。刑事返还作为涉案财物处置体系的关键环节,目前学界的研究大多聚焦于被告人退赃退赔方面,包括义务履行的制度构建、共同犯罪人退赔责任的确定、与量刑从宽的关联机制等,为贯彻“任何人不得从不法行为中获利”的法律理念和落实恢复性司法的刑事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也有效指导了司法实践中对违法所得的初步处置。

不过,现有研究大多是从国家打击犯罪、落实制裁效果的公权力视角切入,少有关注到私权利视角下被害人返还请求权的法理基础、运行逻辑以及实现路径等方面的问题。退赃退赔是国家课予犯罪行为人的一项公法义务(交出违法所得),请求返还是被害人基于犯罪而产生的一项民事权利(取回合法财产),两者对象重叠且目的互补,即退赃退赔与请求返还共同指向“违法所得的合理处置”,前者为后者提供义务保障,后者为前者提供权利归宿。如果被害人并不存在请求返还的事实和法律基础,那么退赃退赔也就无法达到相应的法律效果。只有首先确认相关主体在财产损失上的被害地位,并确定其所能够请求返还的财产范围和执行顺位,退赃退赔才有意义。

无论刑法还是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对“返还被害人”的规定都相当简略,这种概括性规定也给该条款的司法适用带来了诸多困难,包括如何界定返还的财产范围?如何明确刑事返还与普通民事债权的执行顺位?以及被害人不法原因给付情形下的返还规则等等。困境的根源在于学界和实务部门对“被害人返还条款”的法律属性和规范目的缺乏清晰的认识,未能有效厘清被害人返还请求权的权利基础,以及刑事返还与(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边界与衔接关系,进而造成“被害人返还条款”在司法适用中标准不一、尺度失衡。这不仅影响被害人财产权利的实现,也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存在一定差距。有鉴于此,本文将遵循“困境梳理—规范反思—理论重塑”的分析框架:首先,系统梳理并深度剖析“被害人返还条款”在司法适用中存在的现实困境;其次,对该条款的法律属性和规范目的进行反思,揭示相关争议的规范根源;最后,以该条款的规范功能为导向,对上述争议加以理论重塑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二、“被害人返还条款”的适用困境

受“重定罪量刑、轻财产处置”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我国《刑法》第64条对涉案财物处置的规定较为笼统,刑事诉讼法及其配套司法解释也没有对该条款的适用规则作出细化规定,导致司法机关在返还被害人财产时面临多重困境。

(一)困境一:返还被害人的财产范围界定不清

根据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被害人的财产权益可分为六种类型:一是犯罪行为直接造成被害人现有财产被转移的部分,如盗窃、抢劫等财产犯罪中被害人被窃取、劫取的财物。二是犯罪行为直接造成被害人现有财产被损毁的部分,如行为人故意将被害人的汽车砸毁从而造成其财产损失。三是因犯罪行为造成的被害人的财产性支出,如被害人因受到伤害而支出的医药费。四是因人身损害造成的间接损失,如被害人因受伤无法工作而产生的误工费。五是因财物损失造成的间接损失,如孳息、利息收入的丧失。六是精神损害赔偿。毋庸置疑,被害人对上述财产权益均享有民法上的返还请求权,理论上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者独立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和赔偿的基础。但与此同时,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又赋予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优先受偿的权利。由此便引发两大问题:其一,刑事诉讼中返还给被害人的财产范围与民事诉讼中被害人可以请求返还的范围,两者是否一致?其二,刑事返还与民事诉讼在保障被害人财产权益的功能上,应当如何划分边界,实现协同共治?

实务部门和学界对上述问题存在争议。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应只限于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行为侵犯和财物被犯罪行为损毁而遭受的物质损失,不包括因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的物质损失。对因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的物质损失,应当根据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处理,即应通过追缴赃款赃物、责令退赔的途径解决。”这意味着,刑事返还的对象仅限于被告人的违法所得,而对于上述类型二、三、四等其他财产损失,被害人只能通过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受偿。相反意见认为,刑事退赔应当具有损失救济的功能,除了强制犯罪行为人退出违法所得财物外,还应尽量救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所遭受的其他非违法所得类损失。行政法领域也有学者认为,行政处罚法中退赔的含义应解释为所有的财产性民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失,还可能包括精神抚慰金、违约金等类型的财产性民事责任。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也对刑事返还的救济功能予以认可。例如,在一起盗窃案中,被告人李某使用改刀将被害人曾某汽车后挡风玻璃撬开砸坏,将车内价值1150元的香烟盗走,被损坏的汽车后挡风玻璃价值2418元。最终法院以盗窃罪追究李某刑事责任,并责令其退赔并返还被害人曾某经济损失3568元。

“被害人返还条款”在返还范围上的困境,主要源于实务部门和学界对于该条款的法律属性和规范目的认识不清楚、不统一。若认为刑事返还的目的在于剥夺被告人的非法获利,从而恢复社会正当的财产秩序,那么利用被告人的“所得”来填补被害人的“所失”,才是应然之意。但若认为刑事返还同时还具有救济被害人的功能,就应最大限度保证被害人得到财产上的补偿。这也是下文需要首先厘清的关键性问题。

(二)困境二:刑事返还与民事债权的执行顺位冲突

我国涉案财物的返还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公检法三机关均拥有返还的权力。例如,被告人盗窃的财物,倘若权属明确且不影响诉讼正常进行,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均可以在审前及时返还被害人。但如果涉案财物权属复杂,被害人人数众多,或极有可能存在其他合法的民事债权人就涉案财物主张权利,则需要在案件审理结束后一并处理,后者通常发生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涉众型经济犯罪当中。

刑事返还在实践中的争议焦点在于:当存在其他合法的民事债权人就涉案财物主张权利,且被告人责任财产不够足额偿还时,应当按照何种执行顺位来返还被害人财产?理论与实践中形成了三类主要观点的交锋。司法解释秉持的是优先说。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13条明确了退赔被害人损失要优先于其他民事债权人受偿。核心理由在于:被害人要求退赔的权利属于物权请求权或者类似物权的请求权,故退赔被害人损失被赋予了一种“物权化”的效力,优先于其他普通民事债务的清偿。平等说作为学界的有力观点,从民事债权人公平受偿的立场出发,主张刑事诉讼中对财产的返还请求权与民事债权实质上均为同等债权,应当予以平等保护。上述争议背后的价值冲突,在非法集资类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当涉案企业已经严重资不抵债时,若严格依照刑事退赔优先的规则,必然会严重损害其他民事债权人的受偿权益。有鉴于此,区分说应运而生,该观点主张应根据生效判决的具体内容来界定刑事返还的法律效力。具体而言,当生效裁判为“追缴”时,由于赃款赃物的所有权本质上仍归属于被害人,因此追缴而来的款物只能返还被害人,而不能用于偿还其他民事债务;当生效裁判为“责令退赔”时,由于“赔”的部分来源于被执行人的合法财产而非赃款赃物本身,因此退赔请求不具有优先于其他民事债权的法律效力,应该与其他合法民事债权平等受偿。

上述论争看似是刑事返还与民事债权在执行阶段的顺位冲突,实则源于对刑事返还法律属性的不同理解。对此,有必要回到“被害人返还条款”的功能定位,并从民法视角对返还请求权的权利类型、权源基础及其实现路径加以梳理,从而在不同规范之间建立协调一致的解释框架。

(三)困境三:不法原因给付财产的返还规则不明

在财产犯罪中,被害人不法原因给付面临的最大困境是:被害人对其出于不法原因所给付的财产能否请求返还?以被害人出于谋求不法利益,因受骗而给付犯罪行为人财物的情形为例,司法实践中裁判立场并不统一。有的法院判决依法追缴被告人诈骗所得的财物,上缴国库;有的法院却判决将诈骗所得的财物返还给被害人。由此可见,司法机关对该问题的理解尚未达成一致,在处理不法原因给付财产时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不法原因给付是指基于违反强行法规或公序良俗的原因而为的给付。”关于民法上不法原因给付的法律后果,各国立法多采取否定返还的立场,其规范目的在于通过“让不法者承担不利后果”来实现一般预防。具体而言,该制度通过剥夺不法给付人要求返还的权利,向社会传递违法失德行为无利可图的信号,强化公众对公共秩序的重视和对善良风俗的认同,同时提高不法交易的经济风险,引导行为人在事前作出理性选择。虽然我国民事法律对此没有明文规定,但民法学界已经普遍接受了不法原因给付制度的规则。在不法原因给付财产的案件中,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当被害人给付财物的行为本身就构成犯罪或者行政违法时,根据《刑法》第64条对“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的规定、《行政处罚法》第9条对“非法财物”的规定,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1条对“直接用于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本人所有的工具”的规定,将给付的财物直接作为非法物品予以没收即可。比如行贿罪,如果被害人能够成立该罪(包括犯罪预备),给付款就可以作为“供行贿所用的本人财物”予以没收,此种情形一般争议不大。较为棘手的是另外一种情形:如果被害人基于不法原因给付财产,但被害人的行为尚不构成行政违法或犯罪时,则不能以非法财物为由直接从被害人处加以没收。比如诈骗罪,这是典型的侵犯财产罪,实施诈骗犯罪的行为人直接损害了财产给付人的财产权益,财产给付人当然属于诈骗犯罪的被害人,但是此类案件的特殊之处在于,被害人可能是出于不法目的而给付财物,其行为构成不法原因给付,从而产生了是应当将给付物作为被害人的合法财产予以返还,还是将其作为违法所得加以没收的问题。

不法原因具有多样性,在不同原因的给付中,给付人的主观恶性和给付行为的不法程度存在显著差异,相应的预防必要性亦不尽相同。若对相关财产一律采取“全有或者全无”的方式予以返还或没收,难免有失公允。因此,对于已经被认定为被害人合法财产的不法原因给付物,司法机关在返还时是否应根据不法给付人的具体情况予以比例扣减?就成为有待探讨的问题。然而,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对此均无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亦鲜有实质性考量。例如,被告人代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冒充招生老师,以办理多所大学入学资格为由收取25名学生入学报名费用共计人民币14万元,并全部用于个人生活消费。本案中,给付人具有通过非正当途径获取大学入学资格的不法目的,但法院仍认定代某构成诈骗罪并要求其向被害人退赔全部诈骗所得。

被害人不法原因给付对于财产合法性问题的判断,如果不考虑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通常很难得出妥当的结论。目前,对于不法原因给付情形下给付人是否享有返还请求权的问题,民法学界已经有较多讨论,但将研究成果运用到刑事案件中作为能否返还被害人以及返还范围的依据的研究,还相对较少。这种司法上的模棱两可和理论研究的不足,既容易使司法机关突破权力边界从而对公民合法财产权造成不当侵害,也可能放任部分财产给付人滥用权利,借此谋求不正当利益。因此,亟待对被害人不法原因给付之下财产的法律属性、返还的正当性基础以及返还的限度等问题进行分析。

三、“被害人返还条款”的规范反思

对于“被害人返还条款”的法律属性,目前主要存在公权说和私权说的对立。公权说认为,“发还是一种刑事实体处分,其实质并不等同于对被害人因犯罪所蒙受经济损失的恢复,与民法上的返还原物并不相同。……即便犯罪获利属被害人合法财产而返还被害人时,也并非出于对被害人的救济,只是附带达到了救济被害人的效果。”私权说主要是立足于被害人的民事返还请求权,认为“在刑事诉讼中,无论是被害人行使获得退赔权还是放弃获得退赔权,都属于因他人的违法犯罪行为而产生的一种私法权利”。本文认为,纯粹的公权说或私权说都不准确,两者均因片面聚焦单一维度而陷入理论局限,未能完整揭示出“被害人返还条款”的规范本质,刑事返还应当是一种公权力保障之下的不当得利衡平措施。

(一)公权说:制裁导向的理解及其局限

根据公权说,刑事返还服务于惩罚和预防犯罪的目的,与被害人的民事财产权保护无关。然而,公权说的局限在于,“被害人返还条款”在公法上的形式外观难以掩盖其私法权益保护的本质属性。

首先,从权利属性上看,被害人请求返还的本源是民法上的所有权,而非公法赋予的新权利。根据《民法典》第235条返还原物请求权的规定,被害人对自己的合法财产享有排他性支配权,即便财产被犯罪分子非法占有,所有权也并未转移。被害人要求返还其合法财产,本质上是行使所有权返还请求权,刑事程序仅为该权利的实现提供了强制力保障。不可否认,司法机关追缴、责令退赔并返还财产的行为,是履行维护社会秩序的公法职责,但该职责的核心目的是恢复被害人的私法权益,若抛开被害人所有权这一基础前提,返还也就失去了正当性依据。其次,从权利主体的自主性上看,民事请求权的核心特征是权利主体可自行主张、自主处分,这与公法权力的运行逻辑截然不同。在“被害人返还条款”中,被害人有权决定是否主张该权利,如果被害人明确放弃返还请求,此时司法机关不得强制返还;若被害人与犯罪分子达成和解,如以赔偿代替返还,只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司法机关应当尊重该私法处分行为。反观公法权利,以公诉权为例,公诉权不具有可处分性,公诉机关无权自行放弃,而是必须依照法律规定履行职责。最后,从规范功能上看,公权说倾向于将刑事返还理解为对被告人的惩罚或预防措施,从而将其纳入刑事制裁体系之中。这一理解难以说明刑事返还与罚金刑、没收财产刑之间的规范差异,若两者同属于对被告人不法行为的回应机制,返还被害人的优先性便缺乏充分的依据。

除了抽象层面的解释力不足,公权说在解释“被害人返还条款”所面临的司法困境时也显得力有不逮。具体而言:在返还范围上,公权说将刑事返还理解为对犯罪人的制裁措施,难以为返还范围提供明确的标准,实践中可能导致公权力对财产权的不当处置,将不属于“产自犯罪”的违法所得错误纳入返还范围,如犯罪报酬,甚至侵害被告人的合法财产。在执行顺位上,尽管司法解释和学界通说均主张被害人财产返还应优先于罚金与没收财产刑受偿,但公权说将刑事返还与财产刑作同质化处理,难以为被害人私权优先提供规范基础。在不法原因给付问题上,公权说的评价重心始终聚焦于犯罪人的不法获利,缺乏对被害人给付行为正当性的审查,从而忽视了其中可能存在的不法因素,难以在被害人存在过错时作出区分评价。

(二)私权说:救济导向的理解及其局限

根据私权说,刑事返还并非以惩罚犯罪为目的,而是对被害人合法财产权的民事救济方式,目的在于弥补被害人所遭受的利益损失。然而,私权说的局限在于:过于侧重从民事权利视角理解“被害人返还条款”,未能充分揭示其中蕴含的公法功能。

首先,“被害人返还条款”规定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追缴、责令退赔、没收和返还等涉案财物处置措施,均由司法机关依职权主动启动,无需以被害人提出请求为前提。即便被害人未明确主张返还,基于“国不与民争利”和“私权优先保护”的原则,司法机关亦应在案件办结后及时返还相关财产,这与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私法逻辑存在根本差异。其次,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明确将退赃退赔作为从宽处罚的考量因素;而拒不退赃退赔的,会被视为认罪悔罪态度恶劣的表现,进而对量刑产生不利影响。此种以刑罚威慑为后盾的制度安排,其强制力显然超出一般民事强制执行的范畴,体现出公法对私法权利实现的强化保障。最后,司法机关的返还义务是公法职责而非私法协助义务。根据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司法机关对涉案财物的保管、审查、处置、返还均负有法定职责,若未依法及时返还,被害人可通过申诉、控告等公法途径寻求救济。此类救济途径的性质在于对公权力运行的监督,而非私法请求权的行使。与此同时,在被害人身份不明或者无法联系的情形下,司法机关亦不会停止对涉案财物的处置,而是会依法采取保管或者上缴国库等措施,待条件具备时再行返还。此种处置方式,亦系基于公法职权的运行而非私法权利的直接行使。

除此之外,私权说同样难以解释“被害人返还条款”在实践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具体而言:在返还范围上,私权说将刑事返还简单等同于被害人所享有的民事返还请求权,倾向于以民事损害填补为参照扩大返还范围,模糊了刑事返还与民事赔偿之间的边界。在执行顺位问题上,私权说虽强调返还请求权的私法属性,但其内部并未对不同类型的财产权作出区分,因此难以说明为何该类请求权应优先于其他民事债权。在不法原因给付问题上,私权说忽视了刑事程序中公权力介入的结构性意义,尽管民法可以通过不法原因给付规则及过错评价对返还范围作出一定调整,但其基本立场仍是当事人之间的风险分配,难以回应《刑法》第64条所体现的“违法所得应予剥夺”的整体要求,从而在被害人存在过错、依民法规则不予返还的情况下,反而可能使被告人继续保有违法所得。

由此可见,既有学说的单一视角难以为上述实践困境提供一致且具操作性的应对方案,亟待对“被害人返还条款”的法律属性作出更为细致的阐释。

(三)公权力保障下的不当得利返还说:衡平导向的规范澄清

将“被害人返还条款”置于《刑法》第64条的整体框架中加以理解,其功能与定位取决于其在涉案财物处置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刑法》第64条规定了追缴、责令退赔、返还和没收四项处置措施。其中,返还和没收属于终局性处分方式,追缴与责令退赔属于前置性的控制手段,由此形成“控制—处分”的基本结构:前者旨在将涉案财物纳入司法控制,后者则据此对财产归属作出最终安排。具体而言,当违法所得原物尚存时,司法机关应通过追缴将其纳入控制范围,并优先返还被害人;在原物无法追回或者追缴成本过高时,则通过责令退赔实现价值上的替代控制,并同样遵循“优先返还、剩余没收”的处理顺序。

可见,返还与没收虽然以财产归属为据形成了分工,但在规范目的上具有内在一致性,即均服务于不法利益的剥夺与财产秩序的恢复。关于违法所得没收的法律属性,学界此前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讨论,可以为“被害人返还条款”的规范澄清提供重要参照。围绕其法律属性,学界长期存在刑罚说、保安处分说与独立法律效果说的分歧。相较而言,刑罚说受限于罪责原则与责任主体范围,难以覆盖无责任能力人与第三人占有不法利益的情形。保安处分说虽突破了罪责原则的限制,但其以危险防御为中心的解释路径,亦难以说明在违法所得已经灭失的情况下,为何仍需通过退赔加以处理的制度安排。相比之下,将违法所得没收理解为一种以不当得利剥夺为核心的衡平机制,能够更为充分地揭示其规范功能。有观点指出:“按照民法上不当得利的成立条件衡量时,刑法上的抢劫、抢夺、敲诈勒索也都是民法上的不当得利。”而不当得利的规范目的乃在去除受益人无法律上原因而受的利益,而非在于赔偿受损人所受的损害。独立法律效果说正是基于此,通过引入民法上不当得利的衡平理念,认为当行为人通过刑事不法行为取得财产利益且欠缺继续占有该利益的合法根据时,国家有权对该利益予以剥夺,以防止其继续保有不当得利,从而恢复正常的财产秩序。在不存在被害人的情形下,没收所实现的正是将不当得利“归于国家”的效果,德国学者也将其称之为“准不当得利之衡平措施”,从而独立于刑罚与保安处分。

在上述以不当得利剥夺为核心的规范框架下,当案件中存在被害人时,问题即转化为:同一不当得利应由国家取得,还是返还原权利人?《刑法》第64条通过“被害人返还条款”表达了明确的价值取向,即在能够识别权利归属的情况下,被害人对财物的返还请求权具有排除国家没收权的效力。没收与返还并非基于不同规范目的的对立制度,而是在同一不当利益调整框架下的两种实现路径:前者将不具有可保护性的非法利益收归国有,后者则用于恢复被害人原有的财产权利状态。据此,“被害人返还条款”的法律属性,不宜简单归入刑罚制裁或民事救济,而应理解为一种以公权力为保障与以不当得利调整为核心的衡平机制。刑事返还的根本目的并非通过金钱给付起到惩罚或者预防犯罪的作用,也非据此弥补被害人的所有财产损失,而是在于去除被告人无合法原因而享有的利益。需要强调的是,该不当得利的返还并非通过传统民事请求权的方式直接在当事人之间实现,而是依托国家对涉案财物的控制与再分配机制完成,其运行呈现出明显的公法化特征。在此意义上,刑事返还并非单纯的双方法律关系,而是一种以国家为中介的三方法律结构:在实体层面,行为人因不法行为取得利益,基于不当得利负有向被害人返还的义务;在程序层面,相关财物经由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进入国家控制范围,被害人并非直接向被告人主张权利,而是通过刑事程序请求国家机关履行返还职责。国家在此既非最终受益人,也非单纯的权利主体,而是作为恢复财产秩序的制度中介。正是在这三方法律结构中,“被害人返还条款”所体现的公权力保障功能与不当得利衡平功能才得以统一。

相较于公权说和私权说,上述理解在回应“被害人返还条款”的适用困境时展现出更强的解释力与指导意义:其一,在返还范围的界定上,以“不当得利的存在及其对应关系”为核心标准,能够有效区分不同类型的获利,并始终围绕“产自犯罪”的利益来划定返还边界。至于其他损害赔偿请求权,实际上与该条款的规范目的没有任何关联性,唯有借助单独的给付之诉予以解决。其二,在执行顺位上,该理论将刑事返还定位为对不当得利的优先恢复,被害人所享有的是一种类似物权的追索请求权而非一般债权请求权,从而为其在执行上的优先地位提供了理论支撑。其三,在不法原因给付问题上,通过引入民法上不当得利的衡平理念与公法上的比例原则,能够在给付人过错与受领人刑事不法之间进行动态权衡,对返还范围和数额作出弹性调整,从而避免陷入“全有或者全无”的判断误区。

四、“被害人返还条款”的理论重塑

以公权力保障下的不当得利衡平为分析框架,可以分别从规范射程、实现机制及不法原因给付的评价与处理三个维度,系统回应“被害人返还条款”的适用问题,并据此推进其理论重塑。

(一)“被害人返还条款”的规范射程

刑事返还的范围应以“产自犯罪”的违法所得为限,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对自身的财产损失仅享有返还原物请求权与偿还等值财产请求权。

1.返还范围:“产自犯罪”的违法所得

根据违法所得取得的原因,违法所得可以分为两大类:犯罪行为的报酬和犯罪行为所得之物。前者是指行为人因实施不法行为而取得的对价或报酬,后者是指行为人因实现犯罪构成要件而直接获得的财产增长。例如,甲委托乙抢劫丙,乙从丙处劫取到10万元并交付给甲,乙因此获得了1万元的酬劳。此案中,1万元属于乙的犯罪报酬,10万元属于甲和乙“产自犯罪”的利益。犯罪的对价或报酬并不是被害人所失去的财产上利益,被害人对其并没有请求权基础,应该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属于被害人合法财产范围的,只能是直接“产自犯罪”的违法所得,让被害人取回因犯罪所失去的财产上利益,才是“被害人返还条款”的题中之义。

“产自犯罪”的违法所得不仅包括直接所得,还包括间接所得。间接所得是指通过直接所得的增值和经营而取得的利益,主要包括三种形态:一是违法所得直接产生的收益,如将赃款存入银行产生的孳息、被偷来的母鸡产下的鸡蛋;二是违法所得被部分或全部转化的其他财产以及收益,如以直接所得购买的房产;三是违法所得被投资所产生的收益,如将违法所得用于购买股票、投资建厂等活动所产生的利润。不过,并非所有间接所得都能返还被害人,只有那些能够证明是被害人自身因刑事不法行为所失去的财物(包括原物和转化物)以及与该财物具有直接从属性的孳息或法定利息,才能够请求返还。譬如,抢劫犯石某伙同他人抢劫银行存款共计人民币208万余元,个人分赃100余万元。此后石某将该赃款投入房地产行业,16年后案发时,其投资收益已逾亿元。本案中,违法所得投资收益的数额已经远超被害人当年的财产损失,对于该部分收益应予以没收还是归被告人保有,学界与实务部门均存在较大的争议,但基本达成共识的是,违法所得及其收益不能全部返还被害人,返还范围仅限于被抢本金(应将货币通货膨胀率考虑在内)及银行同期利息。

“产自犯罪”的违法所得在形式上并没有限制,不仅包括货币、物品等财物,还包括财产性利益,如占有他人房屋的使用利益、招待吃喝旅游的费用、污染环境者违法节省的环保开支等。比如,在骗免债务型诈骗罪中,被告人冯某谎称可以帮助被害人胡某及其朋友的孩子办理入学和入职等,胡某基于错误认识,通过微信向冯某转账及免除债务等共计人民币近两万元,相关款项均被冯某挥霍。冯某成立诈骗罪,被害人胡某因受欺诈而放弃已成立的财产返还请求权,这部分财产损失属于典型的财产性利益,应通过责令退赔的方式返还被害人,才能满足被害人返还条款所欲达到的规范目的。又比如根据《刑法》第212条的规定,涉税犯罪在执行前应当先由税务机关追缴税款,说明税务机关作为代表国家行使征税权的行政机关,享有对纳税义务人缴纳税款的公法请求权。偷逃的税款本质上属于行为人以节省开支的方式,反向达成的整体财产实际增值形态。由于此种违法所得在形态上属于自始就不可能针对原物而没收的客体,因此可以采取责令退赔的方式,责令行为人支付与节省开支额度相当的等值财产。

2.权利类型:返还原物请求权和偿还等值财产请求权

由于“被害人返还条款”的本质属性是一种在公权力保障之下的不当得利衡平措施,其规范目的在于客观上恢复被害人因刑事不法行为而直接遭受的财产损失,维护财产秩序。因此,被害人的财产损失与违法所得之间以刑事不法行为为中心,呈现出“你所得即我所失”的对应关系。只有被害人所遭受的财产损失和行为人的财产增长呈现出镜像般此消彼长的关系时,该违法所得才在发还的范围之内。这也意味着,并非被害人遭受的所有物质和精神损失都有优先受偿的效果。根据镜像性的要求,被害人在刑事返还程序中对其财产损失享有的请求权,仅包括以不当得利受损人身份可以行使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和偿还等值财产请求权,而不包括其他一般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比如,在故意毁坏财物犯罪中,虽然被害人具有财产损失,但是行为人并未因故意损毁行为而使自身财产获得增长,因此不符合镜像性的要求。又如,在故意伤害犯罪中,被害人不会因自身健康受损而产生财产上的收益,也不会因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满足而使其健康得以“恢复”,同样不符合镜像性的要求。虽然民法上承认被害人因其财产、身体、精神、名誉上的损害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但也只能通过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进行,被害人不得在刑事诉讼中请求就被告人的合法财产予以返还。

(二)“被害人返还条款”的实现机制

在界定“被害人返还条款”规范射程的基础上,被害人围绕其财产损失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因请求权基础不同而呈现出结构性分化:对于与违法所得具有直接对应关系的部分,应通过不当得利返还加以恢复;对于超出该范围的损失,则应通过侵权损害赔偿机制予以填补。正是在这种“返还—赔偿”二元分化的格局下,被害人财产权利的实现机制得以清晰呈现。

1.权利类型分化下的刑民程序分流

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以剥夺“产自犯罪”的违法所得为目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以填补被害人损失为目标。两类权利在规范目的、权利范围及财产来源上的差异,决定了其在实现路径上的程序分流具有内在必然性。

具体而言,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所对应的财产,来源于行为人因犯罪行为取得的违法所得,其实现仅涉及对不法利益的剥夺,通常并不直接触及行为人的合法财产。仅在违法所得原物灭失或难以追缴时,返还原物请求权方才转化为等值财产偿还请求权,以实现对违法所得的替代性返还。此时,虽然形式上涉及对犯罪行为人一般责任财产的处分,但从规范评价上看,该等值返还并非基于新设债权关系对合法财产的再分配,而是系原有返还请求权在给付不能情形下的延伸,其规范基础仍然在于不当得利,而非侵权责任。由此也决定了,其范围被严格限定于违法所得及其孳息的价值范围之内,不得扩张至被害人的全部损失。在此意义上,偿还等值财产本质上仍是对既有财产权被侵害状态的恢复,可以在刑事程序中依托国家对涉案财物的控制直接实现。与之相对,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以损害填补为核心,其实现通常表现为对行为人合法财产的强制转移,涉及侵权构成要件的审查、因果关系的认定以及赔偿范围的确定,具有典型的债权性特征。若要求刑事诉讼在完成没收决策之际,同时处置侵权行为的认定以及赔偿事项,不仅会显著增加刑事程序的证明负担与裁判复杂性,也可能导致程序功能的过度扩张。

正是在上述权利类型分化的基础上,现行司法解释对被害人财产权利的救济路径作出了不同的安排:对于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情形,依法追缴或责令退赔后予以返还;而对于人身损害、财物损毁等情形,则引导被害人通过附带民事诉讼或独立民事诉讼主张侵权损害赔偿。这种制度设计,实现了不当得利返还与侵权责任之间的分工:前者侧重不法利益的剥夺与原状恢复,后者则承担损害填补与利益再分配的任务。

2.权利竞合情形下的清偿顺位

在被害人的多元请求权并存且责任财产不足时,如何确定不同请求权之间的受偿顺位,构成了“被害人返还条款”实现机制的另一核心问题。

平等说和区分说的提出,主要源于非法集资类型案件中的现实困境:参与人数众多、涉案金额巨大但行为人责任财产严重不足。在此类案件中,被害人与一般民事债权人均表现为资金出借人,其权利外观与合同债权高度相似,从而强化了将各类请求权一体对待的实践倾向。尤其是在刑事程序启动之前,部分当事人已通过民事诉讼途径取得了生效判决,若在执行清偿顺位上劣后于刑事退赔,容易被理解为有违形式上的平等性。同时,实践中通常难以及时识别集资参与人的行为性质,也难以预判程序走向,因而有观点主张不宜作差异化处理。

然而,上述主张虽然体现出形式上的平等,但从不当得利衡平的规范结构出发,仍存在可商榷之处。首先,将不同类型的请求权统一纳入比例分配体系,实质上忽略了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普通债权在权利性质上的差异,动摇了物权优先于债权的基本法理。其次,将犯罪行为所生不法利益的风险在被害人与普通债权人之间平均分担,忽视了被害人损失的被动性与不可归责性,偏离了不当得利制度剥夺不法收益的规范旨趣。再次,刑事程序的启动取决于国家对行为违法性的评价,而非当事人的策略性选择,即便当事人事前难以预见程序走向,这种不确定性亦属于交易风险的一部分,不应成为重塑清偿顺位的理由。最后,区分说以原物是否存在为标准,将清偿顺位的判断系于追缴或责令退赔的裁判形态,实质上是以经验判断替代规范判断,难以为被害人权利的实现提供稳定预期。相比之下,从权利性质与责任层级出发确立清偿顺位规则,更有助于维持规范体系的内在一致性,回应复杂案件中的多元利益冲突。

基于此,在公权力保障之下的不当得利返还框架中,刑事返还优先说具有更为稳固的法理基础。首先,从权利性质上看,被害人基于不当得利所享有的返还请求权,本质上属于具有追及效力的准物权请求权。如果原物灭失,其所对应的等值财产偿还请求虽在形式上表现为债权,但系原有返还请求权在给付不能情形下的延伸,具有准物权效力,其核心在于恢复既有财产归属,而非通过新设债权实现利益再分配。相较之下,普通民事债权无论来源于合同还是侵权,均属于请求债务人履行给付义务的债权性权利,其实现以债务人一般责任财产为限,不具有对特定财产的支配或追及效力。据此,基于物权优先于债权的基本法理,被害人的返还请求权在顺位上应优先于普通债权。其次,从责任性质上看,刑事返还所针对的是行为人因违法行为取得的不当利益,其本质属于应当优先剥夺的非法财产增量;而普通民事债务则多源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合法交易关系,其风险原则上应当由当事人自行承担。两者在责任基础上的差异,决定了其不应处于同一清偿顺位。最后,从制度效果上看,若允许将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用于优先清偿普通民事债务,则可能诱发行为人通过负债安排转移不法利益,从而规避刑事返还或退赔责任。这不仅削弱了“任何人不得从不法行为中获利”的基本原则,也会动摇刑事法对经济犯罪的预防功能。因此,对违法所得的优先剥夺,本身即是刑法向社会传递犯罪无利可图信号的重要制度保障。

(三)被害人不法原因给付的规范评价与处理路径

当给付人基于不法原因给付财产,但其行为尚未达到行政违法或犯罪的程度,且涉案财产不能直接认定为非法财产并予以没收时,该给付人能否依照《刑法》第64条主张其作为被害人,对已交付的财产享有返还请求权?例如,在诈骗案件中,给付人因受骗而交付财物,或者在非法集资类案件中,集资参与人为了获取明显高于正常利率的收益而交付财物,是否均可请求返还?理论与实践对此均存在较大争议。于此情形下,不法原因给付已不再是单纯的民法适用问题,而转化为一个需在公权力保障框架下统筹“不法利益剥夺”与“行为规范指引”的规范评价问题。

1.不法原因给付情形下返还请求权的成立条件

解答前述问题,关键在于厘清两项前提:其一,民法框架下不法原因给付的法律后果;其二,不法原因给付物能否成为财产犯罪的侵害对象。唯有在财产犯罪成立的前提下,给付人才具有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地位,从而得以对给付物主张返还请求权。依照民法上不法原因给付制度的规则,给付人将丧失请求财产返还的权利,在受领人涉嫌犯罪的场合,该给付物能否成为财产犯罪的对象,就成为关键分歧所在。理论上存在“违法判断多元性”和“违法判断相对性”的争议。前者强调不同法领域在价值目标上的独立性,认为即便是民法上不予保护的不法原因给付物,同样可以成为侵占罪等财产犯罪所保护的对象,可以将不法原因给付物返还被害人;后者则主张法秩序内部应保持协调一致,对于民法上不予保护的利益,不宜认为侵害该利益的行为具有刑事违法性。因此不法原因给付物原则上不能成为财产犯罪的保护对象,也不应予以返还。应当说,“法秩序统一性原理是处理不同部门法之间的矛盾时应遵守的基本规则,具有不可动摇的性质”,在财产关系的认定上,刑事法律应尽可能与民事法律保持一致。对于民法上不予保护的不法原因给付物,若仍能通过成立财产犯罪的方式强制返还,无异于借助刑事手段为不法交易提供事后保障,不仅破坏了法秩序内部的协调,也背离了刑事返还制度剥夺不法利益的规范目的。因此,原则上不应承认针对不法原因给付物可以成立财产犯罪,不法给付人亦不得主张作为被害人请求返还给付物。

但需要注意的是,“不法原因给付不予返还”的原则并非没有例外。《德国民法典》第817条和《日本民法典》第708条均规定,当不法原因仅存在于受领人一方时,不在此限。学界和实务部门的多数观点认为,应当对这一“但书”规定采取相对宽松的解释,即当不法原因仅在于或者主要在于受领人一方时,应当对不法原因给付制度进行目的性限缩,例外地肯定不法给付人的返还请求权。比如,当给付人是因受到欺骗而实施不法原因给付时,不法原因给付的诱因在于实施欺骗行为的受领人而非给付人,正是受领人的欺骗行为使得给付人陷入认识错误并且在这种认识错误的影响下实施了给付行为。虽然给付人确实具有促成不法情事的意图,但考察双方行为的不法程度,显然是受领人欺骗行为的不法程度更高,此时的预防必要性与其说在于给付人,毋宁说在于受领人。若否定给付人的返还请求权,在法秩序统一性的要求之下可能导致行为不法程度更高的受领人难以成立相应的财产犯罪,显失公平。当集资参与人因受到高额利息的引诱而实施不法原因给付时,也是相同的道理,不法原因主要在集资人一方。相比之下,此时肯定给付人仍然可以请求受领人返还所受利益才能更加契合不法原因给付制度的意义和目的。

正是因为不法原因给付制度的这种例外,我国刑事司法实务普遍认为,在非法集资类案件中,即便集资参与人在参与金融活动时没有尽到必要的审慎义务,甚至为了盲目追求高额收益而放任风险的存在和发生,仍然应将集资参与人视为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其享有对所支付本金的返还请求权。同样,在受领人欺骗给付人不法给付财产的情形中,学界压倒性的观点认为受领人仍然构成诈骗罪,给付人属于诈骗罪的被害人,同样享有对被骗取财物的返还请求权。近年来,不少司法裁判也对此予以认可。

2.不法原因给付情形下返还范围的衡量与限制

与普通刑事案件不同,不法给付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被害人,其自身通常存在一定过错或行为瑕疵。当被害人基于不法原因将财物终局性地转移至犯罪人占有时,该给付行为本质上属于对财产权的滥用。财产权作为宪法所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权利人对财物的使用、处分和收益,均应恪守宪法确立的正当边界。被害人的前述过错与行为瑕疵,已然超出了财产权正当行使的规范限度。

不过,这种背离是否影响财物返还范围,以及影响程度如何,尚无明确答案。对此问题的解答,不能采取“全额返还”或“不予返还”的简单判断逻辑,而是应当根据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和比例原则的要求,结合不法原因的归属主体与给付行为的过错程度,划分“不法原因仅在于受领人一方”和“不法原因主要在于受领人一方”两种情况并区别对待。也就是说,既要通过刑事制裁精准打击财产犯罪,又要通过对被害人的过错评价,规范公民财产权的正当行使,避免因过度保护有瑕疵的给付行为而引发道德风险,同时也防止因过度限制返还范围而背离财产权保障的宪法精神。需要注意的是,比例原则虽然发端于公法领域,核心功能是限制公权力的滥用,但随着公法与私法的相互渗透与融合,比例原则作为一种方法论工具,具有跨领域的普遍适用性。在民法领域可发挥平衡利益、防止权利滥用的重要作用。就返还被害人而言,比例原则的限制并非否定私权本身,而是通过目的与手段相匹配的判断方法,避免私权保护与其他法价值发生冲突。简而言之,就是在保护被害人财产权益的同时兼顾对其过错行为的负面评价,对社会公共秩序作出维护以及对其他潜在交易主体的行为进行引导。这种差异化、比例化的评价模式,正是“被害人返还条款”规范属性的逻辑延伸与必然要求。一方面,返还的正当性基础,是行为人欠缺法律上原因保有涉案财物,在本质上契合不当得利返还的规范构造;另一方面,返还依赖司法机关依职权启动、审查与执行,其范围与限度需由公权力结合法秩序整体价值予以衡量。

当不法原因仅在于受领人一方时,此时财产犯罪的成立完全源于受领人的单方不法行为,给付人本身并无任何主观过错和行为瑕疵。典型情形包括受领人以绑架、敲诈勒索等暴力胁迫手段迫使给付人交付财物,或以虚构事实、伪造文件等单方欺诈行为骗取给付人财物。在此类案件中,给付人的给付行为系被动回应受领人的犯罪行为,其财产权的行使虽因外部强制而陷入非正常状态,但自身并未突破宪法预设的正当行使限度,财产权的合法性基础未受侵蚀,因此给付人所交付的财物仍属受法律保护的合法财产,理应全额返还。此种处理方式既符合刑事诉讼中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基本目标,也与不法原因给付制度中“制裁过错方、保护无过错方”的价值导向相契合,在行为人完全无正当理由受有利益、给付人无任何过错时,无需因不法原因的存在而对返还范围作出任何限制。

当不法原因主要在于受领人一方时,受领人仍属财产犯罪的主导者,给付人存在轻微过错,即未尽到一般人应尽的合理审慎注意义务,但其过错尚未达到主动引起犯罪、积极追求不法利益的程度。例如,给付人轻信受领人关于“内部渠道代办资质”“特殊关系解决升学问题”等虚假承诺,未核实对方资质或相关事项的合法性即交付财物,最终被受领人以诈骗手段侵占财物。此时,即便给付人的过错尚未达到行政违法或刑事犯罪的程度,也已然违背了财产权行使所应遵循的审慎义务,构成对财产权的不当行使。禁止权利滥用是我国民事法领域的核心规制原则,《民法典》第132条明确规定,“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该原则的宪法依据可追溯至《宪法》第51条,即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本质上为民事权利的行使划定了正当边界,防止权利异化为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工具。从规范属性来看,该原则并非刚性的法律规则,而是具有统领功能的权利行使准则,在具体适用中需结合案件情境进行价值权衡与利益衡量。

认定给付人构成财产权滥用,需要满足三项核心要件:其一,主观上存在可责难性。给付人对自身财产权的处分未尽到合理审慎义务,对交易的不法风险存在故意或过失的心态。其二,客观上实施了不当行使权利的行为。给付人基于不法原因将财物转移给受领人,该行为不仅未能实现财产权的合法增值或利用目的,反而为受领人的犯罪行为提供了物质条件,客观上加剧了财产犯罪的发生风险。其三,给付行为一定程度上给法秩序造成损害。给付人的不当给付行为虽然没有直接损害国家或他人利益,但违背了财产权行使应遵循的公序良俗与审慎原则,若不加规制则可能引发示范效应,导致类似不法交易增多,进而扰乱正常的财产秩序与社会管理秩序。正是立足于禁止权利滥用和恪守比例原则的要求,对有过错的给付人扣减返还财产才具有充分正当性。值得注意的是,此处运用比例原则对返还财产进行扣减,并非否定给付人财产权的合法性,而是在保障其基本财产权益的前提下,促使公民在处分财产时恪守审慎义务,避免因轻信不法承诺而陷入财产犯罪风险,最终实现规范权利行使和预防不法交易的双重目标。通过比例原则进行动态扣减,将给付人的过错与返还范围直接挂钩,被扣减的部分既是对给付人不当行使权利的警示性制裁,也是对财产权行使边界的明确宣示,从而在刑事程序中真正实现不当得利返还所追求的利益矫正目标。

当不法原因主要在于受领人一方时,以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为基础,并结合比例原则对返还范围加以限定,实为民事规范对财产权行使进行精细化规制在刑事领域的必要延伸。具体操作中,可根据给付人注意义务的违反程度、对不法风险的认知程度、对违法性的认识程度以及主观目的和动机等因素,由司法机关来确定返还比例。总体上,给付行为的不法程度越高,警示性制裁的数额就越高、返还的比例就越低;相反,给付行为的不法程度越低,警示性制裁的数额就越低、返还的比例就越高。尤其在当前涉众型经济犯罪与不法原因给付型刑事案件数量持续上升的背景下,“过错被害人财产的可保护性”已成为学界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我国相关司法解释的规范逻辑,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上述比例扣减的思路。例如,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在肯定了集资参与人对本金享有返还请求权的同时,否定其对利息、分红等收益的请求权。这一制度安排,正是司法机关结合不当得利矫正理念与比例原则,对返还范围进行合理调适的典型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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