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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代孕中介的刑法规制研究
作者:关莹莹 李政达 上传更新:2026-10-26 18:32
 摘要


在我国行政规章禁止商业代孕的制度背景下,代孕中介主导的地下产业链仍持续扩张,现行刑法规制亦难以有效回应。商业代孕中介行为具有组织化、持续性与营利性特征,其通过整合代孕母亲招募、供需撮合与地下医疗资源配置,将生育过程纳入可复制的市场化运作体系,进而对妇女人格尊严、儿童身份利益以及国家生育管理秩序构成系统性侵害。与此相对,现有罪名如非法经营罪、非法行医罪与非法拘禁罪,在保护法益、行为结构与规范目的上均存在明显错位,导致对此类行为的评价停留于局部违法性层面,难以覆盖其整体危害结构,进而呈现出刑法规制失灵。基于此,有必要从社会危害与规范失灵两个维度引入刑法介入,并在法益结构与宪法价值框架下,论证增设“组织商业代孕罪”的制度正当性与规范可行性,以实现对中介主导的代孕产业链关键环节的精准规制。



一、商业代孕中介的组织化运作及其治理困境

在我国行政规章明确禁止商业代孕的制度背景下,地下代孕活动仍然存在,并逐渐呈现出组织化、产业化趋势。研究表明,地下代孕活动往往依赖中介组织进行供需撮合、资源协调与流程管理,从而形成具有稳定参与主体和利润结构的隐性产业链。在这一链条中,代孕母亲、委托家庭、供卵者与医疗人员之间原本并不存在直接联系。中介机构通过招募、筛选与合同安排,对生育供需进行统一管理,并协调相关医疗资源完成辅助生殖技术环节。由此,生育过程被重构为以中介为核心的运作链条,女性身体被纳入可重复利用的生殖劳务体系,新生儿也被异化为可交付的“成果”。商业代孕之所以呈现产业化、规模化与地下化运行特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介体系的组织与控制能力。


代孕中介之所以成为商业代孕持续存在的重要推动力量,在于其将原本自然、亲密的生育过程转化为可组织、可管理并具有营利性的生物生产体系,使生育行为呈现出明显的产业化特征,具体如下:一是组织化与流程化。商业代孕已不再依赖私人之间的临时安排,而是以中介为核心节点,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人员配置、业务流程与利益分配结构。在实践中,部分中介机构通过设立生殖咨询公司或医疗服务公司,分别负责客户联络、供卵者招募、代孕母亲筛选以及医疗协调等事务,使代孕活动形成从供卵到婴儿交付的完整链条。二是集中管理与身体再利用。部分代孕中介通过集中住宿、统一管理等方式维持稳定的生育供给,使女性身体被纳入可反复调用的生殖劳务体系,其人格尊严与身体自主性受到明显削弱。在一些案件中,中介甚至通过限制人身自由等方式对代孕母亲进行集中管理,以确保妊娠过程顺利完成,呈现出明显的工业化运作特征。三是灰色医疗支撑体系。商业代孕通常依赖地下医疗网络完成促排卵、取卵和胚胎移植等关键技术环节。部分中介通过挂靠医生或临时搭建实验室实施相关医疗操作,并在监管压力下频繁更换场所与人员,以维持较强的流动性和规避监管能力。四是生命与身体的市场化。在商业代孕体系中,女性生育能力与新生儿生命被纳入合同化交易结构。一些合同甚至出现“包成功”“退单”等条款,使生命与身体被置于市场逻辑之下,明显违背人格尊严与儿童最佳利益原则。例如,在国际代孕纠纷中“Baby Gammy案”中,委托父母因婴儿健康问题拒绝带走孩子,该案凸显了生育被市场化后可能引发的伦理风险。总之,商业代孕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并不仅仅源于个体生育需求,更在于中介体系构建了可持续运转的盈利结构。由此,生育过程被进一步纳入可交易、可复制的生殖生产链条。


二、现行民事与行政规制的结构性失灵

商业代孕之所以在我国长期呈现禁而不止的状态,重要原因在于现行民事与行政规制未能对代孕中介主体形成直接、有效的约束。


第一,民法规制侧重合同救济,难以切断中介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07条及人格权编虽确立了禁止买卖人体组织与人格尊严原则,但司法实践多据此认定代孕合同无效。此种处理方式主要具有事后救济功能,难以发挥事前防控作用。在一些涉及强迫代孕的案件中,例如李某某收买被拐卖妇女案,被害女性被迫多次代孕,其身体权与人格尊严受到严重侵害。然而,司法处理主要针对个案犯罪行为,并未进一步触及代孕中介的组织运作机制。因此,民事规范虽能够否定代孕合同的法律效力,却难以阻断中介主导的产业链条再生产。


第二,行政法规制对象错位与处罚力度不足的问题。自2001年起,《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虽明令禁止代孕,但其规制对象主要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并未直接覆盖代孕中介主体。此后,《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九条、《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4条及相关规章虽加强了许可与宣传监管,但这些规定主要间接覆盖代孕推广环节,难以直接规制中介组织行为。例如,在武汉中投和盛医疗投资有限公司案中,该机构长期组织代孕业务并从中获利,但最终仅因无照经营受到行政处罚。类似情形表明,地下代孕活动往往依托流动性较强的灰色医疗网络运行,行政监管难以及时识别并有效干预。


总体而言,商业代孕禁而不止的根源并不在个体生育需求本身,而在于中介体系通过组织化、营利化运作,使代孕活动形成能够持续复制的产业结构。现行规制主要依赖合同无效、行政处罚等手段,缺乏针对中介组织行为的直接法律责任安排。这导致违法成本明显低于潜在收益,难以形成有效威慑。在此背景下,仅依赖民事与行政手段已难以实现有效治理。由此需进一步追问,是否有必要通过刑法介入,对商业代孕中介的组织行为进行明确规制,以更为有效地保护妇女权益、儿童利益以及社会公共秩序。


三、商业代孕中介行为的刑法介入之必要性与合理性

(一)刑法介入之必要性:基于社会危害与刑法规制失灵的分析

1.组织商业代孕的社会危害

组织商业代孕并非仅限于个别家庭的私人选择,而是在实践中逐渐演化为由中介主导、具有持续供给能力的组织化生育运作体系。该体系以牟利为核心,通过组织化、链条化运作,将女性生育能力与新生儿生命纳入交易结构之中,使生育活动由自然行为转化为可复制的生产过程。其社会危害性集中体现为对多重法益的侵害。


第一,对妇女人格尊严与身体自主权的实质侵害。在商业代孕体系中,代孕母亲通常来源于经济弱势群体,其生育行为往往受到中介组织与合同安排的双重控制,生育能力被视为可定价、可重复利用的劳务资源。在刘凯、谢丁、肖湘案中,中介组织通过集中安置、限制人身自由等方式,使代孕女性长期处于受控状态,并将其子宫化为单纯的生育工具,女性人格尊严与身体自主权受到严重侵害。该案表明,商业代孕并非单纯的个体选择,而是建立在对女性身体资源进行制度性利用基础上的产业化运作。这种运作模式对以人格尊严为核心的基本法秩序构成了直接冲击。


第二,对儿童人格与身份利益的损害。在商业代孕体系中,婴儿往往被预设为合同履行中的交付对象,其身份形成更多依附于交易安排,而非自然家庭关系。一些代孕协议甚至包含性别选择、健康风险终止等条款,使儿童在出生之前即被纳入市场逻辑之中。在相关案件中,代孕所生婴儿被跨境转移甚至出售,生命被视为可以交易的对象。一旦发生弃养、拒收或合同纠纷,儿童还可能面临身份登记困难、监护关系不稳定及社会保障缺失等问题,从而对儿童最佳利益原则造成实质性损害。


第三,对公共医疗秩序与生育管理制度的破坏。商业代孕活动通常依托地下医疗网络实施取卵、胚胎移植等高风险辅助生殖操作。由于缺乏必要的资质审查与医疗监管,此类行为往往在非正规医疗场所进行,并存在较大的医疗安全隐患。在曾某非法行医案中,被告人多次在非医疗机构实施取卵及相关操作。即使曾受到行政处罚,其仍持续组织代孕活动。该案反映出,地下生殖医疗体系具有较强的替代性与再生能力,行政监管难以形成持续、有效的约束机制,进而削弱国家医疗管理秩序与公共卫生安全。


第四,对社会伦理秩序与生命价值的冲击。商业代孕通过将生育行为纳入市场交换逻辑,使母子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被契约关系所替代,从而动摇人格与生命不可商品化的社会共识。当生育活动进入交易结构后,女性身体与新生儿生命逐渐被价格所重构,生命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被经济价值所替代。有学者指出,这种制度化的商品化趋势将对社会伦理秩序产生深远影响,并可能侵蚀以人格尊严为基础的价值体系。


2.现有罪名的适用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目前尚未针对商业代孕中介行为设立专门罪名。司法实践中,相关行为通常通过非法经营罪、非法行医罪等罪名进行替代评价。此种替代适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刑事规制空白,但相关罪名在保护法益、行为结构及适用范围方面仍存在明显局限,难以准确反映商业代孕的本质危害与规范需求。


第一,非法经营罪的法益保护不周延。《刑法》第225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旨在维护国家许可管理体系与市场准入秩序,其核心保护法益是市场经济秩序。然而,商业代孕中介行为的危害并不限于经济秩序,还直接涉及妇女人格尊严、身体自主、儿童身份利益以及社会生育伦理等多重法益。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往往以非法经营罪评价代孕中介行为。例如,在武汉晴天助孕公司案中,涉案机构通过发布广告、招募代孕母亲并组织代孕流程,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代孕产业链,但最终仅因无证经营受到处罚。该案表明,以非法经营罪评价代孕中介行为时,司法裁判往往只能关注经营许可问题,难以对代孕过程中的人格侵害、身体风险及儿童身份问题作出实质评价。一方面,从保护的法益结构看,非法经营罪保护的是市场秩序,而商业代孕中介行为侵害的则是妇女人格尊严、身体自主以及儿童身份利益等不可让与的核心法益。二者在价值层级与规范目标上存在明显差异。因此,非法经营罪虽然能够在形式上规制无证经营行为,却难以充分体现商业代孕所涉及的伦理风险与人格侵害。另一方面,从规范逻辑看,非法经营罪通常以某一行业存在合法许可空间为前提,而商业代孕在我国属于被明确禁止的行为,本身并不存在合法经营的可能。若以非法经营罪作为主要评价路径,容易将本应禁止的行为理解为“未经许可的经营活动”,从而造成规范逻辑上的偏差。所以,非法经营罪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代孕中介行为进行形式规制,但由于其保护法益与行为结构均与商业代孕存在明显差异,难以完整反映该类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第二,非法行医罪的主体性与保护权益偏差。非法行医罪规定于《刑法》第336条,是司法实践中处理商业代孕案件时较为常见的罪名。该罪的规制核心在于“未取得医师资格实施诊疗活动”,主要保护医疗管理秩序以及患者生命健康。然而,在商业代孕实践中,中介通常并不直接实施医疗操作,而是通过合作诊所、挂靠医生或外包手术等方式组织相关医疗行为。这导致行为归责与法益评价出现明显偏差。在实践中,部分案件虽以非法行医罪处理,但裁判重点往往集中于是否存在无证施术行为,而难以反映代孕中介对整个生育流程的组织控制。例如,在深圳安得颐养堂案中,涉案场所并未取得医疗许可,却配备手术设备,并实施促排、取卵等操作。司法机关最终以非法行医罪对相关行为进行评价,但判决主要关注医疗行为本身的合法性,并未充分评价中介组织在代孕链条中的主导作用。一是从犯罪主体看,非法行医罪主要针对未取得医师资格实施诊疗活动的个人。商业代孕中介通常并不直接实施医疗操作,而是通过招募代孕母亲、协调医疗资源以及组织生育流程获取利益。在此结构下,中介虽为代孕活动的核心组织者,却往往难以被纳入非法行医罪的主体范围。二是从保护法益看,非法行医罪旨在维护医疗管理秩序与患者生命健康,而商业代孕所侵害的法益更为复杂。其危害不仅涉及医疗安全,还包括妇女人格尊严、身体自主以及儿童身份利益等核心价值。若仅以非法行医罪评价相关行为,规范关注将局限于医疗操作的合法性,难以回应代孕中介市场化运作所引发的伦理与人格风险。因此,非法行医罪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制代孕相关医疗行为,但其犯罪主体与保护法益均与商业代孕中介行为存在明显差异,难以全面反映组织化商业代孕的本质危害,也难以对中介主导的代孕产业链形成有效约束。


第三,非法拘禁罪的规范目的不匹配。非法拘禁罪规定于《刑法》第238条,旨在规制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其核心保护法益是公民的人身自由。然而,组织化商业代孕的运行机制并非单纯限制行动自由,而是通过合同安排、经济依附以及医疗控制等方式,将女性生育能力纳入持续性利用的生殖运作体系。若仅以非法拘禁罪评价相关行为,容易将其简化为一般的自由侵害,从而遮蔽商业代孕中介对女性身体自主与人格尊严的系统性控制。在刘凯、谢丁、肖湘案中,中介组织将多名代孕女性集中安置,并限制其行动,以确保代孕过程顺利进行。表面上看,该行为符合非法拘禁罪的构成要件,但其目的并非单纯剥夺人身自由,而是通过集中管理维持代孕活动的持续运作,使女性生育能力被纳入稳定的生产流程。这一结构表明,限制人身自由只是维持代孕产业链运行的手段,而非行为本身的最终目的。从规范评价角度看,以非法拘禁罪处理组织化代孕中介行为,至少存在三方面局限。一是在规范目的上,非法拘禁罪主要针对对人身自由的直接侵害,而商业代孕中介行为的核心问题在于对女性身体自主权与人格尊严的持续性控制。二是在保护法益上,非法拘禁罪保护的是行动自由,而商业代孕涉及的法益还包括妇女人格尊严、儿童身份利益以及社会生育秩序等更为复杂的价值结构。三是在责任结构上,非法拘禁罪通常体现为直接的暴力或胁迫行为,而代孕中介往往通过合同安排、经济依赖及组织管理形成持续的控制与约束,其危害具有持续性与系统性。因此,若仅以非法拘禁罪评价组织化商业代孕中介行为,容易将其降格为单纯的人身自由侵害,从而忽视其对女性身体自主、儿童身份利益以及社会伦理秩序所造成的深层影响。这种规范错位不仅难以准确反映行为的真实危害,也难以对代孕中介主导的产业结构形成有效规制。


(二)刑法介入之合理性:法理基础与制度正当性的证成

在确认刑法介入必要性的基础上,尚需进一步论证其是否具备规范正当性与合理限度,即刑法介入是否符合现代刑法的基本原则与制度逻辑。对此,可以从刑法谦抑性、比例原则、宪法价值基础以及比较法经验四个方面加以证成。


第一,符合刑法谦抑主义的要求。刑法谦抑并不意味着刑法的消极退出,而是要求在其他规范手段不足以有效规制时,刑法进行必要且精准的介入。以武汉晴天助孕公司案为例,涉案中介通过发布广告、招募代孕母亲并组织完整代孕流程,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产业链运作,但最终仅因无证经营受到处罚,未能对其中介组织行为本身作出实质评价。该案表明,现有民事与行政规制难以有效约束中介主导的组织化代孕活动。民法虽然可以宣告代孕合同无效,但其调整对象主要限于个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对组织化中介行为缺乏直接规制能力。同时,民事责任以事后救济为主,难以弥补身体损害、人格侵害及儿童身份风险所造成的不可逆后果。行政监管则主要围绕医疗机构与执业许可展开,对中介组织本身缺乏明确规制路径。在实践中,中介往往通过更换场所、人员或合作机构规避监管,使行政处罚难以形成持续性威慑。所以,若将刑法规制对象限定为组织化、营利性中介行为,同时对个体性生育行为保持必要克制,既有助于发挥刑法的法益保护功能,也能避免刑罚权的不当扩张。


第二,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比例原则要求刑法作为最严厉的制裁手段,应当在其他规范手段不足以有效规制时方可介入,并在必要性与相当性之间保持平衡。当前,商业代孕中介行为呈现高额利润驱动与跨区域运作特征,行政处罚难以改变违法成本低、违法收益高的失衡状态,规制效果有限。同时,此类行为不仅侵害妇女人格尊严与身体自主权,还可能对儿童身份利益及公共医疗秩序造成持续性影响,其危害范围明显超出一般民事纠纷。在此背景下,引入刑事责任作为补充性规制手段,能够对中介组织的核心盈利结构形成直接约束,从而在保护重要法益与限制刑罚权之间实现相对均衡。


第三,具备宪法价值基础。从宪法价值层面看,生育自由虽应受到尊重,但并非绝对权利,其行使不得侵害他人人格尊严与公共利益。商业代孕通过市场机制重构生育过程,使女性身体与新生儿生命可能被纳入可配置的资源体系,从而突破权利行使的正当边界。宪法所确立的人格尊严原则,以及国家对妇女权益保护与儿童利益保障的基本义务,要求对该类行为进行必要限制。在此意义上,刑法介入并非对生育权的否定,而是在多元价值冲突中,通过限制性规范实现对人格尊严与公共秩序的优先保护,因此具有充分的规范正当性。


第四,符合比较法经验与制度发展趋势。从域外实践看,尽管各国在代孕规制模式上存在差异,但对商业性、组织化代孕行为,普遍采取严格限制甚至刑事规制。例如,《法国刑法典》第227-12条对代孕掮客行为规定了刑事责任,《德国胚胎保护法》亦禁止任何形式的代孕商业中介活动。相关立法例表明,当代孕活动演变为组织化、市场化的产业结构时,刑法往往被作为维护人格尊严与公共秩序的重要制度工具。因此,将刑法规制引入商业代孕中介领域,既具有比较法依据,也符合制度演进的一般趋势。


四、新增罪名的立法构建

(一)罪名命名:组织商业代孕罪

关于新增罪名的命名,学界主要提出“代孕罪”“非法代孕罪”以及“组织商业代孕罪”三种方案。综合比较后,本文认为,“组织商业代孕罪”更能准确反映行为本质与刑法规范目的。


第一,“代孕罪”的命名范围过于宽泛。部分观点主张将所有具有营利或违反伦理的代孕行为纳入刑法规制,但这种命名方式容易模糊刑法干预的边界。刑法作为最后手段,应遵循谦抑原则,仅针对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进行规制。若将所有代孕行为一概入罪,不仅可能将非营利或个体辅助生育行为纳入刑事评价范围,也容易使刑罚干预范围过度扩大,从而突破刑法谦抑性的基本要求。


第二,“非法代孕罪”的命名存在较强的行政依附性。“非法”概念通常以违反行政管理规定为前提。若将其作为罪名核心要素,刑法评价将过度依赖行政许可体系,难以体现刑法自身的法益判断逻辑。刑事立法的根据,应当是对人格尊严、儿童利益以及公共秩序等重要法益的保护,而不应仅以是否违反行政命令作为判断标准。若将罪名表述为“非法代孕罪”,不仅难以明确行为边界,也无法突出商业代孕所具有的组织化与营利化特征。


第三,“组织商业代孕罪”更能准确反映行为结构。有学者指出,商业代孕的核心问题并不在于生育行为本身,而在于中介通过组织化方式将生育能力纳入交易体系,从而形成具有稳定利益结构的地下产业链。因此,罪名应突出行为的组织性与营利性。其中,“组织”强调中介对代孕活动的统筹、安排与控制,能够区分普通参与行为与产业链组织行为;“商业”则明确行为以营利为目的,并指向对妇女人格尊严、身体自主权以及儿童利益的侵害。从刑法体系角度看,该命名方式也具有一定的类比基础。我国刑法中已经存在“组织卖淫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等罪名,其立法逻辑均在于通过“组织”这一要素突出行为的结构性与社会危害性。相比之下,“组织商业代孕罪”既能够体现刑法的限缩原则,也能够准确揭示商业代孕产业链的运作方式,因而在规范表达上更加清晰。


(二)构成要件设计

“组织商业代孕罪”作为拟设罪名,其构成要件设计应当做到法益指向明确、行为边界清晰、责任主体精准。只有如此,该罪名才能在刑法体系中具有可识别性与可操作性。结合现有学术讨论与司法实务,可以从犯罪客体、客观行为、主体范围与主观方面四个层面对该罪进行构成要件设计。


第一,客体要件,即法益定位。关于商业代孕所侵害的法益,学界存在不同理解。有观点认为,其主要侵害国家对辅助生殖技术的管理秩序以及社会生育伦理。也有学者指出,商业代孕的核心问题在于中介通过市场化运作控制女性生殖能力,从而对妇女人格尊严与儿童利益造成侵害。综合上述观点,本文认为,该罪保护的核心法益应当包括国家对生育与医疗秩序的管理权,以及妇女、儿童的人格权利。其中,国家生育管理秩序与医疗监管秩序构成主要的制度性法益,妇女人格尊严、身体自主权以及儿童身份利益则构成直接的人身法益。商业代孕中介通过组织化运作扰乱国家生育治理结构,同时将女性生育能力与新生儿生命纳入交易体系,从而对上述法益造成复合性侵害。


第二,客观要件,即组织性与营利性。在客观行为方面,该罪应以组织性与营利性作为核心特征。商业代孕中介通常通过招募代孕母亲、协调医疗资源、安排胚胎植入以及组织婴儿交付等方式,形成完整的生育产业链。因此,立法上可以将组织他人实施商业代孕、招募代孕母亲、安排辅助生殖技术操作以及组织婴儿交付等行为,纳入客观行为范围。需要强调的是,并非所有与代孕相关的行为均应入罪。只有行为人对代孕活动具有组织、指挥或协调作用,并以营利为目的时,才应认定其符合本罪的客观方面。通过这一限定,可以避免将一般介绍行为或非营利性协助行为纳入刑事处罚范围,从而保持刑法干预的必要限度。


第三,主体要件,即单位责任与组织者责任。其一,关于责任主体,学界普遍认为,刑事规制应主要针对代孕中介组织及其负责人。商业代孕中介在代孕链条中承担招募、组织与利润分配等核心功能,是整个产业结构的主导者,其社会危害明显高于其他参与主体。因此,在立法设计上,可以确立单位犯罪结构。单位实施组织商业代孕行为的,应当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同时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其二,确立单位可罚性,有助于防止行为人通过公司或机构形式规避刑事责任。在责任范围上,不宜将委托人或代孕母亲作为主要惩罚对象。原因如下:一是委托人并不具备组织与操控行为的实质作用。委托人的行为核心在于生育需求本身,更多体现为私人领域的生育意愿,其行为虽具有不当性,但并未形成对妇女身体、儿童身份和社会伦理秩序的系统性侵害。若将委托人一并入罪,将导致生育需求被整体刑事化。这不仅违背刑法谦抑性原则,也可能将求子需求道德化地纳入惩罚体系,从而扩大刑法适用边界。二是代孕母亲处于弱势地位,法律上应给予保护而非惩罚。代孕母亲多来自经济困难、受教育程度较低或存在生活困境的群体。在某些案例中,代孕母亲还存在被欺骗、被胁迫或被控制的情形。若将代孕母亲纳入处罚对象,不仅无法阻断代孕产业,反而可能强化剥削链条的隐蔽性,使其进一步进入更不受保护的黑市状态。这既难以实现有效治理,也可能削弱法律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因此,刑事责任应集中于具有组织与控制能力的中介主体。


第四,主观要件,即直接故意与营利目的。在主观方面,本罪应限定为直接故意,并以营利为目的。商业代孕中介通常以获取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通过组织代孕活动实现收益,其行为具有明显的逐利性。因此,只有在行为人明知相关行为违法,并以牟利为目的组织商业代孕时,方可认定其构成本罪。相反,对于出于亲属互助或非营利目的提供协助的情形,应排除刑事责任,以避免刑法过度介入家庭与生育领域。这一限定既符合刑法谦抑性原则,也能够确保刑罚适用于具有较高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三)刑法体系归属

第一,如果将组织商业代孕行为纳入《刑法》体系进行规制,首先需要明确其在刑法分则中的归属。从行为性质与法益结构来看,商业代孕中介行为的核心危害并不在于具体医疗操作,而在于其对国家生育管理秩序、辅助生殖技术许可制度以及基本伦理底线的破坏。商业代孕中介通过撮合供需、控制代孕母亲生育过程并安排婴儿交付,使生育活动脱离家庭与医疗规范体系,进而形成具有稳定利益结构的地下运作模式。此类行为还会对生育政策、身份登记以及亲属关系认定等制度产生冲击。因此,该类行为应被理解为对公共管理秩序的系统性侵害,其规范属性与《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所规制的行为具有较高一致性。该章节主要针对破坏国家管理制度和社会基本秩序的行为,非法行医罪等罪名也体现出类似的制度扰乱特征。因此,将组织商业代孕罪纳入该章,更能准确反映其行为本质,并保持刑法体系结构的逻辑一致性。


第二,将该罪名安排在非法行医罪之后,并不会与前文关于非法行医罪不适用于商业代孕中介行为的论证产生矛盾。前文指出,非法行医罪仅能评价未取得医师资格而实施诊疗活动的行为。商业代孕中介的核心行为在于组织、协调与控制代孕流程,其危害并不限于医疗操作本身,还涉及对代孕母亲身体自主权、儿童身份利益以及国家生育管理秩序的整体侵害。因此,二者并非行为性质相同,而是现有罪名保护范围不足。正因如此,有必要在非法行医罪之后设置专门条文,用以规制以营利为目的组织他人实施代孕的行为。此种制度安排并不是将代孕简单归入医疗行为,而是在生育活动被纳入市场运作结构、并形成可复制的组织化流程时,为其提供独立的刑法评价框架,以弥补现有规范体系的不足。


第三,将该罪名纳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而非与“组织卖淫罪”等归入危害社会风化的犯罪体系,具有重要的法益考量。尽管两类行为均涉及身体被纳入牟利关系,但商业代孕侵害的核心法益并非性道德秩序,而是妇女人格尊严、身体自主权、儿童身份利益以及国家生育管理秩序。商业代孕中介通过组织化利用女性生育能力,并对婴儿交付过程的制度化安排,使生育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被转化为可管理、可交易的生产流程。这种行为触及生命与身体不可商品化的基本法治原则。若将其纳入卖淫罪体系,不仅会造成法益评价上的错位,也难以准确揭示其对生育制度与社会治理秩序产生的深远影响。因此,将该罪名置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体系之中,更能体现其作为制度扰乱型犯罪的本质特征。


综上,将“组织商业代孕罪”纳入《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并安排在非法行医罪之后,有助于在现有罪名体系中形成相对清晰的规范结构。该体系安排既能够避免刑法适用中的混淆与竞合,也能够准确识别代孕中介在商业代孕链条中的组织与控制地位,从而实现对相关行为的稳定规制,并更有效地保护妇女人格尊严、儿童身份利益以及国家生育管理秩序。


结语

在我国行政规章明确禁止商业代孕的制度背景下,地下代孕活动仍呈现组织化、产业化的发展趋势。其中,以代孕中介为核心的商业运作结构,已经成为推动代孕持续扩张的重要因素。通过对相关案件与规范体系的分析可以发现,现行民事与行政规制在主体范围、责任形式与治理手段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局限,难以有效遏制中介主导的代孕产业链。同时,司法实务借助非法经营罪、非法行医罪与非法拘禁罪进行替代评价,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规制空白,但由于保护法益、行为结构与规范目的之间存在错位,整体上仍呈现出刑法规制失灵的状态,难以准确回应商业代孕所引发的复合法益侵害。基于此,本文从社会危害与规范失灵两个维度论证刑法介入的必要性,并进一步从法益结构、宪法价值以及刑事政策层面对刑法介入的合理性进行了系统证成。商业代孕中介行为不仅对妇女人格尊严与身体自主权构成实质性侵害,还会对儿童身份利益及国家生育管理秩序产生持续性冲击。其危害已超出一般行政违法或个体行为的规制范畴,具备纳入刑法规制的正当基础。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主张在刑法中设立“组织商业代孕罪”,并从罪名命名与构成要件两个方面提出立法设计思路。该罪名以“组织”与“商业”为核心要素,将刑事规制对象限定于具有组织性、持续性与营利性的中介行为,从而在坚持刑法谦抑原则的前提下,实现对商业代孕产业链关键环节的精准规制。通过将该罪纳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体系,可以在维护国家生育管理秩序的同时,强化对妇女人格尊严与儿童利益的刑法保护。当然,本文主要从规范层面对新罪名的设立进行理论论证,对于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仍有进一步研究空间。例如,新罪名的证明标准、量刑规则以及与行政监管机制的衔接方式等问题,均有待结合典型案例与实证研究进行深入探讨。未来研究可以在比较法视野与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商业代孕刑法规制的制度设计,从而在保障基本人权与维护社会秩序之间实现更加合理的制度平衡。


来源:蓟门一体化刑事法讲坛

          李政达,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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