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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洗钱罪的语义纠偏与不法本质
作者:李采薇 上传更新:2026-10-24 14:46
 摘要


“洗钱”一词最初用以描述将钱“由黑变白”的“合法化”掩饰过程,但经法律确认后,其规范内涵逐渐扩张为更广义的掩饰、隐瞒。我国洗钱罪在立法规范层面存在概念不清、逻辑混乱的问题,进而导致司法实践中解释规则模糊、行为定性困难。究其根源,法律对洗钱概念的续造发生了偏移,由强调“合法化”掩饰的化学反应,滑向仅关注资金转移、转换等物理变化。基于此,洗钱罪的规范表达与司法适用应回归洗钱的原初概念,用“合法化”掩饰作为不法本质以准确界分洗钱罪与其他赃物罪,重点考察行为人是否为非法资金虚构了“合法”的来源,或编造了“正当”的转移、转换事由。同时,语义回归后上游犯罪的自然扩容将有助于推进反洗钱行政、刑事衔接和涉外反洗钱工作的开展。



2022年以来,我国在立法、执法与司法工作中多管齐下,通过开展打击治理洗钱违法犯罪三年行动计划,出台并实施新的《反洗钱法》与司法解释,进一步提升了反洗钱的法治化水平与效果,“洗钱”“反洗钱”逐渐成为社会热词和学术研讨热点。然而,作为一个舶来品,洗钱概念在我国的本土化和规范化过程中遇到了诸多问题。近年来,为应对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开展的反洗钱互评估,在刑事政策的引导下,我国洗钱罪的司法适用范围不断扩大,甚至一些仅发生物理变化的窝赃行为也被纳入洗钱罪的打击范围。这种泛化趋势模糊了洗钱罪与其他赃物犯罪的界限,也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洗钱犯罪化的初衷。


  在法律逻辑学领域,语词是构成语言的基本单位,对语词的理解和定义是逻辑推理与论证的基础。只有准确把握语词的含义,才能正确地推理和论证。正因如此,本文意欲回归语词和概念,追溯洗钱概念诞生时的原初内涵,并反思我国洗钱罪在规范表达与解释适用方面出现的偏移,以期探寻回归其不法本质的具体路径。


一、洗钱概念的历史由来与法律确认

(一)洗钱概念的历史由来

  无论从法学还是语言学的研究视角出发,探讨一个语词及由其产生的概念时,历史的考察与解释总是必不可少。语词的产生和发展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变迁,也在不同的文化中起到了表达、沟通和记录历史的作用。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越来越多的新事物涌现,人类为了表达新概念,不断创造新词汇,洗钱(money laundering)便是20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衍生的新词。


  20世纪20年代以后,美国芝加哥的黑手党势力空前壮大,以“黑帮教父”阿尔·卡彭(Al Capone)为首的有组织犯罪集团,通过将洗衣房营业所得与走私犯罪所得混在一起存入银行,并向税务机关申报税款,从而将非法收入“合法化”,掩饰、隐瞒了资金的真正来源。这就是现代意义上最早的洗钱活动,也是该语词诞生的背景和缘由。在英语语法中,“money laundering”是一个典型的复合词,“money”是表示物的名词,“laundering”是形容动作、状态、变化的动名词,也是核心词。这里的“laundering”有两层意思:一是表示最初的行为方法,即通过经营洗衣房,将合法的营业收入与犯罪收入混杂;二是概括行为目的,即把脏的东西变干净,将钱“由黑变白”。自1969年开始,《牛津英语词典》中“launder”的词义开始包含洗钱,即“转换来源可疑或非法的资金……然后将它们洗白”。


  可见,洗钱的原初概念,无论是在形式表达上,还是本质内涵中,都重视“洗”的动态含义,即为非法收入披上一层“合法”外衣,描述的是将非法收入“合法化”的过程。需要注意,这里提到的任何与“合法”相关的表达一定是加双引号的。因为一笔资金源于何处,性质合法或非法,从它被取得的那一刻已经确定,所以无论犯罪分子利用何种手段处置犯罪所得,其披上的那一层“合法”外衣终究是虚假的,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资金的真实来源和非法性质。换句话说,洗钱行为的本质在于使上游犯罪所得“表面合法化”,最终是否成功掩盖犯罪所得的非法性并不重要。所以,“洗”的真义并非绝对地、永久性地“由黑变白”,而是相对地、暂时性地“合法化”掩饰。


(二)洗钱概念的法律确认

  随着洗钱活动的发展,其危害蔓延至政治、经济、法律、公共秩序等多个领域,严重影响了全球安全与稳定。20世纪末,国际组织、各个国家和地区纷纷启动反洗钱立法,洗钱成为了一个法律上的规范概念。


  世界范围内,洗钱概念首次被纳入法律规范,是在美国1986年颁布的《洗钱控制法》(Money Laundering Control Act)中。这部法案修订了美国联邦刑法典,将洗钱确定为联邦犯罪,并解释为:知道是犯罪所得,而用于从事金融交易、商业交易,或在境内外运输转移。这三种情形(行为方式)被赋予了不同的入罪或出罪要件:从事犯罪所得财产的金融交易,排除适用于善意的律师费或代理费;从事商业交易或在境内外运输转移的行为,必须是隐藏犯罪所得或掩饰犯罪所得财产来源或所有权计划的一部分。此时,洗钱概念开始由原初状态发生演变:其一,表示物(即法律意义上的行为对象)的“钱”被定义为犯罪所得;其二,表示动作、状态、变化(即法律意义上的行为本身)的“洗”,被采取列举式定义方法予以解释。具体来讲:第一种情形中,“洗”的原初含义被忽略,取而代之的规范表达是一种纯粹行为手段即“金融交易”;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形中,虽然也列举了两种纯粹行为手段即“商业交易和在境内外运输转移”,但要求其须作为“隐藏犯罪所得计划的组成部分”或“掩饰犯罪所得财产来源或所有权计划的组成部分”。然而,这可否被视为对“洗”之原初含义的承继,需分情况讨论。其中,第一种行为手段即“隐藏犯罪所得”中的“隐藏”,有隐瞒、藏匿之义。从理论上讲,可指纯粹物理意义上的藏匿,即藏在不易被发现的、秘密的地方;亦可指更为复杂的隐瞒,即通过小额、多次、跨境或“合法化”的方式掩饰财产的非法来源和性质。第二种行为手段即“掩饰犯罪所得财产的来源和所有权”,是通过弱化犯罪所得财产与上游犯罪及上游犯罪人之间的联系,乃至隔断联系,来达到隐匿财产非法来源和性质的最终效果。而“洗”之原初含义,重心在于财产真实来源和非法性质的“合法化”掩饰。可见,在洗钱首次被法律确认时,与其原初内涵相比,其规范内涵得到扩张,外延更广。换言之,洗钱最早的规范概念,被表达为针对犯罪所得财产的、包括“合法化”掩饰在内的更广义的隐藏和掩饰。


  在英国1988年《刑事审判法》(Criminal Justice Act)中,则更为明确地采用了广义洗钱作为规范概念。该法第93条设置了三个洗钱相关罪名(Money laundering and other offences),分别是协助他人保存犯罪收益罪,获取、占有或者使用犯罪收益罪,隐瞒、转移犯罪收益罪。这里的“洗”不只是指隐瞒、转移,还新增了保存、获取、占有、使用四种行为方式。显然,洗钱的规范概念内涵再次扩张。


  紧接着,1988年底通过的《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第3条延续并发展了英国《刑事审判法》中洗钱的规范内涵。它将洗钱的解释重心置于“洗”,而“洗”先是被概括解释为“隐瞒、掩饰犯罪财产的真实来源”,又被细化解释为转换、转移、获取、占有、使用五种行为方式。自此,国际反洗钱刑事立法中的洗钱概念基本定型,随后2000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2003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有关规定并无二致。为响应国际公约的洗钱犯罪化要求,各国不断调整自身的规范框架。例如,《加拿大刑法典》第426.31条洗钱罪规定了使用、转移、发送、交付四种行为方式,并限制在意图隐瞒或转换犯罪财产或其收益之内;再如,《西班牙刑法典》第301条洗钱罪分为两个板块解释“洗”的规范含义,一是获取、转换、转让,或为隐瞒财产非法来源而采取的任何其他行为,二是隐瞒财产的真实性质、来源、地点、目的地、移动或权利。


  可见,洗钱的规范概念自确认以来,内涵就广于原初概念,在演化过程中又进一步扩张。无论是国际公约中的洗钱犯罪化条款,还是各国立法中的洗钱罪,几乎不再要求“由黑变白”的动态变化,而是将原初概念中强调“合法化”掩饰的“洗”逐步替换解释为隐瞒犯罪所得财产的若干种具体行为方式,后者对于前者来讲,可以说是更广义的掩饰、隐瞒行为。


二、我国洗钱罪的规范表达与现实困境

(一)我国洗钱罪的规范表达

  洗钱(money laundering)是一个舶来概念,我国洗钱罪的确立、修改与完善,同样是一个不断受外力影响和推动的过程。1989年我国签署《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后,为响应其中第3条1.(b)(c)关于将涉毒洗钱行为(即掩饰、隐瞒毒品犯罪所得的非法来源和真实性质)犯罪化的要求,翌年便出台了《关于禁毒的决定》,其中第4条规定:“掩饰、隐瞒出售毒品获得财物的非法性质和来源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可以并处罚金。”这一条款可以说是洗钱概念的规范化雏形,也是我国洗钱犯罪化的开端。1997年《刑法》正式设立第191条洗钱罪之后,又通过刑法修正案两次扩容上游犯罪:2001年增加恐怖活动犯罪,是受美国“9·11”事件影响,当时世界范围内反恐立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反恐怖融资开始与反洗钱并行;2006年增加贪污贿赂犯罪,则是为了满足2005年生效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涉腐洗钱的犯罪化要求。而最近一次修改法律,即2020年将自洗钱行为入罪,其中也包含了完成 FATF 第四轮反洗钱互评估后续强化整改的考量。可见,我国的洗钱犯罪化历程,主要由国际反洗钱立法和刑事政策推动,而非基于洗钱概念本身的法理逻辑展开,这种被动的立法演进模式,为后续规范概念的语义偏移埋下了伏笔。


  就规范层面来看,我国《刑法》第191条从两方面规定了洗钱罪的构成要件:一是通过“为掩饰、隐瞒……来源和性质”对洗钱行为进行了概括性描述;二是明确列举了“提供资金帐户”,“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通过转帐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跨境转移资产”以及“其他方法”五种行为类型,但总体可归纳为转移、转换两种行为方式。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刑法对洗钱罪的规范表达,和前述国际公约及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立法保持了一致,同样采用“概括+列举”的立法模式。这种立法模式的优势在于,既能抽象出洗钱罪的不法本质,也能列举出应受刑法规制的常见行为类型,兼顾了规范的明确性与适应性。不过,受前述被动立法演进模式的影响,我国洗钱罪的规范表达似乎也侧重于对行为方式的列举,而忽视了洗钱原初概念中“合法化”掩饰的核心地位,这给后续洗钱罪理解与适用的泛化带来了隐患。


  目前,学界对“为掩饰、隐瞒……来源和性质”的具体内涵存在较大争议,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一是此罪状在犯罪构成中的定位问题,集中表现为对洗钱罪是否属于目的犯的讨论。其中,客观说认为,这是对洗钱罪实行行为之实质内涵的表达,是对刑法所列举的具体行为方式的限制。而主观说内部主要有主观的超过要素说和犯罪故意之意志要素说,前者主张掩饰、隐瞒目的是犯罪故意以外的目的,后者则认为掩饰、隐瞒是犯罪意志要素的重要组成,只有在此目的支配下故意实施转移、转换行为才能认定为洗钱。但无论怎样定位,这都是符合洗钱罪的构成要件、进而成立洗钱罪的基础条件。二是此罪状的具体内涵问题,并进一步延伸为如何区分洗钱罪与赃物罪。学界一有力观点认为,此罪状提示了洗钱罪与其他赃物罪的本质区别:洗钱罪要求掩饰、隐瞒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而其他赃物罪要求对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本身实施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等掩饰、隐瞒行为。那么此时,如何解释“掩饰、隐瞒”,其在不同法条中的含义是否相同,以及怎样看待“来源和性质”作为补语的作用,就成了理解洗钱概念、区分洗钱罪与其他赃物罪的重要依据。


(二)我国洗钱罪面临的立法与司法困境

  在实务中,洗钱罪的理解与认定正受困于其规范概念,出现了“重上游犯罪和行为方式,轻行为本质”的现象。申言之,我国洗钱罪不仅在立法语言的表达上存在问题,而且,由于刑法解释受制于法条文义,该罪的司法认定也陷入争议。


  1.立法层面:概念不清,逻辑混乱

  洗钱概念在立法层面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内部逻辑混乱与外部衔接不畅两个方面。

  在刑法体系内部,立法语言设计存在概念不清、逻辑混乱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洗钱罪与赃物罪中作为不法判断的核心用语及补充用语相近或相同,无法凸显洗钱罪之“洗”的特质。洗钱罪的核心词是“掩饰、隐瞒……来源和性质”,并通过列举法细化为“提供资金帐户”“转换”“转账”“转移”“跨境转移”等具体行为方式;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以下简称“掩隐罪”)的核心词是“掩饰、隐瞒”,并使用了“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这四个词进行补充解释。可以发现,两罪的核心词虽略有差异,但细化补充后,均可归纳为转移和转换两种行为方式,前者是指在空间上改变资金的位置或权属,后者是指改变资金的存在形态或依托媒介。可见,在列举具体行为方式时,洗钱罪丢掉了“洗”的原初含义,与传统赃物罪趋于一致。二是“掩饰、隐瞒……来源和性质”在刑法规范中的定位存在逻辑冲突。洗钱罪条文中这一表述共出现两次:第一次跟在“为”之后,如前文所述,其究竟是属于犯罪的主观要素还是属于客观要素,理论上是有争议的;第二次出现在具体行为方式的兜底规定中,而这里显然用来表达洗钱行为的不法属性,无疑属于犯罪客观要素。


  再将视角放宽至刑法体系外部,便会发现前置法与刑法中的洗钱概念没有形成对应关系,二者之间是错位的。根据我国《反洗钱法》第2条对“反洗钱”的解释,可推导出该法将洗钱定义为:通过各种方式掩饰、隐瞒七类特定犯罪和其他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一方面,前置法中洗钱的上游犯罪囊括了所有犯罪,而刑法中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仅限于七类特定上游犯罪。事实上,上游犯罪范围的大小直接影响着洗钱罪的认定范围与打击力度。与刑法相比,前置法虽然只增加了“和其他犯罪”五个字,但这暴露出其采取的是广义的洗钱概念,即“大洗钱”概念,这样一来,刑法中与其衔接的罪名将不只是洗钱罪,还有掩隐罪和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因此,前置法所预防的行为是掩饰、隐瞒所有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为,是包括特殊窝赃行为(洗钱)在内的所有窝赃行为。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在应对 FATF 的2007年和2019年的两次反洗钱互评估时,均采取了广义的洗钱概念,将前述三个罪名作为一个“大洗钱罪”的整体向专家评估团提供有关数据,也许这不仅是为了充分展现我国反洗钱工作的成效,而且是为了弥补前置法与刑法中洗钱概念的错位。另一方面,虽说前置法的定义中也使用了“掩饰、隐瞒……来源和性质”的表述,但从反洗钱义务的具体内容来看,前置法所设置的风险监管重点在于是否发生大额、可疑交易,强调的是对资金流动的监控和异常交易的识别,而非金融交易是否披戴“合法”外衣。可见,《反洗钱法》作为反洗钱的第一道法律防线,关注的是更广义的掩饰、隐瞒行为,是对赃物违法犯罪整体的监管和预防,这种规制上的错位加剧了前置法与刑法间的衔接难题。


  2.司法层面:解释规则模糊,行为定性困难

  立法语言的技术性问题映射至司法环节,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解释本身会产生歧义,从而增加法律适用的困难,影响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具体来讲,洗钱概念的模糊,带来了以下两大司法困境。


  一是在洗钱罪内部,无法准确解释洗钱罪的不法本质,难以划分罪与非罪之间的界限。根据2024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4〕10号)第5条,兜底规定中作为犯罪客观要素的“掩饰、隐瞒……来源和性质”是指转移、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这一点在该条第7项的再兜底规定中也被印证。笔者注意到,该条第2项、第3项、第5项所述将合法经营收入与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相混合以及通过虚构交易、赌博等方式转移、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规定,是在增加了一层“合法外衣”后的转移、转换行为。司法解释中强调“合法化”掩饰且能够与洗钱的原初内涵相对应的条文,有且仅有这三处。但同时,该条其他四项的规定更像是刑法条文中四个列举项的补充和延伸,而非对四个列举项以外“其他方法”的罗列,更不是对“掩饰、隐瞒……来源和性质”的再解释。由此可见,司法解释尝试通过列举不同的行为手段或行为工具尽可能地涵盖“掩饰、隐瞒……来源和性质”下的所有情形,甚至还在最后用“其他方式”和“转移、转换”进行了再兜底,然而这种解释方法显然无法诠释“掩饰、隐瞒……来源和性质”的真义,从而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过程中也没有形成科学一致的理解与认识。可见,在目前的司法解释框架下,洗钱的渠道和工具作为更容易确定的具体行为方式,逐渐被视作认定洗钱罪的关键。换句话说,无需考虑该行为是否掩饰、隐瞒了资金的真实来源和非法性质,只要是针对七类特定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转移、转换行为,均属于当前洗钱罪的规制范畴。


  二是在洗钱罪外部,无法合理解释洗钱罪与其他赃物罪之间的关系,难以划分此罪与彼罪之间的界限。目前,多数解释观点均将洗钱罪,掩隐罪,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合称为“大洗钱罪”或“洗钱犯罪体系”,但这实际上是把洗钱罪与其他赃物罪不加区分地装在了同一个“套子”里,忽视了洗钱罪脱离传统赃物罪而独立成罪的特别之处。


  紧接着,在这一体系概念下,大多理论与实务观点又将掩隐罪视为一般条款,将洗钱罪与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视为特殊条款。其中,洗钱罪与掩隐罪的区分,一直都是司法实践的争议焦点和裁判难点。早在2008年,《刑事审判参考》第471号潘儒民等洗钱案就曾强调,洗钱罪与掩隐罪的不同,表现在犯罪客体、上游犯罪和犯罪主体三大方面,洗钱罪的特别之处在于其对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侵害性,即具体的行为方式借助了金融机构和金融手段;紧接着,2011年公布的第735号李启红等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进一步点明了掩隐罪与洗钱罪之间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后来,2016年公布的第1103号姜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将两罪的主要区分点归结为犯罪对象即上游犯罪的不同,辅之以犯罪客体与行为方式来判断,还指出洗钱罪中的“掩饰、隐瞒……来源和性质”要求资金形式上的“转换”,即洗钱罪的成立“不需要局限在金融领域或者通过金融机构实现,应当将落脚点放在资金形式的‘转换’而非‘金融机构’上”,若仅有物理意义上的转移和窝藏,则应认定为掩隐罪。另外,2021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林某娜、林某吟等人洗钱案也提到:“掩隐罪是一般规定,洗钱罪和窝藏、转移、隐瞒毒赃罪是特别规定,一般规定和特别规定的主要区别在于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是否来自于特定的上游犯罪,两个特别规定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改变资金、财物的性质。”这一观点倾向于将洗钱案件中此罪与彼罪的区分关键归于客观要件,即洗钱罪和掩隐罪的主要区别在于上游犯罪,洗钱罪与窝藏、转移、隐瞒毒赃罪的主要区别在于行为本质。然而,2022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机关惩治洗钱犯罪典型案例,其中丁某环、朱某洗钱、鹿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收益案又转变立场,将行为人对上游犯罪的主观认识作为主要的司法区分标准,即明知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来自七类特定上游犯罪或其他犯罪的,应分别认定为洗钱罪或掩隐罪。综上可以发现,无论是立足客观事实还是立足主观认识,各级司法机关均主要借助上游犯罪来区分洗钱罪与掩隐罪,解释标准不一且一直在变化。


  应当认识到,将上游犯罪类型作为区分洗钱罪与掩隐罪的标准,虽然在形式上是较为容易判断的,但掩饰、隐瞒洗钱罪所规定的七类特定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为,是否一定具有特殊性,其不法程度是否一定高于掩饰、隐瞒其他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为,很难进行“一刀切”式的判断。举例来讲,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高发态势,其庞大的资金流、信息流衍生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洗钱犯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关联犯罪,形成了一系列黑灰产业,社会影响极为恶劣。在这一现实背景下,很难说掩饰、隐瞒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为不法程度低于掩饰、隐瞒金融诈骗所得及其收益的行为不法程度。然而,电信网络诈骗一般都是普通诈骗犯罪,即使实务中犯罪分子常常通过地下钱庄、“跑分”团伙以及虚拟币交易等隐匿性较强、危害性较大的手段转移、转换资金,最终也只能由赃物罪的一般条款即掩隐罪进行规制。


三、我国洗钱罪的语义回归与不法判断

前述洗钱罪的语义困境及适用争议都指向了一个问题:洗钱罪的不法本质到底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重新回到洗钱概念本身,对比其原初内涵,去反思,去纠偏。比如,脱离了原初的“合法化”掩饰本质之后,这种行为还能否被称为“洗”钱?洗钱之“洗”可否使用“掩饰、隐瞒……来源和性质”来表达并解释?转移、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为,是否就一定符合“掩饰、隐瞒……来源和性质”这一核心构成要件的要求?在弄清楚这些问题之后,或许就能回答如何通过协调概念本身,推动反洗钱前置法与刑事法的有效衔接;或许就能找到洗钱罪从赃物罪中分离出来并独立成罪的根本原因,进而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划清界限。


(一)回归原初概念,明确洗钱罪的不法本质

  首先要明确,“洗”所蕴含和要求的内核是“合法化”掩饰。如前文所述,追溯到语词产生之时,其描述的对象是一类具有将钱“由黑变白”之效果或作用的犯罪活动,亦即促使资金“由非法转变为合法”的过程。这一活动过程虽然强调“变”的动作,但并非寻常意义上的“变”,而是对资金变之前的初始状态和变之后的最终状态有特殊要求的“变”:资金的初始状态是非法所得,来源于犯罪活动;资金的最终状态须披上一层“合法”外衣,无法或很难追溯到资金的真实来源、审查出资金的非法性质。而“洗”本身是指去掉物体上面的脏东西,或通过某些手段消除污点,这种特殊的“变”恰好与“洗”同义。因此,洗钱概念的本质特征应在于“洗”字,以及其背后指向的“合法化”掩饰。“无行为则无犯罪”,在固有属性意义上,行为与犯罪之间,是一个前者决定后者的逻辑关系。一种行为被实施之时,便是其行为属性被构建之时,当此行为在刑法规范中固定下来、成为犯罪时,这类犯罪依然会具有相同的性质。故而,我国刑法规定的洗钱罪及其罪状表述中的洗钱概念,理应以“合法化”掩饰为本质特征。倘若抹去了这层原初含义,就等于一并脱离了“洗”的表达框架,那么再称之为“洗”钱,就显得名不副实。


  其次要看到,“洗”的行为事实可以被规范化,并被概括为“掩饰、隐瞒……来源和性质”。这里可以把“洗”这一动态过程拆解开来,予以观照:“洗”的初始对象是“黑钱”,与刑法规范中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相对应,这是上文所说的对资金初始状态的要求,即资金具有非法性质,来源于犯罪活动;“洗”的行为过程是通过各种手段、渠道给非法资金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与刑法规范中的“掩饰、隐瞒……来源和性质”相对应,也就是设法掩盖资金的真实来源和隐匿资金的非法性质;“洗”的结果是“合法化”后的“白钱”,是“掩饰、隐瞒……来源和性质”后所呈现的应然的客观效果,同时也是上文所说的对资金最终状态的要求。因此,无论是从初始对象、行为过程来看,还是从行为结果来看,“掩饰、隐瞒……来源和性质”都是对“洗”这一行为事实全过程所进行的整体性概括与阐释。对此,理论界存在相当一部分支持性观点,例如:洗钱罪要求将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表面合法化”;要求积极地实施“漂白”行为,使“黑钱”发生化学反应;要求必须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将“黑钱”漂白,与上游犯罪相分离;要求使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从非法变得合法,从而“具体地”阻碍对其来源和性质的认定;要求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披上“合法”外衣,使其他市场主体无法准确辨识资金的真实性质。实际上,这些解释与“合法化”掩饰的内涵是相同的,均强调洗钱“由黑变白”的过程属性。因此,我国刑法对洗钱概念的规范表达中,形式上看似已演化为广义的规范概念,但实质上仍与狭义的原初概念保持一致。


  再次要注意,转移、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不可直接等同于“掩饰、隐瞒……来源和性质”。行为是不法判断的根基,正所谓“行为属性决定犯罪特质,犯罪特质内含不法本质”,洗钱行为所具有的“合法化”掩饰属性决定了洗钱罪具有同样的犯罪特质,这又蕴含了该罪的不法本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真实来源和非法性质。因此在洗钱罪的规范表达中,转移、转换仅是对行为方式的宣示,“掩饰、隐瞒……来源和性质”才是决定犯罪特质并内含不法本质的行为属性。并且,“掩饰、隐瞒……来源和性质”应涵盖主观与客观,作为一个整体化的犯罪属性来理解:它既是犯罪故意中的意志因素,又能够体现非法资金“合法化”的行为客观效果。在现代金融体系中,最常见的转移、转换行为分别是转账和取现,但同时,这两种行为也是金融市场和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交易方式。为了避免处罚洗钱行为对正常金融活动的过度干扰,必须对行为是否符合“掩饰、隐瞒……来源和性质”之要求作出实质判断。比如,学界讨论较多的使用非法资金进行的日常消费行为,一般不具有掩饰、隐瞒的主观意志和客观效果,不应当然地被作为刑法的规制对象。倘若将这些行为也纳入反洗钱监管范畴并保留成立洗钱罪的可能性,一方面是对洗钱罪不法本质的误判,另一方面也存在刑法过度干预个人消费自由和干扰正常社会经济活动的隐患。此外还需注意,在缺乏被告人明确供述的情况下,应重点审查行为本身是否具有掩饰、隐瞒资金来源和性质的特征。申言之,“掩饰、隐瞒……来源和性质”的主观意志与洗钱的客观行为方式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不属于目的犯的范畴,公诉机关不需要额外就此承担举证责任,只要能证明行为人明知资金来源于七类特定上游犯罪且实施了将非法资金“合法化”的客观行为,就可以认定行为人具有“掩饰、隐瞒……来源和性质”的主观意志,进而给出该行为符合洗钱罪之不法本质——“掩饰、隐瞒……来源和性质”的判断。


  最后便可发现,坚守“合法化”掩饰的不法本质,能够更好地明确洗钱罪保护法益的具体内涵。目前,学界主流观点认为洗钱罪保护的是复合法益,其中相当一部分观点认为是金融管理秩序(金融安全)和司法秩序,还有学者认为双重法益应指向金融管理秩序与上游犯罪的保护法益,或将视角提升至总体国家安全观层面。但总体来说,这些观点都是围绕洗钱罪的从属性与独立性两个层面展开的:从属性是指洗钱罪因打击毒品犯罪、腐败犯罪、黑恶犯罪(有组织犯罪)等特定上游犯罪的现实需要而设立,所以其用以保护司法法益或上游犯罪的保护法益;独立性则指洗钱作为一种非法金融活动,将其犯罪化旨在维护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在金融领域持续变革的大背景下,洗钱行为手段的演变与金融工具的升级迭代深度绑定,洗钱罪的独立性愈发凸显,因而金融法益应被视为洗钱罪的主要保护法益。学界在讨论行为是否侵犯金融法益的判断规则时,普遍以行为手段为依据设定标准,即只有利用金融系统或金融工具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才属于洗钱罪的规制范畴。然而,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利用金融工具只是洗钱的常见途径之一,并非唯一途径。譬如,虚拟货币交易等非法金融手段和赌场换码等非金融手段,也是当前犯罪分子洗钱的重要渠道,若仅通过行为手段去判断行为是否侵犯金融法益,将导致法益保护范围被不当限制。当洗钱罪回归“合法化”掩饰的不法本质时,方可明确其金融法益的合理内涵:正是因为洗钱行为通过各种手段(包括合法、非法的金融手段及非金融手段)将非法资金“洗白”,使其进入了正常的经济金融流通领域,才会对金融系统的稳定、信誉以及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造成侵害,这也是洗钱罪脱离传统赃物罪独立成罪的根本原因。申言之,金融法益的具体内涵可界定为:金融系统作为资金流动的公共基础设施,不得被故意用于促使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混入合法资金流动体系,从而侵害金融系统对资金来源与性质的识别能力。基于此,行为是否侵犯金融法益,宜以行为所创设的结果为导向进行判断,而非拘泥于是否利用了金融系统或金融工具,这一标准既符合洗钱罪的规范目的,又具备有效应对新型洗钱手段的可操作性。


(二)回归实质判断,准确界分洗钱罪与其他赃物罪

  上文通过论证,揭示了洗钱罪之不法本质在于“合法化”掩饰之后,也就得出了洗钱罪脱胎于传统赃物罪而独立成罪的根本原因——洗钱罪要求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真实来源和非法性质,而其他赃物罪掩饰、隐瞒的是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本身。申言之,洗钱行为要求非法资金发生化学反应——“由黑变白”,即披上一层“合法”外衣,而其他窝赃行为仅要求非法资金发生物理变化——被窝藏、被转移、更难以被发现即可。在司法实务中,应结合具体认定的疑难点、偏差点,细化标准,分别判断。


  1.严格区分洗钱行为与一般窝赃行为

  当转移、转换行为仅使资金发生物理变化时,无论手段多么复杂和隐蔽,都不能评价为洗钱行为,应属于其他窝赃行为。然而在实务中,只要资金来源于七类特定上游犯罪,行为人实施了提供资金账户、协助转账或取现、购买房产、车辆或奢侈品的行为,一般都会定性为洗钱罪,这种做法显然存在扩大适用洗钱罪的风险。


  应当认识到,提供资金账户只是转移、转换资金的常见辅助条件,协助转账本质上属于转移行为,取现、购买房产、车辆或奢侈品的行为则属于转换行为,这些行为一般都是单纯的转移、转换行为,仅在物理意义上实现了非法资金的窝藏、隐匿,改变了资金的位置、权属或依托媒介,其本身并不必然符合“掩饰、隐瞒……来源和性质”的要求。换句话说,这些行为掩饰、隐瞒的对象只是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本身,而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真实来源和非法性质,尤其当行为人仅提供资金账户,并未实际参与和实施后续的资金转移、转换活动时,便更不可能符合洗钱罪之不法本质——“合法化”掩饰所对应的主客观要素。如果仅因行为对象是七类特定上游犯罪的所得及其收益,就直接认定为洗钱罪,而忽视对行为是否符合“合法化”掩饰要求的实质判断,就会导致洗钱罪与其他赃物罪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必须严格区分资金在形式上的物理变化和实质意义上的化学反应,避免将一般窝赃行为误认为是洗钱行为。


  另外,还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仅发生物理变化的转移、转换行为累积到一定程度,会否发生“质变”,是否会变成具有化学反应的“合法化”掩饰行为呢?例如,行为人将非法资金分割,分多次小额竞换成外汇,实施跨境转移时,这些转移、转换行为累加后的整体性行为是否具有“合法化”掩饰的效果呢?这个例子中的整体性行为实际上是一个跨境转移行为,尽管资金流出后所面临的追赃问题非常棘手,但这一行为也仅仅改变了资金的物理位置,为追缴工作增添了较大阻力,并不具备将资金“由黑变白”的行为效果。


  还有,利用虚拟货币交易转移、转换犯罪所得,也是当前实务中颇为常见的犯罪手段,这种行为借助数字技术实现的交易的匿名化、去中心化,进而脱离金融监管框架。那么,它是否属于发生化学反应的“合法化”掩饰行为呢?首先,需要理清利用虚拟货币转移、转换犯罪所得的行为机理:一方面,虚拟货币可以将链上交易与现实身份脱钩,实现交易匿名化;另一方面,主流虚拟货币交易平台都具有去中心化的特性,即与传统金融机构(如银行)的强制性中心化管理不同,所有数据都由用户共同记录、验证和维护,这使得反洗钱监管措施难以嵌入,非法资金交易难以被追踪。总之,利用虚拟货币交易转移、转换犯罪所得,是绕过金融监管节点,去实现法币与链上资金的转换及跨境转移,从而“模糊”资金的真实来源和非法性质,弱化非法资金与上游犯罪及上游犯罪人之间的联系。然而,即便如此,利用虚拟货币转移、转换犯罪所得的行为本质上仍可能仅停留在物理变化的层面。虽然技术手段增加了资金交易的复杂性和隐匿性,但仍可以通过链上分析工具进行追踪,还原交易过程和交易双方的真实身份。当不法分子只利用虚拟货币去实现犯罪所得的跨境转移或隐匿存放时,其核心目的与实际效果是规避侦查和追缴,而非资金的“合法化”掩饰,故而该行为不具备“合法化”掩饰的主观故意与外观特征,更接近于传统意义上的一般窝赃行为。但是,若行为人利用了特殊技术性手段如混币器,那么在资金“黑箱”的作用下,一笔交易便会被拆分为多个资金输入点与输出点,非法资金与合法资金由此混同,导致外部无法确定真实的交易对应关系。这种交易模式与传统洗钱中将犯罪所得与合法经营收入相混合的做法在功能上高度相似,同样具有“合法化”掩饰的实际效果,因此应评价为洗钱行为。总之,在判断此类行为是否构成洗钱罪时,要警惕过度依赖技术表象来推定行为性质,应依据技术作用于交易过程的内在机理,去审查行为是否具有“合法化”掩饰的特征。


  2.“合法化”掩饰的判断标准

  如前所述,当行为具备“合法化”掩饰的不法本质时,才能使资金发生“由黑变白”的化学反应,才属于洗钱行为。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行为属于能够“合法化”掩饰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洗钱行为呢?


  事实上,司法解释在细化和列举《刑法》第191条第1款第5项规定的“其他方法”时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在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一部洗钱刑事案件司法解释即《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9〕15号)中,第2条的第2项、第3项、第5项分别提到了三种行为方式:第一,将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与现金密集型场所的合法经营收入相混合;第二,通过虚构交易、虚设债权债务、虚假担保、虚报收入等方式将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转换为“合法”财物;第三,通过赌博等方式将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转换为赌博收益。后来,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第二部洗钱刑事案件司法解释即《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4〕10号)第5条对这三项规定予以保留。其中,第一种行为与洗钱概念诞生时美国有组织犯罪集团所采用的方式相同,均是将非法资金与合法营业所得混同,以达到掩饰、隐瞒资金的真实来源和非法性质的目的;第二种行为通过签订虚假合同或设置虚假理由来合理化、“合法化”资金的转移、转换过程,为非法资金活动背书;第三种行为主要利用了不同地区的政策差异和监管漏洞,通过操纵博彩结果将非法资金转换为赌博收益,为该笔资金戴上了一顶“灰色”的帽子,寻得了一个“灰色”但明确的收入来源。总的来看,这三种行为方式都是在为非法资金的获取以及转移、转换虚设理由,据此,我们可以将具备“合法化”掩饰效果的行为分为两种:一是为非法资金虚构“合法”的来源,即宣示这笔财产的获取是“正当”的;二是为获取并控制非法资金后的二次流动虚构“合法”的事由,即宣示这笔财产的转移、转换是“正当”的。如此一来,非法资金才能够被“洗白”,才能够得到“合法化”掩饰,才能够达到真实来源和非法性质被掩饰、隐瞒的效果。


  但在实务中,第一种“合法化”掩饰行为虽为非法资金虚构了“合法”来源,却嵌套在赃款接收行为之上,此时会面临这样一种认定困境:它究竟是属于上游犯罪所得的接收行为,还是属于下游的“合法化”掩饰行为?换句话说,对于该行为,是应按上游罪共犯处罚,还是应按照洗钱罪处罚呢?通过对比以下两个案例,可进一步分析讨论。


  案例一:被告人黎某某按照受贿人指示与行贿公司签订虚假广告代理合同,以广告费名义套取了事先约定好的100万元贿赂款,再以银行转账或现金方式转移给他人,并分赃20万元。最终法院判定被告人黎某某明知是贿赂犯罪所得,以虚假交易的方式协助受贿人将犯罪所得转换为“合法”财物,构成洗钱罪。


  案例二:被告人顾某某按照受贿人的指示设立公司,通过签订虚假的资金监管协议和虚假的财务顾问合同,分别接收贿赂款2088万元和60万元,再以转账或公司分红、投资的方式转移给他人,案发时仍留有近600万元在顾某某设立的公司账户上。最终法院判定被告人顾某某为贿赂款的收取和变现提供了方便,构成洗钱罪。


  以上两个案例中,在受贿人的指使下,被告人都实施了两个行为:一是通过签订虚假合同接收贿赂款;二是将赃款转移给受贿人或其他关联人员。在承认洗钱罪是事后犯罪、仅成立于上游犯罪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的前提下,双方签订虚假合同接收广告费、资金监管费、财务顾问费的行为都是贿赂款接收行为的“合法”外衣,属于上游受贿行为的组成部分,若符合其他共犯构成要件,应成立受贿罪共犯;而被告人实际控制该笔贿赂款后的赃款转移行为才可能落入下游洗钱罪的评价范畴。但是,案例一中的被告人黎某某在接收贿赂款后是通过直接转账或现金方式转移犯罪所得的,而案例二中的被告人顾某某还借助了公司分红和投资的“合法”外衣。按照前文提出的以“合法化”掩饰为不法本质的认定标准,案例二中的被告人顾某某为获取并控制非法资金后的二次流动虚构了“合法”的事由,因此只有他实施的资金转移行为才符合洗钱罪中“合法化”掩饰的不法要求,才应评价为洗钱行为。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案例一中的被告人黎某某以受贿罪(共犯)处罚更为合理,其事后的资金转移行为只是为了分赃,属于事后不可罚的评价范畴,并非为了掩饰、隐瞒资金本身或资金的来源和性质。同时,案例二中顾某某的前行为构成受贿罪共犯,后行为属于“合法化”掩饰行为,若不考虑案件发生时间,在两个行为可明确分割的情况下,依据现行刑法,可能需要数罪并罚。


  这时,可能会有观点提出:若以“合法化”掩饰作为洗钱行为的不法本质,进而去框定洗钱罪的处罚范畴,实务中以洗钱罪定性的案件将大幅减少,而对于掩隐罪来说,本来已居高位的起诉数量将被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这可能会加剧赃物罪适用的不平衡现象。但是,作为赃物犯罪体系的两大支柱,洗钱罪和掩隐罪本就是特殊条款和一般条款的关系,前者的规制圈理应较小,落入其处罚范畴的案件数量理应较少,两罪的适用差异在立法层面就已确定。且如前文所述,“合法化”掩饰是洗钱概念自诞生以来就确定的本质内涵,倘若抛开这一点,洗钱便不再是“洗”钱,洗钱罪更失去了其独立成罪的基础。另外,2023年和2024年,掩隐罪起诉数量连续两年突破十万件的主要原因在于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的爆发式增长,以及掩隐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诈骗罪共犯之间一直存在未能合理解决的区分适用难题。因此,即使不以“合法化”掩饰作为不法本质限制洗钱罪的适用范围,也无法从根本上缓解掩隐罪的高发现状,反而可能进一步模糊洗钱罪与掩隐罪的界限,加剧两罪的司法适用乱象。因此,坚持以“合法化”掩饰作为洗钱行为的核心判断标准,是对洗钱罪不法本质的回归,也是维护赃物犯罪体系内部秩序稳定的必要之举。


(三)语义回归后上游犯罪的自然扩容与立法完善

  自我国设立洗钱罪以来,上游犯罪的范围一直都是此罪的研究焦点。虽然经过2001年《刑法修正案(三)》和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的调整,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已经从最初的三类扩张至七类,但无论是从规范层面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来看,还是从国内打击治理洗钱犯罪、国际反洗钱合作的需求来看,逐步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扩容到所有犯罪,都应作为完善我国反洗钱刑事立法的目标之一。


  在规范层面,扩容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能够保障刑法体系的统一性,突出该罪“合法化”掩饰的不法本质。过往扩容上游犯罪时所采取的“补丁式”修改法律模式是被动的、滞后的、分散的,刑法对上游犯罪的选择缺乏统一的合理性标准。展开来讲,将毒品犯罪、恐怖活动犯罪与贪污贿赂犯罪作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主要受国际社会的影响和推动,而纳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是由于“打黑”“缉私”的迫切需要,另外两类金融犯罪的增加则反映了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对金融安全和经济秩序维护的重点关注。然而,这种分批次、分类型的扩容方式使得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呈现出碎片化特征,难以形成体系化的立法逻辑,进而导致与前置《反洗钱法》中“七类特定上游犯罪和其他犯罪”的规定不相匹配。并且从洗钱罪的不法本质来看,其核心在于通过“合法化”掩饰行为促使非法资金获得“表面合法性”,而非凸显针对某些特定上游犯罪的重点打击。因此,将上游犯罪扩容至所有犯罪,有助于统一反洗钱法与刑法中的洗钱概念内涵,也能为洗钱罪的不法判断重心回归原位清除障碍。


  在国内实践层面,扩容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犯罪惩治需求,有利于实现洗钱犯罪的精准打击。现实表明,洗钱活动频发的上游犯罪远不止法定的七类犯罪,还包括普通诈骗犯罪和赌博犯罪等。然而根据已公布的裁判文书,在客观行为与主观罪过高度一致的情况下,若非法资金来自普通诈骗犯罪(特别是网络电信诈骗),则被归于掩隐罪范畴;若来自网络犯罪(特别是网络赌博犯罪),则被认定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可见,受制于当前洗钱罪所规定的七类特定上游犯罪,洗钱行为与普通的窝赃行为、支付结算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行为之间的界限渐趋模糊,已出现错位规制现象。故而,在这一背景下,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扩容至所有犯罪,能够将原本只能借助其他罪名规制的洗钱行为重新纳入洗钱罪的处罚圈,保证罪责刑相适应。


  在国际合作层面,扩容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能够协调各国、各地区的反洗钱法律框架,有助于推进高水平、高质量的国际反洗钱合作。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跨国洗钱活动愈发频繁,各国在打击此类犯罪时需要依赖更加统一和协调的法律框架。目前,我国《反洗钱法》中关于上游犯罪的规定与国际通行标准更为接近,而刑法中的限制性列举显得相对滞后。这种规范上的不一致影响了国内反洗钱工作的整体推进,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在国际反洗钱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因此,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扩容至所有犯罪,是完善国内法律体系的重要一步,也是履行国际义务、提升国际合作水平的必要举措。


  当然,这一调整并非没有挑战,如何在扩大上游犯罪范围的同时避免洗钱罪被口袋化,是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基于此,应坚守“合法化”掩饰在洗钱罪不法判断过程中的核心地位,结合各种主客观要素进行审查,确保洗钱罪的适用始终围绕其不法本质展开,让针对七类特定犯罪以外的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洗钱行为回归洗钱罪的评价范畴,让针对所有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仅发生物理变化的资金转移、转换行为回归其他罪的评价体系。这样,才能在满足反洗钱治理需求的同时,维持赃物犯罪体系的内部秩序,从而推动反洗钱刑事立法和司法适用的完善与发展。


四、结语

法律并非天然存在,它源于人类对发展和秩序的内在需求,是一种基于社会共识、以语词为基本单位的规范性建构。但是,法律并非被动地使用语言,把语言作为僵硬的表达工具,而是主动地、创造性地参与了语言的塑造和发展,它将日常语词规范化、法制化,赋予其特定的法律意蕴,逐渐形成了一套严谨、精密的专业术语系统,并随着社会变迁不断扩展这些语词的外延,从而确保法律能够与时俱进、保持活力。这就是法律对语词的续造功能,是法律与语言的动态交互。


  然而,法律对语词进行续造的过程中,规范概念(法律规范本身及其释义)可能会偏离语词的原初概念,甚至重塑语词的本质内涵,这给法律的合理解释与准确适用带来了挑战。所以,在司法实践陷入由疑难问题堆砌而成的沼泽时,不仅要向前看,针对具体问题,进一步修补和完善技术性的认定规则;而且时常需要退一步,回归语词和概念的缘起,进行回溯性反思,去审视其续造路径是否符合经验与理性,拷问其续造结果是否仍忠于语词和概念的本原意义。


  洗钱概念的原初语义强调资金“由黑变白”的化学反应,刑法规范及司法解释却将其扩张为仅发生物理变化的转移、转换行为,由此带来了诸多法律适用难题。这表明,法律在对语词进行续造的过程中发生了偏移。洗钱罪作为赃物犯罪体系中的特殊罪名,其独立成罪的根基应在于对洗钱之原初内核即“合法化”掩饰的坚守,否则“洗”作为实行行为将无从谈起。因此,洗钱罪的规范表达及司法适用应回归原初概念,坚守“合法化”掩饰的原意,这是对法律续造路径的理性审视,更是对刑法规范精准适用的追求。在洗钱罪的规范表达上,应凸显“掩饰、隐瞒……来源和性质”的核心地位,将其视为决定犯罪特质并内含不法本质的行为属性;在洗钱罪的司法认定中,应将“掩饰、隐瞒……来源和性质”作为不法判断的标准,严格区分洗钱行为与其他窝赃行为,避免将仅发生物理变化的资金转移、转换行为纳入洗钱罪的处罚范畴。


来源:政治与法律

李采薇,郑州大学法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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