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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的改革面向
作者:赵恒 上传更新:2026-10-20 21:32
 摘要


涉案财物集中管理是关乎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改革成效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尽管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试点的经验愈加丰富,但仍需在法律规范、基础理论与技术赋能三重向度上协同发力,探寻改革深化的破题之策。在法律规范层面,目前有关涉案财物集中管理的规范位阶偏低,各地探索方案有别,应在《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中确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的基本条款,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办案机关可以对涉案财物实行集中管理。在基础理论层面,应在进一步拓展对物之诉理论的同时,积极提倡涉案财物管理权分离理论与涉案财物处置社会化理论,充实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的法理内涵。在技术支撑层面,既需充分认可数字技术赋能涉案财物集中管理的重要价值,又需理性评判技术公司介入的限度。由此,方能辨明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的完善路径,推动“人身权与财产权保障并重”的刑事诉讼范式转型。



近年来,随着财产权刑事司法保障理念愈加凸显,以对物之诉理论为指引的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改革持续推进。法学界广泛呼吁,宜把握《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的机遇,增设以涉案财物处置为核心的特别程序,以提升我国涉案财物处置的法治化、规范化水平。目前,与涉案财物处置有关的研究成果通常关注基础理论、庭审程序、证明制度、利害关系人权利保障、数字资产等方面,提出了诸多富有启发性的修法方案。不过,深究之后可以发现,既有成果往往聚焦对物的“诉”(检察机关提出追缴之诉)与“审”(法院开展相对独立的庭审活动),而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对物的“管”(包括保管在内的涉案财物管理)。即使部分成果有论及涉案财物管理,也侧重从配套建议的角度,将涉案财物管理视作实现对物之诉的辅助手段。这种研究视角上的偏差有待纠正。毕竟,倘若涉案财物保管不当、贬值严重、去向不明或者清单记载不清,法院即便启动了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审判程序,也无法实质审查涉案财物并作出有物可处分的裁判。从这一角度看,涉案财物是否管理得当、移送顺畅,直接影响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改革实效。实际上,早在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2015年《两办涉案财物处置意见》),便作出“规范涉案财物保管制度”“探索建立跨部门的地方涉案财物集中管理信息平台”的重要部署。历经多年探索,刑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改革取得突出成效,但关于涉案财物集中管理的法律供给不足、基础理论单一、技术支撑乏力的问题,亟待解决。是故,顺应《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的最新趋向,本文分别从刑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改革的三个面向出发,探讨涉案财物集中管理衍生的立法呼应需求、理论更新需求和技术赋能需求,为将来涉案财物处置程序立法提供有益的智识启发。


一、刑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改革的法律规范面向

推进刑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改革,首先需要从法律规范层面解决何以集中管理这一前提性问题。多年来,《刑事诉讼法》主要从对物强制措施适用、妥当保管、随案移送、司法最终处置原则等方面对涉案财物处置作出相对粗疏的规定。其中,就涉案财物保管而言,《刑事诉讼法》仅要求“妥善保管”和“随案移送”,并未明确涉案财物集中管理的制度安排。这成为刑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改革在法律规范层面的主要障碍。概览刑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改革的发展历程可知,有关刑事涉案财物管理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始于中央的顶层部署与政策推动。历经多年探索,刑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改革的规范内容愈加丰富,为《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增设相关规则积累了有益的实践方案。


(一)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的改革依据与规范检视

刑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改革启动之前,我国常年推行以办案机关自行分段保管为基本特征的分散管理模式。然而,多年实践暴露出分散管理模式的若干结构性弊病,包括但不限于缺乏有效的内部制约、办案机关之间移送衔接不畅和责任不明、财物贬值甚至毁损情况时常发生等。是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进一步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等方面的改革任务。为此2015年《两办涉案财物处置意见》从顶层设计上针对涉案财物管理确立了集中管理改革的总体制度框架:一是从中央改革文件层面正式确认了办案与涉案财物管理相分离的基本方向。强调由办案机关的办案部门、办案人员以外的部门、人员承担涉案财物保管职责,推动形成办案部门与保管部门、办案人员与保管人员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二是从制作详细的涉案财物清单、逐案设立明细账、实行分类保管等方面着手,着力提升涉案财物保管的规范化水平。三是首次明确提出“探索建立跨部门的地方涉案财物集中管理信息平台”。这为全国范围内推行刑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改革提供了概括依据。


随后,2015年《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管理规定》、2015年《公安机关涉案财物管理若干规定》(以下简称2015年《公安部涉案财物规定》)在重申“管办分离”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改革的目标与方案。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以2015年《公安部涉案财物规定》为代表的部门规章设置了“建立多部门共用的涉案财物管理中心”的授权性条款,为跨部门的刑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改革提供了更加明确的直接依据。究其缘由,在于2015年《两办涉案财物处置意见》仍然延续办案机关分别保管涉案财物的传统思路,但要求各办案机关共享涉案财物信息。而2015年《公安部涉案财物规定》更进一步地作出“建立多部门共用的涉案财物管理中心”的试点方案。这表明,刑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改革的重心,逐渐从突出办案机关内部的专门管理、统一管理,调整为贯通不同办案机关的跨部门管理、跨地区管理。由此带来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探索的更多可能性。


基于上述改革依据,近年来,我国多省(区、市)积极推行刑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的探索。据调研了解,各地在探索刑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的过程中,通常会协调多单位共同出台有关规范性文件。特别是,2025年7月河南省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河南省涉案财物管理条例》。该条例是全国范围内较早专门针对涉案财物管理的省级地方性法规,已于2025年10月1日施行。从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改革的角度看,2025年《河南省涉案财物管理条例》在立法层面为相关制度改革提供了更加充足的规范供给:一是在重申办案与管理相分离原则的前提下,明确了政府建立涉案财物统一管理制度和设置涉案财物集中统一保管场所的法定义务。二是进一步拓展涉案财物集中管理的范围,即适应监察体制改革,保障监察、司法、行政执法工作的正常进行。三是强调以全省统一的涉案财物信息共享平台为基础,推动涉案财物的数据共享、信息共享机制。


经过10余年的探索,“跨部门集中统一的涉案财物管理中心已经在多地运行,‘实物不动、手续流转’的‘物的看守所’已经成为现实”。总体来看,因管理主体和集中管理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刑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的规范与实践类型主要分为以下三种:一是公安机关牵头管理、办案机关共用,即依托公安机关已有的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基础设施,由公安机关主导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工作。二是办案机关共同管理,即将涉案财物统一保管于固定场所,公安、司法机关分别派驻人员到涉案财物管理中心共同管理。三是委托第三方社会服务机构管理,即通过签订协议、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第三方主体予以管理。从实务反馈来看,这些集中管理方案实际上都带有相关单位统筹的印记,即政法委牵头推进集中管理改革、办案机关共用涉案财物保管场所、第三方主体提供专业化精细化管理服务并存。仔细辨析刑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的方案分化,相关规范反映了各地有关单位在选择集中管理路径时对“管办分离”原则的认识差异以及对这一原则实现程度的判断差异。


概览之,刑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改革的规范内涵同样历经变化并呈现出层次化特点:一是从偏重证据保管的传统价值向突出财产权利保障的新价值转变。二是从偏重办案机关内部的统一管理、集中管理向办案机关外部的集中管理转变。三是从偏重跨部门的办案机关共同管理向办案机关以外的特定单位(涉案财物集中管理中心)统一管理转变。四是从偏重对刑事涉案财物进行集中管理向强调行政涉案财物和刑事涉案财物乃至监察涉案财物集中管理转变。五是从局部探索到全面推广、从单一模式向多元模式转变。六是从偏重同一地区行政区划内的横向协作集中管理向央地协同的纵向贯通集中管理转变。当然,限于论述主题,本文仍主要从刑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的角度展开研讨,而所论及的相应观点亦可被用以解释更广维度的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改革命题。


尽管刑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改革在促进相关规范从粗疏到精细、从零散到体系、从原则到具体方面产生了积极成效,但毋庸讳言,与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法治化、规范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相比,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的法律规范仍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不足:其一,既有规范的位阶偏低。当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改革的主要规范依据严重依赖政策文件、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部门规章或者司法解释通常仅限于办案机关内部系统,在跨部门协调层面难以发挥统一约束的规范功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集中管理制度缺乏明确授权。这与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改革所需集中管理、跨部门管理的目标之间差距较大。其二,不同规范之间有关涉案财物集中管理规则的衔接不畅。关于涉案财物集中管理中心的法律地位以及涉案财物在不同办案机关之间的移送等规则,不同规范之间存在抵牾的现象并不鲜见。其三,不同地方的试点规范有别,容易因涉案财物管理要求不一致而影响办案机关的工作配合成效、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保障质效。正因如此,更高层级的法律授权特别是国家层面《刑事诉讼法》的正式确认,成为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改革深化不可避免的立法诉求。


(二)《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涉案财物集中管理的回应

在财产权利事司法保障理念愈加凸显的背景下,在涉案财物集中管理方面,地方先行探索与全国统一规范供给不足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涉案财物处置乱象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程序上未能构建相对独立的、且体系性和完备性较好的涉案财物处置机制,即涉案财物处置的程序供给不足。”多年试点形成的规范方案可以为更高层次的《刑事诉讼法》确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规则提供有益的经验启发和成熟的制度样本。


其一,辨明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的入法路径及其核心内容。一方面,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的完善,不宜再满足于分散式的个别修补,而应当通过特别程序专章立法的方式打通与涉案财物处置相关的诸项制度之间的逻辑关联。当下,法学界普遍主张,有必要把握《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的契机,在“特别程序”一编中增加涉案财物处置程序。在此前提下,为了突出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具有跨阶段、跨部门的显著特点,妥当的立法路径是,在涉案财物处置程序这一章之下,对集中管理的核心内容作出系统规定。这一修法思路有利于凸显涉案财物集中管理的独特价值。为此,可以考虑增设一个条款,即“除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可以建立多部门共用的涉案财物管理中心,对涉案财物进行集中保管”。另一方面,提炼既有相关规范的可行方案,厘清涉案财物集中管理规则的主要事项。基本原则上,确立“管办分离”原则、“集中保管为主、分散保管为辅”原则。保管体系上,明确集中管理场所的设置方式和运营主体。移送与信息共享上,强调实物不动、清单移送的基本要求,辨明涉案财物清单移送产生的法律效力,同时推行涉案财物集中管理信息平台建设,设置办案机关录入信息的期限要求。协助处置上,授权涉案财物集中管理中心根据生效裁判确定的具体判项,协助处理涉案财物并上缴国库。


其二,明确涉案财物集中管理中心相对独立于办案机关的法律地位。针对目前刑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的实践成效及其不足,部分研究成果提出,考虑涉案财物管理的专业化、精细化要求越来越高,独立于办案机关的受委托第三方社会服务机构具体运营的涉案财物管理中心将成为发展的趋势。对此,本文初表赞同但持有部分异议。一方面,确需确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中心作为刑事诉讼主体的基本依据,并将涉案财物集中管理中心与办案机关区分开,即“涉案财物应当交由跨部门的涉案财物管理中心统一保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随案移送涉案财物清单”。由此,正式引入“涉案财物集中管理中心”这一特定诉讼主体。另一方面,不宜规定第三方社会服务机构承担集中管理职责,更不宜规定第三方社会服务机构具体运营涉案财物集中管理中心。究其缘由,尽管涉案财物管理权有别于办案职权,但涉案财物管理的核心任务仍是服务于刑事诉讼活动。这意味着,涉案财物集中管理职责应当由国家公权力机关承担,而不宜允许第三方社会服务机构直接行使涉案财物集中管理权。进一步地,应当厘清办案机关、涉案财物集中管理中心、第三方社会服务机构之间的关系:办案机关有权作出适用或者解除对物强制措施的决定,依法将涉案财物移送至集中管理中心,以涉案财物清单方式随案移送;涉案财物集中管理中心承担法定的财物保管与协助处置等职责;第三方社会服务机构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受委托后协助涉案财物集中管理中心开展涉案财物管理工作。


其三,统筹考虑各类规范之间的协调衔接问题,提升涉案财物集中管理规范的融贯水平。一是吸取《刑事诉讼法》在引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方面的修法教训,统筹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入法与其他有关制度完善之间的关系。鉴于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与查、扣、冻措施适用程序、对物之诉审理程序、执行程序之间构成完整的制度链条,需要在修法时对它们作出整体调整。二是在《刑事诉讼法》为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改革提供权威规范指引的前提下,最高司法机关、公安部等单位应当及时对相关配套部门规章进行相应修订。三是亦需关注集中管理规则与地方立法的协调。例如,前文提及的《河南省涉案财物管理条例》是全国较早针对涉案财物综合管理的省级地方性法规,《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各地可依据新的上位法对地方立法进行修订和调整,形成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四是必要时需颁布全国层面的涉案财物集中管理规范系列指引。这些规范指引涵盖集中管理的对象范围和分类标准、集中管理场所的建设标准与运行机制、集中管理信息平台建设的国家标准、第三方社会服务机构参与的社会化规程等。


二、刑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面向

刑事涉案财物的集中管理,绝非简单的“存储仓库合并”或“保管工作优化”,而是以财产权保护逻辑替代传统的证据保管逻辑,推动刑事涉案财物管理体系从最低限度的“物的看管”转向更高层级的“权利的实质保障”。可见,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改革既服务于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改革,又具有相对独立的法治价值。是故,在辨明涉案财物集中管理衍生的修法期待之后,还需要从基础理论层面辨析涉案财物集中管理与涉案财物处置诉讼化改造之间的内在关联。在此,本文主要从刑事对物之诉理论、涉案财物管理权分离理论和涉案财物处置社会化理论等三个维度展开阐释。


(一)刑事对物之诉理论的进一步拓展

刑事对物之诉理论是近年来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具有标识性意义的理论创新。作为与对人之诉并列并具有独立价值的诉的形态,对物之诉是指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被追诉人的违法犯罪所得以及其他涉案财物所提起的刑事追缴之诉,其诉讼标的主要是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的追缴涉案财物的诉讼请求。从实现对物之诉的目标来看,涉案财物管理对于保证涉案财物保管得当且接受司法审查而言具有重要保障功能。为此,理应从涉案财物集中管理的角度切入,辨明刑事对物之诉理论进一步拓展的趋向。


其一,通过对物管理的独立性,实现对物之诉的独立性。刑事对物之诉理论的核心命题,是对物之诉相对于对人之诉的程序独立性。将原本由办案机关各自保管涉案财物的分散管理模式,调整为由办案机关以外的特定单位统一保管的集中管理模式,使得涉案财物在进入审判程序前处于规范化的管控状态。这不仅能够避免涉案财物因保管不善而毁损、灭失,也能够为对物之诉的独立审理提供必不可少的“物”。其中,刑事对物之诉理论尤为强调,应当建构与相对独立的审判程序相适应的证明体系。对物之诉的证明核心,在于确认涉案财物的权属状况、法律性质及其与违法犯罪活动的实质关联程度。因此,对物之诉在证明对象、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等方面均有独立于对人之诉的证明的特定内涵。证明体系的独立性需要以涉案财物管理信息的全面性、客观性和可靠性为前提。涉案财物集中管理的技术赋能与管理再造为对物之诉的独立证明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物之诉的庭审调查、证明活动、权属认定以及判项执行,均可以得到坚实的“物”之保障。


其二,促进对物之诉理论贯通审前、审判与执行阶段。对物之诉的传统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审判阶段,即探讨法院如何通过相对独立的审理程序完成对涉案财物的司法审查和裁判。而刑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的权责内涵不仅有服务于审判的财物保管职能,而且有制约对物强制措施适用、确保涉案财物随案移送、维护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促进财产性判项执行等多元内容。正因如此,刑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的突出功能,在于为对物之诉理论从学理构建走向程序实践提供了一以贯之的制度载体,使其得以贯通审前、审判与执行诸阶段,实现涉案财物处置程序的全程诉讼化改造。一方面,在审前阶段,对物之诉理论要求对物强制处分的程序控制。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贯彻管办分离理念,阻断办案机关在审前阶段任意处置财物的可能通道。适度司法化的审前审查机制与集中管理的中立性相辅相成,共同构筑了对物之诉审前程序控制的双重保障。另一方面,在执行阶段,法院所作裁判通常是概括的、笼统的,相当数量的裁判文书一般表述为“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使得对物裁判的执行力、既判力被虚化。受益于涉案财物的集中管理,法院得以在审判阶段全面审查个案中的各类涉案财物,查明涉案财物的权属情况、法律性质并依法判断相应的处置方式。由此,对物之诉的裁判文书更有具体性、可执行性。同时,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单位根据法院的明确判项协助完成执行工作,增强了对物之诉裁判执行的质效。这种从控制、保管、维护到处置的全流程覆盖,使得对物之诉的裁判结果能够在涉案财物集中管理的前提下得到及时、规范的执行。


其三,进一步强化利害关系人有效参与诉讼的制度基础。刑事对物之诉理论一再呼吁,与涉案财物处置有关的各方利害关系人应当实质参与相应诉讼活动。确定利害关系人,尤其是被追诉人、被害人以外的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诉讼地位和权责义务,是对物之诉区别于对人之诉的重要特征。刑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改革,摆脱办案机关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封闭化管理惯性,提高涉案财物管理全流程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这可以为利害关系人行使知情权、参与权、异议权、救济权等各项诉讼权利提供充足的保障。可见,作为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的功能定位正在经历从“物的物理安全”到“物的权利保障”的跃升。只有涉案财物的管理状态可以为各方利害关系人所知悉,对物之诉理论所推崇的利害关系人实质参与目标才不再仅是理论上的推演,而是成为可操作、可运行的司法实践。


概言之,受刑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改革影响,对物之诉理论的进一步拓展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维度。其一,对物之诉的程序构造从“庭审中心”走向“全程覆盖”。对物之诉不再仅依赖庭审阶段的举证质证,而是贯穿涉案财物从入库到完成处置的全过程。其二,对物之诉的法治功能从单向度的权利处分走向多维度的功能集合。在集中管理的支撑下,对物之诉既要追求个案中权利处分的实体正义、程序正义,又承载着保护多元主体财产权、切断逐利性执法司法利益链条、维护司法公信力等多重功能。


(二)涉案财物管理权分离理论的提倡

刑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改革的底层逻辑在于,将涉案财物保管、维护和协助处置等方面的职权从办案机关内部剥离出来,交由特定单位统一行使,必要时可以委托第三方社会服务机构参与辅助管理。概览刑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改革的历程可知,涉案财物管理权正在经历从依附于传统办案权(通常指侦查权、审查起诉权、审判权和执行权)向获得相对独立地位转变。这也是中央改革文件提出“管办分离”原则的前提。刑事办案权以案件为中心展开,涉案财物管理权则以财物为中心运行,两者在制度目标上并不重合,在运行机制上可以分离。因此,以刑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改革为基础,提倡涉案财物管理权分离理论,既有正当性又有必要性。


其一,涉案财物管理权分离于办案权的正当性,首先源于国家公权力属性的差异。涉案财物管理的权力属性并非司法判断权或程序决定权,而是为保障诉讼顺利进行所派生出的辅助性管理职能。对此,相关研究成果亦表示赞同——涉案财物的保管属于事务性、技术性工作,并非侦、诉、审机关的必备职能,不影响行政执法权、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的行使。从权力配置的角度来看,将性质不同的权力赋予不同的主体行使,是权力制衡的基本原理。在严格保留办案机关依法行使对物强制措施决定权的前提下,将被采取对物强制措施之后的保管、维护、运输等事务性职能,移交给相对独立于办案机关的特定管理主体承担,这是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的法理内核。由此,涉案财物管理权与办案权得以在刑事诉讼权力配置体系层面实现结构性分离。而办案机关集办案权与管理权于一身的制度风险,也会得到针对性的防控。


其二,涉案财物管理权分离理论可以产生多方面的制度改革价值。一是保障涉案财物的财产属性、证据完整性与裁判公正性。“实物不动、清单流转、数据共享”的模式不仅能够有效降低多次移送带来的财物毁损、证据链断裂风险,还能够确保法院在对物之诉的审理中获得完整、可靠的财物信息,为涉案财物的公正处置提供基础。二是阻断趋利性执法司法产生的制度根源。涉案财物的保管职能与办案职能相分离,是对传统分散管理模式下“办案人员既办案又管物”所造成的利益冲突和角色混同的规范性纠偏。办案机关不再直接保管和控制涉案财物,也就失去了通过超范围、超权限采取对物强制措施和其他侦查措施的方式谋取部门利益的内在动力。可见,将涉案财物的保管、控制和处置权从办案机关手中加以剥离后,建立统一的涉案财物管理中心,进行统一管理和控制,有利于解决办案机关的“利益冲突”问题。三是实现涉案财物的专业化管理与保值增值。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刑事诉讼中涉案财物的类型愈加丰富、数量愈加庞大,涉案财物的保管和处置早已非办案机关的传统职权所能应对。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单位统一行使相关职权,并适时委托具有专业仓储设施、信息管理系统和资产管理能力的第三方社会服务机构介入,对涉案财物进行分类保管、定期维护和稳妥理财。如此一来,既能有效防止保管不当导致的财物损毁贬值,又能使涉案财物保值增值,用于弥补损失或上缴国库,从而实现涉案财物从“被动保管”到“主动管理”的功能升级。


其三,涉案财物管理权分离理论的制度体现在,对物强制措施适用决定权(包括解除权)与财物管理权的分离、涉案财物处置方式决定权与财物管理权的分离、办案机关与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单位之间的权责划分、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单位与第三方社会服务机构之间的委托关系等多个方面。更值得关注的是,涉案财物管理权分离理论对刑事诉讼权力配置模式现代化演进具有普遍的启示意义。因为它揭示了司法核心职能与辅助性事务之间适度分离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将权力分离理论的适用场域从传统的“侦查权—逮捕权”分离拓展到“办案权—涉案财物管理权”分离的新领域。多年来,我国《刑事诉讼法》一直未就涉案财物管理权力的归属与责任义务作出明确规定。随着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改革愈加深化,以跨部门、跨地区为要求且以集中管理为显著特征的涉案财物管理方案备受肯定。因此,若《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增设涉案财物处置特别程序,则有必要依托涉案财物管理权分离理论进一步厘清办案机关、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单位、第三方社会服务机构之间的权责义务关系。


其四,涉案财物管理权与办案权的分离,或者说,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单位与办案机关的分离,应当是有限度的分离,即涉案财物管理权的分离只能是相对分离而非绝对分离。如若以涉案财物管理权不是办案权的必备职能为由,论证涉案财物管理权分离的正当性,并无不妥,但不能据此得出第三方社会服务机构独立承担涉案财物管理职责的结论。从实务反馈来看,部分地方采取了在办案机关以外委托第三方社会服务机构管理涉案财物的方案。本文认为,这一方案有待完善。因为即使涉案财物管理权可与办案权分离,该权力运行仍以保障诉讼活动顺利进行和法院裁判执行到位为基本目标。因此,涉案财物管理权属于刑事诉讼职权配置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应当专门设置一个特定单位即涉案财物集中管理中心统一行使该权力。至于第三方社会服务机构,涉案财物集中管理中心可以根据财物管理的实际需要委托第三方社会服务机构完成部分财物的养护、照料等具体事务性工作。


以下是划分公安司法机关、涉案财物集中管理中心、第三方社会服务机构的法律责任的前提要件。一是倘若对物强制措施的适用或者解除违法,办案机关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二是倘若涉案财物管理不当甚至影响诉讼活动,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单位承担法律责任。三是第三方社会服务机构对外不承担法律责任,但应当根据政府购买服务协议、涉案财物管理规范等确定法律责任。


(三)涉案财物处置社会化理论的雏形

在传统的涉案财物分散管理模式下,涉案财物管理依附于行政化的办案流程。在当前探索的涉案财物集中管理模式下,涉案财物管理职能被适度分离出来,并引入了市场化、社会化的专业力量,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专业运作”的多元协同格局。对此,法学理论界亦表示赞同。究其缘由,办案机关普遍面临“案多人少”困境,很难将有限的办案资源投入保管工作中,而且涉案财物保值增值工作复杂,不仅涉及刑事领域,还涉及民商事领域,需要专业的机构和人员才能胜任。结合实务反馈,不少地方在推行刑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改革的同时,积极引入具备专业资质的第三方社会服务机构,由其提供精细化、规范化的管理服务。


所谓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社会化,是指对于原本由办案机关垄断行使的涉案财物保管、维护等事务性职能,由特定单位根据集中管理、保值增值的实际需要,通过政府采购等多种方式,允许具备专业资质和技术优势的第三方社会服务机构参与其中,实现涉案财物管理制度从“公权力封闭运行”向“社会协同共治”的范式转型。该理论的核心要义在于,保持对物强制措施适用决定权和涉案财物处置决定权仍由国家专门机关行使,在此前提下,将涉案财物管理工作再做二次分离,把其中的部分保养、维护等一般事务性工作,交由专业化的社会力量承担。可见,涉案财物处置社会化理论是在对物之诉的诉讼化改造框架下,通过“管办分离”的制度安排,将部分辅助性事务适度转移给社会专业机构,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力量在专业化、市场化和技术化方面的优势。


其一,涉案财物处置社会化并非脱离法律规范的实践探索,而是既具有明确的法律政策依据,又具有突出的实务需求。一方面,各地推行刑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改革,通常会出台由多部门联合印发的规范性文件。这些规范文件一般会设置第三方社会服务机构参与的授权条款。例如,前文提及的《河南省涉案财物管理条例》以省级地方性法规,明确规定可以通过购买服务方式选择社会仓库进行集中管理。另一方面,第三方社会服务机构的参与,既可补齐公权力机关在仓储物流、价格评估等方面的能力短板,又能以标准化管理实现涉案财物保值增值。特别是“在网络时代、技术治理时代,刑事诉讼逐渐走向开放,参与刑事司法的主体更加多元,越来越多的第三方主体开始介入、参与刑事诉讼,超越了既往的封闭模式”。例如,以虚拟货币为代表的数字资产管理难题,成为刑事涉案财物管理制度改革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而以技术公司为代表的第三方社会服务机构可提供必要的应对之策。


其二,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社会化理论与对物之诉理论、涉案财物管理权分离理论紧密相连。一方面,涉案财物处置社会化理论可以推动对物之诉理论的实际应用。依托第三方社会服务机构提供的有效保管服务,法院能够对涉案财物的详细情况进行全面审查,而无须担心涉案财物毁损、灭失。第三方社会服务机构的介入,还可以补齐法院在财物价值评估、先行处置决策等方面的技术短板,使得对物之诉在专门性事实查明上获得了社会专业资源的有效供给。另一方面,涉案财物管理权分离理论关注的是刑事诉讼内部涉案财物管理权在诉讼权能体系中的重新配置,而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社会化理论关注的是涉案财物管理事务由公权力系统向社会的适度转移。这两个理论并不矛盾,而是构成了刑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改革的“两步走”逻辑,即先实现内部权力配置的分离,然后尝试引入外部的专业化社会力量。由此,实现涉案财物管理规范化、专业化的目标。


其三,明确涉案财物处置社会化理论的适用边界,即何种辅助性质的管理职能可以向社会组织开放,而何种权力必须由法定的国家机关保留。这一边界划定问题的法理核心,在于区分刑事涉案财物处置中的决定权与执行权。对物理制措施适用或者解除的决定权,涉案财物权属及其法律性质的认定权,以及追缴、没收、返还的裁判权均属于执法司法的核心职能,不得向社会转移。这些权力涉及国家对公民财产权的强制性干预,必须由法定的国家机关依法独立行使,不得被委托或外包。社会力量介入的领域,严格限定于涉案财物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后的管理和保障环节,这些环节通常包括运输、入库、保管、维护、拍卖等辅助性事务。在此前提下,还需进一步辨明第三方社会服务机构介入涉案财物管理的制度约束与风险防范。原因在于,第三方社会服务机构作为市场化的经营主体,其逐利本能与涉案财物管理的公共利益属性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张力。这种市场化运营与公共利益取向之间隐含的张力,一旦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便可能演化为管理投入被压缩、服务标准被降低,甚至违规操作以谋取不当利益的现实风险。对此,应当采取合同约定、实时审计、内外部监督等多元举措。


展望未来,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社会化的发展关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在立法规范层面明确购买涉案财物管理服务的法律依据和程序规范。二是建立全国统一的第三方社会服务机构资质认证和服务标准体系,解决市场化运营带来的弊端。三是完善第三方社会服务机构的法律责任机制和监督考核机制,确保社会化运行的规范有序。四是加强对涉案数字资产管理与处置规范的前瞻性研究,严格把控数字资产纳入社会化管理服务的规划方案。


三、刑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改革的技术赋能面向

数字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是刑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改革得以存续的前提。根本原因在于,传统分散管理模式下基于人工登记、纸质台账、纸质清单流转和实物盘点的粗放式管理做法,在涉案财物种类日益繁多、数量持续攀升的当下,早已难以为继。唯有依靠大数据实现跨部门信息贯通,依靠人工智能模型预测、预警和建议,涉案财物集中管理的“实物不动、手续流转、数据共享”才能从理论预演转化为客观现实。可见,数字技术不再仅是刑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改革的辅助工具,而是这一重要改革得以启动和深化的基础性保障。


(一)数字技术赋能涉案财物集中管理的场域

其一,海量涉案财物信息的汇整与全周期追溯。传统分散管理模式下,涉案财物信息的记录依赖于人工制作的纸质清单,财物的每一次移送、调用、处置都伴随信息断裂的风险。数字技术的首要功能在于通过对涉案财物样态的数字化映射建立起财物的“数字孪生体”,即每一件涉案财物在数字空间中获得唯一的数字身份,其来源、状态、位置、权属等关键信息均被实时记录并可供追溯。进一步地,数字化映射技术有效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涉案财物管理的保管难、移送难、证据链完整难等问题。因为每一个涉案财物自被采取强制措施并移送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单位后,管理单位广泛应用物联网、一物一码等技术(包括RFID电子标签等)。这使得涉案财物的详细数字信息不可被篡改。控方、利害关系人可以对财物的来源、性质、权属、用途、价值等进行充分质证,法院可以全面审查、甄别并作出具体裁判。可见,数字化映射技术为刑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司法审查与判项执行的完整闭合提供了关键支撑。


其二,数字化平台协同实现跨部门数据共用与流程再造。传统分散管理模式的根本缺陷之一,正在于涉案财物信息被割裂在不同的办案机关、办案系统和诉讼阶段之中,由此形成信息孤岛格局,导致财物底数不清、移送不畅、处置拖延、救济无门等一系列连锁性困境。自改革之初,刑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即高度重视信息平台的建设与应用。平台化协同技术的制度功能,在于打破办案机关、行政执法机关以及其他相关单位之间的数据壁垒,实现涉案财物信息跨部门、跨地区、跨系统的实时共享和业务协同。在对物强制措施适用阶段,相关信息即通过平台推送至集中管理中心和后续办案机关,检察院、法院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无须等待纸质清单的逐环节传递,即可在线获取财物的完整信息,从而在程序入口处就消除了信息不对称的隐患。在涉案财物移送阶段,平台化协同通过信息的跨部门流转替代财物的物理移送,实现了“实物静止、手续流转、数据共享”的管理模式转型,使得检察机关能够通过平台对涉案财物的移送、保管状态进行实质监督。在涉案财物的庭审阶段,远程高清示证系统、沉浸式AR/VR技术等手段,不仅能够保证法院对涉案财物及其信息进行全面、详细的法庭调查,而且可以满足控辩双方、其他利害关系人开展举证质证的多元需要。这在丰富刑事远程庭审类型的同时,也会带来解决相应技术障碍的新需求。此外,各方利害关系人也能够通过平台查询财物的有关信息,为后续参与处置活动和寻求救济奠定了信息基础。特别是2025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作出“推进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建设”的重要部署,为涉案财物集中管理信息平台深化适用带来了新契机。


其三,算法与模型并重推动智能化辅助决策与权力约束。涉案财物处置的核心环节在于法院的审查、裁判与判项执行。实践中,涉案财物数量庞杂、种类丰富、权属关系复杂,人工逐一甄别、将财物与案件对应等工作量极为巨大,以大数据为基础的算法辅助正可在此发挥作用。在对物理制措施适用上,针对查、扣、冻的“四超”问题较为突出,算法模型的介入体现为对这些措施适用合法性、必要性的监督与动态纠偏。在涉案财物保管与保值上,算法模型的赋能表现为对财物状态的实时监控、对财物维护需要的精准区分、对先行处置的智能协助等。在裁判和执行上,算法模型的应用体现为庭审的全面检视、裁判信息的智能比对、判项执行的精准辅助等。在权利保障与救济上,算法模型的应用拓展了利害关系人财产权保障的技术路径,如快速识别资金穿透路径、区分合法与非法财产等。在此过程中,在尊重办案人员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将算法的数据优势与办案人员的经验判断有机结合,构建起“算法辅助、人工决策、全程留痕、监督制约”的嵌入式治理机制,推动涉案财物集中管理与处置的权力运行透明化与程序实施公正化。


其四,推动涉案数字资产管控与处置方案的法治化、规范化。虚拟货币等基于数字技术而生的新型数字资产的管理与处置,明显有别于传统的涉案财物的相关要求。对此,有研究成果指出,“虚拟货币技术所表现的匿名性、去中心化、易跨境性等特征给公安司法机关的处置能力和传统涉案财物处置规则带来挑战”。这些挑战体现在数字资产的控制、保管、价值评估、强制处分等方面。数字技术的深度介入成为破解数字资产管理处置难题的关键举措。这些应对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根据数字资产是否具有中心化发行主体,提供差异化的解决思路;通过私钥控制替代实物占有,将法律上的扣押效力从物理空间扩展至数字空间;通过冷钱包存储替代物理保管,实现对数字资产的唯一性保存与去向追溯;通过跨境合规处置替代国内直接变现,化解监管政策与司法需求的冲突。简言之,随着数字技术升级迭代,数字资产形态持续演化,这些都必然会倒逼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从“实物化”走向“数字化”。这正是数字时代涉案财物管理法治化的核心命题之一。


(二)技术公司介入涉案财物集中管理的限度

概括来说,数字技术的深度嵌入构成了一条贯穿刑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始终的隐形主线,即技术手段被广泛引入涉案财物管理各环节,并正在从辅助性工具转变为管理形态重构的核心驱动力。但是,数字技术嵌入在提升涉案财物管理效能的同时,可能引发有待警惕和防控的风险。在此,技术公司介入的限度,便是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命题。从实务反馈来看,技术公司介入涉案财物处置,特别是涉案财物集中管理的路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公司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刑事侦查活动,并随之获得介入涉案财物保管与处置的机会。例如,技术公司不仅介入证据材料的收集,还会通过技术手段锁定犯罪嫌疑人,追踪、掌握资金流向,参与涉案资金处置等流程。二是政府购买服务,允许技术公司为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单位提供辅助帮助。从全国各地的探索来看,后一种方式已形成较丰富的实践形态。对此,有研究成果指出,原本主要协助电子数据取证的技术公司,除了为公安司法机关提供技术支持,还可能拓宽了协助介入的范围,将协助业务与财物处置挂钩,强化了趋利性执法司法趋向。当前缺乏针对第三方技术公司管理与处置虚拟货币的资质标准,而第三方技术公司的选任往往缺乏外部监督,同时,办案机关也难以对第三方技术公司处置虚拟货币的活动施加有效的制约,这些都可能催生执法司法方面的违法犯罪风险。为此,亟须辨明技术公司参与涉案财物集中管理的限度。


其一,突出技术公司介入的技术辅助性、服务性原则。技术公司可以辅助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单位、办案机关完成财物的登记、运输、保管等服务性工作,但不得替代有关机关行使强制处分权。因此,应当结合涉案财物管理权与办案权适度界分的关系,明确技术公司介入的主要事项。这表明,基于明确工具服务于人的目的、警惕技术逻辑之必要,理应重新强调数字时代刑事诉讼中人的主体地位。为此,必须在严格区分技术性事务与司法性事务的前提下,从全国层面规范技术公司参与涉案财物集中管理的委托关系,创设相对统一又有灵活空间的技术公司参与管理办法,确定以技术公司为代表的第三方社会服务机构介入的授权框架。


其二,着力缓和技术公司逐利本能与涉案财物管理的公共利益属性之间的内在张力。当管理投入与利润之间存在冲突时,压缩管理成本、降低服务质量的动机,将与涉案财物管理对保管质量、安全标准的严格要求之间产生矛盾。尤其是随着参与越来越多的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工作,技术公司会掌握大量的涉案财物数据和涉案人员敏感信息。对此,理应构建多元制度约束的协同治理体系。一是在专门合同协议中明确约定技术公司的服务质量标准、保密义务、安全责任和违约责任等核心条款。二是由独立的审计机构对技术公司的运营管理和财政资金使用进行审计。三是检察机关应依法对涉案财物集中管理活动行使法律监督权,将技术公司提供的具有公务属性的辅助管理工作纳入监督范围。四是建立健全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异议权和救济权保障机制。五是切断涉案财物处置与技术公司获得报酬之间的关联,相关规范应当明确专门规定即“不得与办案经费挂钩”。


其三,打破技术系统自主性扩张与算法不透明带来的治理困境。这些困境表现为算法黑箱风险、技术依赖与锁定风险等。在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和辅助处置上,对于管理者和监督者而言,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系统提供辅助决策的运算逻辑往往是不透明的。这种技术层面的不透明性可能在实质上侵蚀涉案财物管理所要求的程序公开性和可问责性。技术依赖与锁定风险表明,当技术公司在某一地区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垄断时,办案机关、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单位在合同谈判、质量监督和责任追究中的实质话语权,便不可避免地面临被削弱的风险。是故,亟须归纳当前法学界提出的共性对策,聚焦刑事诉讼中涉案财物集中管理这一特定场域,再做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一方面,借鉴相对成熟的涉案财物集中管理数字化标准地方经验,制定国家层面的专项技术标准,明确涉案财物管理信息系统的功能要求、数据格式和接口规范,防止技术公司通过私有协议和封闭系统形成技术壁垒。另一方面,建立算法透明度和可解释性的程序要求。技术公司基于算法模型作出的自动预警、智能盘库结论等,应当能够提供可供审计的逻辑说明和原始数据支撑。


此外,应重申的是,技术公司介入刑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所带来的风险在本质上并非对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本身的否定,而是在数字时代,此类制度发展过程中必须正视的挑战。探讨技术公司介入涉案财物集中管理的限度,实际上就是从某一角度探讨技术公司介入刑事诉讼活动的限度,因为算法黑箱与技术依赖是数字时代刑事司法数字化面临的共性课题。为此,应当将技术向善、技术中立与技术可靠等技术伦理引入刑事诉讼价值。同时,通过明确权力边界、强化多元监督、确定技术标准等多种方式,实现技术赋能与制度约束的动态均衡。


四、结语

刑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绝非简单的财物移送、仓库搬迁和软件应用,而是一个顺应刑事司法数字化趋势,涉及刑事诉讼基础理论创新、刑事诉讼权力配置再调整,并且亟待刑事诉讼立法回应的重要理论命题。如今,刑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改革正处于从地方试点迈向国家制度定型的关键节点。未来,《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对涉案财物集中管理作出回应的核心在于,充分揭示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改革的内在逻辑与演进规律,在法律位阶上实现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从“政策倡导”、“地方摸索”到“法律确认”的转变。由此,方能真正推动人身权与财产权保障并重的刑事诉讼新格局趋于成形。当然,关于刑事涉案财物的管理和处置,仍有诸多值得深入研讨的理论与实践话题,尚待法学界进一步关注。


来源:法学杂志

赵恒,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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