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佳祺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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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失犯的认定过程中,客观的预见可能性并非需要证据证明的实体,而是与结果回避义务、行为规范相关联,基于比例原则、利益衡量以及平等主义建构出的具有假设性质的法律概念,属于合理与否而非存在与否的问题。与之相对,主观的预见可能性则是需要被证据证明的实体存在,与结果预见义务、制裁规范相关联,属于责任主义基础之上兼顾合理与否以及存在与否的问题。当前刑法学界与司法实务界对于预见可能性的讨论混淆了两者在不同维度中的意义,更存在着以客观的预见可能性取代主观的预见可能性的过失犯认定客观化倾向。究其原因,一方面,基于平等主义的要求在无特定事由的情况下前者可以推导出后者;另一方面,普遍性地存在对我国《刑法》第16条的本质以及该条与《刑法》第15条之间关系的误读。第15条是过失犯存在构造的规定,属于过失犯判断的专属条文,而第16条是过失犯审查构造的规定,属于认定过失犯与故意犯的共通条文,旨在解决对于“一般人”而言的结果与行为之间的客观归属问题,而非关于“行为人”的主观预见可能性问题。只有在主观的预见可能性语境中才有所谓具体的预见可能性,过失犯的认定不应轻易降低对具体的预见可能性的要求。
一、从预见可能性的二重面向开始的疑问与反思
(一)刑法学者在谈论预见可能性时在谈论什么
一直以来,我国刑法学者在对《刑法》第16条中的“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的条文进行说明时,为与第14条、第15条的规定一以贯之,往往会将其解读为“不是出于行为人的故意或者过失”,该观点在司法实务中的影响亦根深蒂固。与此观点类似,受德日古典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影响,理论上有观点主张“根据我国刑法第16条的规定,可以得出‘没有预见可能性就没有过失’的结论(当然也没有故意)”,并认为第16条规定的欠缺预见可能性的情形属于责任阻却事由,或者是无罪过事件。因此,一般认为“如果行为人对他人死亡结果不具有预见可能性,则属于意外事件”。不难看出,这些观点均是将第16条中预见可能性的判断标准归结为行为人,并借由行为人主观罪过的欠缺来定义意外事件(以及不可抗力)。
与以上观点相对,受目的行为论、行为无价值论、新过失论影响的刑法学者,则主张预见可能性属于行为归责的必要前提,其判断需要从一般人的预见可能性角度入手,认为应将其置于构成要件阶段作为结果回避义务的前提,并强调当对于一般人而言不存在预见可能性时,结果回避义务便是强人所难。更有甚者,有观点进一步主张“个人预见可能性应该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理由在于法不强人所难,即法律不会将超过个体能力的注意义务强加于人们”。由此可见,当前有越来越多的观点强调,预见可能性会影响行为归责、结果归责的评价。有意思的是,近年的刑法注释书在解释第16条时虽然也认为“意外事件是由不以行为人主观意志为转移、行为人无法预料的原因而发生的意外事故。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既没有故意也没有过失”,但论证时所举的现实案例皆是围绕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而这是否间接赋予了因果关系以主观归属的意味值得另外撰文讨论。
仅就预见可能性概念本身而言,不论是指客观的预见可能性(一般人的预见可能性)还是指主观的预见可能性(行为人的预见可能性),理论上将其作为结果回避义务前提的观点有之,而将其独立于结果回避义务并同时作为结果预见义务之必要条件的观点亦有之。这些观点虽无对错之分,但导致了因果关系论与责任论之间的此消彼长与自我修正。对于预见可能性在犯罪论中的体系地位及所遵循之判断标准的不同解读,虽然背后存在结果无价值与行为无价值、旧过失论与新过失论、客观归属与主观归属等基本立场之争,但如果预见可能性在犯罪论中原本就可能同时具有不同体系地位、不同判断标准甚至不同内涵,那么理论上不同观点所针对的或有可能是不同对象。假如这一说法成立,那么预见可能性究竟是影响了因果性还是影响了有责性就不一定是单纯的“法技术上的不同”的问题,而是可以说预见可能性在过失犯中原本就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独立面向。
(二)《刑法》第15条、第16条发生混淆的原因背后
过失犯的成立需以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预见可能性为前提,这属于《刑法》第15条的理论根基,但第16条中的预见可能性是否应以行为人为标准值得怀疑。从刑法学者到民法学者,都认可欠缺预见可能性其实亦能影响因果关系的认定,这与上文中将预见可能性作为结果回避义务前提的观点一致。应该承认,在因果关系的“相当性”乃至客观归属的“不被容许的风险”中其实也能够看到(客观的)预见可能性的身影,并以社会一般经验常识的形态出现,从因果关系或者结果归属的视角去重新解读第16条,完全可以认为“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可以视为事实上因果关系的规定,而“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可以视为法律上因果关系的规定。不仅如此,在对法律上因果关系进行认定时,如果将“故意或者过失”不是当作行为人的故意或者过失,而是指社会通常观念上一般人都可能具有的故意或者过失,那么此时法律上因果关系的标准就有了主观归属甚至客观归属的影子,即对于社会一般人而言不具有预见可能性可等同于对于社会一般人而言不具有因果关系。根据此见解以及第16条的规定,在具备事实上因果关系但欠缺法律上因果关系时,便可将事件认定为不可抗力或者意外事件,而非“在构成要件层面存在因果关系,但在有责性层面却责任”。
对意外事件的犯罪论体系地位的误读不仅产生了理论层面的争议,还与司法实践发生了龃龉。比如,在肖某某过失致人重伤案中,辩护人主张“某某受伤应属意外,其受伤超出了一般人的可预见范围”。又如,在李某某故意伤害案中,法院认为“虽然厮打行为造成的轻微外伤与死亡结果并非必然因果关系,但......这种偶然因果关系的存在使被害人的死亡不应视为意外事件”。再如,在周某某过失致人死亡案中,法院认为被告人“在制伏、控制被害人的整个过程中,只是实施了一般人抓小偷时惯常实施的行为”。还如,最高人民法院第142号指导案例裁判要旨指出,“行为人为了维护因碰撞而受伤害一方的合法权益,劝阻另一方不要离开碰撞现场且没有超过合理限度的,属于合法行为。被劝阻人因自身疾病发生猝死,其近亲属请求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于此类案件的出罪或者入罪路径,虽然固执于将“无法预见到自己的行为会导致被害人××结果”的情况视为“欠缺预见可能性属于责任阻却事由”也未必不可,但与其多此一举地说“本案在构成要件层面存在因果关系,但在有责性层面阻却责任”,不如完全“以‘正当行为’‘合法行为’为由进行出罪,同样也可以在构成要件上以‘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为由阻却结果归属”。从判决的论证思路来看,意外事件的解决可以求诸因果性甚至行为性的判断,而不必进行有责性的审查。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暂时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当前对于《刑法》第16条规定的解读存在一定失误,第16条中预见可能性的规定与第15条中的规定有可能不是指向同一个事物。当客观上根据《刑法》第16条就能够解决意外事件的问题时,未必还需要在主观上根据《刑法》第15条进行罪责的判断,第16条与第15条虽然都可能涉及“预见可能性”,但两者有完全不同的机能。如果欠缺预见可能性并非只能通过阻却责任进行出罪,而是有可能以阻却构成要件为由直接作用于刑法上因果关系的判断乃至行为性质的判断,那么对于预见可能性概念本身就应有更为合理的解读,即与《刑法》第15条所规定的行为人标准的预见可能性不同的是,根据《刑法》第16条的规定,“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应理解为“不是出于行为人所属的一般人可能具有故意或过失”,即以客观上的、作为行为规范前提的、一般人所具有之预见或者预见可能性对《刑法》第16条中的“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进行理解。对《刑法》第16条的重新解读并非本文最终目标,而是希望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探寻预见可能性(客观的预见可能性、主观的预见可能性)在过失犯认定中的双层定位。笔者认为,对《刑法》第16条的误读以及与《刑法》第15条的混淆源于以下三点:第一,忽视了客观的预见可能性与主观的预见可能性所依赖的条文基础不同;第二,忽视了客观的预见可能性与主观的预见可能性之间的本质属性差异;第三,忽视了客观的预见可能性与主观的预见可能性之间机能的不同。
二、纠正一种错误的结果回避义务观念:“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在重新解读《刑法》第16条后可以发现,以一般人为标准的客观的预见可能性与以行为人为标准的主观的预见可能性所依据的条文基础本就不同,前者建立于《刑法》第16条基础之上,解决的是结果的客观归属问题;后者依循的是《刑法》第15条,解决的是个人的主观可谴责性问题,将两者不加区分地在同一语境中讨论会产生一种错误的结果回避义务观念,即误认为个人有越高的预见可能性会产生越高的结果回避义务。换言之,在原本面向一般人的行为规范上采取了行为人标准后,错误地得出“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结论。虽然有学者也意识到,由此形成的有罪结论将会导致像是本应期待医生努力不断精进其业务能力的医疗等专业领域中,个体为了规避更大的责任而逃避追求卓越,这不仅威胁国民接受医疗的权利,而且会导致行业整体能力的萎缩。但是,对此进行批判并转而支持一般人标准的观点也无法回答能力越大的个体为何就可以仅做到一般人的水平,假如始终贯彻一般人标准的要求,那么个体追求卓越也会变得毫无意义,也未必不会同样带来萎缩效果。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观点的问题本质是一样的,即在探究预见可能性的标准时始终囿于行为人标准与一般人标准的二选一,而未能意识到两者既然是在不同语境、不同维度中讨论,其内涵与机能可能迥然不同。
(一)“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何以荒谬以及相关的批判何以失焦
对于“能力越大是否责任越大”的理论探讨,往往集中在类似“大学生服务员案”与“权威医师案”等假设或者真实的案件中,同时会涉及特别认识是否会带来更高注意义务以及是否会影响行为不法性的问题。奇怪的是,如果在此类案件中主张不应对能力更高的服务员与医生科以更高的结果回避义务,却又像行为无价值论者主张的特别认识会影响行为不法性的话,最终无疑会陷入逻辑上的自我矛盾。当然,也有观点准确提出“若特别认知的危险与角色无关即无不法,除非认知者利用特别认知侵犯他人的组织领域;若特别认知与角色有关,则应将危险的实现归责于行为人”,但每个个体都会存在多重角色,究竟是什么决定了在某种具体场景中个体身上的某一角色会发生作用,而另外的角色就不会发生作用?如果说“角色”代表的是规范上的期待,“何以期待”才是需要回答的注意义务实质根据问题,而一直以来对于过失犯中注意义务实质根据以及结果预见可能性的争议混乱首先源于将可以规避风险的“能力”误解为了应该规避风险的“权力”。
1.“大学生服务员案”:具有能力但缺乏“权力”。刑法课堂上常用的“大学生服务员案”源于对行为人特殊能力的讨论,假设的是生物专业的大学生甲具有认知有毒植物的专业知识,其作为餐厅的临时服务员在工作时,将厨师制作的混入了有毒植物的菜品端给顾客食用。支持甲构成故意杀人罪或者过失致人死亡罪的观点,通常会论证甲具有超越一般人的认识或者认识可能性,尤其是当其明确认识到有毒植物的存在而依然将菜品端给顾客食用时,这种知其有致人死亡的危险而依然实现该危险的举动未尝不是一种故意杀人的举动。以此逻辑推之,当甲欠缺明确认识而仅具有认识可能性时,就应成立过失致人死亡罪。虽然有罪结论与日常生活中守望相助的道德观相一致,但也会产生“假如甲仅具有认识可能性,令其承担过失致人死亡罪是否合适”的疑问,有罪结论也有可能背离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正义观并引发对甲的同情。
与之相对,无罪论者主张,“过失犯罪的重点,不在于行为人有没有预见可能性,而在于有没有制造、实现法所不允许的危险,或言之,有没有违反结果回避义务”,或认为“事实上可以挽救顾客的生命,这不重要,因为刑法首要的并不是保护法益,而是确证社会的同一性。大学生的所作所为符合了社会对服务生这一角色的期待,没有违反角色的要求,因此不存在可被归责的实质基础”。不过,这类论证路径更接近从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角度出发来论证过失犯的结果回避义务,但该案与那些单纯的见危不救不构成犯罪的场合并不完全一致。原因在于,“被动将有毒食物端给顾客食用”与“主动让顾客食用有毒食物”并无本质不同,不论是甲利用了该食物致人死亡的风险实现了致人死亡的结果,还是甲帮助了厨师实现致人死亡的结果,均未必不能成立作为的故意杀人罪或者过失致人死亡罪。因此,无罪论的论点同样失焦,即便以“角色”为理由尝试进一步阐释,也无法充分说明“角色”究竟是什么,最终未能从根本上说明“义务”根据。
“注意义务不应超出一般人程度予以苛求”,所以需将行为人的特别能力、特别认知从针对一般人而言的行为不法的判断中抽离出来,先从行为规范的一致性以及平等原则的要求出发,分析一般人是否被赋予了特定的义务在特定的场景中去防止特定结果的发生。比如,当警察A在追捕抢劫犯B时,A被路过的车辆撞伤后死亡,我国的司法实践并未将该死亡结果归属于B。在该案中,其实不能排除B就A所面临的危险存在认识可能性甚至明确认识,并且正是因为B引起了A的追捕才导致其面临死亡危险,但如果认为被追捕的犯人对实施追捕的警察具有维护其人身安全的保障人地位,法秩序未免对“犯人”这一角色科处了过高的义务要求。回到“大学生服务员案”,从危险的创设等角度来看,与其说是服务员甲毋宁说是厨师乃至餐厅采买食物的食品安全管理者才应对该食物致人死亡的危险负责。笔者认为,“角色”背后的“权力”才能说明“义务”的本质根据:其一,甲并不具有像食品安全管理者一样的“权力”,不享有后者所具有的资源、利益等外部所赋予的契机去规避食品安全的风险;其二,甲自身所具有的特别能力、特别认知并没有为其带来相应的“权力”,即便他的能力可以弥补“权力”上的缺失,既然无“权力”,也自然无“义务”去规避结果的发生;其三,只有当甲所具有的特别能力、特别认知为他带来相应的“权力”,并且任何拥有同样“权力”的服务员个体都可以规避结果发生时,此时甲所属的一般服务员便自然都有“义务”去规避结果的发生。只有在此时,由于甲并不具有可以逾越一般人所应遵守之行为规范的特权,因此在平等主义的要求下,他就需要去履行其所属的一般人角色应该履行的结果回避义务。
2.“权威医师案”:具有能力且具有“权力”。与以上案例类似,还可以以一件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的“权威医师案”(“药害艾滋病帝京大学医院事件”)为例,对该案件的介绍往往与“过失的标准”或者“预见可能性的标准”等问题相关联。在该案中,医师乙是一位在血友病治疗领域中的权威医师,在治疗过程中使用了某种被艾滋病毒污染的制剂导致被害人的死亡,如果以当时普通的血友病专门医师的水平对被告人进行要求,那么就会因为对于普通医师而言欠缺该制剂与感染艾滋病死亡之间关联性的具体的预见可能性,而难以期待其采取更合理的结果回避措施,从而得出无罪的结论。法院最终以(客观的)预见可能性的不存在为由,否定了结果回避义务。有学者提出,“在本案判决中,东京地方裁判所对于预见可能性采取了行为人(血友病的最高权威)的立场,而对于结果回避义务,则是将‘普通的血友病专门医师’置于‘本案当时被告人的立场’之中进行判断”。有意思的是,在另外的同属“药害艾滋病事件”的“药害艾滋病厚生省事件”以及“药害艾滋病绿十字事件”中,却均肯定了被告人(日本厚生省药物局生物制剂课长、制药公司的社长等)业务上过失致死伤罪的成立。对“权威医师案”无罪结论进行批判的观点认为,将“普通的血友病专门医师”标准置于“本案当时被告人的立场”(血友病的最高权威)的判断方法并不妥当,医师乙不仅是医院的科长,还是日本厚生省艾滋病研究组的组长,具有获得最新、最详细医疗信息的机会,而且作为血友病的最高权威可以左右血友病的治疗方式,所以不能以普通的血友病专门医师的水平对其进行要求。除此之外,还有观点认为,与行为人处于同一立场之“一般人”应该是法所期待的具有标准的“诚实与慎重”的人、具有法所期待的“伦理能力”的人。
笔者对于该案的无罪结论也持怀疑态度,同时认为,上述争议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一般人”如何确定的问题,即此时的一般人是应该指“普通的血友病医师”还是应该指“权威的血友病医师”。然而,正反两方均在一定程度上陷入自说自话的泥沼之中,其背后的逻辑均十分奇怪:“如果在行为人所属的一般人标准上去定义‘一般人’,再去讨论‘一般人’都可能预见到而行为人是否存在预见可能性,无疑已经陷入了预设好前提的循环论证。”因此,除有必要在不同层次元中重新解读客观的预见可能性与主观的预见可能性之外,还需要将客观的预见可能性的判断标准与个人的能力相脱离,并与个人角色相关的“权力”相挂钩。虽然“大学生服务员案”与“权威医师案”从外观上看好像都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例子,其实不然,两者实则是“权力越大责任越大”的问题,所以两案的结论可以有所不同。原因在于,即便大学生甲与医师乙都相较于普通服务员、普通医师有更高的能力与更高的预见可能性,但生物学专业大学生的身份并不会因其能力的提升而为其带来“权力”,更不会有行为规范上的要求命令他要善用这些“权力”去规避特定的风险;而医师乙的场合不同,其所具有的权威身份、荣誉、信息、资源等会为其带来相应的“权力”,与“权力”相伴的利益借由行为规范表达出对他善用这些“权力”的期待,所以适用于医师乙的一般人标准就不再是普通医师的标准。换言之,该案中的医师乙之所以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本质上并不是其具有卓越的能力,而是因为其具备了极大的“权力”,这些“权力”赋予本就代表着他应该运用“权力”背后的资源、利益去规避相应的医疗风险,“权力”才是结果回避义务的产生根源。
(二)“权力”与“能力”的区分与双层定位
在笔者看来,《刑法》第16条更应是关于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或者结果的客观归属的规定,而客观归属的要求“既适用于过失犯,也适用于故意犯”。此外,我国学者也有从结果回避可能性角度出发,为解决过失犯的客观归属问题,将本条认定为过失犯中的义务违反与结果、法益损害之间的规范关联性规定。以上均表明了第16条具有和第14条、第15条不一样的内涵。即便都有可能涉及预见可能性,但不同条文所规定的预见可能性在犯罪论中具有不同的体系地位与内涵。这样的区分是在不同维度理解一般人与行为人、客观的预见可能性与主观的预见可能性,并将相关的规范基础分别与《刑法》的第16条、第15条相关联,最终摆脱了“是否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讨论泥沼。
由上文的论证可知,在过失犯认定中出现的“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观念,其表层问题虽然在于有可能导致“个人为了规避责任而逃避追求卓越”“行业整体能力的萎缩”等荒谬效果,但该结论毕竟欠缺实证研究的佐证,是否真的如此依然存疑。相较于此,本质问题在于,法律责任的存在应以行为规范的违反为前提,但针对一般人的行为规范本应以一般人的标准对其进行要求,如果变为以个体能力的高低对其遵守行为规范的效果进行个体评价,会导致针对一般人的普遍行为规范丧失了其应具有的一般性与普遍性。“行为规范”是一个锚定点,只能产生“一般人应该如何”的要求,而不应随着个人能力的变动而变动。既然如此,如何确定“一般人应该怎么做”的行为规范便是问题关键,将其与个人“能力”相关联并不妥当,而是应该与个人被赋予的“权力”相关联。“能力”背后是关于能为、可为的问题,“权力”背后才是应为、当为的问题,只有应为、当为的“权力”才能产生某种具体的义务。
从“大学生服务员案”“权威医师案”等案件的分析中可以得出“权力”与“能力”的二分必要性,过失犯认定中客观的预见可能性与主观的预见可能性的产生基础正是来源于此,这两者又分别与第16条、第15条发生联动。如果混淆了规避结果发生的“权力”与规避结果发生的“能力”的差异,就会导致“预见可能性”在犯罪论体系中的混乱。行为人具有超越于一般人的能力、特别认识都不应该影响行为规范自身的履行标准,之所以会产生“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特别认识产生更高的结果回避义务”的假象,是因为“权力”实则与“角色应尽到的义务”“法规范上的期待”等相联系,而“能力”与个人的可谴责性相关联,两者有可能同时叠加存在,也容易被混淆。尤其是当全部个体的能力都在不断提升时,自然代表着个体所属的一般人能力也在提升,使一般人变得具有“权力”去规避结果的发生,最终提升了一般人履行行为规范的要求,而这反过来自然是要求每个特定的行为人应该像一般人一样去善用其具有的“权力”。无论如何,“能力”并不直接与“义务”相关联,而是需要通过“权力”作用于后者。
对于社会共同体成员而言,并不是个人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而是被赋予的“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所以“逾越能力则无义务”实则应作“逾越角色(权力)则无义务”理解。“角色”只是表象,角色背后的“权力”才是行为规范的根据,当个体被赋予的“权力”以及“权力”背后的资源、利益等越大时,当被期待运用那些被赋予的“权力”去规避那些被禁止的结果发生时,个体应承担的责任自然也就越大。因此,有“权力”而无能力者、在其位不谋其政者依然需承担责任,而无“权力”但有能力者应避免因有能力、更优秀反而怀璧其罪。客观的预见可能性与一般人的“权力”相关,而主观的预见可能性才是与个人的“能力”相关。
三、客观的预见可能性:行为规范层面“权力—义务”的规范性关联
“意外事件”自然是指意料之外的事件,我国刑法学者甚至实务人员会根据《刑法》第16条理所当然地将其解读为行为人的意料之外。由上文可知,该理解并不一定准确。误解的原因在于,过失犯的认定需要以一般人的标准去评价行为人的注意义务履行情况,所以容易混淆“评价标准”(一般人标准)与“评价对象”(行为人的主观心态)。这种混淆所带来的错误明显,如当我们作为第三人去描述意外事件时,又或者当新闻机构在报道意外事件时,必然不会以某个个体或者当事者本人的标准去判断,否则事件可能会有多种不同的解读,只有从客观观察者或者社会一般人的角度去描述时,才会得出意外事件与否的统一答案。客观观察者或者社会一般人其实都并非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实体,而是以一般化的标准建构出的概念,评价者借用这些概念对行为规范以及违反行为规范后的归责问题给出合理与否的回答。在对事件进行描述时固然可以说“存在/不存在因果关系”,但本质上的叙事逻辑、证明目的是在阐述“因果关系的认定、结果归属的认定是否合理”。因此,社会一般人、客观的预见可能性等对于过失犯的认定而言,并非需要证明存在与否的对象,而是需要证明该判断标准是否合理的问题。一般而言,客观上“低程度的预见可能性对应弱的结果回避措施,而高程度的预见可能性对应强的结果回避措施”,客观的预见义务概念的出现就是要帮助说明结果回避义务以及相应行为规范的要求与履行是否合理。
(一)“权力”概念再澄清:兼谈注意义务的产生根据
本文第二部分用两个典型案例来描述“能力”与“权力”的问题,并提出善用“权力”而非善用“能力”的期待才是过失犯注意义务产生的实质根据。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笔者曾考虑是否以“利益”“风险”等来构建过失犯的义务实质根据会更加妥当,但最终还是认为代表利益享有与风险支配的“权力”或许才能真正说明善用利益去规避风险的期待和要求。同时,考虑既然可以从支配、义务角度解释行为的正犯性,那不论是作为犯还是不作为犯、故意犯还是过失犯,都应该对事件流程、结果的发生与否具有支配或者义务。在此基础上,支配和义务背后或许还有更深一层的根据,而这层根据是利益衡量还是风险支配,在理论上依然存在不同见解。思考的最后,笔者依然放弃不了以下两个想法:其一,“权力”可以与职权、职责发生联动,在赋予“权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对“权力”行使的要求和期待;其二,以支配、义务等概念来描述行为正犯性时,行为人为了避免结果的发生从而运用的“权力”或许才是与行为规范、正犯性相关联的实质内容、实质根据。
有观点主张,在过失犯行为不法的认定中“利益衡量只是分配注意义务或免除注意义务的一种方法标准”,并认为“产生注意义务的实质根据不是利益衡量,而是风险管辖”。的确,利益衡量并不产生注意义务的实质根据,也并不产生行为的正当性根据,但可以帮助对行为的正当性根据等进行判断与解释。退一步而言,即便将注意义务的实质性根据归结为风险管辖,难道不是更需要回答“在具体的情境中为何可以要求行为人对风险进行管辖”?而且,风险管辖的说法有可能是利益衡量的一体两面,只有对风险进行管辖、对利益进行分配的“权力”才是义务产生的实质根据。也许会有观点进一步反问,即便“权力”有可能说明那些“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的注意义务,但如何能够说明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过失责任?此时的行为人好像并没有被赋予什么权力、利益、资源去回避结果的发生。在笔者看来,其实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被赋予了“权力”按照自己意愿进行活动,而不必求诸他人,这样的“权力”完全可以被视为一种“暴力”,非法的“暴力”自然可能成立犯罪,而合法的“暴力”则代表着公民的行动自由。日常生活中注意义务的实质根据,正是源于每个公民作为社会共同体中的一员在享有随心所欲自由行动利益的同时,要对他人所享有的合法利益进行注意,避免自己的“权力”扩张到不恰当的领域,所以这种“作为权力的私权力则受制于《宪法》第51条所体现的比例原则”。
出于以上种种考虑,本文尝试对利益、风险、角色等过失犯理论中的旧有概念进行扬弃,并最终将结果回避义务、行为规范的实质根据归结为“权力”。在笔者看来,“权力”一词可以同时涵盖自由、利益、限制、义务等内容,无疑是对过失犯注意义务实质根据本质的更好说明。危险的管辖属于“权力”运作的领域,结果回避措施属于资源的“权力”化分配,“权力”才能决定结果回避义务主体的角色,公民如何扮演好该角色并行使好这种充满自由主义气息的“权力”,便是注意义务的实质根据所在。
(二)对一阶层、二阶层过失犯审查模式共同误区的纠正
我国学者也察觉到了预见可能性的体系地位混乱问题。比如,有观点认为,“一方面人们将预见可能性当作过失本身的内容,另一方面又在随后的因果关系与结果归责的判断中用到预见可能性”,并主张“预见可能性不属于过失认定的因素,而只在过失归责中需要考虑,即它属于影响归责判断的因素”,因此形成了“过失判断,从预见可能性的有无开始”的论断。与此相对,否定将客观的预见可能性或者一般人的预见可能性作为结果回避义务前提的观点,则主张“是否存在客观的预见可能性,也只能以行为本身的危险程度及其他相关因素为根据”。虽然笔者认可该结论,但同时认为,除非对“行为本身的危险程度”采取的是摆脱行为规范束缚的绝对客观化、形式化标准,否则如果有必要在构成要件层面承认行为与行为规范的社会意义,那么从法律上因果关系的判断到结果回避义务的履行都不免需要以“合理的客观的预见可能性”为必要前提,毕竟“如果规则的遵守超出了行为人的可能性范围,就不能将结果回避予以义务化”,而一般人所具有的客观的预见可能性也就承载起了该叙事机能。不过,以上的观点看似相互对立,实则有着共同的误区,即均不免将客观的预见可能性或者一般人的预见可能性当作一个需要被证明的实体存在,但“一般人”本就属于无法被证明存在的人性假设,一般人假设通常难以被证伪而只能被推定为正当,就像“客观目的”是一种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的说法一样,客观的预见可能性其实也仅是一种解释工具或某种其他实体存在的媒介,即通过这种非实体的概念帮助设定一般人应该遵守的、合理的行为规范。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才能明白笔者所采取的观点与旧有的观点的实质不同。一直以来,刑法学者在讨论过失犯的审查模式时往往囿于一阶层与二阶层之争,且进一步分化出诸多不同观点,但不同观点其实都存在着以上的共同误区。
如果认为过失犯问题属于责任单一阶层的问题,基于责任主义的要求,构成犯罪以有预见可能性为底线,预见可能性/认识可能性可以等于过失,故意则是有预见/有认识。在此语境下,预见可能性自然是以行为人为基准,此时的过失犯审查模式可以被称为传统的一阶层审查模式,当前纯粹的结果无价值论者依然会坚持该观点。如果认为过失犯是构成要件层面的问题,那么就会出现将个人能力引入不法阶层的新的一阶层审查模式,即“只需要在构成要件以具体行为人的能力判断过失的一阶层过失模式。这种在不法阶层引入行为人人个能力的做法也就是‘彻底的人的不法理论’的观点”。与一阶层过失犯审查模式相对,有学者提出,“新过失论中占支配地位的观点是,在构成要件阶段将以一般人的能力为标准的客观的注意义务违反作为要件,在责任阶段将以行为人本人的能力为标准的主观的注意义务的违反作为要件。即使通过客观的注意义务违反的方式引起了法益侵害结果,但该结果的预见、回避对于行为人来说是不可能的场合,就不能对行为人进行非难。这就是所谓二阶段论的构造”。
过失的本质是对注意义务的违反,对此已形成共识,但注意义务是指结果预见义务,还是指结果回避义务,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如果两者兼而有之,那么结果回避义务与结果预见义务是在不同阶层中讨论,还是说结果预见义务是结果回避义务的前提?围绕该问题的讨论旷日持久,即便在当前也未完全消弭,依然存在过失犯审查模式的争议。再加上过失的判断标准问题,过失犯理论上的争议愈加混乱。仅就过失的判断标准而言,以一般人能力为标准的客观说、以行为人能力为标准的主观说、以行为人能力为标准同时以一般人能力为上限的折中说属于三种常见的理论学说。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折中说属于多数说,即上文所提到的“新过失论中占支配地位的观点”,主张在构成要件阶段判断客观的注意义务违反时采用一般人能力标准,而在责任阶段判断主观的注意义务违反时采用行为人能力标准。
读者通过本文的题目以及第三、第四部分的标题,或许会认为笔者所采的观点与以上所述的二阶层审查模式、折中说中的区分说主张一致。其实不然,虽然外观上都是区别对待,从形式上看也像是在主张“在构成要件阶段判断客观的注意义务违反时采用一般人能力标准,在责任阶段判断主观的注意义务违反时采用行为人能力标准”,但笔者认为,“客观的注意义务”、“一般人能力”、“一般人”和“主观的注意义务”、“行为人能力”、“行为人”根本不具有同质性,前者属于为了解决行为规范以及履行行为规范的合理性问题而被建构出的概念。极端一点说,由于这些概念并非需要证据证明的实体,所以即便舍弃它们转而直接讨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结果的归属、结果回避义务的履行等,其实也能够解决相关的问题,而“客观的预见可能性”等概念的存在不过是为了帮助说理者围绕行为规范背后的“权力—义务”问题展开符合逻辑的说理叙事而已。
综上所述,传统的二元注意义务标准或者传统的过失犯二阶层审查模式难免会出现“既叠床架屋又前后矛盾”的弊端,即便转而采用传统的过失犯一阶层模式中的任何一种,也始终逃脱不了一般人标准与行为人标准之争的泥沼。通过厘清主客观预见可能性所具有的不同面向,可以帮助纠正过失犯审查一阶层模式、二阶层模式的共同误区。在此基础上可以说,笔者所主张的过失犯审查模式是以新过失论为形式的修正的旧过失论立场,又或者是以二阶层为形式的实质一阶层模式。当然也可以说,笔者从理论根源上始终赞同故意与过失属于责任要素而非构成要件要素。
四、主观的预见可能性:制裁规范层面“能力—谴责”的个体化评价
之所以说笔者所采用的过失犯审查模式是以“以二阶层为形式的实质—阶层模式”,是因为在构成要件层面所讨论的客观的预见可能性、结果回避义务、行为规范、“权力”、“一般人能力”等概念其实也能够适用于故意犯的讨论中。理论上就有观点认为,结果回避义务乃是所有犯罪的共通义务,无论是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在构成要件方面违反了在法律上具有合法性的举止规范,是所有犯罪得以成立的前提,因此在构成要件阶段完全可以“以行为(实行行为)概念来统合故意犯与过失犯”,并使建立于结果回避义务之上的过失犯叙事逻辑亦能够套用于故意犯之上。因此,过失犯的本质自然就应回归于在责任层面对行为人个体之真实主观心态以及主观的预见可能性的规范化评价上,这才是《刑法》第15条的目的所在。
(一)“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真正内涵
客观的预见可能性属于合理与否而非存在与否的问题,而主观的预见可能性是兼顾存在与否与合理与否的问题。客观的预见可能性虽然属于客观的注意义务的前提,但客观的注意义务并非诞生于客观的预见可能性,而是需要以“权力”为逻辑起点,基于对“权力”进行限制的比例原则、利益衡量、平等主义等,才能形成对于一般人而言合理的行为规范。当完成了客观阶层的审查之后,随之才能在主观阶层进一步围绕主观的预见可能性展开说理叙事。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其实只有在主观的预见可能性角度,“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论断才不至于荒谬。原因在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之下,个人如果不具备法规范所允许的特定理由,自然需要遵守一般人应遵守的行为规范。因此,司法实践中才会出现如下说理,“无论是疏忽大意的过失还是过于自信的过失,前提都是行为人能够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结果......行为人是否能够预见,应以一般人在通常情况下的预见能力为标准”,“在一般人能够履行注意义务时,被告人××没有理由不履行注意义务”。与此同时,在理论界也有学者主张,“受规范对象有能力满足规范的价值要求,并不是架构义务或架构规范基本价值的构成要素,受规范者能否满足规范的要求,只可能是一个会影响规范范围和效果的调节要素”。的确如此,所以“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结论与客观的预见可能性、行为规范的要求、结果回避义务等均无关,而是可以影响主观的预见可能性、结果预见义务并作用于制裁规范层面。对此会发生混淆,原因之一在于: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毕竟需要客观证据以及客观标准进行证明,“‘可能性’的判断,有必要依循某种客观化标准”,所以以“一般人的社会经验常识”、“社会上一般人的认知能力和水平”、“一般人的认知能力和社会经验”、“社会一般人的注意能力”等为基本评价标准来判断行为人的故意或者过失就无法避免。
但是,在厘清“一般人”所具有的客观的预见可能性的本质属性之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追问行为人的主观的预见可能性时,应该思考的是:其一,某种事实是否“已经超出了一般人的认知范围”、是否“对于一般人而言过于苛刻”,假如是,那么认定行为人存在故意或者过失就不具有合理性;其二,行为人是否因为某些特别的经历、背景从而可能具有超越一般人的认知水平。比如,在“楚某、张某等走私废物、走私普通货物案”中,法院认为“上诉人×××长期从事××生意,对于××种类、能否进口及关税税率、进口商品凭证、价格等较一般人具有更高的认识能力,因此,根据......足以认定其具有走私××的主观故意......上诉人×××长期在中缅边境两侧活动,对于边境贸易的认知和违法性的判断能力应比一般人高。因此,可以确定其对走私行为的违法性应有所认识”。不难看出,虽然说理的路径需要以社会一般人的标准为指引,但该指引并不绝对,行为人的认知能力低于一般人标准时并不能否定一般人标准的合理性,而行为人的认知能力高于一般人标准时同样如此,依然是要围绕行为人的“认识能力”“判断能力”展开,最终要解决的是《刑法》第15条所要求的应当预见或者主观的预见可能性的证明问题,并且依赖案件事实表达出了对行为人“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法规范上的期待。
(二)在主观的预见可能性语境中才存在具体的预见可能性
从修正的旧过失论立场出发,主观的预见可能性以及主观的注意义务的违反必然是审查过失犯的重点所在,也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才能真正贯彻理论通说所坚持之“具体的预见可能性”标准。如果放弃这一立场转而支持新过失论,反而能够理解为何在新过失论的理论延长线上会诞生出抽象的预见可能性说乃至危惧感说。笔者认为,基于责任主义的要求以及制裁规范的目的,如果过失犯的认定依然需要贯彻具体的预见可能性标准,那么新过失论就不应该也不可能完全取代修正的旧过失论。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虽然支持的是修正的旧过失论,但并不反对新过失论,并且认为,假如法规范能够将结果回避义务的内容、履行义务的标准等提前向一般人进行明确的告知,那么即便采用抽象的预见可能性说甚至危惧感说也未必不可。问题是,义务的内容与标准等并非在所有的场合中都足够明确,如果直接将构成要件阶层的结果回避义务、有责性阶层的结果预见义务都同时作更轻缓的理解,那么过失犯的处罚范围便会太大,终不免背离责任主义的要求与刑罚发动的初衷。
除此之外,在我国《刑法》分则事无巨细的规定模式下,具体的预见可能性标准更具合理性。支持新过失论甚至进一步采用抽象的预见可能性说、危惧感说的观点往往会以日本的理论与司法实务为例认为,如果采用具体的认识可能性标准,那么会难以处罚组织体中负责决策的高层以及政府部门中负责监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事故因果链条上游的人员,因此只有采取新过失论并放弃具体的预见可能性标准才能让事件背后的人承担起应有的刑事责任。的确如此,但这样的比较法研究忽视了非常关键的一点,即日本刑法常常只以“业务上过失致死伤罪”这一罪名对事故因果链条中的所有相关者进行认定,这就必然导致处于事故因果链条越上游的人越难以具体预见事故最终的结果,因此对具体的预见可能性标准进行质疑与修正在日本法的语境中就产生了现实的必要性甚至合理性。反观我国《刑法》分则事无巨细的规定模式,立法者已经通过《刑法》分则不同章节中的不同具体罪名(如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事故类犯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中的过失致人死亡罪、渎职罪中的玩忽职守罪与滥用职权罪,等等),将事故因果链条中的结果回避义务、结果预见义务直接进行了拆分。既然如此,在事故因果链条中不同行为人构成的罪名完全有可能不同的情况下,每个具体罪名所要求的构成要件结果、结果回避义务、结果预见义务等也必然不完全一致,这就避免了像日本一样因为事故因果链条过于遥远而舍弃具体的预见可能性标准。换言之,在我国《刑法》分则的规定模式下,事故因果链条中的每个行为人只需对各自所构成的特定罪名的构成要件结果存在预见可能性。如果事故因果链条并不遥远,如果某种结果只是整体因果链条中的某一点而不是终点,那么对于该结果存在具体的预见可能性自然不是强人所难。
(三)在当前司法实务中贯彻具体的预见可能性标准的必要
在我国的司法实务中,在主观的预见可能性语境中坚持具体的预见可能性标准存在必要性。可以被害人特殊体质的案件为例进行说明,如“石某某过失致人死亡案”中,一审法院认定过失致人死亡罪成立,并说理:“在存在事实因果关系的基础上,还需进一步判断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判断的标准即如果一般人能认识到行为与结果之间的条件关系,不论行为人是否认识到,都认为存在刑法上因果关系;一般人认识不到,但是行为人能认识到的,亦认为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该案一审法院此处的论证路径完全契合了本文第三、第四部分的思路(虽然在观点上未必一致),甚至契合了本文第一部分对《刑法》第16条内涵的重新解读。当然,从客观的预见可能性角度来看,也的确可以像该案一审法院认为的那样,“事发前,石某某并不认识被害人马某,其主观上不可能明确知道马某存在心脏右侧冠状动脉开口狭窄的特殊体质,但是作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石某某应当意识到,社会交往中所涉及的每一个人,可能身强体健,也可能体弱多病,并且很多疾病无法直接通过目测就能判断得知,因而在同其他人交往时必须给予充分的注意义务,务必不因自己行为的不当而给对方造成伤害,这是每个公民都应尽到的注意义务,也是社会得以正常运转所必需。从社会一般人的角度看,和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进行互殴,可能会造成一般性的伤害后果,也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后果,甚至是发生死亡的结果”。该案的二审维持了一审的结论,认为“马某存在特殊体质这一因素并不构成石某某的行为与马某死亡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中断”,并且“作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石某某应当预见到与他人发生互殴可能会造成的各种结果”。
该案两审法院的说理均已十分优秀,但对于笔者而言尚有未尽之处,尤其是欠缺在主观的预见可能性的语境中对行为人是否具有“具体的预见可能性”进行更为有力的证明与说理。就好比任何开车的人都会认识到自己的每一次驾驶行为都“有可能”导致重大事故一样,因此也没有任何人可以自信到不购买保险,但此时的“预见可能性”并非交通肇事罪这一过失犯所要求的预见可能性。换言之,驾驶者所具有的危机意识并不等同于成立交通肇事罪所要求的具体的预见可能性,最多只能视为抽象的预见可能性,甚至危惧感。我们自然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说“特殊体质所带来的风险应该由被害人自己去承担”,否则就完全有可能得出“不法行为所侵害的对象只应限定在健康、正常的人士”“只有健康的人士才会受法规范保护”等违反平等主义的谬论,因此侵权法上所承认的“对他人实施暴力者必须对被害人当时的一切状态负责”有其合理性。但是,即便客观上承认行为与结果之间法律上因果关系的存在,也不一定就直接代表刑事责任的存在,完全可以只通过民事责任的承担实现理想的法律后果,而“对于被害人特殊体质案件,在刑法评价中仍然应当坚守传统的责任主义原则”。不仅如此,如果说民法的目的是弥补被害人损失,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和修复受损的法规范,刑罚的目的是矫正犯罪人,那么即便存在民法甚至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也未必代表行为人对于结果的发生存在过失犯所要求的具体的预见可能性。从弥补被害人损失、保护法益、修复法规范的目的来看,发动刑罚有可能有必要,但对于不具有具体的预见可能性的社会共同体成员通过刑罚进行矫正,未必不是对预防主义的过分强调以及对国家刑罚权的滥用。无论如何,将过失犯评价的重心回归到以结果预见义务为重心的过失心态而非强调结果回避义务的过失行为,应是刑事司法应恪守的准则。尤其是在当前不断强调刑法的一般预防目的并导致过失犯不断扩张的背景下,强调对主观的预见可能性进行更为细致的证明就有了极大的必要性。在此过程中,有以下两点值得反思:
其一,当前的风险治理目标是否过度依赖刑罚的一般预防机能?过失犯罪圈的划定固然与风险的治理目的息息相关,但如果对违反规范的过失行为进行曝光、严惩、宣传,同时并不真正关注行为人是否真的存在值得通过刑罚进行处罚的过失心态,这样的做法不仅有可能引发国民对于过失犯罪人的同情,甚至有可能“让社会公众了解到他人有多么不遵守规范。这对于公民遵纪守法意识而言,未必是好事”,最终有损于法忠诚意识的提高。
其二,刑法的滥用本身是否也有可能导致人们急于去构建其他更为合理的风险治理措施?以为有了刑法就可以有效地惩罚过失行为并预防风险,而忽视了刑法之外其他措施的合理性,更怠于将刑法的发动限制在绝对必要的范围内。申言之,有可能不是风险社会导致了过失行为的泛滥,而是因为刑法过度地介入过失行为的治理中,让人们以为在面对过失行为问题时有了严厉刑法的保障就可以高枕无忧,导致刑法外过失行为治理措施的萎缩而使过失犯无法得到有效控制。
总而言之,除在《刑法》第16条客观的预见可能性语境中论证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之外,过失犯的认定最终还需回到第15条中,也只有在《刑法》第15条的意义上才会有强烈的主观的预见可能性的证明需求。同时,只有在主观的预见可能性上采取具体的预见可能性标准,才能填补在构成要件阶段的客观的预见可能性层面采取极为宽松的标准之后过失犯处罚范围过大的漏洞。
来源:法学杂志
郑超,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