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学者的研究，我们实际上面对着不同层面的证据问题，第一个层面是证据法的一般问题；第二个层面就是刑事证据法的一般问题，比如我们的刑事证据和民事证据其实是有比较大差异的；第三个层面就是个罪、类罪中的证据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这三个层面的证据问题都一直存在，并且交织在一起。我们的学术研究更多关注了第一个层面和第二个层面的证据问题，而对个罪、类罪证据问题的关注还不够，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毒品犯罪等类罪证据问题很突出，需要被关注。因此，在这个背景下，我们今天的论坛设定“毒品犯罪中的证据问题研究”这一主题特别有意义，也会引领我们关注个罪、类罪证据问题。
第二，不同类罪中的关键证据及其面对的问题存在一定差异。
其一，在司法实践中，不同类罪中的关键证据问题不同。比如，在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中，它的关键证据之一就是血液检测结果，血液检测结果对于案件的走向影响特别大。回到我们今天讨论的毒品犯罪案件中，这类案件也有明显的证据特点，其中较为关键是对毒品和毒品交易中信息交流证据的关注，尤其是对毒品本身的关注。还需要思考的是，传统研究更多是从程序法角度对证据进行分类，如实物证据与言词证据。这是存在不足的，从实体法角度观察，同样是物证，作为犯罪对象的毒品和作为犯罪工具的交通工具，在一个案件中的重要性是完全不同的。由于毒品犯罪中毒品本身的重要性，在一起贩卖毒品案件中，如果毒品在案，对案件事实认定当然有较大帮助。那么，假如毒品不在案，类似案子还能不能定？在什么样的情形下能够定？这就涉及到对毒品的证明问题，也有人称之为对毒品的“还原”。这一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
其二，应当围绕类罪的关键证据，进一步完善取证程序规定。如果毒品犯罪案件中的关键证据是毒品和关于毒品的信息交流，那么在取证上就会体现出特殊性，包括它的取证规定也有特殊性。比如，主报告人提到特情引诱的问题，技术侦查措施的问题，都与这类案件的特点密切相关。另外，我做了一些梳理工作，也发现关于毒品案件的取证规定与毒品案件证据特点密切相关，如主报告人提到的2016年“两高一部”《办理毒品犯罪案件毒品提取、扣押、称量、取样和送检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个文件里面对于毒品案件中的证据鉴真作了较为细致的规定，但在其他类型案件中，我们的证据鉴真制度还没有这么完善。还有2010年公安部出台的《公安机关勘验检查及处置制造毒品案件现场规定》等规定，也很重要。把毒品案件取证规定作一个梳理就会发现，关于毒品犯罪案件的取证规范更完善，除了法律规范还涉及到技术规范，比如涉毒人员毛发样本检测规范，还有计量方面的一些规范等；另外，一些地方性文件关于毒品案件取证程序的规定也值得关注。
第三，我谈一下类罪证据与取证程序的关系。
这涉及到证据与取证程序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传统的观点就是证据要审查“三性”（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但是对客观性的审查，在一定意义上是静态的，是结果意义上的，因为有人经常讲，这个客观证据摆在你面前，它是硬梆梆的，这是结果意义上的。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刑事证据是在法律程序中形成的，深受不同法律程序的影响和塑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没有绝对的客观证据，包括我们的实物证据从搜集到提取、送检、出示的各个环节都有人的参与，也可能出现违反证据鉴真要求，出现证据不同一、证据失真的情况。从证据与程序的关系角度来思考证据问题，是希望形成一个程序化的证据观念，将证据的运用与法律程序结合起来，不应当仅仅从结果意义上看待证据。
最后一点是对毒品犯罪取证行为的合理规制，以下三个方面较为重要：第一要围绕毒品案件中的关键证据，包括毒品的取得、移送、保管、送检等的全过程，进一步完善毒品犯罪取证规则。第二个就是强化对侦查取证行为的法律监督。最后一个就是对于毒品取证行为的规制，还要回到对违法取证的程序性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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