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快出台司法解释，统一正当防卫裁量标准

旁听于欢案引发正当防卫制度适用的思考

2017年5月27日，备受关注的于欢案二审开庭，坐在旁听席上的蔡学恩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司法机关谨遵法律办理一个案子，老百姓对结果不认同，原因在哪里？

于欢案后，昆山于海明案、福建赵宇案、涞源反杀案等涉及正当防卫的案件相继出现，引起网民热议和专家激辩，成为重大公共事件。作为一名专业律师，蔡学恩认为，公安司法机关办理案件时，不能机械适用法律，要考虑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蔡学恩认为，从立法层面看，我国1997年刑法中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是对防卫人非常有利的，甚至是世界上对防卫人最有利的立法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常出现有争议的正当防卫案件。根据有关研究数据显示，在正当防卫争议案件中，司法机关认定正当防卫的不足10%，绝大部分案件被认定为防卫过当，甚至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20多年间，正当防卫的司法适用日趋保守，再加上“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规定笼统，不易把握，使得司法适用存在诸多问题。

蔡学恩分析，司法机关较少适用正当防卫条款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唯结果论，未充分考虑防卫行为的必要性。正当防卫的案件，一旦发生死伤结果，“唯死伤者大”“杀人偿命”的思维往往占据主动，防卫人通常会落入“超越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防卫过当之中。二是过于强调力量对等，否则就是防卫过当。工具的升级，并不必然超越必要限度。防卫人使用工具反击，正是为了有效制止不法侵害。三是事后的理性视角，未能顾及防卫人的境遇。对于可能适用正当防卫的案件，若以事后完全理性的视角评判防卫人的防卫要件，则是有些过于苛刻地要求防卫人了。

“实际上，防卫人在孤立无援、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外人无法期待其正好适时结束反击。是否制止不法侵害以及制止不法侵害采取的手段是否合适，不应一味地以事后理性视角评判，也需要考虑防卫人所处的境遇，否则防卫人要时刻担心自己的防卫行为是否过当。”蔡学恩进一步解释。

一些个案经多方努力，最终得到妥善处理。2018年6月、2018年12月，最高法、最高检也相继发布了关于正当防卫的指导性案例，回应了社会公众的关切。蔡学恩认为“两高”应该进一步健全完善正当防卫制度规定，指导各级公安司法机关正确办理正当防卫案件，遂在2019年的全国两会上提交了《关于准确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维护见义勇为社会风尚的建议》。

蔡学恩提出，建议最高检、最高法尽快出台关于正当防卫的司法解释，统一全国司法裁判标准。司法解释要对正当防卫性质的认定、防卫前提的把握、防卫过当的判断、特殊防卫的适用等方面进行明确、细化，推动正当防卫制度的正确适用。同时，建议最高法尽快出台见义勇为相关纠纷的法律适用标准，鼓励正当防卫，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建议最高检出台对于公民实施防卫、见义勇为引发的涉刑案件的羁押必要性审查专门规范，对此类案件更加慎用羁押的强制措施，更好地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最后，建议有关部门更好的督促警务公开、检务公开、审判公开并落实到位，广开言路，关注和尊重人民群众的朴素情感和正义价值观。

“蔡学恩代表提出的涉及正当防卫制度法律适用的建议，充分反映了当前人民群众对公安司法机关准确认定和适用正当防卫的迫切呼声，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吴峤滨表示。他是该建议的具体承办人。

2019年5月27日至29日，时任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缐杰带队到山东省青岛市开展调研，邀请5名全国人大代表和1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座谈并视察了解检察机关工作，蔡学恩是其中之一。

期间专门召开座谈会，缐杰向蔡学恩全面介绍了正当防卫制度适用的情况，指出：从总体适用情况看，正当防卫制度适用呈保守态势；从实践效果看，由于一些办案机关认识不同，导致正当防卫案件的办理难以有效引领社会正气；从法律规定看，涉及正当防卫的法律制度不健全，导致对正当防卫标准认识不统一。同时，还介绍了“两高”已经开展的相关工作情况以及下一步工作打算。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蔡学恩从执业律师角度给出很多具体的建议。

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最高法、公安部等有关部门，研究起草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的指导意见并编写配套典型案例。“我们在指导意见中，将明确正当防卫制度适用的总体要求，对正当防卫、防卫过当、特殊防卫的认定和适用作出具体规定，并对公安司法机关办理正当防卫案件提出工作要求。”吴峤滨告诉记者，意见出台过程中将认真参考蔡学恩提出的意见建议。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老百姓对法律的认同来自对司法机关办案效果的认同。蔡学恩希望自己发挥好代表的桥梁作用，将法律实施过程中老百姓关注的问题及时与司法机关交流，共同把司法工作做得让老百姓认同。“最高检、最高法非常重视我的建议，特别是建议的主办单位最高检，多次与我沟通，听取我的意见，他们的回复也都尽职尽责。”蔡学恩说，希望正当防卫指导意见早日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