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空抛物犯罪司法判断要点

一是对“高空”“物品”及“情节严重”的理解。“在任何法律规范后面都隐藏着服从特定目的与目标的、立法者的、法政策学的形成意志。任何解释都应当有助于实现规范内容所追求的规范目的。”从法律修订过程看，高空抛物独立设罪的立法目的有二：一是降低入罪门槛，对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高空抛物行为提前予以刑罚制裁，以更加周全地维护人民群众“头顶上的安全”，属于预防性立法；二是通过增设轻罪（高空抛物罪），以严格控制重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适用，体现了“严而不厉”的刑事政策要求。对法律条文的解释，亦应紧紧围绕上述目的展开。

关于何为“高空”，以及“物品”范围如何界定，笔者认为很难进行清晰的列举。一方面，不同的法律规范中对“高空”存在不同的理解，不能简单套用，而是需要根据规范目的进行不同的解释；另一方面，不同的物品从不同的高度坠落，其危害性差别很大，难以进行具体量化。立法设置高空抛物罪，重点是要防范和惩治“从天而降”的人为灾难，因此，应当从高空抛物具有的“物理致害性”的本质层面，具体界定“高空”与“物品”的范围。笔者认为，只要是行为人从高处向下抛掷物品，具有导致他人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的可能性，均应理解为“从高空抛掷物品”。对于抛掷的物品，只要其从一定的高处坠落，足以对他人人身和财产造成物理性损伤，都应当属于该罪名中“物品”的范畴。

此外，刑法第291条之二采取了情节犯的立法模式，高空抛物行为只有符合“情节严重”方能构成犯罪。司法实践中认定相关犯罪，需要对“情节严重”作出解释。这里的“情节严重”，应当从行为人的动机、抛物场所、抛掷物品的情况以及造成的后果等方面，全面考量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只有达到刑罚当罚的程度，才能理解为“情节严重”。总体上看，司法机关应当秉持谦抑原则，从严控制入罪范围。大致而言，“情节严重”可以分为三个层面：（1）行为人主观恶性层面：多次实施高空抛物行为的；经劝阻仍然实施高空抛物行为的；因高空抛物受过刑事处罚或行政处罚后又实施高空抛物行为的；等等。（2）行为的危险程度层面：向公共道路、广场等人群较多的场所抛掷物品的；抛掷重物、锐器等可能导致他人轻伤害以上后果的；等等。（3）行为的危害后果层面：抛掷物品导致他人轻微伤或数额较大财产损失的；因抛掷物品严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等等。

二是对高空抛物犯罪竞合的认定。刑法第291条之二第2款规定：“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结合相关案件判决，可能与高空抛物罪发生竞合关系的，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故意毁坏他人财物罪、寻衅滋事罪以及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重伤罪等罪名。想象竞合，系一行为触犯数罪名。研究本罪与他罪的竞合关系，关键要厘清该罪名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竞合问题，其核心是对“危险方法”及“公共安全”的理解，即高空抛物是否属于与防火、决水、投放危险物质等相当的危险方法，高空抛物在何种情况下属于危害“公共安全”，是否只要导致（或可能导致）“不特定人”重伤、死亡，即属于“危害公共安全”。这方面，应当按照多数学者观点，对“危险方法”按照同类解释原则，严格限制其范围。同时，在判断是否危害“公共安全”时，要突出公共安全中“不特定”和“多数人”的特点，将“不特定”界定为“犯罪行为可能侵犯的对象和可能造成的结果事先无法确定，行为人对此既无法具体预料也难以实际控制，行为造成的危险或者侵害结果可能随时扩大或增加”，而非“谁碰到谁倒霉”。准确把握“危害公共安全”的上述特质，可以更好地区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犯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界限，从而避免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成为重罪中的“口袋罪”。

具体来说，由于高空抛物罪归类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其侵害的法益是公共秩序，不属于危险犯，不需要进行“具体危险”的判断。因此，只有在高空抛物导致了危害公共安全的紧迫的、现实的“具体危险”时，才存在高空抛物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竞合问题。而是否存在“具体危险”，则要根据案件情况进行个别化的判断。比如，往人群密集处抛掷有杀伤性的物品，可能导致他人重伤、死亡或踩踏事件的，即属于二者竞合的情况，应当依法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定罪处罚。在高空抛物导致他人轻伤、重伤、死亡或数额较大的财产损失，但不存在危害公共安全的“具体危险”的情况下，属于高空抛物罪与故意伤害、故意杀人、故意毁坏财物等罪名的想象竞合。此外，这里还涉及到高空抛物罪与寻衅滋事罪的边界问题。此前，有学者认为高空抛物行为应当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笔者认为，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出台后，高空抛物罪与寻衅滋事罪同属“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扰乱公共秩序罪”的范畴，二者不存在想象竞合的关系，对于高空抛物行为，原则上应当排除寻衅滋事罪的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