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证据审查的基本制度结构

通过制度来实现对证据审查活动进行有效的规制，这是中外证据制度建构过程当中都要直面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早在十九世纪早期，英国哲学家边沁曾经发出这样的警告：“从事务本质上说，为证据寻找一种确保公正裁决的可靠规则是完全不可能的，人类的心智太过敏感以致无法建立规则，这些规则只能提高坏的判决的概率。一位对真相公正的调查者在这方面所能做到的就是让立法者和法官警惕这些草率的规则”。[1]尽管边沁对证据审查的这种决绝的、激进的反规范立场在历史上从未完全成为一种立法事实，但确实形成了对证据法规范体系的一种正当性追问。

这种追问引发了历史上证据法规范“存续论”与“废除论”之间持续两百多年的学术争议，对证据法规范体系的形成带来的深远影响一直延续至今。[2]因此，证据法发展演化的历史可以看成是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两种观念之间反复博弈的过程，带来的结果是“证据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3]

经过各自不同的演变历程，两大法系在证据审查方面尽管运用了不同的概念体系和配套程序，但却形成了一个以“证据准入—证据评估相分离”为核心的基本制度结构。这样一个制度结构是两大法系在证据审查问题上进行不断制度试错之后形成的一个成果，也是现代证据审查制度的一个核心特征。

从2010年“两个刑事证据规定”颁布实施到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再到2013年最高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的出台，我国的刑事证据立法和刑事证据制度改革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快车道时期。一方面，刑事证据规范的数量得到大幅度的增加。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刑事证据立法开始呈现一种体系化的样态，证据裁判原则得以确立，以证据种类为基本框架的证据审查规范体系得以确立。证据审查规范体系建立的一个重要话语标志就是以能否作为“定案根据”来作为一系列证据审查规范的规范后果。

无论从我国证据法立法实践还是从证据法理论体系发展来看，可以说以能否作为“定案根据”来作为证据审查规范的后果代表着立法上对于证据准入与证据评估加以区分的基本意图，而这恰恰是现代证据法得以有效实施的一个前提条件。在我国，有学者对于证据准入与证据评估之间的界分从语词的角度进行了论述。[4]

本文则是要进一步强调，现代证据审查确实应该以证据准入与证据评估的分离作为基本特征，但这种分离不能仅仅停留在审查范畴术语的区分，还应该有相应的适用标准和程序保障作为配套。本文将结合最近六年以来的立法进展对我国刑事证据审查的基本制度结构进行一个初步的讨论。在澄清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本文以刑事证据立法中的“定案根据”及其类似的词为切入点，通过体系梳理的方式对我国证据审查制度体系的基本样态进行探讨。最后通过结合司法实践中的部分个案，对我国证据审查体系的基本特征及其在目前司法实践当中还存在的潜在危险进行一个初步的检视。

一、  证据审查的基本制度结构

“制度结构”（institutional structure）一词在经济学尤其在制度经济学派当中得到的广泛应用，其基本涵义是社会当中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总和，强调的是更为立体地、更为综合地审视制度。[5]本文借用这样一个术语来讨论证据审查的制度安排是用来强调证据审查制度其实应该被理解为包括范畴术语、审查标准与程序保障等在内的一套整体制度安排。两大法系的刑事证据审查制度尽管在制度的术语、样式和程序保障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在经过不同发展路径的长期演化之后却逐渐走向一个类似的制度结构。

（一）证据审查制度的演化历程

在欧洲大陆，13世纪神示证据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之后，法国曾经试图通过一套精密的法定证据制度对证据的证明力评价进行精巧的设置，而法官只需要按照法律规定来对证据证明力进行评价即可进行认定案件事实。但历史的实践证明，希望运用刚性的法律规则对证据证明力做出事先的判断会带来许多糟糕的结果。[6]

基于对法定证据制度的批判，法国大革命之后在1808年法国《重罪法典》确立起了自由证明原则。该法典三百四十二条规定：“法律并不考虑法官通过何种途径达成内心确信；法律并不要求他们必须追求充分和足够的证据；法律只要求他们心平气和、精神集中，凭自己的诚实和良心，依靠自己的理智，根据有罪证据和辩护理由，形成印象，作出判断。法律只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你是否已形成内心确信？这是他们全部职责所在。”这种对于证明力评估规范的厌恶甚至引发了“针对那些以证明力模糊为根据的证据排除规则的敌意”，以至于对证据的准入也不再设定相应的证据规则。[7]

但这种浪漫的状态并未持续太长的时间，在法国很快便开始对证据的准入与评估施加一些柔性的限制。而在德国，证据排除规则的萌芽最早被追溯到了1877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当中，在二战之后，经过德国宪法法院根据基本法的不断实践，更是发展出独具特色的证据禁止制度。[8]在这样一个演变过程当中，自由心证原则的涵义逐渐限制在对证据证明力进行评估的范围之内。以德法两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经历了从规制证据证明力到完全自由再到规制证据准入的曲折发展历程。在这一历程当中，如何对证据审查进行规制被逐渐调试到趋于稳定的状态。

而在英美法系，对证据审查的制度体系更多的是一种缓慢演进的结果。英美证据规则的形成过程是刑事审判当中对许多具体问题回应的结果。根据学者们的考证，与证人资格有关的规则主要确立于16世纪，免于自证其中的特免权17世纪才在普通法中出现。[9]但真正具有代表性的证据排除规则则是到了18世纪才在刑事审判当中真正确立下来，这些规则包括品格规则、补强规则、口供规则以及传闻规则。[10]

在英美刑事审判当中，由于陪审团审判的存在，职业法官和陪审团分别承担着法律审和事实审的不同任务。而即便在事实审当中，职业法官也承担着对陪审团的审判活动进行指导的职责,而这些证据排除规则便被认为是法官用来指导陪审团以免其遭受不合适信息污染的最重要武器。[11]但是，这些规则仅仅对证据的准入进行规制，而证据的可信性和证明力则是由陪审团成员来进行自由评价。

因此，在现代英美证据法当中，几乎不存在证据评价规则，也就是那些规范哪些证据应该被赋予什么“分量”或“说服力”或“证明力”的规则。[12]英美法系的证据审查制度在这种逐渐演进当中被自然区分为证据准入与证据评价两个阶段。

因此，证据准入与证明评估的分离既是对历史上法定证据制度进行反思性否定之后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英美法系法庭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发展出证据排除规则的一个结果。经过不同的演化历程，两大法系在证据审查制度上形成了一个相似的制度结构。 

（二）现代刑事证据审查制度的立体结构

1.在横向上，形成了证据准入与证据评估适度分离的基本格局

证据准入与证据评估的分离是两大法系证据审查体系的一个共同的基本特征，其基本要义在于将证据审查从整体上区分为证据准入与证据证明力的评估两个步骤。两者的差异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审查的顺序不同。证据准入是对证据进行审查的第一步，主要控制证据能否进入事实认定者的视域之中对事实认定者对案件事实的认知产生影响。证据准入是证据评估的前提，证据只有在被准入之后才能用来作为证明案件待证事实的根据，也才能谈得上证据证明力的评估问题。

第二、审查的对象和根据不同。证据准入是审查证据进入审判程序的资格，这种资格的要求是法律上的要求。证据可能因为不具有相关性、被证据排除规则所排除、违反法定取证程序等法律上的规定而失去准入资格。因此，证据的准入主要是根据法律上的要求来进行审查。现代证据法都将证据准入这一环节作为主要的规范对象，围绕证据准入问题在两大法系发展出不同的证据准入规范体系。而证据证明力的评估则是对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强度进行评价。这种证明强度的大小取决于三个方面：(1)连接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推论的强度，而该强度则取决于蕴含于那些推论当中的归纳概括（generalization）的盖然性；（2）推论链条起点的确定性，也就是言词证据的可信性或实物证据的真实性（authentication）；（3）该证据本身在案件当中的稀缺程度。[13]对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强度的判断则主要根据逻辑法则与经验法则等“知识库”来判断。

第三、审查的结果不同。证据的准入是一种全有或全无（one or nothing）的方式来进行判断，一旦根据法律来对证据准入资格做出判断，其结果就是是否具有资格，不存在中间状态。而证据证明力的评估则是一种强度的综合考虑，其判断的结果是证据对于待证事实产生影响的一个强度范围。

在大陆法系国家，证据准入与证明评估的分离主要通过“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这一对范畴来集中体现。一方面，通过证据能力规则来对证据准入加以控制，只有具备证据能力的证据方能进入法庭。对于证据能力的限制主要通过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法定的证据方法，二则是通过法定调查程序的审查。也就是说，审判程序中关于犯罪事实的调查与证明，须在法律规定所准许的证据方法之范围内，并且依据法律规定的调查证据程序践行之，两者同时具备时才是经过合法调查的证据，才取得证据能力。[14]另一方面，一个证据一旦具备证据能力，需要考虑的则是证据的证明力（Beweiskraft），即指证据数据对于法官形成心证的作用大小。[15]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61条规定：“对证据调查的结果，由法庭根据它在审理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自由内心确信而决定”。因此，对于经过合法调查的证据证明力的评估，由法官进行自由判断。

而在英美法系国家，证据审查的对象则被区分为实质性、相关性、可采性和证据分量（weight）四个范畴。而其中证据的实质性主要是由实体法来决定，而证据的准入则主要通过相关性要求和可采性规则来加以规范。美国《联邦证据规则》401规定为证据的相关性做出了一个定义：“相关证据”是指任何事实的存在具有任何趋向性的证据，即对于诉讼裁判的结果来说，若有此证据将比缺乏此证据时更有可能或更无可能。”相关性是证据可采性的前提条件，为证据可采性设定了一个很低的但又最基本的第一道准入门槛。只有具备相关性的证据才具有可采性。但具有相关性的证据并不必然具有可采性，还需要通过证据规则及其他相关立法要求的审查。402条第一款规定：“除《美国宪法》、国会立法、本证据规则或最高法院依据法定权限制定的其它规则另有规定外，所有相关证据均具有可采性。”没有可采性的证据将被法官排除在作为事实认定者的陪审团的视域之外。[16]

当证据具有可采性之后，接下来需要考虑的就是证据的分量问题，也就是证据对于待证事实的证明强度。证据分量的评估则一般交由事实认定者来进行自由判断，法律一般不设定强制性规则来加以干涉。正如威格摩尔所说：“证据一旦采纳，可采性规则对证据的分量就无话可说了。” [17]因此，英美证据法几乎没有什么关于证据评价的正式规则。

2.证据准入与证据评估适度分离的基本原理

从认识论角度来看，两个阶段的适度分离更有利于案件事实的准确认定。案件事实的准确认定需要通过证据的正确推论从而来准确还原待证的案件事实，而还原的状态如何取决于两点：一是所收集到证据的质量，二是就证据对待证事实之证明强度有一个准确的评估。对这两个方面的控制，历史上欧洲大陆国家曾经采取合二为一的模式。

这种模式也先后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第一种就是通过法定证据制度来直接规定证据之证明强度的方式希望对这两个环节实现控制；[18]第二种方式则是对两个环节均未控制，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定证据制度得以废除，为了实现平民参与司法，对两个环节都未从规范上加以控制。[19]历史的实践证明这种合二为一的模式存在诸多问题，无论是法定证据制度还是绝对的自由心证都给案件事实准确认定带来很大的困扰。[20]其根本原因在于证据的准入与证据的评估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活动，就证据的评估而言，由于每个案件事实千变万化，从法律上加以强制性规范显然会带来一些不可欲的后果。

因此，对于证据证明力的评估应该交由事实认定者依据逻辑与经验去进行自由裁量。而对证据的准入如果从法律上完全不加控制的话，许多良莠不齐的证据蜂拥而至，其结果只能扰乱事实认定者尤其是作为外行人的陪审员对案件事实的准确认定。因此，两大法系国家对证据准入环节均设立了相对完善的规则体系。

从程序性权力配置角度来看，证据准入与证据评估的适度分离更有利于实现程序性权力之间的合理配置。

首先、有利于司法裁判者事实认定裁判权的实现。法治国家的一个基本要素在于司法独立，而司法独立的应有之义在于司法实现对法律适用与事实认定的有效控制。证据准入与证据评估分离之后，法院可以借助证据准入规范体系来实现对证据准入的控制，从而有效实现对证据相关性与合法性的司法审查。如果证据准入与证据评估合二为一的话，其结果是许多存在问题的证据可以长驱直入进入事实认定者的视域之中，庭审作为事实认定的核心将被架空，在刑事诉讼当中甚至可能出现所谓“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局面。[21]

其次，有利于当事人诉权的实现。当事人诉权的基本要义在于对事实认定进程的参与，而这种参与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证据准入的控制来实现的。在英美法系，双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可以通过提起证据异议和备档制度等程序性武器对证据的准入加以有效的控制。其中，证据异议是指双方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可以通过提出异议来反对某一证据的采纳或排除，证据备档制度则是指双方当

3.在纵向上，需要构建多层次规制的证据审查制度体系

范畴上的区分是证据准入与证据评估两个阶段的适度分离的一种表征而已。要真正实现证据准入与证据评估的适度分离还需要建构一系列配套的证据审查制度体系。这样一套证据审查体系是由审查范畴、判断主体、审查手段以及程序保障四个层次来构成的。表一是在英美法系典型的陪审团审判当中对证据的审查体系。大陆法系的证据审查制度层次要少一些，但同样也是一个多层次立体审查结构。具体说来，这种区分通过以下四个方面来实现：

第一，审查范畴上的区分。如前所述，英美证据审查体系将证据的审查范畴区分为证据的实质性、相关性、可采性以及证据的分量四个范畴，其中证据的实质性由刑法、民法等实体法来决定，而证据的相关性和可采性则是证据准入阶段所要审查的基本范畴，证据分量的权衡则是证据评估阶段的主要内容。大陆法系则是审查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两个范畴，证据能力是证据得以准入的基本条件。  

表一、英美陪审团审判的证据审查体系

第二，审查主体上的适度分离。审查主体上的适度分离是为了使事实认定者不去接触那些不可采的证据，以免在心证上受到不必要的影响。在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审判当中，职业法官负责审查证据的实质性、相关性和可采性问题，承担着证据准入把关者的角色。而陪审团则负责对证据的分量、真实性和可信性进行判断。不过，在法官审当中，职业法官同时承担着证据准入和证据评估的审查职能，其带来的结果是“证据规则的适用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24]

而在大陆法系，比如在德国的刑事审判当中，职业法官同样也是同时承担着证据准入和证据评估的审查职能，职业法官在审前已经接触过公诉人的案卷，了解了“应当排除的”证据。不过，这种做法之下证据排除被认为是“虚伪的”，因为即使法官要真正排除证据是非常困难的。从这一点上说，排除证据的效果仅仅是为法庭论证增加困难而已。[25]而对于非职业法官来说，因为他们不能事先接触案卷，被排除的证据对他们的影响会得到比较好的控制。

第三，审查方式上的区分。证据准入阶段一般通过相对刚性的法律规则来规范，而除了极个别例外（比如像补强规则）之外，证据证明力的评估通常没有正式的刚性规则来加以规制，而更多的是通过一些柔性的手段来加以调整。在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审判中，证据的可采性主要通过证据排除规则来进行规范。证据排除规则的主体是由相对刚性的“类型化规则”（categorical rule）组成，这类规则是由某类证据的基本定义、对此类证据排除一般原则和证据排除原则的例外情形三个部分组成。

一个证据一旦属于这些规则所要排除的某一类证据，那么除非其属于例外情形，否则将被排除在外。陪审团对证据证明力的评估则主要由陪审员的内心进行自由评估，其可能但并不必然会获得来自法官的指导性指示，这些指示仅仅对陪审员在证据评估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提出柔性建议。而在大陆法系，比如在德国，对于证据能力的规范主要是两种类型的禁止性规定：关于收集证据的禁止性规定和关于证据使用的禁止性规定。[26]法律上不会对对证明力如何评估作强制性规定，对证明力评估过程的监督则主要通过事后的判决书论证和上诉审查等制度来加以控制。

第四，程序设置的有效保障。证据准入与证据评估的适度分离还需要通过诉讼程序设置来加以有效保障。不同国家通过不同的程序设置来保障这样一种相对分离。以美国为例，审前动议阶段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处理证据排除问题，律师可以通过在这一阶段提出审前免提动议来让法官将不可采的证据排除出去。[27]而到了庭审当中，一旦控辩双方认为对方提出的证据违反证据排除规则还可以通过提出证据异议的方式来将这些不可采的证据尽量阻挡在事实认定者的视域之外。提出证据异议具有双重目的：（1）如果异议得到法官的支持，就可以把有害的证据从事实裁判者的审议事项当中排除出去；（2）即使异议被驳回，也可以为上诉而保全你提出的关于该证据应该被排除出去的争点。[28]一旦双方就异议问题出现争执，则需要在远离陪审团听力范围之外进行法官席前磋商，以便法官对于异议成立与否即时作出裁决。这一系列程序设置的目的就是为了将那些不可采的证据尽量排除在事实认定者的接触范围之外，以免他们的心证受到不恰当的影响。

而在英国，证据的可采性问题也是在审前的一个专门程序也就是所谓答辩和指令听审程序（PDH）。在该程序中，关于证据可采性的裁决一旦做出，除非经一名法官撤销或改变，在陪审团作出裁决或检察官决定不再进行诉讼之前，都具有约束力。[29]

而在德国，在审判的准备程序当中法院会确定审判期日会调查哪些证据并就证据之证据能力问题进行处理。从2003年开始，如果在这一阶段法院依法认定无证据能力者，则会对该证据产生拘束效力，该证据不得于审判期日再进行主张。而在庭审过程当中，当事人、代理人或辩护人诘问证人、鉴定人时如果有不当之处，法官可以限制或禁止。而当事人、代理人或辩护人也可以就不当之诘问提出异议，法官应对于异议成立与否立即进行回应。这些异议理由当中，有许多与证人证言本身的不恰当有很大的关系，比如依法不应提出之证据尤其那些落入证据提出（取得）禁止以及证据使用禁止范围内之证据。[30]

而在法国，绝大多数情况下非法证据排除问题都是在预审程序中解决。在预审程序当中，预审庭庭长主持对案卷材料进行筛选过滤。尽管法国立法者证据排除申请设立了“失权期限”，还是有少部分涉及非法证据排除的请求不得不到庭审阶段提出，此时由庭审法官受理此类请求。庭审法官处理此类程序请求与预审庭类似。法律虽未规定庭审法官处理程序性问题及实体问题的先后顺序，但按正常逻辑，一般会处理完程序性问题后，再处理实体问题。[31]

由此可以看出，两大法系一些主要代表性国家为了确保证据准入与证据评估相对分离的有效贯彻都在程序上进行了相应的设置。而英美的法官审和大陆法系的刑事审判无法像英美的陪审团制度那样隔离的程度，但也通过审前准备程序和庭上的异议机制等程序细节尽量使证据准入问题能够得到相对独立的处理。

综上所述，证据准入与证据评估的隔离由审查范畴的分离开始加上审查主体、审查的方式等不同程度的分离，并且在程序设置上加以有效的保障，由此才能构成一个真正彻底的证据审查制度体系。只有在这样一个体系当中，证据准入与证据评估的隔离才能得到有效的实现，而证据排除规则或证据禁止制度也只有在这样一个制度体系当中才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

因此，现代意义上的证据审查结构是以证据准入与证据评估的相对分离为基本目标，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不同的术语范畴、审查标准、审查主体以及审查程序等多层次的、立体的审查制度结构。当然，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程序当中，范畴、标准、主体分离程度各有不同，程序保障程度也不甚一致。

但从整体来说，它们呈现出这样一种多层次的立体结构。在这一结构当中，现代证据法的核心内容是围绕着证据准入来展开的证据准入规则。因此，只有实现证据准入与证据评估两者的适度分离，现代证据法才有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而2010年以来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改革恰恰是在这一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二、我国刑事证据审查的两道门槛

从两个刑事证据规定到新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不同的立法层级、不同的机构对刑事证据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形成了一个来源复杂、看似杂乱的刑事证据规范群。但在这种看似杂乱无章背后，还是可以看出法律制定者对于证据法体系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这从现有证据立法条文中对“证据”、“定案的根据”等词的运用中得到很好的体现。这样一种术语上的区分从1979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第31条当中便已经开始显现并且受到了法学理论界的认可。

比如，早在1986年便有学者提出，证据材料、证据和定案的根据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表述为：经人民法院审查判断，具有客观性和能证性的证据材料是证据；这部分证据只有具有合法性，并被人民法院用以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才能成为定案根据。[32]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证据与定案根据的区别在于：一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一是经过司法人员选择认定的事实。[33]尽管在“证据”一词的理解上存在诸多分歧，但基本上都认为“证据”与“定案的根据”有着不同的内涵，而且后者比前者更推进一步。1996年和2012年刑事诉讼法保持了这样一个基本结构，仅仅在用语和证据种类方面进行了微调。

不过，2012年刑事诉讼法方面的一个重要进展是衍生出了许多与“定案的根据”一词对接的证据规范。以目前刑事证据条文最为丰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高院解释”)证据一章为例来做一分析。该章一共有52个条文，据统计，“定案的根据”及其近义词在52个条文当中一共出现了30次。[34]既然“定案的根据”一词在我国刑事证据规定当中如此广泛的存在，这一概念的基本涵义及其在刑事证据规则体系当中的基本功能便需要认真探究。

正如法哲学家哈特所言：“探究文辞的深意并非只在于文字本身。各类型的社会情境或社会关系之间，有许多重要的差别，并非昭然若揭。唯有透过对相关语言之标准用法的考察，以及这些语言所处的社会语境，始能将这些差别呈现出来。”[35]要了解这一概念的基本涵义和基本功能，又需要将其置于具体的法律语境之中来理解。

可以说，我国刑事诉讼法通过“材料”、“证据”以及“定案的根据”三个范畴的区分为证据的审查设定了两道门槛。 

(一) 第一道门槛：从“材料”到“证据”

在我国刑事证据法体系当中，“定案的根据”是与“证据”一词并列甚至共生的一个法律概念，这一点集中体现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第48条。如下表二所示，该条款为证据的审查设定了两道门槛：第一道门槛是从材料到证据。一个材料要能够被准入来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有两个方面的要求：第一是实体性要求，也就是对于材料本身的实质功能将提出明确要求。第48条第一款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这一款其实是着重突出了证据本身的功能，也就是“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

这里需要做进一步的解读：（1）“可以用于”前面没有任何的修饰语，是一个开放性用语，可以理解为“只要”或者“任何”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这就意味着对于能够作为证据的材料的证明作用并没有门槛上的要求，这就为列入证据的范围开放了一个无限广泛的选择。（2）材料能够作为证据的前提是其“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这里的证明是一个关系词，是指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用于表明或判定另一事物真伪对错的属性，可以将其理解为英美证据法上的“相关性”（relevancy）。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401给“相关证据”下了一个定义：“使任何事实的存在具有任何趋向性的证据，即对于诉讼裁判的结果来说，若有此证据将比缺乏此证据时更有可能或更无可能”。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

首先，都强调材料本身对待证事实的证实或证否作用；

其次，从规范所处的位置来看都属于证据审查的第一道关口，在美国证据法当中，相关性是证据得以采纳的前提条件，而在我国，材料成为证据也是证据准入的第一道门槛；

最后，作为第一道门槛来说，两个条款都对材料的准入设定了最低限度的门槛，英美证据法的相关性要求其实是对“逻辑可能性之推论的一种最低检验标准”。[36]而在我国也并未对材料的证明作用设定程度上的要求，也没有对材料的形式提出基本要求。

因此，作为证据审查的第一道门槛来说，材料成为证据本身的实体性要求是非常之低的，其主旨在于首先将证据尽可能纳入证据审查者的视野，因为对于待证事实来说，证据是相对稀缺的。

表二：我国刑事证据审查的基本体系表 

如果说材料成为证据的第一步是对证据对案件事实之证明作用进行实体性审查的话，第二步则是从法律上对材料的形式进行审查。第48条第二款规定：“证据包括：（一）物证；（二）书证；（三）证人证言；（四）被害人陈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六）鉴定意见；（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48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结合起来理解的话，可以说这些广泛收集来的材料还需要经过一个形式上的审查，看看其是否符合这8种证据种类的其中之一。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这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证据种类体系，这就意味着那些符合实质性要求的证据如果无法被纳入任何一种证据当中的话，则会被排除出证据的范围之外，这就使该条款天然产生了一种排他性的作用。[37]

因此，尽管材料成为证据的实体性要求非常之低，但将之与其形式性要求结合起来之后，形式性要求大大限缩了能够成为证据的材料范围。 

(二) 第二道门槛：从“证据”到“定案的根据”

证据审查的第二道门槛是从“证据”到“定案的根据”。证据并不一定能够作为定案的根据，成为证据是成为定案的根据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一个证据要能够作为定案的根据还需要经过三个方面的审查：

第一个要求是该证据必须查证属实。从现有法律体系要求来看，证据必须查证属实包含两个要求：

首先是真实性要求，即证据本身必须是真实的。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48条第三款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就是要求该证据必须是真实的而不能是伪造的或虚假的。证据真实性危险来自于多个方面，比如有些证据是为误导他人而特意设计出来的，如伪造的文件；在对证据进行记录、传输或处理的过程当中可能出现错误，像福建念斌案件当中的毒物鉴定质谱图。

其次是程序性要求，《高法解释》第63条规定：“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法律和本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条款从程序角度对证据真实性审查设定了一个要求，也就是说证据不但需要被查证属实，而且还需要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之后方才能够作为定案的根据。

证据成为定案的根据的第二个要求是该证据未被相关的刑事证据排除规则排除出去。《高法解释》的第二部分“证据的分类审查与认定”主要按照证据种类来展开的，主要包括两大类规则：第一类是对证据审查重点的提示性规定，这一类重在提醒法官在对某一具体种类的证据进行审查过程中应该注意审查的重点；第二类同时也是占据主要篇幅的则是由“定案的根据”架构起来的证据排除与准入规则，主要规定各个证据种类在何种情况下“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或者“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如下表三所示，在第二类规范中，能否作为“定案的根据”之理由尽管在不同证据种类中千差万别，但从其规范所涉理由大致区分为六种。如表三所示，第二部分的证据规范已经很大程度上呈现出证据准入规则的基本样式。

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从规范的效力来讲，这些规范适用的直接结果便是将一些证据排除在事实认定者的视野之外。换言之，这些规范已经具备了将证据排除出去的效力，这同国外证据排除规则的效力是一致的；

第二、从证据排除的理由来看，第一个理由与大陆法系证据能力规则中对法定调查程序的要求如出一辙，而第二个理由则属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第三、四、五个理由则是典型的英美证据可采性规则。因此，证据“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理由可以说同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证据准入所依据的理由相一致；

第三、从规范的内容来看，这些规范的内容同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证据准入规则具有高度的相似性。由此可以推知，在这些证据排除规范当中，“定案的根据”实质上扮演着就是类似于西方证据法中证据准入的作用。因此，第二类规范通过“定案根据”为各个种类的证据确立了基本的证据准入规范。

表三、不能作为定案根据之部分规范解析表 

证据成为定案的根据的第三个要求是对证据的证明力本身提出相当的要求。所谓证明力，是指“提供用以证明的证据可能将对陪审团思考要素性事实产生的说服力”。[38]单个证据的证明力主要取决于该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推论链条当中每一环节的强度。而多个证据的证明力的评估则不但要评估每一个证据的证明力，而且“要求整合单个[证据的]评估来决定与最终待证事实有关的证据群的净证明力。”[39]

《高法解释》在“证据的综合审查与运用”一节中104条第二款规定：“对证据的证明力，应当根据具体情况，从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联程度、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审查判断。”紧接着在第三款规定：“证据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共同指向同一待证事实，且能合理排除矛盾的，才能作为定案根据”。

如果将第二款和第三款结合起来理解，证据要成为定案的根据的基本要求除了单个证据本身的证明作用、形式要件、真实性以及相应的程序审查之后，还对证据与其它证据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以下三项要求：（1）证据之间具有相互联系，这是对证据的证明指向提出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说证据的证明指向必须存在一定的交集，无论这个交集有多大；（2）证据共同指向同一待证事实,这是强调证据的证明方向要有一致性，需要共同指向同一个待证事实；（3）能合理排除证据之间的矛盾，这是要求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作用必须都是正向或者都是负向的，不能出现相互矛盾、相互抵消的问题。

这三个要求其实是对作为整体的证据能否作为定案根据来提出的，三个要求层层递进，从正面和反面对证据与证据之间的证明作用提出整体性要求。在对这三个方面进行审查的过程当中，事实认定者不仅要评估单个证据的证明力，而且要对证据与证据之间的关系进行整体性的评估。这就意味着一个证据要成为定案的根据的最后一步是需要将其放置于整体的证据体系当中来评估。

这样一个制度要求恰恰体现出了一种证据评估的整体主义进路：特定证据的价值源自与其他全部信息的相互作用。[40]当证据证明的指向性趋于一致的时候，证据与证据之间的证明力将会大大超过单个证据的证明力的简单相加。

综上所述，对证据进行审查的步骤分为两道门槛：第一道门槛从材料到证据，第二道门槛是从证据到定案根据。第一道门槛当中包含着对材料证明作用和材料形式分类的两项审查要求。而第二道门槛则包含着真实性、可采性（未被法律规则所明确排除）和证明力的三项审查要求。一个材料只有历经这两道门槛的重重考察才能最终被事实认定者作为对待证事实的定案的根据。

在不讨论这些门槛与要求合理性的前提下，值得肯定的是刑事证据的立法者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建构对证据进行审查的制度体系。一方面，从“定案的根据”一词在刑事证据规范中的广泛应用可以看出该规定制定者力图通过这一语词来初步建构刑事证据审查体系。另一方面，除了语词上的有意识建构之外，刑事诉讼法第48条、《高院解释》第61、62、63条和第104条有意识地在一般性规范层面创设了证据审查的程序性标准与实体性标准，这对于证据准入体系的创立无疑具有重要的奠基性意义。

因为有了一般性的程序性标准，才能从程序角度将证据准入与证据证明力的评估区隔开来，而有了一般性的实体性标准，法官才能据以对证据尤其是那些证据规则没有涵盖到的证据的准入进行判断。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一般性审查规范条款对于证据法体系建构的作用，可以从比较法的视野做进一步的参考。美国《联邦证据规则》401-403规则是证据准入的相关性和可采性的一般性标准，在联邦证据规则体系当中具有基石性的作用。其中，规则401界定了相关证据的定义；规则402规定了相关性与可采性之间的关系准则，提出除法律另有规定之外相关证据一般具有可采性，不相关的证据不可采；规则403则为法官提出一个权衡框架，指引法官如何以偏见、混淆或费时为由来排除相关证据。

从证据法思想史源流来看，401和402规则分别源自于塞耶的证据法思想。塞耶提出，美国证据法体系要得以体系化必须以以下两条原则为基础：对被要求证明的任一问题在逻辑上无证明力的证据将不可采；任何有证明力的证据都应该进入，除非有一个明确的法律上的政策理由将其排除在外。[41]

这两条原则后来为《联邦证据规则》所吸收，成为该规则的奠基性的基本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两条原则的出现使得历史上以单个规则状态出现的英美证据法得以有效地系统化，《联邦证据规则》及其之后的变化也被看成属于塞耶思想的一个胜利。[42]

因此，尽管前述几个一般性规范条款在内容上与《联邦证据规则》401-403规则差异甚大，但它们在证据审查规范体系的建构中扮演着类似的角色。它们都明确了证据审查的基本范畴和基本步骤，并且尽量将这种要求与证据排除规则构成一个有机的证据审查体系。

三、我国证据审查的基本特征及其潜在危险

我国用“材料—证据—定案的根据”这样一套术语建构了证据审查的基本门槛，与前述两大法系的证据审查体系相比，这样一套证据审查制度无论在术语、内涵还是在制度建构上既有相当的共性但也存在显著的区别。如前所述，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尽管在证据审查的范畴术语、审查主体、审查标准乃至程序都存在相当的差别，但两大法系存在的一个共性就是实现了证据准入与证据证明力评估之间的相对分离。相比之下，我国证据审查的基本制度结构呈现出下面四个基本特征。而每个特征在当下我国刑事司法环境当中都存在一定的潜在危险。

(一) 我国的证据审查体系是二元审查结构

从证据审查的基本门槛来说，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来说，可以说都是一元审查结构，也就是说证据准入只有一个基本门槛。在大陆法系，对证据准入的审查主要通过证据能力这一基本范畴来实现，尽管对证据能力的审查可以从证据方法与证明程序两个维度来展开。而在英美法系，尽管证据的准入需要对证据的相关性和证据的可采性进行审查，但某种意义上说，证据相关性审查并非是一个完全独立的阶段而是作为证据的可采性的前提而存在的。

相比之外，我国对证据的审查则是需要两个准入门槛，也就是从材料成为证据然后再从证据成为定案的根据。这两个门槛之间审查的对象各不相同：从材料到证据这一阶段审查的是证据的证明作用和形式合法性；从证据到定案的根据审查的则主要审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与证明力。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国证据准入与两大法系的证据准入有着完全不同的涵义。在英美法系，一个证据不可采就意味着要将其尽可能置于事实认定者的视域之外，英美法系通过庭前动议程序、庭上异议机制和法官席磋商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体系保障将那些不可采的证据尽量排除在陪审团的视域之外。而在大陆法系，证据之证据能力的取得需要具备两个要件：证据数据必须未因违法取得或其他重大原因而禁止使用（消极要件），并且证据必须又经严格证明之合法调查程序（积极要件）之后才能取得证据能力。

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要件之间是有严格前后顺序的。也就是说，对消极要件的判断要发生在进入调查程序之前，如果证据不符合消极要件也就是被禁止使用的话那就会被排除出去而无需再进入调查程序。而只有当证据符合消极要件，才会进一步进入严格证明的调查程序。[43]

因此，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那些违反刑事证据规则的证据准入的审查都是主要发生在正式的庭审程序之前，其目的是为了确保将那些不具备证据资格的证据先排除出去，使之不会成为审判的基础，也无法成为控辩双方论证的基础。相比之下，我国的证据审查尽管从立法上对证据的审查设定了两个门槛，但这两个门槛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分离。

尽管区分了材料、证据和定案的根据三种称谓，但对它们的审查并未呈现诉讼阶段上和诉讼主体上的分离。比如说，审判阶段对于所有证据能否定案的根据的审查判断都是发生在庭审甚至主要在庭审之后这样一个阶段。这就意味着几乎所有提交给法院的证据都会被事实认定者所接触到，而且由于包含主要证据的案卷笔录会在庭前便提前送达到法官手里，所以这样一种接触甚至在庭前便开始发生了。[44]

这种名实分离带来的潜在危险就是证据审查的步骤会形同虚设，证据排除规则可能会被架空。这是因为一方面可能出现达马斯卡所说的“知而不用”的心理悖论，另一方面是因为证据准入与证明力评估在事实者那里已经完全混合在一起。 

（二）证据审查的制度结构呈现扁平化的线性特征

证据审查的步骤主要还停留在审查范畴分离的层面，需要在程序、标准等层面进一步加以落实。如前所述，证据审查的不同步骤不仅仅是一种名称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需要通过审查程序和审查主体等多个方面来加以落实。尽管在这两个方面实现完全的分离还仅仅是一种理想状态，但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都从某些方面做出努力。

我国的证据审查体系目前在证据审查范畴方面已经实现了初步的区分，在证据准入方面也建构了成体系的规范，但范畴的区分还需要落实到审查主体和程序保障方面。

从审查主体上看，职业法官承担着证据准入与证据评估的双重职责。在英美法系国家的陪审团审判当中，法官与陪审团之间有着明确的分工，法官处于守门人的位置，在诉讼前端负责对证据的相关性和可采性进行审查，确定哪些证据能够被提交到陪审团面前；而陪审团则在审判当中负责对证据的可信性和证明力进行评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被告人是否有罪的判断。[45]

而在法国，预审庭与审判庭的分离使得证据准入审查的主体与证据评估的主体很大程度上区分开来。在德国，检察官尽管可以将全部案卷移送到法院，但法院一般会委派一名报告法官负责阅卷。其他职业法官不得阅卷，只能听取报告法官的口头报告。作为外行人参与法庭审判的陪审员，则既不能阅卷，也不能听取报告法官的报告。[46]

而在我国刑事审判制度下，法官需要同时承担对证据进行采纳和证据证明力进行评价的职责，这种主体上的合一使得这两个阶段不容易区分。随着我国陪审制度改革的推进，未来如何在主体上进行证据准入与证据评估的任务分工将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

从审查程序来看，证据采纳活动与证据评价活动并未呈现明显的分离。在美国，在正式进入庭审之前，有一个庭前动议程序来处理证据排除的问题；在庭审当中，控辩双方可以通过提出证据异议和庭前磋商机制来将那些不可采的证据排除出去。[47]

这些程序确保了证据采纳活动与证据评价活动之间的相对隔离，从而达到了将不可采证据尽可能排除在事实认定者（陪审团或法官）视野之外的效果。在我国刑事诉讼当中，证据采纳并没有一个承载的相应程序。

首先、尽管目前在庭前已经建立了庭前会议制度，其中一项职能也是希望对非法证据排除进行庭前的预知（“高法解释”第99条），但由于该制度目前所存在的效力虚化或者裁判化问题导致其并未实现不可采证据相对隔离的功能。[48]

其次、在庭审阶段，2010年最高法院等两高三部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在第五条中曾经确立了非法证据“先行调查原则”，尽管这仅仅局限在非法取得的证据方面，但这至少展现了将证据采纳环节相对隔离的意图。遗憾的是，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过程中，先行调查原则被弱化。[49]大多数情况下，证据排除问题和案件实体问题的审理被混同在一起，非法证据即便被裁定排除，也和全案其它证据被整体上展现在法庭上了。

再次、我国还缺乏相对完善的证据异议机制和证据备档制度，对于庭审当中所提出的不恰当证据，即便一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也无法得到法官及时的明确的回应。而对于双方出现争议的证据问题，法官一般也不会当庭加以回应。[50]

值得肯定的是，在最高法院新近颁布的《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当中对庭前会议作了进一步规定，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和证据撤回的效力作了进一步明确。但证据排除的优先处理问题依然还需要在审判程序上做出进一步的安排与协调。

（三）证据的准入要求与证据证明力评估标准被混同在一起

在对证据可以作为定案根据审查的过程当中，不仅需要满足真实性和未被法律所排除这两项条件，不仅如此还需要对证据证明力提出一定的要求。

一方面，在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相对应的规范当中，既有证据准入的规则，也有证明力评价的规则。[51]另一方面，“高法解释”104条第三款其实是设定了证据与本案其它证据之间的关系要求，只有在满足这样一种要求的情况下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将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证明力要求都附加于“定案的根据”这一范畴之下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证据准入与证据证明力评估这两项活动被有意无意地混同在一起了。

如前所述，证据未被法律所排除主要是一种消极的准入条件，其主要考察的是证据是否被现有的证据排除规则所排除，这是一项适用法律的活动，主要依照现有的证据规定来进行审查判断。而证据证明力的评估则需要依赖事实认定者的逻辑法则与经验法则来进行自由评价。当两者趋于混同的时候，将会带来以下两种危险。

第一种危险是将大大提高证据准入的一般性标准，一个具有证明力的证据如果与其它证据无法形成相互印证共同指向待证事实，则极有可能被过早地排除。更为糟糕的是，在司法实践当中，一些法官直接将这种高标准适用到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甚至在审理之前，以至于一些本身具有证明力但因为与其它证据无法构成印证的证据直接被排除在最终考量的范围当中。

比如在浙江杭州张辉、张高平叔侄涉嫌强奸杀人的冤案当中，被害人临死之前8个手指里被发现留有一陌生男子的皮肤细屑，但经过DNA检测并未比对出该男子的身份。这是本案当中在犯罪现场发现的一个比较有价值的微量物证。但在一审和二审阶段，法官都以不同的理由将该证据排除在外。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终审判决书中写道：“本案中DNA鉴定结论与本案并无关联”。[52]而之所以一审二审一再努力将这份DNA证据排除在外，其根本原因还在于该证据与控方所构建的指向张氏叔侄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无法调和的根本性矛盾。因为存在这样一种矛盾，所以法官不得不将该证据排除在外。

这是一种典型的以证明力来判断其证据能力的裁判行为，其体现了法官将对证明力评估置于证据准入问题之前。而将证明力问题置于证据准入问题之前，带来的一个恶果就是以证据证明力来判断证据是否具有准入资格。

还比如，在辽宁省夏俊峰案当中，一个争议性事实问题是：在对夏俊峰的煤气罐扣押时，作为城管执法人员的被害人是否殴打了被告人夏俊峰？！[53]就该待证事实，原告提交了六位证人，但并未获准出庭，原因据二审法官介绍是因为“6份证言在一审、二审均宣读了，但由于和当事人夏俊峰口供这个最直接的证据不一致，所以未予采信。法庭据此认为相关证人没有必要出庭。”[54]

法官将证人排除在法庭之外以及法官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在社会舆论中引起轩然大波，并受到公众与学界的广泛质疑。就因为这些证人证言与夏俊峰的供述相矛盾，书面证人证言未被采信进而导致证人未能获准出庭。这种证据准入标准的提升结果是大量与待证事实相关的证据势必被过早排除在定案根据之外。

第二种危险是可能鼓励事实认定者为了获得证据的相互印证而忽略了证据的准入这一前提条件。证据准入是证据证明力评估的前置阶段，一个证据只有具备了证据准入的资格才能够进入证明力评估阶段。当证据准入与证据证明力评估两项混同在一起的时候，加上同一个主体来处理这两项问题，一个潜在的危险是许多法官会产生顺序上的混乱，甚至会根据证据证明力而倒推证据的准入问题，产生一些学者所称的“证明力反制证据能力”的效应。[55]

正如一些法官在调研当中所谈到的，法官潜意识中首先审查的是证据的证明力，而非证据能力，关注的重点在于证据之间能否形成证据链条。若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且无矛盾之证据，便会形成对案件的最终实体裁判结果心证，即使以后证实部分证据系非法取得且予以了排除，也很难消除该证据对事实认定的最终影响。[56]比如在许多冤假错案当中，刑讯逼供获取的供述无一例外都成为定案的重要根据而很难获得有效的排除。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案件当中的供述能够和控方提供的其它证据形成所谓的相互印证，使得作为案件证据审查者的法官在证据准入审查的时候很难排除出去。如前所述，现代证据法的基本逻辑是证据准入与证据评估的分离，只有获得准入的证据才具备被评估的资格，证据准入必然先于证据评估。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之所以将证据准入置于证据评估之前，其目的在于使事实认定者免受不可采的证据的“污染”。如果将两者顺序颠倒过来，其结果是证据准入程序被架空，证据准入阶段的存在意义将会被极大削弱。

（四）证据审查的程序场域呈现多中心的弥散格局

我国证据审查的程序场域并非以审判作为中心，而是呈现出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并存的多中心格局。无论是在大陆法系还是在英美法系，证据审查都是以审判阶段或与审判阶段紧密相连的审前阶段作为程序场域的。

证据准入的门槛被放置于庭审之前或庭审阶段当中，法官作为证据准入的看门人通过运用刑事证据规范的运用来对证据进行审查。而法官审查的结果将会对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产生不同程度的辐射性影响。将审判阶段作为证据审查的核心场域，相对中立的法官才能通过证据的审查实现对审判前活动的有效司法审查，这也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构造的一个核心特征。[57]

相比之下，我国证据审查活动的程序载体是多个中心的，“材料—证据—定案根据”这样一个审查流程既可以发生在审判阶段，也可以发生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当中。正如有学者观察到的，尽管立法上已经将“材料”、“证据”和“定案的根据”进行了区分，但并未限定“证据”一词适用的程序场域，而是普遍适用于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58]比如，《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二款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也就是说，无论是侦查机关还是审查起诉机关都对证据有审查的义务，对证据的准入都承担着守门的责任。

由此我国对于刑事证据的审查呈现出一种多中心格局：一方面证据的审查分布在三个阶段也就是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另一方面主体是多元的，既包括侦查人员、审查起诉人员，也包括审判人员。

证据审查的多中心格局其实是与我国诉讼构造基本格局相适应的一种制度安排。正如一些学者所提出的，我国的纵向诉讼构造是一种“流水作业”的构造:侦查、起诉和审判这三个完全独立又互不隶属的诉讼阶段犹如工厂生产车间的三道工序，公安、检察和裁判机构在这三个环节分别进行流水作业式的操作。[59]与这种各管一段的纵向诉讼构造相一致，刑事证据的审查也是在三个不断的阶段去完成的。

这样一种多中心格局的潜在危险在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尽管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一样具有排除证据的权力，但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在整个刑事司法系统当中作为控诉方的结构性位置以及追逐打击犯罪的职责使他们缺乏排除那些非法的定罪证据的动力甚至使他们有动力去尽量弥补证据在庭前阶段排除之后所遗留下来的制度空缺。这种制约条件下，证据在庭前阶段的排除效果可能不尽人意，甚至与证据排除规则设置的初衷完全背离。[60]

另一方面，多中心审查格局带来的一个后果是没有一个真正的中心，我国在审判阶段并未对证据准入有一个门槛的审查与此密切相关。由于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的职业责任所在使得他们在对证据审查的过程当中不可避免会出现定罪偏向，也就是倾向于对定罪证据采取宽容姿态而对无罪证据往往会选择性忽略甚至隐匿。

在这种情况下，缺乏一个类似于像英美法系或大陆法系国家一样在审判阶段对证据准入的相对集中审查环节导致的直接结果是这些本来就带有偏向性的证据直接进入到庭审当中，最终使得案件事实建立在并不那么牢靠的证据基础上。

四、结语

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推进，通过庭审实质化来实现准确认定案件事实的基本功能是下一步需要考虑的重要命题。而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以实现“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为目标的司法改革的推进必然带来司法裁判者如何准确去认定案件事实的问题。这两者的实现都需要建构一个更趋于科学合理的刑事证据审查制度结构。

就当前各国制度实践来看，以“证据准入—证据评估分离”为核心特征的证据审查制度作为一个基本标准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重要的参考。在过去几年的刑事证据制度改革当中，我们已经通过“材料—证据—定案的根据”这样一套术语建构了一个独特的证据审查制度体系。但这样一套制度体系要能够真正彻底地实现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适用还需要再做进一步的调试。

这种调试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在于证据审查范畴体系本身的进一步合理化。

首先、对于刑事证据规范体系当中的范畴术语做进一步的规范化工作。尽管在现在的规范体系当中大多数地方已经用“定案的根据”一词来与证据审查规则对接，但规范体系当中依然还存在“采用”、“采信”等其它用语。[61]多样化的术语不但使术语本身的指称晦暗不清，而且还会带来证据审查标准的混乱。因此，这些术语与“定案的根据”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的理顺。

其次、对于“定案的根据”所包含的内容作进一步的界定和梳理。证据的准入是适用法律来加以判断的过程，而证明力的评估则需要综合全案运用逻辑法则与经验常识来进行判断。在目前的法律体系当中，“定案的根据”既包括对证据准入的内容，也包括对证据证明力的要求，但这两者并无先后顺序之后，常常会存在混乱甚至出现许多问题。未来可以考虑将其中证据准入部分的内容特别是所对接的证据准入规范剥离出来，或者纳入“证据”范畴当中或者建构一个新的范畴来解决证据准入的问题。

再次、要将现有的证据审查范畴特别是证据准入门槛与相应的程序保障实现有效的对接。正如前文所述，证据准入的门槛及其相应的证据审查规范需要相应的程序设计来加以保障，只有让证据准入在一个恰当的程序场域实现有效的控制，只有为证据评估建构合理的程序空间，证据的审查才能得到有效的规范。

另一方面则是配套的程序制度应该作进一步的改革。

首先是审前证据排除程序的进一步建构与强化。可以在现有庭前会议的基础上，实现庭前会议主持人员和庭审法官的进一步分离，尽量避免事实认定者提前接触那些可能被排除在外的证据。与此同时要进一步强化庭前会议对证据进行审查的效果，赋予庭前会议主持者对证据准入审查的处分权，使得证据准入的问题被尽可能有效隔离在庭审程序之前。当前庭前会议在证据排除问题上主要还停留在了解的阶段，庭前会议的主持者对于证据排除的处理还缺乏实质性效力，加上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可以在庭审甚至上诉阶段反复提出，这使得庭前会议作为证据审查的功能被不断弱化。

其次、进一步强化证据排除的优先处理原则，证据排除的程序优先处理可以使得将证据准入问题解决在实质性问题之前，避免证据准入问题与实质性问题审查混淆在一起，既不利于证据排除，也不利于实质性问题的审查。我国曾在2010年两个刑事证据规定当中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优先审查问题，但因为给庭审阶段带来的巨大冲击而不得不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当中进行弱化处理。为了解决这种两难困境，可以在开庭前准备阶段对证据准入问题进行优先处理，并且通过证据失权制度敦促控辩双方及时在这一阶段提出证据排除申请。

再次、在庭审当中，进一步强化法庭对证据异议的优先处理和及时回应。无论在大陆法系还是在英美法系，证据异议都是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有效狙击对方提出不可采证据的有效工具，因为只有当事人才是对对方证据提出异议的最积极主体。随着庭审实质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律师在庭审当中有效提出证据异议，法官对该异议进行快速有力的裁判应该成为一种新常态。再次、对于证据异议问题的提出与回应情况应该记入庭审笔录当中，如果双方对证据异议的结果存在重大争议而一审法庭对此完全未加回应，则该证据异议应该作为上诉的一个重要理由，也应该作为上诉审查的一个重点对象。

本文主要从“定案的根据”这样一个术语出发去讨论我国证据立法在建构证据准入标准方面所进行的努力并且由此也发现这一努力中可能存在的错位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证据准入的错位是证据准入与证据评估两者分离过程中必然存在的一种藕断丝连的现象。这种错位固然应当引起我们的警醒，但同时也不应该因此而遮蔽两者正在逐渐分离这样一个基本趋势。

通过本文这样一个分析，笔者希望能够将我国证据立法当中对证据法体系建设的实质性贡献以及存在的缺陷通过这样一个个案展现出来，从而来确定我们当前在证据法体系建设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以及下一步努力的方向。这种对立法语词的精细辨析尽管可能略显枯燥，但却是我们在建构证据法体系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证据准入体系的建构是证据法最为核心的任务，这一任务的完成不能仅仅寄希望于语词的统一以及精确界定，还需要有相应的配套性制度加以支撑。没有这些配套性制度支撑，无法形成一个多层次立体型的证据审查制度结构，则语词上的界分也就无法落到实处。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前刑事证据立法的努力还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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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杜钢建：“关于刑事证据概念问题的商榷”，《北京政法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

[34]这些词包括“可以采用”、“定案根据”、“作为证据使用”等。根据这些词所处的语境，可以推测其表达了与“定案根据”一样的意思。其中使用“定案的根据”有23处，其中“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有17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4处，“应当作为定案的根据”1处，“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1处；使用“可以采用”一词的有3处；使用“定案根据”的地方有1处；使用“作为证据使用”的地方有3处，其中1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2处“不得作为证据使用”。

[35] [英]H.L.A.哈特：《法律的概念》（第二版），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36]前注13艾伦等书，第154页。

[37]龙宗智:“证据分类制度及其改革”，《法学研究》2005年第5期。

[38]前注13艾伦等书，第154页。

[39]前注17安德森书，第93页。

[40]前注20达马斯卡书，第75页。

[41]前注1特文宁书，第207页。

[42] Eleanor Swift, One Hundred Years of Evidence Law Reform：Thayer’s Triumph, 2000, Cal.L.Rev. 88(6):2437-2476.

[43]前注15林钰雄书，第8页。

[45]前注1特文宁书，第207页。

[47] [美]伟恩•R.拉费弗等：《刑事诉讼法》，卞建林、沙丽金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48]莫湘益:“庭前会议：从法理到实证的考察”，《法学研究》2014年第三期。

[49]最高院刑诉法解释第100条第二款规定：“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调查，根据具体情况，可以在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后进行，也可以在法庭调查结束前一并进行。”这其实是对先前“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所提出的“应该先行当庭调查”的一种修改。

[50]龙宗智:“庭审实质化的路径与方法”，《法学研究》2015年第5期。

[51]纵博：“‘不得作为定案根据’条款的学理解析”，《法律科学》2014年第4期。

[52] (2004)浙刑一终字第18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53]关于夏俊峰案始末的详细描述，参见刘长：《夏俊峰刀刺城管案始末》，《新世纪》2011年第19期。

[54]人民网：“辽宁高院二度回应夏俊峰刺死城管获死刑案疑点”，网址：http://news.163.com/11/0518/12/74B99HU20001124J.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1年12月22日。

[55]纵博：“证明力反制证据能力论”，《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年第4期。

[56]范莉、王星光：“非法证据排除程序适用的调研报告”，载裴显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适用指南》，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

[58]魏晓娜：“审判中心视角下的证据法基本概念”，《证据科学》2016年第4期。

[60]吴洪淇：“证据排除抑或证据把关：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实证研究”，《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5期。

[61]比如在“高法解释”证据一章当中，“采信”用了6次，“采用”一词出现了4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