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物质损失应该如何理解

一、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物质损失应该如何理解

上海高院知产庭副庭长唐震指出，规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行为的法律法规主要涉及刑诉法第一百零一条和刑诉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法律关于被害主体和损失的表述不同，代表了不同的含义。只有在受损失的单位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情况下，检察院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上海高院刑庭法官许浩认为，物质损失对应精神损失，知识产权当然不能归到精神损失范畴，所以侵犯知识产权造成的损害仍应归入物质损失范畴。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知产庭庭长王利民认为，物质损失应具有物理性破坏，知识产权涉及的对象是无形物，损失一般都是一些可期待利益，不可能消失或形成物理性破坏。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周子简认为，知产案件的特殊性在于被害人由于侵权人的行为导致物质损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助于查清被告人获利、避免被告人缴纳罚金后没有损害赔偿。

华政知产院副教授于波认为，知识产权的客体是无体物，也是财产法意义上的“物”或“财产”，对于知识产权的损害理应被认定为“物质损失”。

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刘宪权指出，从刑诉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看，可以把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考虑进去。知识产权领域中的占有处置，实际上是对权利人权利的损害，与经济利益直接相关，知识产权犯罪导致的损失可以理解为法条中的财产损失。

二、关于可否在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附带提起民事诉讼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刑庭法官高卫萍认为，知产刑事案件中附带提起民事诉讼的试点需要慎重，部分知产刑事案件涉及危害食药品安全的可以作为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试点。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知产庭庭长鲁君认为，司法实践中已经存在大量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知识产权案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之前在一起销假案件中提起过附带民事诉讼。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上海市检）第四检察部主任胡春健表示，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应该有实践的重要意义，在审慎征得权利人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一并解决赔偿等问题。

上海市检三分院第六检察部主任孙秀丽认为，鉴于知识产权较强的私权属性以及权利救济途径的多元化，建议谨慎探索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上海市检第四检察部检察官陆川认为，探索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应当先对权利人是否具有刑事犯罪被害人诉讼地位给予充分论证。

上海市律协知产委副主任刘民选认为，对于当事人而言，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成本可能会更低、有助于保障权利人优先受偿。

华政知产院副教授侍孝祥认为，知识产权是私权，侵权和损害赔偿额计算需要当事人举证，权利人不能过分依赖于刑事手段，在考虑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应考虑平衡公共利益。

上海交大凯原法学院教授林喜芬认为，刑法规定的经济损失以及刑诉法中规定的物质损失，可以扩张解释为物理毁损或者是价值贬损。知识产权侵权应以民事诉讼为主，如果国家或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被害单位没提起，可由检察院代为提起。

三、关于检察机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定要件如何适用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逄政认为，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目前不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诉讼请求还是限定在赔偿损失。

上海高院知产庭庭长刘军华指出，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知识产权案件的管辖规定，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管辖民事和行政案件，知识产权刑事上诉案件由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在基层法院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上诉后，上海三中院能否受理，是否违反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有待进一步研究。

华政知产院院长黄武双指出，按照刑诉法的规定，只有国家集体财产遭受损失，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民法上的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恢复名誉等请求权，都可在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出。

华东政法大学校长叶青强调，2018年修改后的刑诉法要求，检察院如果发现了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受损失，单位没有履行维护义务的，要提醒国家监察机关以及同级监察机关进行监察，而非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某些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上诉案件的管辖会涉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知产法院管辖范围的决定，如果要变通还是要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

上海高院副院长张斌在总结发言中指出，积极探索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助于实现权利救济、提高侵权违法成本、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值得进一步研究。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仍有多个问题难以逾越，解决后可以有条件地适用。探索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体现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趋势，上海高院知产庭要持续推动知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适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