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犯罪刑事管辖权的冲突——成因、协调方法与我国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传统上，国家管辖权的行使主要限于其领土范围内的人、财产与行为。但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资本、技术与劳动力的跨国流动持续加剧，跨国公司数量不断增加以及跨国犯罪活动愈发频繁，域外管辖权的行使已成为普遍现象，并在私法与公法的各领域引发了管辖权冲突问题。管辖权的非排他性既可能导致国家间管辖权的积极冲突，即多国主张管辖权；也可能产生消极冲突，即没有国家主张管辖权。与跨国民商事法律领域历来以管辖权积极冲突为核心问题不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跨国犯罪领域主要面临着管辖权的消极冲突问题。近年来，各国陆续签署了一系列惩治跨国犯罪的国际公约（下文简称为“国际惩治性公约”），旨在惩治跨国毒品、洗钱、腐败及网络犯罪等行为。此类公约的推动与实施，使得以往主要集中于国际民商事领域的管辖权积极冲突问题，在跨国刑事领域日益凸显并成为突出挑战。刑事诉讼法领域的前辈学者已明确呼吁，学术界与实务界应切实提高对我国当前面临的涉外刑事管辖权冲突问题的重视程度。

较之跨国民商事领域，跨国犯罪领域的管辖权积极冲突具有其自身固有的特殊性。第一，从管辖权和法律适用的关系上看，涉外刑事管辖权与适用法之间通常呈现“二位一体”的特征，即刑事管辖权规则本身既承担着类似跨国民商事案件中管辖权确定的功能，又兼具准据法选择的作用。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内法院审理涉外刑事案件通常只能适用本国刑法。由此，各国刑法的适用以刑事管辖权的确立为前提，跨国犯罪领域的法律冲突实际上在管辖权阶段便已提前显现，因此其协调较于民商事领域更具必要性。第二，从法律适用的可预测性角度而言，与涉外民商事领域当事人可根据相对明确的冲突规则预测准据法适用不同，不同国家对跨国犯罪行使刑事管辖权，意味着不同刑法的适用。无论是个人还是跨国公司，都可能需要同时遵守至少两个国家的刑法规范，才能有效避免承担刑事责任。第三，从对管辖权的限制层面来看，民商事领域的域外管辖通常不受国际习惯法的约束；而刑事管辖权兼具国际法与刑事法的双重属性，既体现为权力也表现为义务，可能同时受制于这两个法律领域的规制。因此，涉外刑事管辖权边界的划定更具不确定性，其协调难度也相对较大。尽管如此，跨国犯罪刑事管辖权冲突在产生原因与表现形式上，与跨国民商事及其他领域的管辖权冲突仍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因此在应对方法层面亦有共通之处。例如，在不同历史时期，国家间刑事管辖权冲突问题曾与国际私法领域的法律冲突问题被纳入同一范畴进行讨论与规制。又如，随着国际刑法的发展，国际犯罪刑事管辖权冲突的范畴不仅涵盖国家间的横向管辖权冲突，还涉及国家与国际刑事司法机构之间的纵向管辖权冲突，其相关协调方法亦可为跨国犯罪领域的冲突解决提供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参考。

完善我国涉外刑事管辖权制度，既能应对其他国家刑事管辖权的不当域外扩张，又能保障我国刑事管辖权的依法妥当行使与我国刑法的合理域外适用，因而是我国涉外法治建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涉外刑事管辖权的国内立法仍不完善，既无法有效应对个别国家在跨国犯罪领域的管辖权不当行使以保障我国属地管辖权，也未能妥善协调我国域外刑事管辖权与他国属地管辖权之间日益增多的冲突。据此，本文首先深入剖析跨国犯罪刑事管辖权冲突产生的特殊原因，进而从不同法律制度（包括刑事诉讼法、国际私法及国际刑法）与不同层面（国内、区域和国际），系统考察并分析协调跨国犯罪刑事管辖权冲突的各类方法，评估其有效性和可适用性，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应对涉外刑事管辖权冲突问题提出具体法律建议。

二、跨国犯罪刑事管辖权冲突的成因

与民商事管辖权类似，刑事管辖权的确立通常需依托领土、主体及法益等特定连结点。其中领土为主要连结点，据此刑事管辖权通常分为属地管辖与域外管辖。在跨国犯罪情形中，这些连结点未必仅归属于单一国家，且各国对连结点的认定标准可能存在差异，由此易引发刑事管辖权并行问题，具体表现为属地管辖之间、域外管辖之间以及两类管辖相互间的竞合。与其他领域不同，跨国犯罪刑事管辖权并行现象的一个特殊成因，在于日益增多的国际惩治性公约所产生的推动作用。这类公约中关于管辖权的“强制性条款”与“任择性条款”，正不断扩大缔约国依据公约所主张的管辖范围。一方面，国际惩治性公约逐步拓展了域外管辖义务的适用范围。早期公约的域外管辖权规定较为保守，例如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第4条第1款仅将属地管辖作为缔约国的强制性义务，域外管辖均属任择性范畴；而1999年《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第7条第1款则将强制性义务的覆盖范围扩展至主动属人管辖。另一方面，在国际惩治性公约的推动下，国内立法持续扩大属地管辖原则的适用范围，逐步形成“域外管辖属地化”的发展趋势。

（一）域外管辖属地化

在其他公法领域，管辖权的域外扩张多通过域外管辖原则实现，而刑法领域更体现为属地管辖原则的扩张适用，主要包括：第一，属地性的去要素化。传统跨国犯罪属地管辖遵循“构成要素理论”，要求犯罪构成中至少一项因素发生在境内。如法国《刑法典》第113条规定，犯罪构成要件任一组成部分在领土内即可确立管辖；我国《刑法》第6条也明确“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我国境内，即为属地犯罪。由于犯罪构成要件范畴由国内法界定，因此通常认为，分别基于犯罪行为和结果的“主观属地原则”和“客观属地原则”均符合构成要素理论的要求。但“普适原则”引入后，管辖标准放宽为犯罪全部或部分发生在境内，无需考量该部分是否属犯罪构成要素，属地管辖由此可基于构成要件外的“行为”或“效果”展开。例如经合组织《国际商务交易活动反对行贿外国公职人员公约》第4条第1款要求缔约国管辖“全部或部分在境内实施的犯罪行为”，其《评释》更强调对此属地管辖权条款“作出足够宽泛的解释，以便不要求与贿赂行为有广泛的物理上联系”。英国《反贿赂法》据此将在英国境内开展部分业务的实体纳入管辖，即便其贿赂行为本身与英国领土没有联系。此外，属地管辖的去犯罪要素化趋势还体现在“效果原则”的适用中。该原则指一国以境外犯罪行为产生的“影响”为依据，主张行使客观属地管辖权。但无论非犯罪行为还是后续影响，均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犯罪构成要件，此类管辖本质是冠以“属地”名义的域外管辖权。

第二，属地性的意图化。跨国犯罪属地管辖权的行使也能够以行为人的主观意图为依据。若境外的未遂犯罪行为具有在一国领土内造成犯罪结果的意图，即可纳入该国“属地”管辖范畴。其典型适用于意图向某国出口毒品等违禁品的域外行为，即便违禁品在实际运抵目标国之前被截获。《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第4条第1款b项允许目标国对此类未遂犯罪行使属地管辖权。《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15条第2款同样规定，对“发生在本国领域以外……目的是在本国领域内进行的”未遂犯罪，国家可确立管辖权。《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42条第2款、《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第22条第2款亦有类似规定。部分国家国内法也明确认可此类管辖权，如德国《刑法典》第9条第1款规定，意图指向德国的域外未遂犯罪可依德国法管辖。这种以主观意图为连结点的“属地”管辖，本质是对本属域外管辖的行为属地化处理，即便全部犯罪行为发生于境外，意图结果未实际发生，且领土秩序未受实质损害。

第三，属地性的派生化。刑事管辖权按来源可分为两类：一是根植于国家固有主权的“原始”管辖权，二是原本属于他国主权范畴的“派生”管辖权。通过国际惩治性公约的制度安排，对特定犯罪无原始管辖权的国家，可行使派生性“属地”管辖权。例如《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第4条第1款第2项规定，“在其内发生罪行的航空器在该国降落时被指称的罪犯仍在该航空器内”，该“着陆地国”有义务行使管辖权。这实则是着陆国针对领土外犯罪，行使派生于航空器登记国的“属地”管辖权。此外，国际惩治性公约中普遍的“或引渡或起诉”条款亦属类似情形：若一国对境内出现的犯罪嫌疑人不引渡至有管辖权的缔约国，“出现地国”便有义务对该犯罪进行“属地化”管辖。传统上，属地管辖权中的“地”仅指犯罪行为或结果发生地，因此无论是“着陆地国”还是“出现地国”，对领土外犯罪实施的属地化管辖，本质上都属域外管辖范畴。

（二）刑法合法性原则的缺位

刑事管辖权兼具刑事法与国际法双重属性。国内刑事法律规范为刑事管辖权提供依据，而国际法则划定其行使边界。从国家间管辖权分配视角看，依据常设国际法院在“荷花号”案确立的“法无禁止即自由”原则，现有国际法难以有效约束国家域外刑事管辖权的扩张。但刑事管辖权既关乎国家权力运行边界，也涉及个人权利保障，其行使需受刑事法律原则规制。合法性原则作为刑法重要基本原则，已获诸多国际人权条约明确认可。该原则要求法律适用具有确定性，而域外刑事管辖往往导致当事方难以事先预判适用的刑事法律规范。因此，能否以合法性原则限制域外刑事管辖，核心在于对刑事管辖权的定性。

国际法未明确一国需在国内法中将刑事管辖权定性为实体问题或程序问题。通常而言，认定特定情形下是否构成犯罪，需界定犯罪地点、主体、对象等要素，本质上属于实体问题；而确定具体由哪个法院行使管辖权，则归属于程序范畴。在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与刑法适用范围相关的条款通常纳入《刑法》，而涉及国内法院间管辖权分配的内容，则规定于《刑事诉讼法》。从表面看，刑事管辖权似乎呈现程序性特征，但需注意的是，《刑事诉讼法》中的管辖权条款，仅调整一国法院系统内部的权限划分；而涉外刑事管辖权相关内容，常与刑法适用范围交织在一起。英美法国家倾向于将刑法适用范围问题归于“管辖权”标题下；我国《刑法》第6至9条有关属地、属人等管辖权的规定，则隶属于“刑法的适用范围”章节。二者殊途同归，即在跨国犯罪场景中，刑事管辖规则既界定国内法院的涉外管辖权，也决定国内实体刑法的可适用性。然而，刑事管辖权与刑法适用判定的一体化，也带来了明显问题：各国往往仅依赖传统国际公法层面的原则限制管辖权，而刑事实体法旨在保护个人权利的合法性原则，却在此过程中缺位。这导致各国行使域外管辖权时，可能是追溯性适用“意外的”刑法，使当事方面临行为时无法预见的法律约束。同时，合法性原则的缺位，也意味着国家域外刑事管辖权的范围与类型几乎不受限制，进而引发更多的并行管辖权冲突。

三、跨国犯罪刑事管辖权冲突的协调方法与适用限制

跨国犯罪刑事管辖权冲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其多元化的协调方法：既有国内法、国际法的协调方法，也有程序法、实体法的解决方式，既涉及立法统筹也包括个案协调，更离不开对国内刑事诉讼法、传统的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新兴的国际刑法和晚近国家实践中的管辖权协调方法的借鉴和吸收，主要包括“一事不再理原则”“国际礼让”“管辖权分级”“外国法适用”和“跨国协同解决”。

（一）跨国一事不再理原则

一事不再理原则源于罗马法，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中通常被分别表述为既判力理论和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尽管二者之间存在差异，但都是为了避免对同一行为的重复追诉。当前，该原则不仅被多国通过宪法、成文法或普通法所确认，也被相关国际人权公约以及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规约纳入。这些规范共同表明：一事不再理原则既禁止单一主权国家对同一行为重复追诉，也能在涉及战争罪等国际犯罪时保护个人免受来自国内法院与国际刑庭的双重追诉。然而，现有国际法律体系尚未形成统一的所谓“跨国一事不再理原则”，无法有效协调不同主权国家对跨国犯罪的追诉冲突。有关该原则的明确性立法仅局限于区域层面。最典型的是《实施申根协定公约》第54条：“在一缔约方已审判终结的人，如果已经判刑，刑罚已经执行、正在执行或根据判刑缔约方的法律已无法执行，不得因同一行为在另一缔约方被起诉。”该条款虽明确禁止成员国间的重复追诉，但适用范围仅覆盖欧洲区域，并未成为全球通用规则。

在国内法实践中，各国对于是否承认一事不再理原则在跨国间适用存在显著差异，可大致分为三种模式，包括以英国为代表的“完全承认模式”、美国为代表的“完全不承认模式”和法国为代表的“区分承认模式”。英国长期认可该原则的跨国效力，1971年的特里西（Treacy）案中，法院明确指出：“无论此前基于相同事实的定罪或无罪判决来自英国法院还是外国法院，一事不再理原则均应适用”。英国的《哈尔斯伯里法》（Halsbury's Laws）也明确规定，“经另一国有管辖权法院审判并定罪或宣告无罪者，不得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就同一罪行再次受审”。荷兰《刑法典》第68条亦明确，一事不再理原则同时适用于本国和外国判决，且不受犯罪发生地限制。相比之下，美国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场。美国宪法修正案虽规定了“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但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该规定仅适用于由同一主权国家提起的诉讼，而两个主权国家对同一行为进行追诉并不违反该原则。该例外的依据是“双重主权理论”，若被告同一行为违反两国法律、侵犯两国主权，则属于两种不同“罪行”，一事不再理原则不再适用。法国则依据犯罪发生地区分跨国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效力：对于完全发生在法国境外的非属地犯罪，其《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因相同事实在他国被明确定罪者，不得对其提起诉讼”，明确了跨国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但对于属地犯罪（含部分行为发生在法国境内的犯罪），则不承认外国判决的既判力。

综上，虽然欧洲通过区域性立法和判例逐渐建立一个相对广泛的跨国一事不再理原则矩阵，在许多情况下可以保护个人或者跨国企业在欧洲免受多重追诉，但在欧洲国家与外部国家之间以及欧洲外部国家相互之间仍缺乏有效的国际协定，该原则的适用受制于各国差异性的国内立法规定，因此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通过跨国一事不再理原则来协调跨国刑事管辖权冲突的限制还在于：第一，该原则的适用以一国法院的最终裁判为前提，因此在国内侦查、起诉或法院仅做出初审判决的阶段并不能有效地防止平行诉讼；第二，由于哪个国家率先作出最终裁判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跨国一事不再理原则仅确立了司法管辖权行使上的“先到先得”原则，这实际上会加剧国家之间的管辖权竞争；第三，各国对于一事不再理意义上“终结”的认定亦存在差异，无法确定其仅涵盖案件的实体判决，还是同样涉及程序原因导致的出罪。

（二）国际礼让

因解决刑事管辖权冲突的方法未明确纳入现行国际法规范体系，部分学者提出可将“在正式国际法框架之外运作的”国际礼让用于应对该问题。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在域外管辖权相关报告中也指出：国家主张域外管辖权常引发管辖权冲突，但无需重新审议各国为解决此类冲突制定的国际私法规则。不过或许应纳入一般性礼让原则，这些原则对解决域外管辖权引发的冲突具有特殊意义。

国际礼让的概念溯源至17世纪荷兰学者胡伯的“三原则”，是各国交往中的传统外交与国际法概念，本质上不涉及法律义务，定位介于习惯与习惯法之间。作为国际私法基本理论，其近年逐渐延伸至公法领域，尤其体现在美国反垄断领域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国际礼让的抽象性决定其适用需具体协调标准。美国法院实践中常以“合理性原则”为要求，但《美国对外关系法重述（第三次）》将其上升为“一项国际法规则”。依据其第403节，即便国家具备国际法认可的管辖害权依据，也不得在“不合理”情形下行使。合理性判断以“利益平衡”为核心，需在个案中权衡领土联系、国籍联系、合理期望、各国及国际体系利益、冲突可能性等因素。不过，大多数学者认为，该原则尚未成为习惯国际法，缺乏足够国家实践支撑。布朗利（Brownlie）更将利益平衡归为“无益的模糊”概念，而根据模糊的合理性标准来平衡国家利益难以带来减少管辖权冲突所需的可预测性。2018年《美国对外关系法重述（第四次）》对此作出调整，明确以国际礼让约束国家管辖权行使并非源自习惯国际法，仅为美国国内法要求；并在其第407节提出“真正联系”要求。这一标准国际认可程度较高，可追溯至国际法院“诺特波姆案”和“巴塞罗那牵引公司案”中，外交保护国与个人或公司的联系要求。由于外交保护与域外管辖均针对领土外行为，可借鉴“真正联系”概念用于限制域外管辖权，但外交保护法中的“真正联系”无法阻止多国主张保护，因个人或公司可能与多国存在联系。由此，将其适用于刑事管辖，虽能剔除部分牵强的刑事管辖权主张，却仍无法完全避免跨国刑事管辖权冲突。

真正联系理论的核心难题，在于“真正联系”的界定，以及法律层面“联系”与政治层面“利益”的关系协调。国际公法中五项基本管辖原则（除普遍性管辖权外），均以国家与被管辖对象的特定联系为基础。但美国版本的真正联系原则并非对公认管辖原则共同要素的简单陈述，而是创设了新的管辖依据，即允许刑事管辖权建立在国际公法现有管辖权规则未涵盖的联系之上。这可能导致主张该管辖权的国家增多，若无法从法律上明确不同管辖权所涉联系的密切程度，也不能界定“更密切联系”的归属国，亦难以推进跨国犯罪刑事管辖权冲突的解决。

（三）管辖权分级

若能在不同类型刑事管辖权间建立等级或位阶，跨国犯罪管辖权冲突问题或可迎刃而解。随着国际刑法发展，国家与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管辖权分级模式，引发学界对国家间刑事管辖权冲突协调的思考。部分学者主张借鉴《罗马规约》中国际刑事管辖权对国家刑事管辖权的补充性模式，处理相互冲突的跨国刑事管辖权，由此衍生出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国家层面不同类型刑事管辖权是否存在等级之分；二是管辖权互补模式能否适用于国家之间。

尽管诸多学者认为，领土性是管辖权的首要基础，属地管辖权优先于其他类型管辖权，但一般国际法并未对各类刑事管辖权作出明确的等级界分。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在《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中，明确拒绝了属地管辖优先条款的提案，理由是“编纂该问题的时机尚未成熟”，且无法确定这种优先性是否属于现行国际法的范畴。目前，仅少量区域性国际公约包含管辖权分级条款，例如《阿拉伯打击信息技术犯罪公约》便对管辖权行使做出明确排序：“首先是其安全或利益受到犯罪损害的国家，其次是犯罪实施地所在国，最后是被告人国籍国”。实践中，部分国家优先以属地性作为管辖依据，更多是出于礼让原则或政策选择；不过在特定范围内，部分类型刑事管辖权可能存在从属性。国际刑法学者卡塞西（Cassese）提出，国际习惯法要求普遍管辖权从属于属地管辖权和主动属人管辖权；另有学者持有相对谨慎的态度，仅将普遍管辖权的从属性视为潜在的国际法规则。

管辖权分级除了权力等级排序外，还需配套具体协调机制。辅助性原则曾被提出用于协调普遍管辖权与属地管辖权关系，其以“能力和意愿”测试作为辅助性管辖权行使条件，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补充性原则。根据《罗马规约》第17条，仅当对案件有管辖权的国家“不能够”或“不愿意”调查或起诉时，国际刑事法院方可介入行使管辖权。尽管纵向“补充性管辖”与横向“辅助性管辖”运行逻辑大体一致，但其运行基础存在差异。国际刑事法院对国内法院的补充性管辖权建立在有约束力的条约基础上，具备相对严格和明确的判断标准及质疑程序；而各国国内刑事法院主张对他国法院的辅助性管辖权时，通常以本国国内法和政策为依据，缺乏统一标准。基于国家间平等关系，若允许各国国内法院在严格规范外相互评判对方的“司法能力”或“司法意愿”，显然与国家主权原则存在张力。对此，有学者建议“由国际司法机关而非相关国家决定另一国是否不能够或不愿意管辖”，但这无疑会产生更多结构性障碍与合法性质疑。综上，鉴于不同类型国家刑事管辖权等级的不确定性、评判标准的不统一性及判断主体的合法性等问题，管辖权分级方法的适用范围与作用有限。

（四）适用外国刑法

与民商事领域不同，刑事领域管辖权与法律选择问题常呈现“合二为一”特征，管辖权冲突也体现为实体刑法适用冲突。由此产生的问题在于，跨国犯罪领域能否将管辖权与法律适用问题分离，搭建类似国际私法的冲突规范体系，通过适用外国刑法间接协调刑事管辖权冲突。实际上，唯有允许国内刑事法院在不同法域刑事实体法之间选择，才可能形成类似国际私法的协调方法。但通常一国刑事法院仅能适用本国实体刑法，仅存少量例外。如2006年的瑞士《刑法》第5条规定：“任何人在国外对瑞士国民犯下重罪或轻罪，将根据瑞士法律予以处罚……若犯罪地法律对罪犯更有利，则适用犯罪地法律”。此外，评估域外管辖“双重犯罪”要求时，法院地国虽会考虑外国刑法规定，但这并非直接适用，仅可能阻碍本国刑法适用。

在特定跨国犯罪领域，一国国内法院认定跨国犯罪构成要件时可能涉及外国刑法间接适用。以洗钱犯罪为例，上游犯罪与洗钱犯罪往往发生在不同国家领土范围内。《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6（2）条规定，“上游犯罪应包括在有关缔约国刑事管辖权范围之内和之外发生的犯罪。”据此即便上游犯罪在外国实施，一国仍可对洗钱犯罪管辖。但该公约仅规定缔约国对洗钱罪的立法与管辖义务，未明确对 上游犯罪的管辖权。因需证明洗钱所得来源于上游犯罪，一国法院受理涉外洗钱案件时，可能对域外上游犯罪作出法律认定，却因其管辖权基础不明，易与上游犯罪属地管辖权产生冲突，国际法院“赤道几内亚国诉法国有关豁免权与刑事程序案”的核心争议便源于此。目前各国对上游犯罪认定应适用法院地法还是行为地法、能否通过外国法适用协调管辖权冲突尚未达成共识。刑事法律规范兼具维护国家主权与社会秩序的特殊属性，难以直接适用外国刑法，也难以形成多边法律选择体系。此外，尽管民事领域亦存在外国法律解读难题，但基于刑事合法性原则，外国法官对刑法条文解释的不确定性更不具可接受性。

（五）跨国协同解决

晚近刑事司法实践中，“非审判解决”已成为各国处理国内外企业犯罪的重要手段。但并行性刑事管辖权激增易引发“复制起诉”，即他国基于同一违法或犯罪事实对跨国企业连续重复起诉。即使跨国企业与一国达成非审判解决协议，其他国家仍可依据其调查结果及协议中的犯罪事实再次追诉。对此，各国逐步通过“跨国协同解决”降低重复追诉风险，该方式具有明确的国际法基础。《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15条第5款、《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42条第5款均规定，若缔约国获悉他国正在对同一行为开展侦查、起诉或审判，主管当局应酌情相互磋商以协调行动；《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第22条第5款亦有类似磋商要求。《国际商务交易活动反对行贿外国公职人员公约》第4条第3款和《布达佩斯网络犯罪公约》第22条第5款则进一步要求缔约国进行磋商“以确定最适当的司法管辖权”，欧洲司法协助组织也在相关指南中列明了各国在确定最佳刑事管辖权时的考量因素。

在国际和区域法律框架基础上，部分国家通过国内立法或政策规范跨国协同解决。例如，美国司法部2018年发布了“不重复处罚政策”并纳入了司法手册，要求检察机构“酌情与正在调查同一企业犯罪的联邦、州、地方或外国执法机构协调，考量企业已支付的罚款、罚金及没收金额。”该政策旨在促进跨国刑事管辖权之间的协调，以减少对同一犯罪行为的“扎堆”处罚。该方法还被纳入了2020年《反海外腐败法指南》。法国2020年修订刑事诉讼法时，新增了预防和解决管辖权冲突条款。双边层面，一些国家联合制定了协调并行管辖权的合作指南等文件，如《处理英国和美国之间具有并行管辖权的刑事案件指南》，明确了两国检察官就跨国刑事管辖权的协商内容与程序。

实践中，通过跨国协同解决方式协调涉跨国公司犯罪管辖权冲突逐渐成为趋势，标志着从多国重复起诉向协同合作转变。此类案件通常涉及多国，美国常占主导地位。例如2017年“劳斯莱斯贿赂案”中，美国、英国和巴西的司法机构通过管辖权分工确定各自最适合的调查范围；2020年“空中客车贿赂案”中，法国、英国和美国分别与空中客车公司达成独立却协调的非审判解决协议，并就罚款分配达成一致。这表明跨国协同解决可在对跨国一事不再理立场不同、法系各异的国家间实现，但其通常是在犯罪行为发生之后开展，且仅适用于司法互信基础扎实的国家之间。

综上，各协调方法均有侧重的管辖权冲突类型与适用限制。无论是欧洲主导的跨国一事不再理原则、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礼让、还是国际刑法影响下的管辖权分级，均缺乏充分国际法基础与国际共识。因跨国犯罪刑事管辖权冲突大多与属地管辖权扩张有关，即便通过这几种方法赋予属地管辖以优先地位，也无法解决各国属地管辖权间的冲突。借鉴国际私法的外国法适用，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冲突，但其适用范围有限；跨国协同解决模式虽协调空间更广，却缺乏“可预见性”，且多适用于跨国公司犯罪场景。这些方法并非彼此孤立，跨国一事不再理原则、外国法适用及跨国协同均在不同层面体现礼让原则；而单一方法难以全面协调各类冲突，因此需加以综合运用。

四、我国的应对方案

随着我国国际市场地位提升及“一带一路”倡议等实施，跨国公司“走进来”与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外国商事主体和个人通过我国信息网络空间交易日益频繁。无论作为属地国还是国籍国，我国均面临跨国犯罪增多带来的刑事管辖权冲突问题。一方面，从2004年“朗讯案”、2008年“西门子案”、2010年“戴姆勒案”到2020年“康宝莱案”等重大跨国犯罪案件可见，相关犯罪行为虽全部或部分发生在我国境内，却常由外国司法机构率先行使域外刑事管辖权。即便2012年“葛兰素史克案”中我国地方法院率先以属地管辖追责，但英国和美国仍依据域外管辖权展开调查。这表明我国在充分保障刑事属地管辖权、遏制外国不当行使域外刑事管辖权方面均面临挑战。另一方面，我国企业海外经营活动日益成为东道国及他国跨国犯罪调查重点。尽管我国刑事实体法逐渐扩张跨国犯罪规制范围，但在与外国属地管辖权冲突时，很少主张或行使域外刑事管辖权。刑事管辖权的属地性是国家主权的本质属性，我国需坚定维护；而行使域外刑事管辖权则是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以下简称《对外关系法》）第37条“保护中国公民和组织在海外的勺安全和正当权益”的要求。因此，处理好跨国刑事管辖权冲突对我国具有现实必要性与迫切性。

前文已对跨国犯罪刑事管辖权冲突的协调方法展开细致讨论，这些方法大体可归纳为两大模式，即竞争模式和合作模式。竞争模式主要涵盖“先到先得”的跨国一事不再理原则、“更密切联系”的国际礼让，以及“补充性”的管辖权分级方法。此类协调方法使国家在跨国刑事管辖权行使顺位上处于相互竞争关系，本质上更有利于维护属地管辖权的优先性，与我国一贯的管辖权主张相契合。其中，跨国一事不再理原则在“属地犯罪”范围内获得各国认可度高，具有法律制度的确定性，且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并行不悖，可作为我国优先适用和完善的协调方法。相比之下，国际礼让原则及其实施判断标准缺乏统一国际法基础，各国在评判他国管辖权行使的“合理性”或“真正联系”时，常纳入利益或政策考量，难以作为确定性法律方法维护我国属地管辖权。管辖权分级方法中主张的属地管辖优先与补充性管辖，虽与我国在刑事管辖权纵向冲突协调中的立场一致，即我国原则上认可国际刑事法院的补充性管辖权，但认为“不愿意”管辖的判断标准过于模糊，易成为外部司法干涉工具。若在国家横向管辖权间采取类似“司法意愿”的标准且由国家相互评价，我国担忧的问题将更加突出，因此管辖权分级方法也很难有效协调跨国刑事管辖权冲突。合作模式主要包括跨国协同解决和外国法适用等方法。与竞争模式不同，合作模式下的协调方法适用于与我国建立司法互信的部分国家，通过灵活的个案磋商完成，更适合协调我国日益增加的域外管辖权与他国属地管辖权冲突，尤其涉及我国跨国公司的域外犯罪。

综上，应对跨国刑事管辖权冲突，我国需在综合考量各协调方法基础上做好双重准备：一方面，重点完善并充分利用竞争模式下的跨国一事不再理原则，坚定维护并妥善行使我国属地管辖权；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合作模式下的跨国协同解决方法，推动我国域外刑事管辖权扩展。两种协调方法的实现，既关乎我国国内刑事实体规范、程序规范与刑事司法合作规范的协调完善，亦需与外国相关立法及实践有效对接，还应妥善衔接国际法适用规则，因而需统筹我国在涉外刑事领域的相关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具体而言，可考虑采取以下措施。

（一）适当拓展我国《刑法》中的刑事管辖权范围

两类协调方法的实现均以我国刑事管辖权的确立为前提。当前，我国《刑法》中“刑法的适用范围”部分对刑事管辖权范围的规定过于保守，既不利于我国在“竞争类”协调方法下获取竞争优势，也不利于在“合作类”协调方法下推进合作。尽管《刑法》第6条同时规定主观属地管辖与客观属地管辖，但其适用始终以犯罪构成要件为根本依据，导致管辖范围显著小于其他国家“去犯罪要素化”的属地管辖权。近年来，尽管“效果原则”被纳入《证券法》和《反垄断法》等经济法规范的域外效力条款，却未在经济犯罪领域同步体现。此外，对于境外实施、主观意图指向我国领土的未遂犯罪行为，我国也尚未建立对应管辖规则。相较于传统域外管辖原则，属地管辖原则更易接纳扩张性权力主张，因此我国应顺应国际社会“域外管辖属地化”趋势，通过刑法修正案或司法解释，适度拓展我国属地管辖权覆盖范围。

从现有立法看，我国确立的域外刑事管辖权，均基于属人管辖、保护性管辖以及“普遍性管辖”等公认基础，整体适用范围较采用宽泛联系标准的国家明显偏窄。例如，《刑法》第8条合并保护性管辖与被动属人管辖原则，仅将在域外针对我国“国家”或“公民”的犯罪纳入管辖，未将我国公司、企业等单位作为保护对象，致使对境外针对我国单位的犯罪难以主张域外管辖权；而我国刑法中的“普遍管辖权”，依据是国际惩治性公约中的“或引渡或起诉”条款，并非部分国家主张的“无连结点”普遍管辖权。实践层面，我国跨国犯罪领域的刑事司法管辖权实际行使范围，远小于刑事立法管辖权涵盖范围，涉外司法实践中极少主张或行使域外刑事管辖权。2012年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湄公河惨案”，是我国法院行使保护管辖权或被动属人原则的少数案例。即使《刑法修正案（八）》已增设对国际组织及外国公职人员的行贿罪，我国对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犯罪行使域外刑事管辖权的情况仍极少，2023年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新加坡分公司我国公民海外行贿罪的管辖审判，是迄今为止我国依据域外管辖权追诉跨国贿赂犯罪的唯一案例。事实上，涉外刑事管辖权的适当拓展和积极行使，既是我国在跨国一事不再理原则下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也是适用合作类协调方法的重要前提。

（二）在《刑事诉讼法》中增设涉外刑事诉讼专章并确立涉外刑事管辖权冲突的协调制度体系

当前我国涉外刑事诉讼规定不仅数量有限，且分散于各类刑事法律规范中，难以应对跨国犯罪的复杂挑战，因此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背景下，已有学者建议从体例上增设涉外刑事诉讼专章，构建更为健全的涉外法律框架。涉外刑事管辖权作为涉外刑事诉讼的核心环节，亟须通过专章的系统性规定强化制度衔接，确保相关协调方法充分发挥预期作用。在涉外刑事管辖权协调中，需以国家主权为核心，同时兼顾对外关系的复杂性，故应在涉外刑事诉讼专章中明确协调总体原则，指导司法实践对竞争类与合作类协调方法的选择适用。拟定协调原则时，可适当借鉴域外立法与实践经验，综合权衡案件与我国主权的关联强度、我国与相关国家的外交关系属性及互惠对等原则等核心因素，保障协调原则的科学性与国际适应性。

在总体协调原则统筹下，需构建并完善我国管辖权协调方法的制度体系。对于竞争类协调方法，可在涉外刑事诉讼专章中明确跨国一事不再理原则，并区分其适用效力。我国《刑事诉讼法》虽长期缺位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规定，但该原则已获刑事诉讼理论界广泛认可。在跨国一事不再理效力方面，我国《刑法》与《引渡法》虽有间接涉及，但内容缺乏系统性与全面性。《刑法》第10条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依照本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本法追究，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此条仅从刑罚抵扣的角度，认可跨国一事不再理原则在我国非属地犯罪上的对内效力，无法系统性解决管辖权冲突。《引渡法》第8条则仅从执行管辖权角度明确对外效力，即“对于我国已经做出的生效判决或者已经终止刑事诉讼程序的”，应当拒绝引渡。这些零散规定既未全面明确域内外犯罪与跨国一事不再理原则对内、对外效力的匹配关系，亦未厘清不同案件“终结”方式在该原则适用中的区别，难以有效指导司法实践，故需通过涉外刑事诉讼专章进行系统化规定。专章中可借鉴法国“区分承认模式”，即明确区分“属地犯罪”和“非属地犯罪”。对于属地犯罪，需实现双重明确：一方面拒绝跨国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对内效力，不认可外国法院判决对我国属地犯罪案件的既判力；另一方面坚持对外效力，与《引渡法》拒绝引渡范围保持一致，主张外国法院应排除再次追诉，不仅包括我国生效的判决，还应涵盖终止诉讼程序的非审判解决协议等情形。对于非属地犯罪，我国可在专章中原则上认可跨国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对内效力，同时对涉及我国国家与社会利益、特定公职人员犯罪、外国虚假诉讼等情形作出例外规定。这与《刑法》第10条“可以追诉”而非“必须”追究的立法精神相一致，也便于与合作类协调方法衔接。此外，结合跨国协同解决的国际趋势，专章可适当放宽对外国刑事“判决”的要求，一定程度上认可外国非审判解决协议的一事不再理效力。

为充分发挥合作类协调方法的作用，我国可在涉外刑事诉讼专章中系统确立涉外非审判解决制度。当前，通过非审判解决协议实现跨国协同，已成为协调跨国犯罪刑事管辖权冲突的重要趋势。从实践案例来看，跨国企业犯罪多为高金额的经济犯罪，将罚款纳入非审判解决条件是国际通行做法。但受我国司法体制限制，检察机关不具备罚款权，法院判处罚金亦需以定罪为前提，这导致我国难以将罚款作为非审判解决条件与国际接轨。同时，跨国企业非审判解决案件的整改极具复杂性，尤其是跨国企业下设多层子公司、分公司，整改往往涉及多法域内的规章制度与运营流程变革，因此考察期限的设置需更为宽裕，通常为3-5年。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72条规定，重大、复杂案件的审查起诉期限正常情况下仅一个半月，远不能满足跨国公司整改考察的时间需求。为此，亟须通过涉外刑事诉讼专章，系统性地构建既契合我国国情，又具有国际适应性的涉外非审判解决制度，破解罚款适用与期限设置的现实障碍，从而更好地行使我国的域外刑事管辖权，切实维护我国国家利益。

（三）推动构建与完善刑事管辖权协调领域的跨国协同机制

跨国刑事管辖权协调的核心保障在于国家间刑事司法合作。传统涉外刑事管辖权的主张和协调，主要依赖于文书送达、犯罪嫌疑人引渡和证据调取等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事项，但此类协作覆盖范围有限，难以适配不以刑事审判为目标且具备协商性质的非审判解决方式的跨国合作需求，这类合作更聚焦管辖权分配、联合调查、联合监督及罚款共享等特别程序。我国2018年通过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虽对传统国际刑事司法协作事项作出系统规定，却未充分适配非审判解决的跨国合作需求。例如，该法第49条确立的犯罪资产分享制度，仅为我国与他国开展犯罪资产分配提供制度供给，但犯罪资产与罚款存在本质差异，无法直接用于解决罚款共享或分割问题。为此，我国可结合涉外刑事诉讼专章中拟构建的涉外非审判解决制度，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中建立配套的专门性跨国协同机制，顺应国际协同解决趋势。

除完善国内法外，还需通过“自下而上”的统筹模式，推动跨国协同机制在双边、区域及国际层面的构建。我国作为多部国际和区域性打击跨国犯罪公约缔约国，已具备与他国就管辖权问题“酌情相互磋商，以便协调行动”的协同依据，下一步可优先依托互信度高的双边或区域性司法合作框架推进跨国协同机制的构建。在区域层面，可借助与东盟、上海合作组织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体系，结合犯罪类型与合作场景的特殊性，通过多种方法协调跨国刑事管辖权冲突。例如，我国与东盟国家2024年签署了《关于加强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和网络赌博的联合声明》，在跨国警务合作、联合执法等领域达成共识，可进一步发挥我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将跨国刑事管辖权协调的实践经验转化为有效的跨国协同规则。我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在打击传统跨国犯罪，尤其是恐怖犯罪方面的合作程度较高，但跨国刑事管辖权冲突问题依然突出，尤其相关公约中设定的管辖权连结点较为宽泛。如《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怖主义公约》第5条规定，对于“旨在或导致在该方境内或针对该方公民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犯罪”，成员国可以行使管辖权。这实际上是以“意图”为基础的管辖权。但该公约仅概括性提出磋商协调管辖权冲突。我国可依托此条款深化与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合作，参照欧洲司法协助组织指南，共同制定磋商内容与程序的实施方案。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中，跨国腐败等犯罪的刑事管辖权冲突直接关乎我国企业海外权益，更适合通过跨国协同解决方式应对，可尝试搭建专门交流平台与合作机制。在此基础上，将双边与区域层面的跨国刑事管辖权协调经验复制推广至国际层面，从而推动我国域外刑事管辖权与刑法域外适用的合理拓展。

五、结语

刑事管辖权兼具国际法与刑事法双重属性，既是国家权力亦是国家义务，不仅存在着立法管辖权与司法管辖权的交织，还衔接程序法与实体法，同时受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差异影响，难以形成统一边界，进而产生并行性刑事管辖权冲突问题。由于跨国刑事管辖权冲突的复杂性，其协调方法亦呈现多元化特征，既存在国家间的竞争与对立，也依赖各国的对话与合作。国内或国际、传统或新兴领域应对管辖权冲突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均具备借鉴价值，尽管其中任何一种方法都无法完全满足刑事领域管辖权冲突协调的特殊需要。妥善解决我国面临的跨国犯罪刑事管辖权冲突，不仅关系到我国属地管辖权的正当行使，还涉及我国刑法域外适用的实现，是我国涉外法治建设中需重点推进的工作。无论是沿用传统竞争模式中的刑事管辖权协调方法，还是顺应晚近国际合作趋势采用的管辖权跨国协同方式，我国均应立足现实需要，结合国际视野与比较法视角，综合考量各种协调方法，选择并将适当的方法制度化，统筹推进我国涉外刑事管辖权建设中的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