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协同治理的逻辑前提：行政与刑事手段的适用顺位厘清
刑法作为社会治理的最后一道防线，其谦抑性原则在串通投标领域应得到充分彰显。但长期以来，刑事手段在该领域的适用呈现出明显的优先性，此次公布的三则串标案例中，行政监管的参与痕迹几近缺失，刑事打击的强势介入态势应当引发担忧。
从法律规范的逻辑构造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以下简称《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已明确构建了“行政惩戒优先、刑事追究补充”的层级化治理体系。第五十三条针对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等行为，设置了从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取消投标资格、吊销营业执照到追究刑事责任的梯度化处罚机制，既体现了对违法行为的惩戒力度，也为市场主体预留了改过自新的制度空间。第五十四条则针对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行为，明确了“赔偿责任—刑事责任”的追责路径，其中“给招标人造成损失”是刑事追责的重要构罪要件。
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一规范逻辑并未得到严格遵循。笔者承办的一起涉及近百家企业（含私人企业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串标案件中，全案刑事诉讼程序终结前，行政机关未做出任何行政处罚决定，行政监管的前置审查功能完全被刑事侦查程序所替代。更为突出的问题是，部分公安机关依据第五十四条规定，将企业挂靠投标行为一律认定为串标犯罪，既无视“给招标人造成损失”的法定构罪要件，也混淆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本质界限——事实上，挂靠投标本身违反《招标投标法》及相关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属于典型的行政违法行为，行政机关应依法作出罚款、取消投标资格等惩戒，但该行为能否升格为刑事犯罪，必须严格依据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实质审查，而非直接以刑事打击替代行政监管。
这种“重刑事、轻行政”的治理失衡，本质上是对协同治理理念的背离。行政监管与刑事打击作为治理串通投标行为的双重手段，其适用应遵循“先行后刑”的基本顺位：行政机关首先对违法行为进行调查认定，对于仅构成行政违法的，通过罚款、资质限制等手段实现惩戒与规制；只有当违法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的“情节严重”要件，达到刑事追诉标准时，才应启动刑事追究程序。若不明确二者的适用边界与衔接机制，协同治理的目标将沦为空谈，反而会因刑事打击的过度扩张挤压行政监管的制度空间，破坏招投标市场的良性运行秩序。
二、法律适用的核心要义：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实质区分
串通投标罪的认定需立足招投标市场的客观实践，严格区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办案人员应深入市场开展调查研究，避免脱离实际的扩大解释，确保法律适用的准确性与合理性。此次福建高院公布的案例二中，被告人“通过避开重复K值、阶梯式布点报价”的行为被认定为串通投标的关键情节，这一认定逻辑未能准确把握犯罪构成的核心要件，值得商榷。
（一）行业规范视角下的报价行为定性
从招投标行业的专业语境来看，K值作为招标控制价中可竞争项目造价的下降幅度，是招标人成本控制预期的核心指标，其取值范围与产生方式具有明确的行业规范与地域差异。以福建省为例，不同类型工程的K值取值范围已形成相对固定的行业标准：装配式建筑施工总承包工程为5%以内，房屋建筑施工总承包工程（装配式建筑除外）为10%以内，市政基础设施施工总承包工程为12%以内，其他工程为10%以内。在产生方式上，简易评标法下的K值由招标人根据项目实际确定，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中标法与综合评估法下的K值则通过“整数位—小数点后第一位—小数点后第二位”的三次随机抽取产生，以保障公平性与透明度。
在综合评估法成为主流评标方式的背景下，投标人基于自身施工经验、技术储备与市场判断，对K值范围作出差异化预测并制定相应报价策略，是招投标市场的正常竞争行为。施工经验丰富的市场主体能够更精准地把握报价规律，从而提高中标概率，这一过程本身符合市场竞争的基本逻辑，属于合法的竞争策略，不应被随意认定为串通投标。
（二）挂靠行为的法律边界与证据要求
案例二中被告人林某某“挂靠、合作等方式，利用多家有资质公司法人名义参与涉案工程建设项目投标，并在投标过程中相互串通投标报价”的认定，存在与市场实践脱节及证据标准模糊的问题。首先，挂靠行为的行政违法性应明确界定：挂靠本质上是无资质主体借用有资质企业名义参与投标，违反了《招标投标法》关于投标人资质的强制性规定，行政机关应依法予以处罚，但该行为本身并不直接等同于刑事犯罪中的“串通投标”。涉案工程估算标价为2亿—3亿元，此类项目尤其是民生工程、省市重点项目的招标文件往往设置较高的资质门槛，导致多数民营企业难以直接参与投标，而国有大中型企业对该规模项目的参与意愿较低，形成了“资质门槛限制民营企业、项目规模排斥国有企业”的市场困境。民营企业为获取生存发展机会，通过挂靠有资质企业参与项目，虽属行政违法，但在无明确串通报价行为的情况下，难以认定其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更为关键的是，“阶梯式报价”能否认定为“串通投标报价”，必须以犯罪构成要件为核心进行实质审查。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串通投标罪的客观要件是“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情节严重”，其核心在于“串通合意”与“报价协同”的双重存在。认定该要件成立，需要扎实的客观证据予以支撑，包括但不限于：证明串通意图的聊天记录、邮件等通讯数据，标书制作的IP地址重合、编制人员同一等实质关联证据，投标保证金的同一支付主体、资金流向一致等财务证据。但在司法实践中，部分办案机关以“认罪认罚”具结书替代客观证据审查，以言词证据堆砌替代实质性事实认定，忽视了对“串通合意”这一核心要件的严格把握，导致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被模糊。
司法认定不仅要维护法律权威，更要体察市场主体的生存困境；既要坚守刑法的严厉性，更要恪守刑法的谦抑性。笔者承办的另一串标案件中，招标人设置的业绩条款存在明显不公，当事人通过合法举报促使招标人修改招标文件，却被办案机关认定为“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竞争优势”，这一认定显然违背了社会朴素的正义观。举报违法行为是公民与市场主体的法定权利，不应成为刑事追责的事由，司法认定必须坚守罪刑法定原则，避免将合法维权行为不当入罪。
三、典型案例的价值导向：以犯罪构成要件为核心的精准认定
典型案例的发布具有极强的指引功能，不仅要经得起法律规范的严格检验，更要经得起历史与实践的长远考验。福建高院公布的案例三中，刘某某“采用综合评标法以提高中标概率，并通过挂靠多家信用分高的公司、设置不同报价点位、制作标书等方式进行围标，最终中标”的行为被认定为串通投标罪，其定罪逻辑存在明显的泛化倾向，未能严格遵循犯罪构成要件的要求。
（一）犯罪构成要件的规范分析
串通投标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即投标人与招标人。案例中刘某某若为挂靠人，其能否成为本罪主体，需考察其是否与被挂靠企业形成共同犯罪故意——若刘某某仅为借用资质，未与其他投标人或招标人达成串通合意，则不符合主体要件的实质要求。本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且具有损害招标人或其他投标人利益的目的，核心是“串通合意”的存在。案例中仅以“提高中标概率”作为主观认定依据，忽视了对“串通意图”的实质审查，导致主观要件认定的泛化。如前所述，本罪的客观要件核心是“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与“情节严重”。“串通投标报价”要求投标人之间就报价形成明确合意，如约定统一报价区间、排斥其他投标人等；“情节严重”则需达到法定标准，如造成招标人直接经济损失数额较大、中标项目金额较大、情节恶劣等。案例中将“挂靠信用分高的公司、设置不同报价点位”直接认定为客观要件成立，既未证明”串通合意”，也未明确”情节严重”的具体情形，偏离了法律规范的要求。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包括招投标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与国家、集体、他人的合法权益。案例中未实质审查刘某某的行为是否真正损害了公平竞争秩序——选择信用分高的企业挂靠，本质上是市场主体追求履约能力与交易安全的理性选择，符合“良币驱逐劣币”的市场规律，若未实施串通报价行为，很难认定其侵犯了本罪的客体。
（二）泛化认定的危害与纠偏路径
案例三中的定罪逻辑将“极大提高中标概率”作为核心入罪标准，显然偏离了犯罪构成要件的要求。若仅以中标概率的提升作为定罪依据，而不要求存在实质的串通报价行为，将导致罪刑法定原则在串标案件中被严重虚化。实践中，若行为人获知招标信息后，与所有潜在投标公司协商获取施工权，最终由其中一家公司中标并交由行为人施工，只要没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参与了投标报价的串通，就不应认定为串通投标罪，因为其行为并未侵犯本罪所保护的法益。
典型案例的发布旨在以案释法，彰显公平正义，而非简单传递打击姿态。福建高院作为司法机关，在发布典型案例时，应充分考量案例的示范效应，以犯罪构成要件为核心进行精准认定，避免违背经验法则的泛化入罪。案例的生命力在于其合法性、合理性与指导性，若为追求打击效果而突破法律规定，将行政违法行为不当升格为刑事犯罪，不仅会引发市场主体的恐慌情绪，破坏营商环境，更会损害司法公信力，影响法治建设的长远进程。
四、法律适用的辩证思维：证据本位与客观中立原则的坚守
串通投标的司法认定，本质上是对市场行为的法律评价，其核心要求是坚持证据本位与客观中立，避免预设偏见与主观归罪。这一逻辑与司法实践中合同履约争议的事实查明具有共通性：在合同纠纷中，认定一方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不能仅凭“未达到合同目的”这一结果倒推，而需结合合同约定、履约行为、过错程度等全案证据综合判断；同理，认定串通投标罪，也不能仅凭“中标结果”或“中标概率提升”倒推犯罪成立，而需以证据为基础，以犯罪构成要件为标准，进行全面、客观、审慎的审查。
实践中，部分办案机关存在“有罪推定”的隐性倾向：一旦发现挂靠、多主体参与投标等行政违法行为，便预设其构成刑事犯罪，在证据收集过程中刻意寻找支持定罪的言词证据，忽视对客观证据的调取与审查；或为完成打击指标而简化证据标准，以“数量达标”替代“质量合格”，导致“为定罪而定罪”的现象出现。这种做法违背了司法公正的核心要求——再正当的治理目的，也不能通过违法的办案手段实现；再严峻的市场问题，也不能以突破法律底线的方式解决。
法律的稳定性是法治的重要基石，而司法作为法律实施的关键环节，应发挥引领改革、推动治理的积极作用。典型案例的发布不仅是法律适用的示范，更是治理理念的传递。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司法机关发布的每一则典型案例，都应充分考量其经济社会价值：既要通过精准打击真正的串通投标犯罪，维护招投标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也要通过明确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既要彰显对违法行为的惩戒决心，也要坚守法治的基本底线，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综上，福建高院此次发布的三则串通投标典型案例，在法律适用逻辑、治理导向与实践指引方面均存在值得商榷之处。笔者呼吁福建高院重新审视案例的法律适用与价值导向，以犯罪构成要件为核心，严格区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坚守罪刑法定与刑法谦抑原则，充分考量招投标市场的实践规律与市场主体的生存困境，发布真正经得起法律检验、历史考验与社会认同的典型案例，推动串通投标行为的协同治理迈向法治化、科学化轨道，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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