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案情与诉讼进程
2025年1月初，罗某某作为某项目施工现场施工队管理人员，与废品收购人员王某某合意，三次将堆置于工地的钢筋装车外运出售。前两次既遂，第三次装车过程中被保卫人员当场制止。经价格认定，案涉钢筋价值33万余元。公安机关以涉嫌盗窃罪对其刑事拘留，检察机关亦以盗窃罪批准对其逮捕。经审查起诉阶段辩护人与公诉机关充分沟通与法律论证，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检察院于2025年9月以职务侵占罪提起公诉。2025年12月，曹妃甸区人民法院作出（2025）冀0209刑初338号刑事判决，认定罗某某构成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
二、辩方核心观点：立足规范解释与实质判断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行为性质的刑法评价——系“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盗窃，抑或“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的职务侵占？辩护人张晓凯律师从规范逻辑、占有结构、主体适格及行为方式四个维度展开系统性辩护：
第一，行为前犯罪对象的占有状态是区分财产犯罪类型的规范前提。盗窃罪以“打破他人占有”为构成要件核心，而职务侵占罪则以“基于合法占有而实施非法处分”为前提。根据在案证据，罗某某作为施工单位派驻现场的管理人员，对进场钢筋负有接收、保管、调配之职责，已形成对涉案财物的事实性支配与制度性控制，构成刑法意义上的“合法占有”。此一占有状态的前置判断，从根本上排除了盗窃罪的适用空间。
第二，“本单位财物”的实质认定应穿透形式所有权。尽管案涉钢筋是由业主单位够味，但依据建设工程合同履行惯例，材料交付至施工现场后即由施工单位实际管理、使用并承担毁损灭失风险。因罗某某行为所致损失，最终由施工单位向业主单位承担赔偿责任，故实际受损法益归属于施工单位。职务侵占罪中的“本单位财物”，应作实质解释，涵盖单位虽非所有权人但负有管理、使用、处分权能的财产。此解释路径契合《刑法》关于“公共财产”范围的扩张逻辑，亦符合风险—责任相一致的法理原则。
第三，主体适格性应采功能主义标准。罗某某虽未与施工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长期受聘于施工队，接受工作指令、领取固定报酬、行使现场管理职权，具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的实质特征。司法实践早已摒弃形式劳动关系桎梏，转而采用功能性主体认定标准——凡在单位组织体系内承担特定职责、享有相应权限者，均可构成本罪主体。此立场亦为《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所确认。
第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须区别于一般工作便利。罗某某能够调度吊车、指派工人、安排运输车辆，领取、支配钢筋的调度使用，均源于其作为现场管理者的制度性授权，而非单纯利用工作环境或流程漏洞。此种对财物的主管、管理、经手权限，正是“职务便利”的典型体现。若仅因行为外观具有“秘密性”即归入盗窃，将混淆“手段隐蔽性”与“占有状态”两个不同层面的规范要素，导致评价错位。
第五，“窃取”可作为职务侵占的实行行为方式。反对观点常误认为职务侵占罪表现形式仅限于“侵吞”，排斥“窃取”或“骗取”。然考诸立法沿革，《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1995年）即明确职务侵占包含“侵占、盗窃、诈骗”等方式；现行《刑法》第271条第2款亦规定，国有公司、企业人员职务侵占参照贪污罪处理，而贪污罪明确包含“窃取、骗取”等手段。由此可知，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窃取，本质上属于对合法占有状态的滥用，应纳入职务侵占的规制范畴。
三、案件结果：罪责刑高度匹配，实现司法谦抑
人民法院最终认定罗某某构成职务侵占罪，综合考量其认罪认罚、全额退赃、取得被害单位谅解、年满六十五周岁、社会危害性较低等情节，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罚金三万元。相较盗窃罪“数额巨大”（6万元以上）法定刑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案刑期压缩幅度超过80%，且避免了更高额罚金及更重的社会否定评价。尤为值得肯定的是，在罗某某已经签署认罪认罚具结的前提下，经庭审期间辩护人的量刑辩护，人民法院在检察机关建议刑期一年二个月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宽，体现了对老年被告人特殊预防必要性降低的审慎评估，亦是对“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积极回应。
四、案件总结：法教义学思维下的精准辩护范式
第一，以“占有结构”为逻辑起点，厘清财产犯罪类型边界。盗窃罪与职务侵占罪的本质分野，在于行为人是否事先处于合法占有地位。辩护应聚焦岗位职责、管理制度、财物流转等客观要素，构建“占有—处分”行为链条，避免陷入“秘密性=盗窃”的直觉误区。
第二，以“法益归属”为核心，穿透多重法律关系识别真正被害主体。在建设工程、委托加工、融资租赁等多主体复杂交易场景中，需超越形式所有权，考察风险承担机制、损失实际承受者及单位内部追责路径，从而准确界定“本单位财物”的规范内涵。
第三，以体系解释贯通立法沿革与关联条款，夯实“窃取可构成职务侵占”的法理基础。通过回溯1995年立法原意、比照贪污罪构成要件、援引权威判例，有效驳斥“职务侵占仅限于侵吞”的狭隘理解，推动司法实践回归规范本旨。
第四，以全流程辩护策略整合程序与实体利益。本案不仅实现罪名变更，更通过退赔、谅解、认罪认罚等量刑情节的协同运作，从辩护角度依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规范提出辩护人的量刑建议，促成法院在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基础上进一步从宽，体现技术性辩护与协商性辩护的有机融合。
罗某某案的成功辩护，不仅是对一位务工者合法权益的有力保护，更是对刑法法理在财产犯罪领域精细化适用的一次成功实践。它昭示：唯有回归规范逻辑、坚守实质判断、善用体系解释，方能在纷繁复杂的案件事实中锚定最妥当的法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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