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性判项与减刑假释关联机制改革实效评估

改革后财产性判项执行到位率提升效果不彰的影响因素

回归结果显示，从服刑人员个人层面看，有六个自变量对改革后财产性判项执行到位率提升效果不彰存在显著影响。首先，相比普通罪犯，“三类罪犯”在改革推行后更难全部履行财产性判项。这个发现进一步确证了前文关于改革存在激励偏差的发现。其次，在与履行能力相关的自变量中，服刑人员自我报告的家庭经济水平情况这一主观测量指标和服刑人员狱内消费情况这一客观测量指标，均对改革后服刑人员不能完全履行财产性判项的结果存在显著影响。具体来说，改革推行之后，自我报告家庭经济情况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服刑人员，相较于处于社会平均水平者，更难全部履行财产性判项。日常狱内低消费的服刑人员更难在改革之后全部履行财产性判项，日常狱内高消费的服刑人员则正好相反。最后，改革后服刑人员不能完全履行财产性判项的结果，也受到两个与服刑人员履行意愿相关的自变量的显著影响。认为关联机制改革不合理的服刑人员在改革之后更难完全履行财产性判项，这个发现符合常识。然而，另外一个自变量对结果的影响方式出人意料。回归模型显示，服刑人员的剩余刑期越长，在改革推行后越可能不全部履行财产性判项，这一发现与最初的假设完全相反。

基于上述发现可以论断，关联机制改革在提高财产性判项执行到位率方面效果不彰，既与服刑人员履行意愿不足相关，也确实与服刑人员履行能力不足相关，不能简单归咎于服刑人员不愿履行。自述家庭经济情况较差以及日常狱内低消费的服刑人员，在改革之后就是更难完全履行财产性判项。关联机制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只能改变服刑人员的履行意愿，而无法改变服刑人员的实际履行能力。服刑人员实际履行能力不足，是目前阻碍改革收益更好达成的影响因素，也会成为改革未来纵深推进时难以摆脱的客观制约因素。过去十余年改革的全面推行是否将要逼近或者已经逼近服刑人员履行意愿改善的极限？改革未来是否还应继续坚持服刑人员不愿履行是财产性判项执行难主因的预判，进而采取更为严厉的减刑假释政策来激励履行？决策者在制定改革未来的规划时，需要认真思考这些问题。

就现有发现而言，改革未来在激励服刑人员改善履行意愿方面尚有一定的努力空间：其一，目前改革对“三类罪犯”完全履行财产性判项的激励效果低于普通罪犯。按照常理，“三类罪犯”的履行能力应好于普通罪犯，改革未来应将重点放在改善“三类罪犯”的履行意愿上。其二，目前改革对剩余刑期较长服刑人员完全履行财产性判项的激励效果低于剩余刑期较短的服刑人员。一般来说，剩余刑期较长的服刑人员相较于剩余刑期较短的服刑人员，早日出狱的渴望更强烈，获得减刑假释的机会也更多，为什么反而激励不足？对这个问题答案的探寻，也将构成未来改革收益的增长点。

四、惩罚与反弹：直接成本的揭示

任何一项改革，有收益就必定有成本。在目前以法院为中心的关注视野下，被判处财产性判项的服刑人员以及关押服刑人员的监狱，几乎成了改革中“失声的他者”。改革对这些服刑人员造成了哪些负面影响，监狱又为此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这些都是关联机制改革有待揭示的直接成本。

（一）对服刑人员的负面影响

1.过度惩罚和打击失准

（1）过度惩罚

从关联机制改革的制度设计看，在被判处财产性判项的服刑人员中，唯独有能力履行却无意愿履行者才可以被视为改革的不合作者，进而对其从严把握减刑假释的适用。然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改革后服刑人员大范围遭遇减刑假释从严适用。在839名被判处财产性判项的服刑人员中，有640人明确回答其减刑假释因为关联机制改革受到了不利影响，占总数的76%。改革给服刑人员减刑假释带来的不利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具体如下：首次减刑起始时间推迟，汇报人数占总数的34%；两次减刑间隔时间变长，37%；每次减刑幅度变小，57%；无法减刑，24%；无法假释，31%。而且，一名服刑人员可能同时受到上述两种及以上的不利影响。问卷结果显示，在839名被判处财产性判项的服刑人员中，接近半数汇报因关联机制改革其减刑假释受到不止一种不利影响。

现实中改革后减刑假释从严适用的服刑人员范围如此之广，都是因为他们有能力履行却无意愿履行财产性判项吗？恐怕未必。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在改革推行之前，在839名被判处财产性判项的服刑人员中，近90%的人尚未全部履行，成为关联机制改革的目标。改革推行后，约占总数14%的人被鉴别出确实无履行能力，减刑假释未从严适用，剩下约占总数76%的人则被推定为有能力履行却不愿履行。在减刑假释从严适用的负面激励之下，约占总数23%的人全部履行了财产性判项，剩余占总数53%的人仍未全部履行。由前文回归模型结果可知，改革后未能全部履行财产性判项，不能完全归咎于这些服刑人员履行意愿不足，履行能力不足确是客观阻碍因素。因此，现实中改革后大部分减刑假释被从严适用的服刑人员，不能被确定无疑地归类为有能力履行却无意愿履行的不合作者，他们只是被简单粗暴地“一刀切”了——改革落地时不当地扩大了打击面，从而沦为一种过度惩罚机制。

（2）打击失准

除了过度惩罚之外，关联机制改革还存在打击失准的问题。尽管“三类罪犯”是改革的重点目标，改革后普通罪犯却更大范围地在减刑假释适用上遭受了更多的不利影响。在问卷调查中，汇报改革后减刑假释适用受到不利影响者，在普通罪犯中的占比（78%），略高于在“三类罪犯”中的占比（70%）。就每一种不利影响分别进行测算，改革打击失准的倾向就更为明显：首次减刑起始时间推迟，“三类罪犯”中的占比为24.3%，普通罪犯中的占比为36.3%；两次减刑间隔时间变长，占比分别为27%和39.5%；每次减刑幅度变小，占比分别为48.6%和58.9%；无法减刑，占比分别为18.2%和24.8%；无法假释，占比分别为38.5%和28.6%。

不难看出，普通罪犯相较于“三类罪犯”在更大范围内遭受了减刑适用上更多的不利影响。汇报首次减刑起始时间因改革而推迟者、两次减刑间隔时间因改革而变长者、每次减刑幅度因改革而变小者、因改革而无法减刑者，在普通罪犯中的占比，均明显高于在“三类罪犯”中的占比。尽管在假释适用上“三类罪犯”比普通罪犯受到了更多的不利影响，但这无法实质性扭转改革打击失准的问题。众所周知，我国的假释率多年来一直在低位徘徊，低到近乎可以忽略不计。司法实践中，减刑才是服刑人员早日出狱的主要渠道。因此，改革导致减刑适用从严才更具有实质的惩罚意义。

2.不良反应和消极心态

（1）全体服刑人员的一般性测量

关联机制改革广泛触动服刑人员的核心利益——减刑假释，加之改革落地时过度惩罚和打击失准的问题并存，从严适用减刑假释的服刑人员范围被不当扩大。由此，改革后大量服刑人员出现了不良反应和消极心态。在问卷调查中，当询问服刑人员是否因改革的推行出现不良反应和消极心态时，在839名被判处财产性判项的服刑人员中，506人明确给出了肯定回答，占比高达总数的61%。具体到每一种不良反应和消极心态，结果如下：拒绝劳动，占比为11.8%；和狱友起冲突，20.5%；和干警起冲突，6.8%；与家人关系紧张，20.4%；丧失改造积极性，34.8%；痛恨司法不公，20.5%；仇视社会，17.2%；对未来丧失希望，48.3%。

鉴于外在不良反应是内在消极心态显露的冰山一角，改革后汇报出现消极心态者的占比应高于汇报出现不良反应者。就消极心态看，汇报自己产生绝望心态者（丧失改造积极性、对未来丧失希望）明显高于汇报产生极端情绪者（痛恨司法不公、仇视社会），特别是汇报对未来丧失希望者占服刑人员总数近一半，尤为触目惊心。就不良反应看，虽然汇报改革后出现拒绝劳动、和狱友起冲突、和干警起冲突这些极端行为者的占比，从数值上看不算大，但上述行为属于严重违纪违规，出现几率本该很低，一旦出现就会给监管安全造成重大风险，值得关注和警惕。除此之外，改革还导致五分之一的服刑人员家庭关系紧张，意味着这部分人服刑期间想要积极履行财产性判项难以得到家属配合，刑满释放后也不易获得家庭的支持。综合来看，大量服刑人员存在消极心态，给未来各种不良反应的持续出现提供了土壤，改革对服刑人员造成的负面影响会长期存在。

需要注意的是，在监狱这种全面监控环境下展开问卷调查，对于如实汇报自己的负面情况、特别是消极想法，服刑人员往往心存顾虑，担心被狱方知晓后会惹来麻烦。因此，现实层面服刑人员因关联机制改革产生不良反应和消极心态的实际情况，很可能比问卷调查结果更严重。这是改革被忽视的重要成本，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2）“三类罪犯”与普通罪犯的比较性测量

尽管“三类罪犯”应是改革的重点对象，但改革后普通罪犯相较“三类罪犯”更大范围地出现了更多的不良反应和消极心态。在问卷调查中，当询问服刑人员是否因为关联机制改革出现不良反应和消极心态时，明确作出肯定回答者在普通罪犯中的占比（65%），高于在“三类罪犯”中的占比（47%）。具体到每一种不良反应和消极心态，这一趋势更为明显：拒绝劳动，“三类罪犯”中的占比为3.5%，普通罪犯中的占比为14.2%；和狱友起冲突，占比分别为4.9%和17.9%；和干警起冲突，占比分别为2.1%和8%；与家人关系紧张，占比分别为12.8%和22.9%；丧失改造积极性，占比分别为21.3%和39.1%；痛恨司法不公，占比分别为12.8%和23.1%；仇视社会，占比分别为6.4%和20.1%；对未来丧失希望，占比分别为37.3%和52.3%。

改革后普通罪犯相较“三类罪犯”更冲动、更绝望、也更消极，这与改革打击失准脱不开干系。改革导致普通罪犯一面在减刑适用上受到更多从严对待，一面为了早日出狱被迫更积极地履行财产性判项。在自由和金钱方面遭受更多双重损失的普通罪犯，自然会比“三类罪犯”更多出现不良反应和消极心态。普通罪犯占服刑人员的大多数，这进一步放大了问题的严峻性。

（二）监狱部门的风险挑战

关联机制改革把服刑人员财产性判项的履行与其减刑假释相挂钩，监狱部门被迫卷入，成了并不情愿的协助方。作为自由刑执行机关，监狱无法受益于财产性判项执行难问题的改善，却会因为改革对服刑人员的负面影响而受到牵连。

1.监管安全的风险

从古至今，“监禁的不同目的一直在冲突、碰撞，通常监狱安全和安全羁押的要求压倒了监禁的其他目的”。毫无疑问，监管安全是监狱工作的生命线，是监狱部门的核心利益。监狱监管安全因关联机制改革对服刑人员产生的负面影响而面临重大风险，而且这一风险在三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持续升级。

从制度设计看，改革以触动服刑人员的核心利益为激励手段。早年司法部一项对全国监狱服刑人员的调查显示，减刑假释是绝大部分犯人最希望得到的奖励。改革将服刑人员财产性判项的履行与减刑假释相挂钩，实质性增加了减刑假释的难度，损害了服刑人员的核心利益。同时，这种损害具有广泛性，因为实践中绝大部分服刑人员都被法院判处了财产性判项，而且入狱服刑时往往尚未完全履行财产性判项。

从实践操作看，改革落地时的异化进一步放大了制度设计上的惩罚性。由于无法有效甄别服刑人员是否具有财产性判项的履行能力，很多客观上履行能力不足的服刑人员也被从严适用减刑假释。与此同时，改革打击失准，“三类罪犯”在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的积极性提升不如普通罪犯，后者的减刑适用却受到了更严厉的把控。过度惩罚和打击失准叠加在一起，不当扩大了改革的打击面，继而引发服刑人员更多的不良反应和消极心态。

从救济渠道看，因关联机制改革利益受损的服刑人员只能被动承受不利后果，很难申诉。我国的减刑假释制度一直奠基于奖励说而非权利说之上，法院作为国家的代理人，拥有给或不给奖励、给出多少奖励的终极决定权，而不容服刑人员置喙。改革给减刑假释的适用加入了积极履行财产性判项这一条件，既增加了获得奖励的难度，又稀释了奖励的浓度。与改革前相比，服刑人员难免存在心理落差。当改革不当扩大打击面时，减刑假释的奖励性定位又基本抹杀了救济的可能，利益不当受损的服刑人员由此陷入更为绝望的境地。

作为关押服刑人员的场所，监狱被迫直面和承受服刑人员的负面情绪。作为减刑假释的提请机关，监狱很自然会成为服刑人员减刑假释受挫后最方便的迁怒对象。如何应对大量心态消极、情绪负面的关押对象，成为改革推行之后摆在监狱面前的难题。而且，监狱面临的监管安全压力不是一时的。改革推行后服刑人员大范围出现极端情绪（如痛恨司法不公、仇视社会）和消极心态（如丧失改造积极性、对未来丧失希望），给监狱监管安全埋下重重隐患，监管安全风险将长期处于高位。

2.对改造工作的挑战

作为惩罚和改造罪犯的场所，监狱从来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把罪犯改造好才是更高的追求目标。监狱改造罪犯，一直实行的是“给希望，给出路”的政策，用减刑假释激励服刑人员遵守监规、积极改造。关联机制改革的推行，极大地消解了减刑假释的激励功能，使监狱的罪犯改造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监狱对罪犯的改造其实是一种交易的结果。罪犯以自己的积极行为和正确思想认识兑换监狱可以让渡的个体自由。一旦罪犯看不到这种交易能够持续进行，罪犯不能获得自己想要提前恢复的自由，罪犯将因此而对改造失去了积极性。”关联机制改革，一方面显著提高了服刑人员获得减刑假释的难度。相较之前，服刑人员除了在狱内好好改造之外，还要积极履行财产性判项，但后者完全仰赖家属的配合，并且受制于家庭经济情况，无法仅凭自身正确的思想认识和积极行动就可以实现。另一方面，改革降低了狱内良好表现对减刑假释裁决结果的影响权重，这意味着监狱对服刑人员减刑假释的影响力或者话语权大不如前。在改革的冲击下，服刑人员和监狱原有的“改造交易模式”，逐渐趋于崩坏。

究其根本，监狱原先顺利开展罪犯改造工作的秘诀重在正面激励，即把减刑假释作为奖励并向服刑人员展示其可得性，而关联机制改革的核心设计重在负面激励，以剥夺减刑假释这种奖励作为威胁。方向相悖，决定了监狱改造工作必然会受到改革的冲击。服刑人员减刑假释的适用因改革而大范围收紧，大量难以减刑假释的服刑人员就丧失了改造的积极性。改革极大地消解了减刑假释对服刑人员改造的激励作用，面对困局，监狱也在积极寻找新的激励手段。实践中，有的监狱尝试采用物质奖励的方法，给积极改造但是因为关联机制改革而减刑假释受到限制的服刑人员发放一定数额的奖金。然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这种替代措施对服刑人员的激励作用难以和减刑假释相比肩。目前来看，改革后监狱的罪犯改造工作将长期面临挑战。

五、重负与隐患：负外部性的预警

长远来看，关联机制改革给服刑人员和监狱部门带来的不利影响，还具有面向全社会的负外部性，会在更宏观的社会层面至少产生两方面的成本。

（一）国家财政的重负

关联机制改革的推行显著削弱了减刑假释制度疏导监狱人口的功能，由此导致的监狱人口滞留和“老犯”“病犯”占比的提升，将给国家财政造成沉重负担。

刑罚作为一种重要的犯罪控制手段，其运行成本极为高昂。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管理每名囚犯的成本，就超过了送一名学生上哈佛大学全年所需费用。在我国，根据监狱管理部门多年前的测算，国家每年对每名在押犯投入的改造成本在5万元左右，这个数字显然还在逐年上升。国家财政有限，需要财政投入的公共事务繁多，将过多的财政经费投入监狱而不是教育或者其他更具有建设性的事项上，既不经济也不理性。现实的制约必然要求政府以尽量少的刑罚资源投入来最大化犯罪治理的社会效益。因此，减刑假释制度对监狱人口的疏导功能，就显得十分重要。

近年来，我国减刑假释制度的适用，因为立法层面的修改、司法层面的改革以及极端个案不良影响的持续共振，在规范层面和实践层面均持续趋严。关联机制改革为服刑人员减刑假释添加了新的限制性因素，其在实践层面的异化进一步导致服刑人员适用减刑假释大范围收紧，在押犯数量因此不断积累。特别是，前文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服刑人员的剩余刑期越长，在改革推行后越可能不全部履行财产性判项。这意味着目前改革可能制造了某种恶性循环——服刑人员剩余刑期越长➝服刑人员越不履行财产性判项➝服刑人员剩余刑期越长——这会进一步增加监狱人口的数量。我国监狱法第8条规定：“国家保障监狱改造罪犯所需经费。监狱的人民警察经费、罪犯改造经费、罪犯生活费、狱政设施经费及其他专项经费，列入国家预算。”改革后更多服刑人员更长时间滞留监狱，国家在管理和改造罪犯方面的财政投入也必定水涨船高。

长远来看，监狱在押犯中“老犯““病犯”占比也会随之上升，由此产生的高昂医疗费用和护理费用将给国家财政造成更大负担。关联机制改革致使更多服刑人员更长时间滞留监狱，会进一步加剧我国监狱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监狱人口滞留带来的加速老龄化，又会导致患有老年慢性病或者严重疾病的服刑人员数量增长。在我国，“老犯”“病犯”的医疗费用基本依靠国家财政拨款，不足之处再由监狱想办法补足。“老犯”“病犯”很少参加监狱劳动创造价值，还需要监狱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照料其日常生活，迅速增长的医疗费用普遍高于国家财政拨款。随着改革的推进，未来“老犯”“病犯”数量还会持续上升，每年激增的护理费用和医疗费用将给国家财政造成沉重负担。

算好改革的经济账，不仅要关注改革在促进服刑人员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创造了多少经济价值，还要详细测算改革后监狱人口滞留和在押犯结构变化给国家财政造成和将要造成多大的经济负担。不能因为前者属于部门政绩而过分强调，后者由全社会买单而略去不提。将后者纳入关注视野，并在条件允许时进行详细测算，方能全面评估改革利弊。

（二）公共安全的隐患

改革对服刑人员的过度惩罚和打击失准，可能会在服刑人员刑满释放后产生溢出效应，从而危及公共安全。改革后监狱改造功能的实质性退化，会使这类公共安全隐患长期存在。

改革后服刑人员大面积出现不良反应和消极心态，这些罪犯在服刑期间更可能抗拒改造，刑满释放后则更可能重新犯罪，特别是以报复社会为目的实施恶性犯罪。问卷调查结果对此提供了三方面的支持依据：首先，改革导致大量服刑人员适用减刑假释受到限制，核心利益被剥夺（特别是被不当剥夺）让他们感到绝望和愤怒，痛恨司法不公、仇视社会等极端情绪得不到排解，这些情绪很可能会在刑满释放后以极端行为表现出来。其次，改革后服刑人员要想获得减刑假释，必须积极履行财产性判项，但服刑人员家庭经济情况普遍一般甚至不佳，大额金钱支出会导致其家庭经济情况进一步恶化。最后，在押期间服刑人员能否积极履行财产性判项完全仰赖家属配合，这种刑罚殃及效应容易导致服刑人员家庭关系紧张。

综上可知，改革事实上造就了一批更绝望、更贫困、也更缺乏家庭积极支持的罪犯，他们刑满释放后重新犯罪的可能性会显著提高，从而给公共安全造成威胁。进一步来说，由于改革打击失准，普通罪犯相较“三类罪犯”遭受了更多的不利影响。普通罪犯所处的社会阶层更低，受教育程度也更低，致使其出狱后生存状况更为恶劣，认知更容易走极端，出狱后重新犯罪（特别是以报复社会为目的实施恶性犯罪）的可能性也就更高。普通罪犯庞大的基数，进一步放大了此类公共安全隐患。

关联机制改革后监狱改造功能出现实质性倒退，不仅无助于消除上述公共安全隐患，反而可能起到强化作用。如前所述，改革导致服刑人员减刑假释适用过度收紧，一方面大范围引发服刑人员的不良反应和消极心态，另一方面也极大地消解了减刑假释制度原有的激励功能。原先激励罪犯改造所惯用的“胡萝卜”变小了，行之有效的替代性激励措施尚未找到，在现有制度环境下又不允许过度使用“大棒”政策，监狱在改造罪犯时就陷入了困境。对于改革后大量减刑假释无望的服刑人员来说，监狱几乎成了物理性关押和单纯惩罚的场所，改造向善的可能性下降。在缺乏有效激励的情况下，服刑人员外在的不良行为表现还可能被强行压制，内在的消极主观认知却很难扭转，甚至会越来越偏激与消极。刑满释放后，他们重新犯罪乃至采取极端行为报复社会的可能性只会有增无减。在监狱内未能改造向善的罪犯，刑满释放后不断回归到社会上，公共安全隐患由此将长期存在。

六、认知重构、方向调整和策略变更

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审查财产性判项执行问题的规定》（以下称“2024年新规”），旨在为关联机制改革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关联标准不统一、履行能力判断困难、机械关联、过度关联等问题，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2024年新规”以如何判断服刑人员履行能力为内容重点，通过正向证明加负面清单的方式，界定了确无履行能力的判断标准，增强了履行能力判断的可操作性。与此同时，“2024年新规”增加了撤销规定，明确罪犯被裁定减刑、假释后，发现其虚假申报、故意隐瞒财产，情节严重的，应当撤销减刑、假释，由此进一步强化了关联机制改革的惩罚性。

规范层面的完善和细化，当然有助于关联机制改革的纵深推进，但如学者所言，“只要问题足够复杂，形式主义其实从来都是指望不上的”。关联机制改革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种种问题，规范指引过于笼统只是原因之一，改革各方主体存在利益冲突难以合作协调才是症结所在。如何权衡不同的价值取向，如何尊重趋利避害的人性，如何调整不同主体的利益分配，比规范层面的完善和细化更为关键。决策者亟需摆脱法院视野的局限性和部门利益的束缚，进入改革利益冲突的真实环境，对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把握。

本文摒弃了以法院视野为中心的观察方式，立足于我国三地监狱服刑人员的问卷调查，对关联机制改革运行的实际效果进行了评估。研究发现：改革在提升服刑人员财产性判项执行率和执行到位率方面确有一定效果，但提升幅度有限，特别是执行到位率在改革后仍处低位；改革存在激励偏差，“三类罪犯”作为改革重点对象未受充分激励，执行改善情况不如普通罪犯；改革效果不彰，不能完全归咎于服刑人员履行意愿不足，也与履行能力不足显著相关；服刑人员客观履行能力不足影响了改革过往收益的更好达成，也会阻碍改革未来的纵深推进；现实层面改革对服刑人员过度惩罚且打击失准，导致服刑人员（特别是普通罪犯）减刑假释适用大范围收紧，广泛引发服刑人员的不良反应和消极心态，这给监狱监管安全和罪犯改造工作带来巨大压力和挑战，在更宏观的层面也会给国家财政造成重大负担，并给公共安全带来重大且长期的隐患。

由于无法获得系统性的监狱数据，上述结论只能是暂时的，但观察视野的转换给如何深化改革带来了新的思路。结合本文的研究发现，改革要想更好地降本增效，需要在认知维度上加深对改革多维属性的理解，进而调整未来的努力方向和变更具体策略。

（一）认知重构：改革的多维属性

1.作为激励机制

关联机制改革首先是一项激励机制。财产性判项执行难的症结在于法院和罪犯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要想解决这一难题，需要进行巧妙的制度设计，激励罪犯主动披露自己的真实财产状况信息，从而有效降低官方信息甄别的成本。简单来说，制度激励旨在减少判断乃至不用判断。然而，关联机制却将判断罪犯财产性判项的履行能力作为改革实行的前提，实践层面始终受困于这一设定，“2024年新规”的内容重点依然着重于此。本应通过激励绕过“判断难”问题，结果却一再受困于“判断难”，官方信息甄别的成本未能因改革的推行而显著降低，关联机制改革作为激励机制在制度设计上存在根本缺陷。除此之外，改革只能改善服刑人员的主观履行意愿，而无法改变其客观履行能力，激励效果天然存在天花板。在全国推行十余年后，特别是在实践中过度惩罚倾向明显的情况下，改革可能已经逼近服刑人员履行意愿改善的极限，未来若想通过更严厉的减刑假释适用来提升激励效果，前景恐怕不容乐观。

2.作为刑罚改革

关联机制改革也是一项刑罚改革。任何刑罚改革的推行，都必须有利于刑罚目的更好实现。关联机制改革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财产性判项“空判”的问题，有助于刑罚报应目的更好实现。然而，当这种改善部分建立在财产性判项与减刑假释过度关联、机械关联的基础上时，这种过度惩罚显然就超过了报应的合理限度。虽然关联机制改革把服刑人员积极履行财产性判项视为“确有悔改表现”的重要表征之一，但实践中由于难以准确判断服刑人员的履行能力，实务部门“宁左勿右”一刀切的做法，导致大量服刑人员因减刑假释无望而滋生绝望情绪，人身危险性不降反升，从而有损刑罚预防犯罪目的的实现。因此，深化关联机制改革必须以刑罚目的为指引和约束。与此同时，关联机制改革的推行必须与其他刑事政策目标相兼容。近年来，实务部门发布一系列文件和政策，试图提升我国假释的适用率。关联机制改革导致减刑假释适用过度紧缩，与上述政策目标存在实质冲突，需要及时调整。

3.作为公共政策

关联机制改革还是一项公共政策。改革的顺利推进仰赖公检法司多个部门协调配合，运行过程和改革结果都要消耗大量公共资源。从影响看，改革虽然发生在刑罚执行领域，其溢出效应却会在社会层面产生经济成本和安全风险，切实影响公众福利。公共资源和国家财政的有限性，决定了公共政策之间的竞争性。国家不可能、也不应该在某一项改革上投入过多资源，或者付出过于沉重的代价。因此，关联机制改革的纵深推进，必须跳脱法院系统的部门利益，在更宏观的层面全面计算改革的收益和成本。特别是要将那些不由法院系统承担、过于隐蔽和非即时的成本纳入决策者的视野，认真进行权衡。未来改革不应一味追求财产性判项执行的改善效果，而更要追求改革的效率，注重改革的“性价比”。

（二）方向调整：改革的两个优先

1.控制改革成本优先于提高改革收益

改革只能改变服刑人员的履行意愿，而无法改变其履行能力。罪犯（特别是普通罪犯）所处的社会阶层和家庭经济水平普遍偏低，注定了改革收益的天花板不会太高。改革一旦推进不当，其对监狱和服刑人员造成的负面影响就会持续扩大，最终会在社会层面造成重大损害：改革导致大量服刑人员更长时间滞留在监狱，国家财政的投入很可能远超改革在促进财产性判项执行方面所获得的收益；改革过分收紧服刑人员减刑假释适用叠加打击失准的问题，所产生的安全风险会实质性地危及公共安全。收益提升空间有限而成本风险无上限，决定了改革未来必须以降低成本和控制风险为先，而不宜盲目追求收益的提升。

2.自由刑执行效果优先于财产性判项执行改善

“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历来是监狱系统的工作方针，减刑假释制度则是监狱激励服刑人员积极改造的重要抓手。然而，关联机制在推行过程中为了促进财产性判项的执行而过度收紧减刑假释的适用，广泛引发服刑人员的不满，直接冲击监管安全，也导致监狱的罪犯改造工作遭遇困难。未来必须正视监狱部门的诉求和罪犯改造工作的重要性，在保证自由刑执行效果的前提下，再追求财产性判项执行的改善。

（三）策略变更：改革的三点建议

1.放宽减刑假释，降低改革风险

相较于2010年《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和2012年《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新规”强调了罪犯确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的，减刑假释要从严，不再提积极履行财产性判项的可以从宽适用减刑假释。由于履行能力判断和审查材料的细化规定，再加上撤销减刑假释裁定的条款，“2024年新规”的施行必然导致实践中减刑假释适用再度收紧，进一步增加改革成本，特别是公共安全风险。应当深刻认识减刑假释在激励罪犯改造和疏导监狱人口方面的重要作用，落实2023年“两高两部”《关于依法推进假释制度适用的指导意见》“扩大假释适用”的政策精神，在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中及时增补“积极履行财产性判项的可以从宽适用减刑假释”的规定，指导法院审慎适用从严规定。

2.明确打击重点，缩小打击范围

改革存在激励偏差，本该作为改革重点对象的“三类罪犯”并未受到积极调动，这与改革推行过程中打击失准和过度惩罚的倾向脱不了干系。未来改革亟需重申“中央政法委5号文”的精神，明确打击重点，对“三类罪犯”和普通罪犯分而治之，以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规范层面，需要在“2024年新规”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和细化“三类罪犯”与普通罪犯适用关联机制的区分度，对“三类罪犯”严格控制减刑幅度，但允许其通过全部履行财产性判项来换取假释机会。对普通罪犯则应实行阶梯式奖励模式，部分履行财产性判项即可获得减刑资格，全部履行的应提高减刑幅度，以此最大化激发履行积极性。实践层面，在无法判断服刑人员是否具备履行能力时，应推定其没有履行能力，不得对其（特别是普通罪犯）减刑假释有不利影响。

3.优化部门联动，畅通履行渠道

关联机制改革收益有限，既有服刑人员履行能力或履行意愿不足的因素，客观上也有各部门协调不佳、履行渠道不畅通的因素。应尽快搭建全国统一的罪犯财产性判项协同执行平台，对财产状况核查结果、判项执行情况等进行动态更新，保证公检法司各部门实现数据互通与共享。应敦促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做好刑事涉案财物处置工作。法院系统应打破笼统立案的传统，实行罚金、没收财产、非法所得追缴、退赃分项立案制度，同时建立托管账户以接收罪犯及其家属部分履行的或者被害人拒绝接受的财产性判项款项，并对部分法院和法官怠于履职进行训诫。检察机关应对法院是否积极依职权执行财产性判项、是否及时回复监狱发函、有无怠于履职的情况、是否积极调查核实罪犯财产状况等展开切实监督，不断增强检察监督效能。在改革逐渐逼近服刑人员激励效果天花板的情况下，完善财产性判项执行的机制架构可能是未来改革收益新的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