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证据转化规则，做实知识产权行刑反向衔接

　　行刑证据衔接的现实困境与原因分析。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证据类型的差异化认可。从实质上看，虽然刑事证据与行政证据在排序、种类上略有差异，但二者本质上均服务于事实查明，无论从内在的证据属性抑或外在的证据形式方面看，二者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这也是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可进行证据转化的内在基础。从取证程序上看，刑事证据的收集、提取、保管等要求都高于行政证据，所以，知识产权行政机关对反向衔接中检察机关移送的证据，应该给予充分重视。实务中，市场监管、文化执法等部门对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客观性证据普遍认可。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行刑证据转化规则，导致在当事人翻供、辩解等情况下，公安机关制作的言词证据往往被行政机关排除适用。

　　证明标准的体系性冲突。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采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严格证明标准，要求犯罪事实的认定必须达到“已没有符合常理的、有根据的怀疑，实际上达到确信的程度”，即便缺乏直接证据，也需通过间接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并排除合理怀疑。相较而言，由于行政执法领域涵盖面更广，行政法体系无法就不同领域给出统一的证明标准。行政处罚法仅规定“以事实为依据”“违法事实不清不得处罚”等原则性条款，由此导致行政执法机关在实践中缺乏具体证据规则指引。当下，在知识产权行刑反向衔接中，行政机关有时会以“证据不足”为由不采纳检察机关在不起诉决定中认定的违法犯罪事实。

　　知识产权行刑证据转化的规则完善路径。2024年12月26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了《商标行政执法证据规定》，该规定率先对商标领域的行刑证据转化作出了明确规定。依据《商标行政执法证据规定》第17条规定，刑事证据可转化适用于行政程序，但该规定尚不能完全解决知识产权领域现存的证据问题，在此，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解决方案：

　　完善证据类型化审查规则。主要包括：

　　1.实物类证据适用形式审查规则。对于物证、电子数据、视听资料等具有载体稳定性与信息客观性特征的证据类型，以及书证中有原件的证据，行政机关往往聚焦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重点审查以下内容：司法机关取证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证据载体是否发生实质性变更，证据与违法事实是否具备直接关联性。比如，以刑事扣押清单与物证封存状态比对为基础，重点审查载体是否发生实质性变更、是否形成完整的保管链条、物证调取是否合法。

2.言词类证据适用实质审查规则。言词证据具有主观易变性特征，行政机关需要重新采集当事人陈述。对当事人陈述的审查需遵循实质性审查的三阶段判定：第一阶段，基础比对。将刑事讯问笔录与行政调查中的当事人陈述逐项对照，如侵权主观认知的表述、非法经营数额的陈述等基础内容是否一致，若二者一致则可直接采纳刑事阶段的言词证据。第二阶段，若存在重大差异，而当事人只是单纯提出异议，而无任何合理理由、证据，则该类异议不成立，依旧采纳刑事阶段的言词证据。第三阶段，若存在重大差异，且当事人能够提供相关证据，如当事人在刑事阶段承认其生产侵权商品，在行政阶段辩称“代工无过错”，行政机关应要求当事人提供仓单、委托合同等客观反证，综合全案证据决定是否采纳原供述。

　　3.鉴定意见、勘验检查笔录分类处理。由司法机关委托行政部门或专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检验报告等，因其本身具有行政属性，则可直接作为行政证据使用。勘验、检查笔录等程序性证据还需审查其是否符合“三性”要求以决定是否转化为行政现场笔录。

　　建立“梯度衔接”证明标准转化机制。第一梯度为客观事实的审定。刑事程序中符合刑事诉讼法取证规则且经“排除合理怀疑”查明的核心事实，如主观认知、非法经营额等，行政机关应援引适用以减轻举证负担。第二梯度为行政裁量要件审查。对影响行政裁量的变量要素，如侵权持续时间、侵权商品数量等，适用行政处罚法第40条规定的“清楚而有说服力”的行政证明标准。

　　建立证据互认与责任追溯机制。可借鉴有的地方检察机关在知识产权行刑反向衔接实践中摸索制定的《不起诉案件移送行政处罚线索审查登记表》和《反向衔接案件线索移送清单》中创建的移送机制，落实证据转化工作。知识产权检察部门列明移送证据清单、关键证据及可采性结论，行政机关对拒绝采纳的刑事证据，需提交包含“事实差异点”“法律适用冲突”等内容的书面分析报告，并经负责人签章确认。对无正当理由拒绝采纳刑事证据导致应罚未罚的，检察机关可依据《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制发检察建议，并同步向同级人大备案。

　　刑事证据向行政证据的转化机制，本质上是法治资源的最优配置方案。通过“类型化审查+梯度衔接”等可实现行刑程序的价值平衡与功能互补，创造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协同治理的“乘数效应”，为中国特色法治实践提供制度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