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案是如何生产的？——基于61起刑事错案的认知心理学分析

刑事错案一度是我国法学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已有大量的文章关注了刑事错案的生成原因：既有刑讯逼供、强迫作证、忽视相反证据、证人指认错误、轻视律师辩护意见、办案人员作有罪推定等直接原因，也有传统法律文化的消极影响、“命案必破”的政治压力、不科学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不合理的刑事诉讼结构、不理性的媒体与民众压力、捉襟见肘的办案经费等外部环境因素。还有学者率先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刑事错案的成因。黄士元在《刑事错案形成的心理原因》一文中指出，是各种心理偏差，如“隧道视野”（tunnel vision）、“后见偏差”（hindsight bias，know-it-all-along effect）、“正当理由腐败”（noble cause corruption）等心理效应造就了刑事错案。遗憾的是，自黄士元的上述文章发表以来，似乎并没有引发更多的讨论。为了补充和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本文以法律事实的认定为中心环节，以61起媒体披露的刑事错案为样本，采取一种不同于黄士元上述文章的认知心理学视角——具体来说，是以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莫斯·特维斯基（Amos Tversky）等人所揭示的认知偏差为视角——来分析造成刑事错案的产生原因，并尝试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

一、一般性的法律事实认定图景

　　案件的裁判取决于事实。事实素有自然事实、证明事实、法律事实之分。自然事实，即客观事实，是既存的已发生的事实；证明事实，是通过各种手段所证明的事实；法律事实，则为法律规范所评价的证明事实。发现事实真相一直是法律事实认定的最高鹄的，而这个事实真相，也就是所谓的自然事实。但是悖难之处在于，除非机缘凑巧，人类难以知悉自然事实的全貌。人类只能根据自然事实的一些片鳞半爪的线索，在思维中进行想象性建构，建构一个合情合理的故事。我们把这个故事称为心理学事实。所谓的证明事实、法律事实，都是在心理学事实的基础上形成的。事实上，许多证据往往是根据心理学故事来搜集和寻找的，也只有当这种心理学故事被证实时，我们才知道某件物品可以被称为相关证据。而所谓的法律事实，是证据事实的一个子集，当然也是建立在心理学故事的基础上。

　　一般来说，司法机关（尤指侦查机关）发现法律事实的过程，可分为以下几个环节：第一步：发现案情；第二步：勘察现场、发现线索；第三步：根据线索，通过想象构造违法故事；第四步：锁定故事主角，即锁定犯罪嫌疑人；第五步：寻找证据，证实或证伪违法故事；第六步：移交审判，或者重新侦查。

　　这一法律事实认定的过程，也是一个“猜想—证实（证伪）”的过程，其中最关键的是第三步和第五步。第三步是猜想，法律事实是否真实，即是否符合自然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事实向心理学事实转化的过程是否准确。第五步是证实（伪），由于心理学事实是高度可错的，求证的过程必须谨慎。实际上，本文所研究的61起刑事错案都是最初的心理学重构出现了问题，而求证的过程又过于“一根筋”，结果逼着犯罪嫌疑人把虚假的心理学故事“证实”了。

　　所以，在刑事错案中，法律事实的发现过程被扭曲了，变成了以下几个步骤：第一步：发现案情；第二步：勘察现场、发现线索；第三步：根据线索，通过想象构造违法故事；第四步：锁定故事主角，即锁定犯罪嫌疑人；第五步：刑讯逼供，证实违法故事；第六步：移交审判。

　　比如“杜培武‘杀人’案”。1998年4月22日，昆明市公安局通讯处民警王晓湘及昆明市石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在一辆昌河微型警车内被人枪杀。昆明市公安局成立了由精兵强将组成的“4·22”专案组来侦办此案。专案组经调查发现，死者王晓湘与王俊波有婚外情。这一敏感信息及二人被同时枪杀的事实，很容易刺激专案组虚构出一个老套的故事：王晓湘与王俊波的婚外情消息暴露，王晓湘的丈夫为了报复出轨的妻子及其情人，乘着两人幽会时抓了现行，并将两人枪杀。这一想象性故事虽然老套，但也合乎情理。该案专案组在这一想象性故事的驱使下，很快就将目标锁定在王晓湘的丈夫身上。巧的是，王晓湘的丈夫杜培武本身也是一名警察，所以开枪杀人这个技术性问题也解决了。以上这一心理过程，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杜培武是第一个进入警方视线的人。虽然杜培武并不承认，警方也调查过其他线索，但最终仍然锁定了杜培武作为首要怀疑目标。警方基于零星线索虚构犯罪故事的过程，乃是一个直觉反应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警方所无法控制的，甚至是不能意识到的。这正是我们直觉系统的特点，直觉系统是“无法关闭的”，它会对线索产生反应，自动生成故事图像。而一旦生成故事图像，它就会对警方的行为和思考产生引导作用。从认知的角度来说，警方的行为并没有大错，但是警方显然对这个可错的想象性故事过于自信了，随后他们对杜培武进行了刑讯，最后，杜培武作出了有罪供述，“证实”了警方的想象性故事。亦即起诉书中所称的：“被告人杜培武因怀疑其妻王晓湘与王俊波有不正当两性关系，而对二人怀恨在心……被告人杜培武与王晓湘、王俊波相约见面后……先后将王俊波、王晓湘枪杀。”

　　又比如“李怀亮‘杀人’案”。2001年8月2日晚，河南省叶县湾李村村民郭晓萌去村北沙河堤上摸“爬了狗”（当地对知了幼虫的土称）未回。后经公安机关调查，确认该女被害并被拋尸入河。在排查过程中，李怀亮因当晚也在案发现场附近摸过“爬了狗”而被公安机关带走。这一关键信息使得办案警方的大脑自动生成下述画面：李怀亮与郭晓萌一起摸“爬了狗”卖，因为利益冲突而起争执，李怀亮一时冲动杀人拋尸。这一故事也是有点老套但又合情合理，而故事情节越合理，警方对故事的信心就越大。由于故事的生成是一个直觉的过程，对于这个过程，警方缺乏监控，缺乏对故事的反思检查，所以，警方也就很难意识到故事的高度可错性，反而对故事信心百倍。最终，为了证实这一想象性故事，警方进行了刑讯逼供。在刑讯之下，他们得到了李怀亮的口供。

　　再比如“胥敬祥‘抢劫’案”。1991年春节之后，河南省周口地区鹿邑县杨湖口乡接连发生十余起抢劫案。1992年2月，一位老乡在和胥敬祥喝酒时，发现其妻妹被抢劫的绿色毛背心穿在胥敬祥身上。于是一个想象性故事顺理成章地出现了：胥敬祥实施了抢劫，并得意忘形地将抢劫得到的绿色毛背心穿在身上。这个想象性故事，虽说多少有点低估了胥敬祥的警惕心理，但也不失合理性。由此，胥敬祥被警方锁定为目标。尽管随后胥敬祥辩解说绿色毛背心是自己在集市上买的，并有证人胥祖国可以作证，但警方受到前述想象性故事的驱使，在刑讯之下，胥敬祥“承认”抢劫。

　　在刑事错案中，刑讯逼供现象的存在令人触目惊心。笔者对相关刑事错案新闻报道的梳理，发现几乎每一起错案都存在刑讯逼供。不少研究已对此给出了颇为合理的解释，其所列举的主要原因，诸如“命案必破”的政治压力、办案经费的短缺以致无法采用更有效的侦破手段等，都一语中的。但在所有这些原因中，却缺少一个认知方面的解释。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看，基于案件线索构造一个合乎情理的心理学故事，乃是人的直觉反应机制，但是为何侦查机关会对自己构造的心理学故事这么有信心？应该说，对心理学故事的可错性认识不足，也是导致刑事错案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心理学故事的强大信心，驱使办成错案的那些侦查机关对刑讯逼供一再升级，最后竟是欲罢不能，令形势变成典型的懦夫博弈（chicken game），比的是谁的决心最大。

二、普遍存在的认知偏差

　　我们的心智会根据一些零散的线索自动生成犯罪故事的画面，这是一种本能。据卡尼曼的看法，这是我们心智中负责直觉思考的系统一自动运作的结果。他认为，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两个系统：系统一进行的是捷径思考，捷径思考是不费力气的、无意识的、不由自主的、不受控制的；系统二是要调动注意力去做费力的心智活动和理性思考，是有意识的、可控制的。在卡尼曼看来，系统一的运作是“关不掉”的，系统二虽然可以对系统一进行监控，但是由于系统二非常“懒惰”（本质上是因为系统二的运作需要耗费大量的能量），所以它常常放过核实系统一运作结果的机会。

　　作为一种快速判断的机制，系统一的运作对我们的生活非常重要。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常常会面临一些需要作出快速反应的危急时刻。这时系统一会提供活命的机会——这实际上也是系统一为什么会被发展出来的原因。但是问题在于，系统一自动作出的判断虽然常常是正确的，但有时也会犯错，如果不能清醒地意识到系统一的高度可错性，并发动自己的系统二来纠错的话，就会出现致命的错误，比如说出现刑事错案。

　　卡尼曼等人认为，我们在不确定情势下的判断，很多时候是一种基于某些线索而作出的启发式判断。他们的研究表明，启发式直觉判断存在着系统的偏差现象，其中主要的三种偏差分别是代表性偏差（representativeness bias）、易得性偏差（availability bias）和锚定性偏差（anchor bias）。

（一）代表性偏差

　　代表性启发法告诉我们，人们通常会根据一个事例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其范畴，或者该事例在多大程度上与该范畴相似来进行归类。代表性启发法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运用非常普遍。很多时候，它能帮助我们方便快捷地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但有时候，它也会诱导我们作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亦即会发生代表性偏差。所谓代表性偏差，概而言之，就是人们会根据过去的传统和相似的情况，对事件进行归类，却忽略了基础概率的一种偏差现象。比如说这样一个问题：

　　张三长相猥琐，游手好闲，却对社会不满，他曾经偷看女人上厕所，并曾经因为犯罪而被判3年有期徒刑，请问张三是：

　　A.犯罪嫌疑人   B.守法公民

　　对于这个问题，根据认知心理学对相似问题所做的大量实验，大部分人会选择A作为答案。这是因为，问题中对张三的描述，被认为符合了犯罪分子某些具有代表性的特征。但是这个骤下结论的答案实际上可能是错误的。根据心理学家的看法，在我们不知道张三的身份时，本应该按照人群中守法公民与犯罪分子的比率来判断张三更可能是哪一类人，而由于守法公民的数量远高于犯罪分子的数量，所以张三更有可能是守法公民。心理学家认为，正是我们认知上的代表性判断思维导致了这样的代表性偏差。这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认知偏差。

　　有很大一部分犯罪嫌疑人之所以被警方锁定，就是因为其身上具有某些“犯罪分子”的特征。比如有些人具有一定的暴力倾向，有些人游手好闲，有些人则具有犯罪前科，有些人表现出色情狂的特征。这些人都很容易基于代表性判断而被认定为犯罪嫌疑人。

　　“高进发‘强奸杀人’案”便是典型的例子。2002年3月6日，陕西省大荔县陈村幼女李某被奸杀，而在过去十余年间，陈村还曾发生过另外两起奸杀幼女案。三起案件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犯罪对象都是未成年少女，犯罪手段都是强奸并杀害，被害人尸体都被投入机井内等。在李某被奸杀后，当地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办案民警吃住都在村里，并立下军令状：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恶魔抓获。”在这种风声鹤唳的情况下，陈村四组组长高进发进入了警方的视线，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有性犯罪前科。高进发在1979年时曾因犯奸淫幼女罪而被大荔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他被认为具有奸杀幼女罪犯的典型特征。根据代表性启发法，高进发很容易被怀疑为该案的凶手。虽然陈村的9位村民作证高进发在案发时正和他们一起开会，大荔刑警队还是逮捕并审讯了高进发。据高进发自述，“大荔刑警队以我有性犯罪前科为由，……对我进行了11天的非法羁押和突审，不让睡觉，并对我进行殴打和诱供。在我极度困乏，腿脚浮肿，出现幻觉、精神崩溃的情况下，无奈按照我听人说的一些案情情节及审讯人员提示的情节对杨某案进行了招供。”

　　在笔者研究的61起刑事错案中，这种因为某些人群具有犯罪人的典型特征而被锁定为犯罪嫌疑人并导致冤案的案件共有8件，约占比13%。除本案外，其他7起分别是：甘肃“杨黎明、杨文礼、张文静‘抢劫杀人’案”，三名被告人因有吸毒、打架斗殴等前科而被警方锁定；湖北安陆“艾小东‘强奸’案”，被告人因在公厕偷看女人解手而被公安机关盯上；湖南“杨明银‘抢劫’案”，被告人因有违法前科而进入警方视线；湖北枣阳“杨锡发‘强奸杀人’案”，被告人被人反映平时行为不检点，因而进入警方视线；广西来宾市“卓发坤‘杀人’案”，被告人因盗窃罪前科被锁定；贵州“高如举、谢石勇‘抢劫杀人’案”，被告人因盗窃罪前科而进入警方视线；柘城“张振风‘抢劫、强奸’案”，被告人因游手好闲、出手阔绰、赌博、与不三不四的人员厮混、行踪诡秘等不良记录而被公安机关锁定。

（二）易得性偏差

　　易得性偏差，是易得性启发法运用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偏差。易得性启发法，简单来说，就是根据一些容易想起来的因素来判断某种事物出现的可能性。人的大脑容量总是有限的，所以，在作决定的时候，不大可能是根据完全充分的信息，而总是不由自主地根据那些在作决定时容易回忆起来的信息。什么信息是比较容易回忆起来的呢？一般来说，常常重复的信息、比较新的存留在脑海里的信息、比较深刻的信息都会比较容易回忆。在笔者研究的61起刑事错案中，有些判断错误就是因为信息的易得性导致的。我们可以将此类错案分为以下几大类：

　　1.嫌疑人因为某些容易想起来的信息而被认为是死者的最后接触者

　　一般来说，杀害死者的凶手往往是死者生前最后接触的人。很多案件发生后，警方往往根据这一常识来搜寻谁是最后接触者，一旦锁定对象出错，就很容易出现冤案。比如在轰动一时的杭州“张氏叔侄冤案”中，安徽姑娘王冬在杭州遇害。谁是凶手呢？警方根据上述常识，把问题转换成了“谁是最后接触者呢？”此时一个易得性判断便进入了警方的脑海，即通过被害人的手机通讯记录可以查出谁是最后接触者。这之所以是一个易得性判断，是因为手机通讯记录是同时查明通讯者与通讯次序的比较容易想到的方法。杭州警方在作出这一易得性判断之后，从此便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张氏叔侄身上，因为他们是被害人王冬手机通讯录中的最后联络者。也正是这一易得性判断错误在先，使得杭州警方在后面的办案过程中如中魔咒，在许多其他的线索的警示下，还是一意孤行地锁定了张氏叔侄，为此不惜刑讯逼供和诱供，也无视DNA这样有力的异议证据，最后造成冤案。

　　“张氏叔侄冤案”并非孤例，类似的案件还有吉林“刘吉强‘杀人’案”。在后一案件中，刘吉强因案发当天两次传呼郭某的BP机，而被认定为被害人的最后接触者。

　　2.因为嫌疑人与被害人平时有嫌隙而容易想到是嫌疑人报复被害人

　　通常情况下，犯罪人从事犯罪行为总是出于一定的理由和动机。这也是侦查机关侦办案件的重点和突破口，而双方结怨一般来说提供了一个绝好的犯罪动机，所以在很多案件中，警方都是从这方面进行设想，构造犯罪故事。这种做法有其合理性，但也不可忽视其出错的可能性。在笔者研究的61起刑事错案中，基于此种错误而产生的错案是占比最大的——一共16起，约占比26%！

　　比较典型的案件，例如福建“陈科云、吴昌龙‘爆炸’案”。2001年6月24日，福清市纪委信访接待室发生邮包爆炸。该案发生后，福州市公安局牵头成立了由五十多名干警组成的“6·24”专案组进行调查。因为被炸的对象是纪委，所以很容易想到凶手是受纪委处罚并怀恨在心的人。这样，时任福清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经理的陈科云“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主要嫌犯。因为他此前被会计陈奋真举报有财务问题，福清纪委曾介入调查，所以陈科云被视为和福清纪委“有仇的人”此后，专案组决定把侦查重点放在陈科云和他的司机吴昌龙身上。最终两人蒙冤入狱12年。

　　除上述案件之外，在笔者研究的61起刑事错案中，属于此种类型的案件还有：河北“刘俊海、刘印堂‘故意杀人’案”、黑龙江“隋洪建‘伤害’案”、河南尉氏县“朱旺波、朱连生‘盗窃’案”、河南“赵作海‘故意杀人’案”、贵州“杨宗发‘杀人’案”、河南“王俊超‘强奸’案”、河北保定“赵艳锦‘杀人’案”、云南昭通“范家礼‘杀人’案”、甘肃“周振林‘投毒’案”、江西“叶烈炎‘爆炸’案”、河北沧州“李春兴‘杀人’案”、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王坤‘杀父’案”、江西上饶“费志标、费琴兄妹‘杀人’案”、云南“尹用国‘杀人’案”、甘肃定西“陈琴琴‘杀人’案”。

　　3.因为嫌疑人与被害人（或相关关系人）有婚恋关系而容易想到是因为婚恋矛盾而杀人

　　婚恋矛盾是生活中一种常见的矛盾，虽然升级到杀人泄愤的不多，但也并非鲜见。所以，一旦警方遇到此类案件，就会不由自主地发生易得性联想，尤其是一些“婚外恋”“地下情”的情况，就更容易激发办案人员的想象。典型的例子，例如“李久明‘杀人’案”。在该案中，冀东监狱二支队政治处主任李久明与民警宋淑丽的妹妹宋淑红有婚外情，宋淑红多次到李久明家打闹并要求李久明与妻子离婚，所以当宋淑丽家发生入室伤人案后，很容易联想到是李久明报复杀人。最后在刑讯逼供下，李久明承认了“犯罪事实”。本案直至真凶蔡明新出现，才水落石出。

　　在笔者研究的61起刑事错案中，这种类型的案件也有不少。比如武汉“吴鹤声‘杀人’案”、黑龙江“杨云忠‘杀人’案”、云南“孙万刚‘杀人’案”、安徽芜湖“刘明河‘杀人’案”、云南“杜培武‘杀人’案”、河南濮阳南乐县“胡电杰‘杀人’案”、湖南“曾爱云‘杀人’案”、山西忻州“刘翠珍‘杀人’案”、四川内江“戴传玉‘杀人’案”、北京“常林锋‘杀妻焚尸’案”等都属于此种类型，共11起，占比约18%。

　　4.因为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容易被联想

　　在这种情况下，嫌疑人与被害人并没有宿怨，但是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某种利益冲突关系，往往是被害人死亡会带来嫌疑人获益的结果。这很容易激发这样一个想象性犯罪故事：嫌疑人出于利益诱惑，加害被害人。比如前述河南“李怀亮‘杀人’案”，即属于此种类型。再比如被改编成小说的七台河“鲁德宝‘杀人’案”。在该案中，联通寻呼七台河分公司的经理被人谋杀，由于时值该市国讯寻呼七台河分公司即将与联通寻呼七台河分公司合并之际，所以该案很自然地被想象为以下故事：为了争夺合并后的一把手职位，国讯寻呼七台河分公司经理鲁德宝“指使”本单位司机张兴福雇用无业人员刘洪宝，谋杀自己的竞争对手——联通寻呼七台河分公司经理。

（三）锚定性偏差

　　锚定性偏差是指个体在不确定情境的判断与决策过程中，他周围呈现的一些无关信息会影响其随后的判断，使得其最后的判断结果偏向该信息的一种判断偏差现象。“锚”可以被理解为判断的一个基准。实验证明，人们的判断会受到“锚”的较大影响。实际上，判断会根据“锚”来进行，虽然判断者会作出调整，但是调整并不充分。不仅仅是数字可以成为“锚”，而且印象、观点等都可以成为“锚”；不仅外部给定的信息可以成为“锚”（外部锚），也可以通过一定的信息刺激让被试自生出“锚”（内部“锚”）。在笔者研究的61起刑事错案中，锚定性判断偏差主要有如下几种情况：

　　1.举报线索锚定

　　在笔者研究的61起刑事错案中，有6起案件是由于警方在接到举报线索后，受线索信息锚定，从而锁定了嫌疑人，约占比10%。比如在著名的“佘祥林‘杀妻’案”中，妻子张在玉与佘祥林吵架后离家出走不知所踪，张在玉的娘家亲属认定她是被佘祥林杀害，遂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随后将目标锁定在佘祥林身上，并通过刑讯逼供等手段获取了当事人的口供，最终佘祥林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在佘祥林狱中服刑11个年头后，其“被杀”的妻子张在玉却突然从山东回到家乡。反思这一冤案的发生原因时，有一个心理学上的因素鲜少有人注意，那就是为何公安机关会从一开始就认定张在玉是被佘祥林杀害的，难道失踪人张在玉不能是自己走失了么？即使是被杀害，为何犯罪嫌疑人一定是佘祥林？在这里，我们发现，决定公安机关思考方向的，是张在玉的娘家亲属一开始提供的意见，他们在案发后就直接锁定了案件事实与犯罪嫌疑人，构造了恶劣丈夫谋杀可怜妻子的故事（张在玉的娘家亲属之所以会构造这样的故事，可能是基于佘祥林夫妻平素经常吵架的情况而作出的易得性判断）。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张在玉的娘家亲属的意见，实际上构成了公安机关判断事实的锚点，并引导了整个冤案的走向。所以，正如媒体所评论的：“张在玉的娘家亲属无端怀疑佘祥林杀妻，并以各种方式对司法机关施加压力，客观上成为铸成这起冤案的重要助力。”

　　在笔者研究的61起刑事错案中，除本案外，类似受举报线索锚定的案件还有：河北曲周县“徐计彬‘强奸’案”，徐计彬因被害人的错误指认而成为犯罪嫌疑人；湖南“姜自然‘故意杀人’案”，姜自然因被人反映曾到被害人家中打过麻将而被盯上；河南驻马店泌阳县“邹书军、袁海强‘盗窃’案”，泌阳县老河邮电所8200元现金被盗，所长错误指认邹书军为窃贼；广西河池“覃俊虎、兰永奎‘抢劫’案”，兰永奎和覃俊虎被人举报曾在案发地附近出现；安徽宿州“刘志‘抢劫’案”，张立华为立功而虚假检举刘志。

　　2.鉴定结论、测谎信息锚定

　　作为最基本的技术鉴定手段，血液鉴定、指纹鉴定、测谎等被广泛应用于刑事案件的侦查过程之中，这些鉴定结论很容易影响到侦办人员的认知，成为其思维中一个拔不掉的“锚”。

　　在笔者研究的61起刑事错案中，有一些错案很明显就是由于错误（不可靠）的鉴定结论和测谎结果导致的。比如“徐东辰‘杀人’案”。村里的少妇沙某被人杀死在麦田里，阴道里还有精液。警察进行了排查，徐东辰由于其A型血和沙某身体里残留物的血型对得上而成为犯罪嫌疑人。而就是这个“显然不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的鉴定结论，差一点将徐东辰送上不归路”，他因此先后四次被判死刑。除此之外，还有武汉“吴鹤声‘杀人’案”、甘肃“杨黎明、杨文礼、张文静‘杀人’案”、黑龙江“杨云忠‘杀人’案”、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杀人’案”、辽宁“张庆伟‘强奸杀人’案”等都存在血型锚定问题。至于测谎信息，学界对测谎结论的认定一直争执不休。

　　测谎结果与测谎人的经验、被测者的心理等高度相关，故而其具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此乃公认的事实。但在实践中，许多刑侦人员还是低估了测谎结论的不确定性，从而出现了很明显的被测谎结论锚定的现象。比如在安徽亳州“王什彩‘杀人’案”中，王什彩就主要是因测谎不过关被锁定。除此之外，在四川内江“戴传玉‘杀人’案”中，测谎结论也是导致错案的一个重要原因，警方对戴传玉测谎时，显示他说谎的可能性为62%。在云南“杜培武‘杀人’案”中，测谎结论同样导致警方误入歧途。此类案件共有12起，约占比20%。

　　3.案件情节锚定

　　这类案件其实可再进行细分，比如从案件情节中推断出犯罪人具有某种特定技能，从而反向推理锁定犯罪嫌疑人，例如湖南麻阳“滕兴善‘杀人’案”。当地发生了一起杀人碎尸案，失踪的石小荣被认为是被害人。由于该案凶手肢解尸体的手法比较专业，故而警方将目标集中在医生和屠夫两类人身上，于是当屠夫的滕兴善进入了警方的视线。1989年1月28日上午，滕兴善在麻阳被执行枪决。但后来“死者”石小荣从山东回到贵州老家。在该案中，警方之所以锁定滕兴善，是从案件中的碎尸手法推断出来的，但这个推断其实是高度不确定的。类似的案件还有江西“叶烈炎‘爆炸’案”，当地发生爆炸案，叶烈炎因为“懂得使用爆炸物的技能”而成为犯罪嫌疑人。

　　还有不少案子因为案发现场门窗没有毁损，而被警方认定为熟人作案，并据此来锁定某个熟人为犯罪嫌疑人，安徽“于英生‘杀妻’案”、河南信阳潢川县“张从明‘抢劫杀人’案”均属于此种类型。除此之外，被案件情节锁定的还有：河南驻马店新蔡县“张保银‘强奸’案”，张保银因身上、手上正好有伤而被怀疑为犯罪嫌疑人；河南“胥敬祥‘抢劫’案”，胥敬祥因身穿与被害人同款的毛衣而被怀疑；安徽亳州“赵新建‘杀人’案”，赵新建因凶案现场有其衣物、拖鞋等而被锁定；福建“叶求生‘杀人’案”，叶求生因死者衣袋里的纸条有其呼机号码而被锁定。

　　在笔者研究的61起刑事错案中，这类案件共有8起，约占比13%。

　　4.嫌疑人由于行为反常而被锚定

　　某些犯罪嫌疑人之所以被锁定，是因为他们在案发前后的一些反常行为引起警方注意。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就是这些反常行为提供的信息锚定了警方视线，最终引发警方误判。比如在河南周口“张绍友‘强奸杀人’案”中，医生张琳被奸杀，两个人有重大嫌疑，其中一名混混因为没有作案时间而被排除，另一人是多年后才被发现是真凶的胡小刚。胡小刚在事发当晚来找张琳看过病，但有人证明胡小刚很快就离开了。就在警方的侦查陷入僵局时，一位民警发现张琳的叔叔张绍友站在窗外偷听警方办案。张绍友因为这种反常行为而被警方锁定，并蒙受了8年的牢狱之灾。

　　除此之外，河南“王玉虎‘强奸杀人’案”亦属于此类案件。警方在该案发生后排查可疑对象时，王玉虎的母亲请人写了他当天外出走亲戚的假证明，而这一反常行为引起了警方的怀疑。还有贵州“张光祥‘杀人’案”，织金县居民许晋在其私人诊所中被人杀害，案件的侦破历经4年却没有进展，后来警方发现，死者家属为许晋举办葬礼时，张光祥未到现场吃酒，据此认定张光祥有作案嫌疑，而实际上，张光祥之所以没有出席葬礼，只是因为他无钱交纳礼金而已。

　　至此，我们分析了61起刑事错案中的认知偏差情况，主要有代表性偏差、易得性偏差、锚定性偏差。

三、导致刑讯逼供的认知心理

　　在法律事实的认定过程中，除了第三步“想象故事”之外，最关键的便是第五步“证实（伪）故事”了。在刑事错案中，普遍采用了刑讯逼供作为证实（伪）的手段。就笔者分析的这61起刑事错案而言，刑讯逼供几乎无所不在，许多错案中的刑讯手段令人触目惊心。比如在黑龙江“宋德文‘杀人’案”中，根据宋德文自述，警方曾对他“进行了三天三夜惨无人道的突审”。在河南商丘“杨波涛‘杀人’案”中，杨波涛自述他“十几个昼夜不能睡觉，被拳打脚踢、强灌屎尿、揉捏睾丸，胡须、腋毛和阴毛全被拔光”。

　　值得庆幸的是，对于刑讯逼供问题，学界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不少学者都众口一词地指出，刑讯逼供是导致错案的首要原因或决定性原因，例如认为“刑讯逼供是造成冤假错案的决定性因素”。然而，光是指出刑讯逼供的存在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仔细地追问，为什么在存在无罪推定、疑罪从无、错案追究制等防火墙的制度前提下，仍然发生这些刑讯逼供现象？对此，光是指出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等原则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也是不够的，我们要追问的恰恰是它们为什么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正如有学者所说的：“将‘有罪推定’观念当成错案成因的观点就只看到了事物的表象，其实该观念的背后是……‘心理偏差’的影响。”

（一）过度自信理论的解释

　　刑讯逼供可被看作是警方对自己所建构的心理学故事的一种证实手段。采用如此激烈的刑讯手段，说明警方对自己建构的故事很有信心。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我们不禁怀疑警方为何会对自己建构的心理学故事抱有如此不切实际的信心？在此，卡尼曼等人发展出来的过度自信理论（overconfidence theory），或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一些刑侦机关会如此缺乏反思精神。卡尼曼认为，人的认知系统由系统一和系统二构成，其中，系统一是直觉系统，自动化运行，喜欢捷径式思考，而系统二则是理性系统，比较懒惰，不喜欢被激活；系统一喜欢匆忙下结论，往往基于手头可见的一些单薄零散的证据，而编造出合理的故事，而系统二也对此监控不充分。人类往往盲目相信系统一编造的故事，并且“故事越合理，自信心越高”。在此过程中，“证据的数量和品质其实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很少的证据也能编出很好的故事，’。所谓过度自信，就是认为自己知识的准确性比事实中的程度更高的一种信念，即对自己掌握的信息赋予的权重大于其在事实上的权重。

　　在笔者所分析的61起刑事错案中，侦查机关大多是根据一些只鳞片爪的线索，而构造出一个看似合理的心理学故事，但却对这些故事抱有充分的信心。这种过度自信现象，解释了为什么侦查机关几乎完全无视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等原则，因为正是系统一的直觉认识使他们过度自信自己已然发现了案件的真相。在过度自信的心理效应下，办案人员相信自己所掌握的乃是确凿的事实真相，因此，并不存在什么“无罪”或“疑罪”的情况。既然案件真相已然在握，接下来自然就是怎么证实它了，刑讯逼供的随之登场也就“顺理成章”了。另一方面，在一些办案人员看来，既然他们有意无意构造的心理学故事是真实的，那么，刑讯逼供只是一种求证的手段。一旦犯罪嫌疑人不肯招供，他们很少会去反思自己所建构的心理学故事本身的真实性，而总是倾向于认为，犯罪分子肯定不会轻易地证实他们的猜测，因为那样他们将会遭受刑罚之苦。故而，一方面，犯罪嫌疑人不会轻易招供，另一方面，办案人员所建构的心理学故事被自己认为就是事实真相。那么，在这两个前提假设之下，很容易出现刑讯逼供的升级现象。

　　笔者认为，关于过度自信心理现象的理论，可以解释如下几方面的问题。首先，为什么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等原则会不起作用？这是因为过度自信的心理效应已使警方办案人员确信案件事实已然在握。其次，为什么选择刑讯逼供？这是因为警方办案人员相信自己所建构的想象性故事是真实的，所以不害怕选择刑讯逼供来证实该故事。再次，为什么刑讯逼供会不断升级？这是因为在一些警方办案人员看来，嫌疑人不招供，并不代表故事真实性有问题，嫌疑人只是害怕随之而来的制裁，故而为了得到真相，就必须升级刑讯。

（二）展望理论的解释

　　对于刑讯逼供的原因，学界有一种较为一致的看法，那就是命案必破的政治压力被认为是导致刑讯逼供的首要推手，“非科学的侦破政绩观是导致刑侦人员刑讯逼供的关键”。

　　上述看法完全正确，但是这种论断并不像许多学者所想象的那样不言自明，因为还有许多因素在制约着刑讯逼供的使用，比如说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等原则以及错案责任追究制等制度因素。故而，对于破案业绩的追求导致刑讯逼供这一命题，还需进行细致的分析和证明。

　　在此，笔者认为最能洞察其中关窍的分析工具，就是卡尼曼和特维斯基于1979年基于认知心理学提出的展望理论（prospect theory）。展望理论的核心的是下述两条定律：（1）人们对损失和获得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从心理层面来说，损失的痛苦要远远大于获得的快乐。比如说你被邀请去参加一个拋硬币的赌局，该赌局的规则是，假如你拋硬币的结果是反面朝上，那么你将输100元；假如是硬币正面朝上，那么你将赢150元。这个赌局吸引你吗？你会接受吗？在这个赌局中，赢钱的机会要大于输钱的机会，但是大部分人仍然不喜欢，其原因就在于，人们害怕失去更甚于喜欢获得，“对大部分人来说，失去100元的恐惧大于赢150元的希望”，失比得给人的感觉强力得多。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最基本的一项行为规则就是“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卡尼曼认为，人们对得失的不对称感觉是演化的结果，因为从生物进化史来看，优先处理威胁的物种，会比较有机会看到第二天的太阳，比较有机会繁衍，把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2）由于人们对价值的主观敏感度是递减的，所以人们在面临获得时，往往小心翼翼，不愿冒风险；而在面对损失时，由于痛恨确定的损失，因此都愿意冒险赌一把，比如下述两个问题。问题一：确定拿到900元，或有90%的机会赢得1000元，你会选哪一个？问题二：确定失去900元，或有90%的机会失去1000元，你会选哪一个？对于问题一，绝大多数人会选确定拿到900元，因为得到900元的主观价值，比有90%的机会赢得1000元要高。对于问题二，绝大多数人会选择赌一把，因为确定失去900元的负价值，要大于有90%的机会失去1000元的负价值。

　　就刑事案件的侦破而言，一般来说，破案会带来一定的嘉奖，甚至是升迁的机会，尤其是在侦破重大案件的情况下，嘉奖或升迁的概率就更大了。所以，破案可以带来一定概率的收益（我们设定这个概率是X）。而破不了案，在正常情况下或在理想情况下，也许会面临一些道德压力或舆论压力，但是并不会招致确定的惩罚，尤其是那种由于缺乏线索而破不了案的情况，更不会带来现实的损失。同样，在正常的制度语境下，如果采取刑讯逼供的方式获得口供来破案的话，办案人员应该知道，这会有很大的几率被追究责任。所以，采取刑讯逼供的方式获得口供来破案，会带来较大概率的损失（为了与收益的概率保持一致，我们同样将这个概率设定为X）。故而，在正常的制度语境中，侦查机关面临的是这样的抉择：

　　采用合法手段破案，你将有X的概率在未来获得升迁；采用合法手段破不了案，你会面临道德压力，但是不会有现实的损失；采用非法手段（刑讯逼供）破案，你有X的概率被解除公职，并被追究法律责任。你选哪一个？

　　在这个问题中，合法破案带来的收益与非法破案带来的损失差不多是对等的，根据展望理论的上述定律（1），绝大多数人宁愿破不了案，宁愿放弃升迁的机会，也不会选择进行刑讯逼供。

　　然而，这是正常的制度语境。在我国目前的制度语境中，一个变量改变了一切，那就是命案必破的破案绩效要求。对案件侦办人员来说，在政治压力型体制下，这一侦破绩效要求就意味着，如果他们完不成这样的绩效，就将遭到确定的惩罚，比如扣发奖金或津贴，甚至会被考核为不合格，更不要说失去宝贵的升迁机会了。也就是说，他们将面临的不仅仅只是一种道德压力，而是确定无疑的现实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侦查机关面临的是这样的选择：

　　采用合法手段破案，你将有X的概率在未来获得升迁；采用合法手段破不了案，你会被扣发奖金、津贴，甚至考核不合格，失去升迁的机会；采用非法手段（刑讯逼供）破案，你有X的概率被解除公职，并被追究法律责任。你选哪一个？

　　根据展望理论的定律（2），确定的损失会比不确定的损失可怕得多。在此情况下，刑侦机关会选择冒险进行刑讯逼供。

　　是故，展望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存在命案必破的破案绩效要求的情况下，那些冤假错案中会存在如此普遍的刑讯逼供现象。这也是为何许多学者正确地将命案必破的破案绩效要求看作是刑事错案重要成因的原因所在。同时，展望理论也附带说明了为什么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等原则会被视若无睹，因为违反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等原则所导致的损失只有一个较小的概率会发生，它在确定的损失面前根本就不重要，在某种意义上说，办案人员忽视它们是“理性的”。

　　展望理论不仅可以较好地解释为什么在命案必破的背景下不少侦查机关会采用刑讯逼供的手法，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展望理论还可以较好地解释刑讯逼供的另一项特质，亦即一旦侦查机关采纳了刑讯逼供，那就一定是只能“证实”犯罪故事，而很难掉头证伪它了。这是因为，一旦侦查机关对嫌疑人进行了刑讯逼供，如果最终犯罪故事又被证伪的话，那就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很可能遭到被刑讯人的控诉举报，带来比较确定的损失；而如果刑讯逼供，但是证实了犯罪故事的话，虽然刑讯逼供仍然是违法行为，但是此时被刑讯人的控诉举报往往被视为是一种意图脱罪的行为，刑讯事实往往得不到相关机关和人员的足够重视，也就是说，刑讯逼供不仅得不到证实，办案人员反而有可能因为破案而立功，获得一定的收益。所以，基于损失大于收益的定律，办案人员一定会全力证实犯罪故事，而不是证伪犯罪故事。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些案件中，办案人员其实自己都已经意识到搞错对象了，但还是咬紧牙关、硬着头皮“证实”了“犯罪故事”。

（三）沉没成本效应的解释

　　如同展望理论所展示的那样，正是因为损失对人们心理造成的影响比收益造成的更大，所以人们会千方百计地规避损失。对损失的反感，还导致了所谓的沉没成本效应（sunk cost effects）。沉没成本效应指的是，由于前期的成本投入，给决策者带来了巨大的心理负担，他为了使成本能够物有所值，而作出非理性决策的现象。

　　沉没成本效应在刑事错案中有非常明显的反映。只不过，这里的成本，不仅要被理解为包括金钱成本或办案费用，以及办案人员、机构的时间、精力成本，更要被认为包括因为锁定某个犯罪嫌疑人而放弃了侦查其他可能的犯罪嫌疑人而导致的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s）。所谓机会成本，是指选择做一件事就意味着放弃做在时间上有冲突的其他事的机会，比如比尔·盖茨选择创立微软，就意味着他放弃了从哈佛大学毕业的机会，反之亦然。很显然，当侦查机关根据心理学故事锁定一个犯罪嫌疑人进行侦查时，办案成本就已经在支出了，随着侦查的深入，各项成本也随之攀升。在已经支付了高额成本的情况下，办案机关选择进行刑讯逼供，这种做法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根据沉没成本效应，办案机关如果不选择刑讯逼供打开侦查缺口，就意味着前期的所有投入都白费了，而对于办案人员来说，这从感情上是难以接受的。沉没成本效应会驱使办案机关证实前期所发现的故事，在缺乏其他办法的情况下，他们合理的选择就是采取刑讯逼供。而一旦进行了初步刑讯，如果回头就意味着更大的成本付出（想想可能遭遇的投诉和随之而来的处罚）。此时，不断升级刑讯几乎成为唯一的选择，正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

　　陈永生的研究证实了这一效应。他指出，“对公安司法机关办案经费投入不足是导致误判（这里说‘错案’更准确一点——引者注）的经济根源”，并据此解释了为什么很多错案简单地从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的某种关系出发进行侦查（此做法入手简单，成本低），为什么我国的错案多发生在司法经费较为紧张的东北与中部地区，而错案的被告人大多位于社会结构的中下层（因此不能为办案机关提供经费支持）。根据沉没成本效应，越是司法经费不足的地方，成本越显得高昂，就越是要通过刑讯逼供来证实办案机关最初的怀疑。不过，陈永生所做分析的一个缺陷是，他对成本的考量过于简单了，只注意到了经济成本，而没有注意到其他成本，尤其是机会成本。实际上，不管是在办案经费紧张的地方，还是在办案经费充裕的地方，机会成本都一样存在，并且代价一样巨大。

　　值得注意的是，沉没成本效应在心理学上与后悔（regret）也联系在了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沉没成本效应更多的是受到规避后悔的驱使，而不是规避损失。如果侦查机关付出了努力，却没有成果，甚至更糟的是，带来了负面效应，那就会跌入后悔的深渊。面对这种可能的情形，侦查机关为了免遭后悔的折磨，选择积极地去证实心理学故事，这种做法是不难“理解”的。

四、关于修正刑事案件中认知偏差的意见与建议

　　本文结合一般性的法律事实认定图景，着重分析了法律事实认定过程中的第三步“想象故事”中所普遍存在的认知偏差现象，主要有代表性偏差、易得性偏差和锚定性偏差。本文的研究表明，这些认知偏差普遍存在于刑事错案的侦破过程之中，实际上，这些认知偏差正是导致刑事错案的诱因；由于这些偏差主要是认知机制中系统一自动运作的结果，所以身在局中的人们往往对“想象性故事”的可错性认识不足。

　　然后，本文着重分析了法律事实认定过程中的步骤五：“证实（伪）故事”。对于我国一些办案人员在法律事实发现过程中采用刑讯逼供的现象，笔者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给出了解释，主要是“过度自信理论”“展望理论”和“沉没成本效应”的解释。立足于以上的认知心理学分析，本文对刑事错案中的心理偏差提出如下对策和建议。

　　首先，就一般性的建议而言，笔者认为透明化办案程序，加强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对于预防刑事错案是非常有益的。在许多情况下，本文所分析的认知偏差难以避免，但是透明化办案程序一定会降低认知偏差的发生概率。这是因为，透明化办案程序实际上就是通过向社会大众或特定对象公开办案过程，从而获得社会大众或特定对象监督的过程，多一份参与、多一份监督，偏差也就多了一个被发现的机会。加强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除了出于保障当事人权利的理由外，也同样可以提供一个检查、纠偏的机会。目前，公安部已经提出，要对重大案件全面实行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录音录像，并逐步扩大询问录音录像的案件范围，最终实现对所有刑事案件的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笔者建议，不仅要对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录音录像，还要对询问证人、对犯罪现场的勘验、目击证人的辨认、犯罪嫌疑人的犯罪现场指认等在内的办案过程进行录音录像。这些录音录像，要对当事人及其代理或辩护律师公开，若是重大案件，还可以考虑向社会公众公开。

　　其次，可以对办案人员进行防错案的认知心理学知识培训，使其了解相关心理偏差的形成原因、表现形式以及克服方法。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诸如代表性偏差、易得性偏差和锚定性偏差等认知偏差不可能被彻底消除，因为它们根植于我们的思考方式之中。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们又并非无药可解，也许最好的药方就是要在思维中认识到这些系统性偏差的存在。一旦我们认识到系统一编织的“想象性故事”的高度可错性，我们就会对它们保持警惕。也只有我们脑海中有这根弦，我们才会在必要的时候调动我们那懒惰的系统二，去监控系统一的自动化运作结果，而不是冒冒失失地盲目相信系统一编织的“想象性故事”的可信性，并不惮以刑讯逼供的方式来“证实”犯罪故事。同样，对过度自信的心理效应，也是如此。只有充分认识到认知过程中所存在的“过度自信”的心理误区，才能在办案过程中始终绷紧一根弦，提醒自己小心谨慎，排除合理的怀疑。

　　再次，针对代表性偏差、易得性偏差和锚定性偏差等认知偏差和过度自信的心理效应，还可以改革当前的办案机制，建立一套合理的分工、复查和监督机制。具体来说，可以采取下列措施：（1）通过分工合作来减少甚至避免认知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机会。比如说可以让不同侦查人员分别负责询问犯罪嫌疑人、讯问证人、分析物证和书证等工作，然后再交由上司来决定或大家一起协商决定案件下一步工作的开展。（2）可以建立资深警察专职监督大案要案机制，即由资深警察专职对办案警察的侦查行为进行检查和监督。资深警察一方面有丰富的办案经验，可以及时发现一些认知错误，另一方面，资深警察专职监督，可以保持超然地位，有利于发现误差。（3）可以聘请有关的认知心理学权威人士参与重要案件的侦办，请他们提供专业意见。这一方面有利于发现案件线索，另一方面也可以更有针对性地防止发生认知错误。

　　最后，基于卡尼曼等人提出的展望理论的分析，笔者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语境下，刑侦人员不会大规模选择刑讯逼供，而在我国目前存在命案必破的侦破绩效要求的制度语境下，一些案件侦办人员可能就会选择进行刑讯逼供。本文的分析认为，由于较低的被发现率，类似于“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这样的制度，可能无法遏制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为了有效地减少刑讯逼供现象，在此笔者建议，最好能够做到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对于一些本来就缺少线索的案件，我们不妨取消命案必破的侦破绩效要求，在考核侦办人员的业绩时，也不宜将其当作负面业绩。当然，最根本的是要加强案件侦办过程的透明性和可监督性，以提升刑讯逼供的被发现概率和被追诉概率。

结语

　　正如既有的分析所揭示的那样，导致刑事错案的原因是多元的，既有直接原因，也有间接原因；既有外在的原因，也有内在的原因；既有表面原因，也有深层原因；既有制度方面的原因，也有心理方面的原因。本文无意否定这些原因的复合作用。事实上，本文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还多多少少对这些原因的复合作用作了一定说明，比如对无罪推定因何不起作用、侦破绩效要求为何会更容易导致刑讯逼供等作出了说明。这也是心理学分析的优势所在，因为毕竟其他因素的作用力可能最后都会在办案人员的心理层面反映出来。

　　本文的分析与其他类似的心理学分析也不矛盾，而是相互补充的。比如黄士元在《刑事错案形成的心理原因》一文中指出，刑事错案的心理学成因之一，是要归结为“隧道视野”（tmmel vision）、“证实偏差”（confirmation bias）、“信念坚持”（belief perseverance，belief persistence）和“重申效应”（reiteration effect）等心理偏差。这一分析与本文正好相互印证，因为从“后见之明”的角度来看，办案人员之所以视野狭窄（所谓“隧道视野”）并且一意孤行（所谓“证实偏差”“信念坚持”“重申效应”），正是由于本文所分析的三种认知偏差是自动发生的，人脑一般不会有意识地去检查、监控，先入为主，视角就难免受限，再加上“过度自信”的心理效应，自然就会一意孤行了。黄士元分析的其他心理效应，尤其是“正当理由腐败”（noble cause corruption）、“情感附着”（emotional attachment）、“动机偏差”（motivational bias）和“目标追逐”（goal pursuit）等对刑事错案的影响，着重提出了办案人员的动机问题，亦即在高尚动机的鼓舞下容易采取不正当手段，则为本文分析所不及，但是本文亦从另外角度观察了刑事错案中的刑讯问题，可以相互补充。

　　卡尼曼把人的认知系统分为直觉系统（系统一）和理性思考系统（系统二），这也是本文分析的一个出发点。但是由于人脑的复杂性，对这两大系统我们其实所知有限。目前我们只知道系统一是自动化运作，不受监控，容易在大脑中形成“沉默的命令”，从而支配人的行动；而系统二要运作，必须耗费大量的能量，所以一般情况下都选择休息（想想为什么叫小孩子思考很深的问题，他会变得很不耐烦，因为系统二的运作消耗太大，所以给人很累的感觉；或者想想我们饥饿疲惫的时候是不是更容易发怒，那是因为控制怒气需要能量去调动系统二，而饥饿疲惫时能量又不够），但是对于如何更有效地激活、调动系统二，我们目前还缺乏更深的了解，这是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