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立功“从宽绝对化”误区的学理辨正

 刑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由于该条并未对重大立功与“从轻处罚”之间的逻辑关系予以确切界定，从而在司法实践中引发如下困惑：对于重大立功情节，当综合全案事实认为不宜减轻或免除处罚时，审判人员应适用“应当”还是“可以”从轻处罚的裁量标准？对此，有观点认为，基于当然解释方法以及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原则，重大立功所对应的理应是“应当从轻”的处理。此观点可概括为重大立功“从宽绝对化”的主张。若将此主张置于死刑案件的语境中探讨，则将得出重大立功排除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结论。显然，这一主张在法理层面存在诸多误区，与社会公众对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合理性期待相脱节，有必要澄清相关误区以匡正“从宽绝对化”的认知偏差。
一、重大立功“从宽绝对化”与裁量逻辑相冲突

　　按照刑法第六十八条的文本逻辑，重大立功属于“可以型”而非“应当型”从宽情节。“可以”条款作为授权性规定，赋予裁判人员在具体个案中自主裁量是否从宽及从宽幅度的权力。因此，即使重大立功已经依法认定，也仅具备刑罚减免的可能性，而非必然导致从宽处罚的确定性结果。进一步讲，重大立功对量刑的影响涵盖从轻、减轻和免除处罚三个层次。尽管条文仅明确提及“减轻处罚”和“免除处罚”，但从轻处罚的刑罚退出力度明显更小，根据当然解释的基本原理，既然重大立功存在减轻、免除处罚两类更大从宽幅度的可能，那么从轻处罚自然也应纳入审判人员的裁量选项。否则，当纵观全案事实不宜对被告人减轻或免除处罚时，只能依照基准刑处理，这将导致重大立功与普通立功之间的逻辑断裂，破坏重大立功刑罚裁量的内在衔接性与连续性，同时也不利于保障被告人的刑事司法权益。

　　需要注意的是，重大立功从轻处罚的功能呈现具有或然性。鉴于“应当从轻处罚”属于强制性要求，而“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属于授权性规范，二者之间无法进行轻重量化的直接对比。因此，重大立功“从宽绝对化”的主张将“可以从轻处罚”解释为“应当从轻处罚”，并不符合当然解释的基本原理。此外，从刑法关于量刑情节的文本逻辑来看，应当型情节和可以型情节在性质上互相排斥。同一量刑情节要么属于应当型情节，要么属于可以型情节，不能同时兼具。由此可知，重大立功“从宽绝对化”的论断，与刑法条文既定的规范要求和内在逻辑存在明显冲突。

二、重大立功“从宽绝对化”与立法意旨相背离

　　刑法设立立功情节的初衷是在兼顾刑法公正价值的前提下，通过从宽的量刑减让机制，激励被告人在犯罪后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捕他人犯罪或揭发其他犯罪。重大立功作为刑法激励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赋予了从宽处罚的可能性，这也对应了“可以”从宽的立法规定。因此，审判人员一般不得基于个人好恶而随意决定不予从宽。从实质根据上看，重大立功彰显了被告人对司法协助的贡献，有益于提升打击犯罪的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因而原则上对具有重大立功表现的被告人予以从宽处罚，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

　　然而，立功情节本身并不能征表被告人的悔罪心态，亦无法确证其人身危险性的趋弱状态。相较于自首、坦白等情节，立功更多体现了功利性色彩和政策考量。若一味放任功利主义在实践中的肆意蔓延，立功制度可能沦为单纯追求效率的工具，不仅背离其承载的公平与正义内核，还可能引导被告人不择手段地实施，违背从宽处罚的本意。因此，重大立功功利价值的发挥，须以刑法公正原则作为约束，以实现公正和效率两种价值诉求的内在平衡。正因为如此，立法通过“可以”条款赋予审判人员裁量权，避免其无视刑法的刑罚报应与预防功能而机械从宽。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亦明确指出：“虽然具有自首或者立功情节，但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果特别严重、被告人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或者在犯罪前即为规避法律、逃避处罚而准备自首、立功的，可以不从宽处罚。”因而，“从宽绝对化”的主张具有实质性缺陷，其忽视了对重大立功功利性的必要约束，与立功制度的立法初衷背道而驰。

三、重大立功“从宽绝对化”与刑罚个别化价值相抵牾

　　按照量刑个别化原理，量刑是根据全案事实和情节进行综合评价的结果，因而单一的重大立功情节无法独立决定刑罚的最终走向。重大立功“从宽绝对化”的观点违背了刑罚裁量的基本原理，这也是其难以被认同的重要原因。实际上，重大立功是否从宽，需要综合考虑重大立功的实质价值、反映罪行轻重的案件事实以及体现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情节。

　　首先，关于重大立功的实质价值，须结合立功表现所起作用的大小、所破获案件的罪行轻重、所抓获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的法定刑以及立功的时机等具体情节加以认定。值得注意的是，立功制度的适用应当保证所有被告人在获取犯罪线索和立功机会上的公平性，避免因某些被告人具备特殊条件而获得更多的立功机会，从而导致司法不公。比如，职务犯罪中的被告人相较于其他类型的被告人更容易掌握职务犯罪线索，故有必要从严把握该类案件中重大立功相关线索、材料来源的正当性，包括结合被告人与所揭发检举的对象间的关系，考察被告人获取及提供线索行为的难度，并与其他类型案件进行横向对比等，以确保刑罚公正在量刑环节的充分落实。例如，赖小民受贿、贪污、重婚案中，其虽提供两名下属人员的违法犯罪线索，但考虑到其对下属员工负有监督管理职责，法院最终认定具有重大立功情节，但是仍然不能据此而从宽处罚。

　　其次，重大立功“从宽”与否与性质严重程度、犯罪情节、危害程度、社会影响等呈反比例关系。对于轻微罪案件，被告人重大立功获得的从宽处罚幅度应当更大。反之，若犯罪存在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极为恶劣、造成的损失极其重大等情况，若要改变刑罚的分量，立功情节的影响力应更充足，以能够充分抵消犯罪行为对相关法益造成的破坏。此外，当犯罪行为所引发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已超出了相关法定刑幅度上限所对应的社会危害程度标准时，应结合客观数量、危害情节、危害后果和主观恶性等方面综合考量，审慎评价能否从宽处罚，以确保刑罚裁量能够与不法行为的严重程度相一致。

　　最后，重大立功的从宽与否应与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相匹配。刑罚裁量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这意味着在判断重大立功是否应给予从宽处罚时，必须充分考量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即被告人的前科、品行、一贯表现等。在个案中，累犯、再犯、多次犯等具有从重功能的量刑情节与重大立功情节往往同时存在，形成了量刑情节的“逆向竞合”现象。根据量刑规范化中的“同向相加、逆向相减”的方法调节基准刑，须重点考察从严情节的性质和程度，结合被告人的悔罪表现、改造可能性等因素，综合判断其人身危险性，评估其对刑罚轻重的影响。倘若责任刑和预防刑均有从严处罚的必要，重大立功作为功利性的考量就不能占据突出位置，在此情形下，重大立功的情节存在并不必然带来刑罚退出的裁量效果。

来源：人民法院报

陈伟、廖月，西南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