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认定与法律适用分析——以酒类犯罪为案例

在当今时代，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知识产权作为创新成果的重要载体，其司法保护的力度与成效，直接关系到国家创新的培育与发展。近年来，国家突出加强高新技术、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而知识产权类犯罪案件，尤其是侵犯注册商标的犯罪，呈现出持续且快速增长的趋势，成为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1月至11月，起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8300余件1.8万人，办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3973件[1]。从具体案件类型来看，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类犯罪通常涉及销售假茅台酒等假冒“大牌”商品行为。

为了进一步了解当前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情况，笔者在“威科先行”检索平台进行了查询。截至2025年2月23日，输入“茅台”“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进行查询，结果显示与茅台酒相关的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案件数量高达2172件；同样，输入“五粮液”“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进行查询，结果显示与五粮液酒相关的案件数量为1564件。这些数据再次印证了侵犯注册商标犯罪在酒类市场的严重性。

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量刑现状

在犯罪案件频发的背景下，《刑法修正案（十一）》对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进行了重要修订，将该罪行的定罪金额标准从“销售金额”更改为“违法所得数额”。认定标准由单纯的金额增加了“其他严重情节”和“其他特别严重情节”。[2]虽然《刑法修正案（十一）》已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由“销售金额数额较大”修改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但在实践中，仍有大量法院在判决未适用“违法所得数额较大”进行定罪量刑，而仍用修改后增加的兜底性条款“其他严重情节”进行定罪量刑，用该法条原定罪标准“销售金额”认定严重情节并作为入罪或者量刑的依据。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体现在法律修改后缺乏配套司法解释的规范指引。虽然《刑法修正案（十一）》已经于2021年3月1日起正式实行，但是“违法所得数额”一直缺乏配套的司法解释，如，何为违法所得数额，此违法所得数额为净利润还是为总金额，如若为净利润则应该扣除成本，那么何为成本，成本的范围如何界定，如白酒运送途中所支出的运费，保险费，人工费，房屋租赁费是否应该计算在内。

而现行有效的本罪相关主要司法解释是在2004年12月22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4]关于销售金额的司法解释。有的观点认为“违法所得”即此前规定的“销售金额”，也有观点认为“违法所得”是在销售金额的基础上扣除房租、水电、物业及其他必要成本后的金额。

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23年1月18日起就《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5]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该征求意见稿明确了“违法所得”的认定，也对“违法所得数额较大”“其他严重情节”作了全新的规定。但是遗憾的是自2023年3月5日意见反馈截止至今，该新的司法解释仍未正式出台，这就造成办理关于“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案件需要依照“违法所得”数额来定罪量刑，而现有法律和司法解释都未解释何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标准是什么的尴尬局面。这就出现了标准不统一，法律适用容易混淆的情况。

三、违法所得的认定

关于违法所得的认定，当前司法界存在两种主流观点。首先，一种观点主张应遵循《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将违法所得数额视为犯罪分子通过犯罪直接或间接产生、获得的全部财产，无需扣除生产、销售成本，直接等同于销售金额或销售收入。

然而，笔者更倾向于另一种观点，即违法所得数额应界定为获利数额。这一观点主张，违法所得数额应为违法生产、销售所获得的全部收入（即非法经营数额）扣除直接用于经营活动的成本后的剩余金额。在司法实践中，这一界定方式更为合理，因为它能够避免仅以销售金额作为量刑依据可能导致的量刑不公问题。

以销售假冒知名商标白酒的犯罪为例，商品在流通中可能经过多级加价。由于交易双方均知晓商品为假冒，货源经销商可能以较小的销售金额实现大量销售，而下级代理商则可能将假冒商品冒充正品，从而出现销售数量较少但销售金额较大的情况。若仅依据销售金额量刑，可能导致轻罪重罚或重罪轻罚，且难以有效打击犯罪源头，这与立法初衷相悖。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作为一种经营类犯罪，其实施过程中必然涉及经营成本，关于是否应当从违法所得数额中扣除，如何扣除。笔者认为应明确“违法所得数额”是指行为人因侵权行为所获得的全部收入，在扣除直接用于经营活动的必要支出（主要指进货成本）后剩余的数额。不应将为了提升销量而产生的宣传、配送等相关费用以及房屋租金、员工薪酬等开支视为必要支出并从中扣除，这些费用应视为犯罪活动的必要成本或违法所得的再分配与利用。

四、“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

在笔者看来，“其他严重情节”这一术语应该被视为一个可以包含多种情况的广泛概念，用来评估行为人的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并且作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这一依据数额作为定罪标准的补充。具体来说，“其他严重情节”应当包括但不限制于销售金额显著较高、侵权商品销售持续时间长且商品数量众多，以及由此导致的权利人严重损失等。

在刑法体系的调整过程中，虽然罪量要素已经从“销售金额数额较大”转变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存在其他严重情节”，但是，从司法案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还未正式发布的司法解释可以窥探出，销售金额在评估犯罪情节时仍保持着重要的参考意义。刑法的修改并非要彻底抛弃销售金额这一认定标准，而是在此基础上增添其他定罪量刑考量，从而更加全面和综合地考量犯罪的多样表现形式。同时在假冒注册商标罪以及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中，以及侵犯著作权罪的相关规定，均将销售数额较大的情形视为“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一部分。虽然其他罪名关于严重情节的定义不能完全适配本罪，但立法者致力于确保法律的统一性和公正性，同时维护刑法体系的内在一致性和连贯性。因此，他们不会对刑法中的同一术语赋予具有分裂意义的司法解释。所以这些参考可以帮助我们把握立法者在设立“其他严重情节”这一情节的本意。

五、新法与旧法冲突时的法律适用

一些案件发生于《刑法修正案（十一）》修订之前，但审判却是在该修正案生效之后进行的。对于这些跨越旧法与新法的案件，是否应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进行审理，有的法院适用旧法来进行审理

但是也有的法院直接适用新修订的法律进行定罪量刑。

笔者认为，在刑法修正案生效后，法院直接援引新修订的法律来对发生在修正案修订之前的案件进行定罪和量刑的做法，存在异议，值得进一步探讨。

首先，在法律适用的逻辑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8]已明确界定如何运用从旧兼从轻原则，从逻辑顺序上讲，应首先分析王某1的行为，以确定其是否符合《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前的法律标准，判断王某1是否构成犯罪。若王某1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则应直接适用《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前的法律。若其行为构成犯罪，则应根据当时的法律追究王某1的刑事责任。只有当修订后的法律认定王某1不构成犯罪或应受到较轻的刑罚时，才能适用该修订后的法律。然而，在本案中，二审法院并未遵循这一逻辑推理。

其次，二审法院在处理案件时，采取了先依据修订后的法律进行量刑，随后再反向论证这一量刑结果既符合刑法修正前的量刑幅度，也未超出修正后的量刑范围的做法，这一逻辑推断并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二审法院所提及的最终确定的刑罚，即宣告刑（法院针对具体犯罪事实作出的判决结果）与法定刑（刑法中针对特定犯罪所规定的刑罚种类和幅度）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差异。

根据刑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所谓的“处刑较轻”，指的是按照法定刑的规定，新法相较于旧法所规定的刑罚更轻。然而，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法院却错误地采用了宣告刑的标准来进行判断，并声称其量刑结果落在了刑法修正前的法定刑范围之内，从而得出运用新法与旧法对被告人量刑无异的结论。

然而，鉴于每个案件所包含的犯罪细节、非法获利金额、销售数量等关键因素各不相同，以及这些因素在决定处断刑（即在刑罚加重或减轻时对法定刑的调整）中的作用差异，即便在表面上看似相似的案件中，宣告刑也会因受到法定刑和处断刑的双重影响而出现显著差异。因此，二审法院若采用将宣告刑结果直接追溯至法定刑范围进行推断的方法，很可能会导致对实质上相似的案件作出截然不同的判决，这不仅削弱了司法判决的一致性，也可能损害了司法公正。

六、结尾

综上，笔者认为应进一步明确违法所得的界定标准。建议采纳将违法所得数额视为获利数额的观点，以确保量刑公正。同时，应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具体标准，以减少司法实践中的争议和不确定性。

此外，在评估“其他严重情节”时，应综合考虑销售金额、销售持续时间、商品数量以及权利人损失等多重因素，确保对犯罪行为进行全面评估。

最后，在新法与旧法发生冲突时，应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从旧兼从轻原则，确保法律适用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对于跨越旧法与新法的案件，法院应仔细分析案件具体情况，正确适用法律，避免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