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我们普遍认为，即使十分困难，也必须对远洋捕捞进行治理。因为远洋捕捞破坏的是一种平等的、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它破坏了司法的公平正义。虽然现在经济进入寒冬，但这不是法治也进入寒冬的理由和借口。相反，越是经济下行，越需要法治加以保障。与会专家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对远洋捕捞问题进行治理，一是体制层面，二是制度层面。
首先是体制层面，体制层面最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处理罚没款收入的问题。陈永生老师、赵天红老师和彭海青老师都提到了，目前政法机关办案经费的收和支是没有彻底分离的。办一个案子，这个案子的罚没款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返还。哪怕先上交，但最后也依然会返还地方财政，地方财政会再次把它作为办案经费返还给地方司法机关。所以司法机关的罚没款和他们个人的经费直接挂钩。为了获取办案经费，办案机关经常会滥用查扣冻甚至其他所有刑事侦查措施，包括拘留、逮捕。虽然异地拘留、逮捕需要当地公安机关配合，但是如果我在本省抓人呢？据我了解，有的地方司法机关为了规避这一规定，不去外地抓人，而是守株待兔式盯着企业家们的航班信息，一旦查到他们有从外地来本省的航班，就直接派人从机场把人带走。所以说远洋捕捞还不仅仅是查扣冻的问题，而是整个刑事司法权运行的问题。此外，现在地方政府用行政手段要求办案机关完成创收的指标，这也是非常不合理的。司法机关追求的应是公平正义，而不是经济收入。
其次是制度层面，大家讨论得更有针对性，尤其是围绕《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几个重要制度。第一个是管辖问题。郭烁教授谈到了管辖权异议问题。在我看来，目前的管辖权异议还主要停留在审判阶段，并没有真正扩展到侦查阶段，而且也没有实现诉讼法的构造。昨天我在外地办一个案子，一位律师同行问我：“蔡老师你觉得这个案子法院有管辖权吗？”我说：“我认为没有。”我又说：“但我认为法院一定能从我们现行法规范当中找到有管辖权的依据，因为我们目前的地域管辖规则是非常模糊的，可以说案件只要跟本地有一点点的关联，它就会说自己有管辖权。”更不用说刚才王燃教授提到的网络犯罪，网络公司的用户是遍布全国各地的。曾经看过这样一个案件，某西部省份公安机关看上了一家外省的游戏公司，于是安排了两名工作人员注册账户去玩游戏。注册账户玩游戏有三个目的：第一，建立犯罪关联点，产生管辖权；第二，搜集证据；第三，有证据后，实施举报、控告、报案，适时启动刑事程序。所以说地域管辖规则是时候需要系统反思了。
第二个是涉财产的强制措施。吴洪淇老师、郑曦老师、吴桐老师提到了，当前的查扣冻根本不是按照强制措施来设计的。我们提到强制措施，大家一般会想到逮捕，逮捕是非常严格的，要满足罪行条件、证据条件、社会危险性条件。强制措施的目的是控权，而当前的查扣冻几乎是赋予了公安司法机关近乎无限的权力，没有适用范围的限制，不需要相关性的证明，没有严格的审批程序。不仅没有事前控制，也没有事后审查。
第三个是对异地查扣冻的限制。就像异地拘留、逮捕需要当地机关的配合，异地查扣冻能不能也施加一定的程序限制呢？比如说至少规定要通知本地公安机关配合，本地公安机关有可能对远洋捕捞行为做出一定的限制或者监督。
除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问题，还有专家学者提出还要动用一些行政手段，比如有学者提到的公安部制定的冻结规范措施，以及高童非教授提到的发改委、财政部等对于远洋捕捞的监督、规范和纠正，我认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行政机关的文件应当公开，通过外部力量对其进行监督，让律师能够用这些文件去和公安机关提意见，为我们当事人争取合法权益。
时间关系，我就简要总结以上几点。可以说远洋捕捞的问题虽然是一个阶段性的，尤其是经济下行期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但是它也是有深层次原因的，需要从体制和制度等多方面共同发力，治理远洋捕捞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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