罚金刑作为日益重要的刑事治理手段，是探索实现刑罚发展革新与社会变迁值得优先选择的方法，但当前罚金刑的配置与执行同治理现代化目标之间并未实现良好、有序的对接。首先，因过于重视罚金刑对贪利性犯罪的剥夺和威慑作用，大面积配置必并制罚金，很大程度上造成个案刑罚总量的不当增加。其次，我国罚金刑的裁判仍集中于贪利性犯罪以及轻微故意犯罪，配置罚金刑的过失犯罪不仅不及所有过失犯罪的20%，而且过失犯罪实际判处罚金刑的比例也不如人意，罚金刑所蕴含的人道性、科学性以及有效性均未得到应有的体现。再次，在经济高速发展、财富急剧积累的时代，收入不均衡和贫富差距大的现象愈益严重，罚金刑的司法判处往往未具体分析被处罚人的财产资力状况，以至于可能造成异案同罚或者同案异罚，既不能体现公平正义和个案合理差异，也必然削弱刑事司法的统一性。最后，罚金刑陷入低执行率的困境，罚金刑执行难乃众所周知的沉疴痼疾。因此，缩小罚金刑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的差距，亟须从宏观思路和微观路径两个维度进行改革，务使罚金刑的治理性价值得以充分释放。
第一，适时革新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中罚金刑改革的宏观思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既要创新治理体系，也应转变改革理念，在国家治理法治化、规范化上加大改革力度，引导刑事治理能力下罚金刑改革精细化、法治化、专业化。罚金刑作为一种刑事治理手段，理当注重预防并兼顾报应，摒弃以往惩罚与报应的重刑观念，才能发挥治理社会的功能，使其治理意涵得以提升。罚金刑的司法裁量应建立在体系性思考、基于刑事政策选定的量刑基准之上，既考虑被告人犯罪的罪责程度，更考察被告人的预防必要性。罚金刑的配置和适用范围须依据预防目的改进和完备。罚金刑的执行方式同样须根据预防作用的发挥情况来定，在罚金刑实现规范功能和刑罚目的的过程中，并不意味着惩罚的力度越大越好，也不是只顾着实现轻缓化而一味侧重预防。新时代治理社会既要调整刑法的制裁方式，也要更新刑法的制裁理念，多关注导致犯罪发生的原因和各种原因的作用机制，致力于阻断原因作用机制或消除原因。罚金刑治理社会乃至刑法治理社会都必须坚持有效且有限的原则，即便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推动罚金刑改革，其配置和执行仍须严格坚守罪刑法定原则。然而，当前我国罚金刑发挥治理作用不够凸显，配置罚金刑的规定较为粗糙，执行阶段更是问题甚多，那么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尤为需要改进的就是对于明确性原则的贯彻，以满足依法治理、妥善治理的时代需要。
第二，完善罚金刑制度构建且提高罚金刑地位和扩大适用范围。罚金刑在我国刑罚体系中仅处于附加刑的地位，与其所要发挥的功能不相协调。它被视为替代短期自由刑的首选，又具有经济上的弹性和可恢复性。加之，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得罚金刑的惩治与预防功能日益彰显，罚金刑在刑罚体系中地位的提高有了现实的诉求。罚金刑上升为主刑，这将有利于我国刑罚体系向轻缓化、人道化方向发展，与自由刑处于同等地位，可使我国的刑罚体系结构更科学。此外，我国轻微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中配置罚金刑的少之又少，归因于罚金刑配置的主要着眼点在贪利性犯罪，导致轻罪中很多罪名都没有配置罚金刑。过失犯罪不论犯罪结果严重与否都未积极追求犯罪结果，受谴责程度不深，无论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还是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来考虑，对过失犯罪适用罚金刑，都符合刑罚配置的公正性和功利性要求，应继续加大罚金刑罪名配置比和适用率。
第三，积极借鉴域外罚金刑改革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机制。罚金刑数额规定方式是罚金刑配置的关键环节，我国罚金刑数额规定方式是以无限额罚金制为主，限额罚金制和倍比罚金制为补充的罚金刑立法模式。无限额罚金弊端明显，绝对不确定刑不符合现代化法治治理的要求。引入域外日额罚金制将对我国罚金刑改革带来新理念和新制度，这能让法官的裁量权在罚金刑判决时更为规范地运行，实现犯罪人之不法与罪责内涵的充分评价，既能提高罚金刑的裁判效率，也能较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增进刑事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依照此制度，计算罚金数额时，分两步进行即罚金刑的日数与日额。这个制度将行为人的不同经济资力当作参考因素，实现负担平等原则，提升罚金刑的实效性，使量刑更客观透明。罚金刑改革的最后一步是确保其实现，不能完整执行所判处的罚金，罚金刑的任何优势将无足彰显。受刑人不能按判决指定的方式和时间缴纳罚金时，除我国已有之六种缴纳方式外，引进和借鉴易科执行制度很有必要。罚金刑易科是一种刑罚执行制度，具体是在罚金刑不能得到执行时，以其他刑法方法或者强制措施代替所宣告的罚金刑。罚金刑易科主要有几种形式：（1）罚金刑易科训诫；（2）罚金刑易科劳役；（3）罚金刑易科自由劳动；（4）罚金刑易科自由刑。这些替代执行措施将有利于改进我国罚金刑的执行情况，提高执行力度和完成效率，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下刑事治理的科学性和高效性。
综上，罚金刑作为代表性的轻缓刑罚方法，具有较高的优越性，需要结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背景，针对罚金刑在整体刑事制裁体系中存在的真实问题，把治理主义融入罚金刑变革之中进行深入分析与研讨，不断增进罚金刑改革的科学性、时代性和现代性，使罚金刑既立足当代新阶段彰显新价值，又更好契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期待。
来源：检察日报
曹波：贵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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