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潘老师说法庭上没有事实，只有证据，我们要用证明资格、证明力和证明标准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话题是，分析证据时一定要有无罪推定的思维，执业十余年以来，有幸办理了不少有争议的刑事案件，对于刑事案件，我们往往比较倾向于办有争议的案件，一个案件事实怎么形成法律事实，甲打了乙，但这一事实要成为法律事实，它就必须符合法律规范逻辑结构中的假定情况，有没有伤情，有没有证人证言，有没有监控录像等等，这些证据有没有，能不能达到闭环，证据链条有没有漏洞，能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如果它的这个闭环是有裂痕的，稍微一翘就会断裂，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虽然指控的是犯罪，但是得不出唯一的结论，甚至还能得出另外一个结论，那么这是不是无罪？
我曾经办理过一起强奸案件，被告人和被害人是通过网络认识的，被害人从贵州老家来到了铜陵，和被告人在一起租房居住。被告人是个成年人，案发后，公安机关认定被害人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刚刚差几个月），案件移送审查起诉阶段，我们介入时发现，所有关于被害人的学籍、身份证、被害人笔录，甚至被告人自己的笔录都认可被害人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我们在审查被害人和被告人聊天记录时发现，被害人曾经向被告人讨要过一份生日礼物，虽然全案证据几乎都指向构罪，但是我们坚持认为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就这一个线索，我们去了被害人的贵州老家和学校了解，发现被害人和自己的弟弟登记的出生年月日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再次向被告人了解时，被告人说被害人和其弟弟不是双胞胎，就这个问题，后来我们申请承办检察官亲自到被害人的老家调查，最终查明了案件情况，被害人父母不得不承认当时是因为计划生育的原因，将被害人和老三（被害人弟弟）的出生日期人为地篡改了，变成双胞胎，使得被害人的登记年龄比实际年龄小一岁多。这个案件的处理结果是检察机关建议侦查机关撤诉处理，这个案例就是和大家强调在办案中一定要有无罪辩护的思维。
第二个方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办理刑事案件要识别关键证据，把握证据细节，大家往往了解比较多的是法律规定的细节，除此之外，证据细节也很多，在证据方面，我们要知道公诉机关的逻辑是如何构建的？公诉机关根据侦查机关收集到的证据形成证据链条，证明犯罪嫌疑人构成某罪，进而指控到法院。但是我们知道，证据链条有长有短，有的证据链条需要五、六个证据环环相扣，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这样的证据链条到底可靠，还是不可靠？有些环节可能是很勉强才扣上的，而且看似越严密的证据链条其实漏洞越大。
以刚刚冯老师列举的行贿受贿类犯罪为例，很多行贿受贿类案件发生时是一对一的，公安机关取证时通过突破一方获得比较详细的口供，再通过另外一方填补，这样就极有可能会出现漏洞。但是现在侦查机关也改变了策略，不再问具体时间、具体地点、具体细节，直接核实双方之间有没有行贿受贿事实、具体数额，但是从辩护律师角度来看，这也是有问题的，按法律规定最高刑来说，行贿受贿案件最高刑与故意杀人罪的最高刑一样，为什么故意杀人案件中，我们要求时间、地点、作案方式、作案工具必须具体明确，悉数精准，要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但是对待同样量刑幅度的贪污贿赂案件，我们就降低要求了呢，这个问题也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思考。
前面有老师提到了，公诉人这边有《国家公诉人举证质证意见》，这边我还推荐一本书给大家，叫《国家公诉人出庭指南》，是最高检第三检察厅编的，据说是公诉人对付辩护人的宝典，大家有空时可以看一看。
第三个方面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证据辩护方面的问题，我把它总结为“有色彩地”质疑关键问题，即对关键问题的质疑应在表达与呈现方式上下功夫，以期达到良好的辩护效果。一般来说，辩护律师在阅卷时，我们要想在一个案件中找到一招制胜、推翻全案基本事实的证据基本上不可能，随着公安检察机关队伍素质的不断提高，即使存在案多、人少、时间紧，有些案件材料相对粗糙，但是出现基本事实完全作假的情况也是不多见的。这个时候如果发现关键的证据漏洞，如何有色彩地阐述，如何把一个明显的错误呈现的让人无话可说，这是非常关键的能力。再明显的问题，如果你只说一句话“它是错的”，这句话说完就没有了，它不会形成很大程度的冲击。在司法实践中，如果不加以强调，就没有人予以重视，有时候甚至要用数据的方法计算出公诉人员的指控是错误的。
我们经常觉得这个案件中存在如此多的错误，如此荒谬，只要发现了，指出来了，可能这个案件就会朝着我们想象的方向发展。我想，很多时候是事与愿违的，很多律师同行应该有感触，所以我们说一定要用有色彩的语言把这个问题阐述的让人无言以对，连一个没有法律常识的人到法庭上，他都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否则这个案件就无法继续，这也是辩护律师在证据辩护时不得忽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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