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疑还是法定？

这种情况，检察官经常拿不定主意，到底是做存疑不起诉好呢，还是作法定不起诉好呢？

因为他们认为既然部分罪名是没有犯罪事实，那就这一部分就是法定不起诉。而法定和存疑两种情况都有的情况下，似乎两者都有道理，两者都不应该偏废，选择哪一种不起诉方式都不能完整表达本案的具体情况。恨不得造出一个存疑法定不起诉。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不起诉的种类只能选择一种，而不能是复合型的。

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不起诉其实对人的，而不是对事，是对犯罪嫌疑人全部涉嫌罪名的评价。甚至都不仅仅是全部罪名的评价，而是全部犯罪事实的评价，因为即使侦查机关移送的罪名并不符合，但是只要犯罪事实符合其他罪名，也不能仅因罪名不符，就作出不起诉处理。而应该改变罪名提起公诉。而这个罪名甚至都不仅仅是移送事实包括进去，甚至只是作为一些背景性事实提到的，甚至是案卷证据涉及的，但是侦查机关都没有考虑到的事实，都应该予以全面评价后，再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

因此，不起诉可以说是对嫌疑人基于全部证据事实的完整评价。

正因此，不应在意部分事实和罪名的认定情况，而应该以人为单位关注其整体的情况。

那就是从整体上看，嫌疑人是符合法定、存疑和相对不起诉哪个条件，就适用哪一个。

比如刚才说到的这个案件，部分罪名就没有犯罪事实，而部分罪名是存疑，那整体上就不好说是完全没有任何犯罪事实，但也不说有一部分事实，只是情节轻微，只能说整体上存疑。还是有个别涉嫌罪名有一点有罪的证据，不是完全查否，那就是整体上存疑。

但在具体描述评判这两个罪名和这两部事实的时候，还是要分别进行。没有犯罪事实的罪名，就要叙明犯罪事实的情况，对证据不足的部分，也要同样说清楚证据不足的情况。两个部分可以分别表述，但最后引用作出不起诉的条文应该是存疑不起诉的条文。而不是法定和存疑一起引用。

因为你终究是在对人作整体评价而不是对部分事实做逐个的评价，是对一个人的不起诉，而不是两个罪的两个不起诉。

这一点，其实我强调过很多次了，但是还是有人想不通。

我觉得这可能有两点原因：

一是眼里只有案，而没有人。我原来提：你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有人反驳道：我办的就是案子，不是别人的人生。也有这方面的意味。也就是他把人当符号，把案件当做任务和作业看了。只要处理了一个一个案件，好像就完成了任务，但是殊不知案与人是分不开，而对案件最终的评价都应该以人为范围、界限和背景的。你处理的不是那个案件，其实要处理的是犯案的人，通过对他的惩罚和处理，来处理案件并预防犯罪。

而当你将视野从案件移向人，就会涉及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他为什么要犯罪，他有没有过往的经历让他走上这一步的，他有没有难言之隐。刑事处罚对他有没有意义，是不是过于苛责，对于预防犯罪是否有作用。你会不知觉从眼前的案件事实证据扩展来看，在提讯的时候不知觉的了解他过往的经历，他对家人的态度，他有没有正常的情感，他的脾气秉性如何。想一想，如果我给他一个机会，他会不会改过自新。这些问题的解答，仅仅看案件是看不出来的，你还要在短暂的案件处理中去识人。每一个相对不起诉其实也是对人性的一次赌注，你要对他的再犯可能性作出判断，否则这个不起诉就是不负责任的。

你如果仅仅以为考虑证据事实，但忽略了人的因素，是不可能在人的改造和行为预防上作出正确的判断的。一次犯罪行为只是一次经历，很多时候是不足以对人作出完整判断的，必须结合过往的经历，当时的处境，从而预测未来。

正因此，办案就要整体判断的意识，要有识人的意识，而不仅仅是对案件事实的加减法。

二是因为怕出错，就想把所有东西都弄上。似乎是在答论述题，尽量把“点”都打上，遇事不决量子力学，也不管这些“点”是否有逻辑上的互斥关系。因为考官只要找到了对的“点”，其他的“点”也就无所谓了。但司法工作从来不是靠蒙着干的，它必须严谨依循着逻辑规则，三种不起诉类型，非此即彼不可能同时存在，不可能一个人又是法定，又是存疑，又是相对，但他们所承受的权力义务有着显著的区别。你把法条都引用上了，看起来好像是周全了，但却让人糊涂了，不知道自己到底受到了怎样的处理，给人留下一种迷迷糊糊的印象，必将影响司法的公信力。

还有一种可能是害怕自己被追责，被司法责任制吓怕了，既然存疑、法定的情形都存在，如果单独引用了哪一个法条，好像都应该被批评为错误的引用，那样成功率好像只有50%。而如果全部引用，那就好想无可挑剔，成功率好像是100%，这其实的成功率是0。因为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这种复合型的不起诉类型。这种盲目规避责任的方法其实反而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当然这里边也有承办人的苦衷，因为无论你选择哪一种类型做处理，都有人会以另一种可能的证据否定你。你说存疑，他会说有法定情形。你说法定，他说整体应该存疑啊。这种被无端追责或者不分青红皂白的结果规则，让很多人不敢果决的作出判断。

明明知道应该是整体存疑啊，但就是对没有犯罪事实的罪名如何予以表述惴惴不安。如履薄冰是对的，但通过内部机械执法导致承办人过分小心，从而矫枉过正，反而谨慎过头，也是其中的病因。

所以，在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同时，建立必要的容错机制，形成正面清单，让司法者敢于大胆做出符合法律和良知的判断也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