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犯罪案件的检法分歧——以抗诉案件为视角

其次，通过西安市检察系统近5年来毒品类犯罪抗诉案件的整理，大致可以总结为三类。第一类是纯粹的量刑分歧，比如说在法定刑以下的量刑争议，或者是法院未采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这些都属于纯粹的量刑争议。第二类是量刑情节的分歧，一是关于坦白的争议；二是关于犯罪未遂的争议，即在既遂和未遂的认定方面有争议。三是关于主犯和从犯之争。第三类是定罪方面的分歧，包括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这两方面，此罪与彼罪争议最典型的是贩卖毒品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争议。这种类型的争议点往往归结为对证据的不同认识。

对上述案件部分办案人员的访谈，结合我的一些思考，总结为如下几点：

第一，法律规则的体系化问题亟待引起重视。当前关于毒品犯罪的规则较为繁杂，除了司法解释，还有多个会议纪要，体系性和整合性不足。部分案件抗诉的原因是一些基层法官对毒品犯罪法律规则的把握仍不够到位，甚至遗漏了部分规则。所以这涉及到规则优化的问题。

第二，检察机关具有强烈抗诉动因往往与考核指标息息相关。比如说罪与非罪还有跨刑档量刑等方面。检法两机关存在争议较大的地方主要在定罪方面，也就是说，关于案件证据方面的争议是重中之重。而基于纯粹的量刑精准化这一因素，检察机关对抗诉的追求则并不是特别强烈。

第三，就抗诉案件的处理结果来看，绝大多数案件的结果较为理想。也就是说大多数案件最终的处理结果可以达成共识，形成集体性的经验。我国出台的《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就是对司法经验智慧的总结，为司法人员提供指引。

第四，就量刑公正而言，即便目前毒品类犯罪的量刑规则已经经过多次纪要进行完善，但是仍存在量刑规则供给不足、量刑规则自身存在滞后性的问题。还应当从程序的角度来弥补实体的不足。比如说，我们要进一步地推进完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通过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赋予量刑辩护更多的制度空间。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即便有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还要关注量刑何以能够进行交锋，量刑建议的泛化和量刑说理的不足导致了刑辩律师在进行量刑交锋的时候缺乏焦点，难以有效的展开。

第五，就量刑均衡化而言，如何使得控辩双方关于量刑争议聚焦是个问题。这既需要加强对量刑方法的研究，包括量刑起点、基准刑、调整等等。又需要看到事物的另一面，受制于司法实践的纷繁复杂和个案的千差万别，量刑规则不可能无限制地精细化。我个人建议进一步完善量刑案例库来予以弥补。当前，此前为数不多的指导性案例更多的是倾向于定性和情节的问题，对于量刑的规范化的支撑明显不足。

第六，从毒品案件结果的可接受性来看，应当从程序与实体两方面双管齐下。上面提到的证据分歧属于司法人员认识分歧，类似案件对司法人员心证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量刑分歧如果在法律规定的幅度之内，不同司法人员的分歧也难以消弭。由此，可以通过扩大指导性案例、参照性案例库来弥合上述分歧，增强结果的可接受性。当前相关数据库的支撑明显不足，尚未形成规模化的效应，导致参照性不强；对于司法人员来说，参照既有案例的责任和激励机制不足；案例相似性的比对存在难点；指导性案例的效力、性质等等都还存在争议。这些都深刻影响着指导性案例在我国量刑制度完善过程中的弥补作用。

当前我们在刑事司法现代化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刑事法治的发展应当立足国情，借鉴中外优秀的经验，来弥补制度的不足。在刑事司法的渐进过程中，逐渐使制度更为优化，更能彰显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