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唤到案应认定为自动投案——关于《刑事审判参考》第354号“王春明盗窃案”的正本清源

在司法实践中，传唤到案是犯罪嫌疑人归案的主要方式。这表现为，在侦査机关出具的到（归）案经过中常载有犯罪嫌疑人被传唤归案或者表述为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但在案卷中另附传唤证。即便未附传唤证，在第一次讯问笔录中亦会有诸如“今天依法对你传唤”的内容。关于传唤到案是否属于自动投案，理论界主流观点认为，传唤不属于刑事强制措施，犯罪嫌疑人被传唤到案符合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一条第（一）项规定的“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条件，应予认定为自动投案。《刑事审判参考》第354号“王春明盗窃案”在裁判理由中亦指出，“我们认为，对于经公安机关传唤到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否应认定为自首，关键在于犯罪嫌疑人经传唤到案是否属于自动投案。根据《解释》第一条第（一）项的规定，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司法机关投案。犯罪嫌疑人经公安机关口头传唤到案的情况，符合上述《解释》的规定，应视为自动投案。”

在研读“王春明盗窃案”时，笔者发现，虽然“王春明盗窃案”在“裁判理由”部分详细论证了“犯罪嫌疑人经传唤到案属于自动投案”。但是，该案例在“主要问题”部分却载明“1.被公安机关口头或电话传唤到案，能否认定为‘自动投案’”，似乎表明王春明是经电话通知到案的。持这种理解的人应该不在少数，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大量辩护人将该案例作为论证“电话通知到案属于自动投案”的依据。然而，电话通知到案与传唤到案是两种不同的到案方式，传唤分为口头传唤和书面传唤，无论是口头传唤还是书面传唤都具有“当面性”，电话通知不符合“当面性”要求，不属于口头传唤，亦没有“电话传唤”这一概念。

近年来，笔者对电话通知到案、传唤到案进行了研究，分别撰写了尚权研究丨易文杰：电话通知到案一律属于自动投案吗——直面电话通知到案的复杂性、尚权研究丨易文杰：理论与实践的背离--传唤到案缘何难以认定为自动投案？这两篇文章均引用、参考了“王春明盗窃案”中的裁判理由、裁判结果。虽然我对“王春明盗窃案”已经烂熟于心，但有两点困惑一直埋藏在我心中：其一，王春明当时的到案方式是电话通知到案还是传唤到案？其二，编写该案例的初衷，是为了阐释“经电话通知到案属于自动投案”还是“经传唤到案属于自动投案”？带着疑问，笔者请教了该案例的执笔人——前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法官、佛山市禅城区司法局局长，现广东盈隆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学堂老师。在王学堂老师的耐心解答下，笔者对“王春明盗窃案”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并在王学堂老师的指导下，撰写此文。

据王学堂老师介绍，王春明的到案方式为电话通知到案。但是，考虑到《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电话通知”这一概念，“电话通知”不属于法定的到案方式，而传唤与电话通知均非刑事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法》中与电话通知最为接近的到案方式，故在编写该案时，是以传唤为切入点。正因如此，案例中并没有出现“电话通知”的字眼，而说的是“口头或电话传唤”，即落脚点在“传唤”（注：电话传唤的概念虽不严谨，但这不是重点）。在裁判理由部分，“王春明盗窃案”详细论证了“犯罪嫌疑人经传唤到案属于自动投案”。论证理由有以下两点：

首先，传唤不属于强制措施。被传唤后归案符合《解释》第一条第（一）项规定的“在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前”的时间范围。传唤和拘传不同，传唤是使用传票通知犯罪嫌疑人在指定的时间自行到指定的地点接受讯问的诉讼行为，它强调被传唤人到案的自觉性，且传唤不得使用械具。而拘传则是强制犯罪嫌疑人依法到案接受讯问的一种强制措施。通常情况下；拘传适用于经过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见，传唤与拘传有着本质的不同，法律并未将传唤包括在强制措施之内。

其次，经传唤归案的犯罪嫌疑人具有归案的自动性和主动性。犯罪嫌疑人经传唤后，自主选择的余地还是很大的，其可以选择归案，也可拒不到案甚至逃离，而其能主动归案，就表明其有认罪悔改、接受惩罚的主观目的，即具有归案的自动性和主动性。《解释》中尚有“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以及“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视为自动投案的规定，而仅仅受到传唤便直接归案的，反而不视为自动投案，于法于理都不通，也不符合立法本意。

王学堂老师表示，其与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编写“王春明盗窃案”的初衷，是为了解释“犯罪嫌疑人经传唤到案属于自动投案”，“重点是传唤而非电话通知”。但在实践中，该案例主要被用于论证“犯罪嫌疑人经电话通知到案属于自动投案”，这实际上是对该案例的误读。

实务界对“王春明盗窃案”的误读，所带来的负面后果是，该案例关于“传唤不属于强制措施”“经传唤归案的犯罪嫌疑人具有归案的自动性和主动性”的观点尚未受到公安司法人员的重视。实践中，传唤呈现滥用趋势，并具有实质上的强制力。笔者曾在尚权研究丨易文杰：理论与实践的背离--传唤到案缘何难以认定为自动投案？一文中，总结了实践中传唤适用的乱象，例如：虽名为“传唤”，但实为“拘传”“拘留”；将《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强制传唤措施运用于刑事侦查中。而基于传唤所具有的实践层面的强制力，除极少数案例外（如高某某诈骗案，（2019）甘05刑终8号；沈某某非法狩猎案，(2021)粤5122刑初114号），法院一般以“犯罪嫌疑人面对传唤只能被动归案”为由否定自动投案的成立，这与“王春明盗窃案”的裁判观点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