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他提醒，两起案件也值得反思，“我们经常讲正义为什么会迟到？正义为什么不能早到？我们司法机关、司法工作人员都要思考这个问题。”
顾永忠认为，案件的办理是公安司法机关产出的司法产品，从一定意义来看是一个垄断产品，所以办案人员一定要高度负责。
谈严重暴力犯罪率下降
最好的社会政策即最好的刑事政策
新京报：今年两高报告中提到严重暴力犯罪率呈现下降的趋势，这说明了什么？
顾永忠：今年两高的报告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数据，其中有20年来严重暴力犯罪及重刑率持续下降，起诉严重暴力犯罪从16.2万人降至6万人，年均递减4.8%。这说明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比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都收到了成效，使得严重暴力犯罪明显下降。
另外也说明，随着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矛盾冲突的尖锐性在下降，公民、社会对人的生命健康的重视在提升。
还有一点值得关注。与2007年最高法收回死刑复核权有重要关系。此前20多年，死刑复核权下放至省级高院。过去人们对死刑所谓的威慑力有一定的迷信，认为死刑会对社会治乱有很明显的影响。2007年考虑收回死刑复核权的时候，也有一种声音，担心社会治安形势会恶化。
社会治安形势恶化的重要标志就是恶性犯罪、暴力犯罪上升，现在犯罪形势的变化给我们决策者，研究者，甚至给我们老百姓都提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死刑对于犯罪，包括对于恶性犯罪、严重暴力犯罪的遏制力是有限的，不能过分迷信。
历史上，有位德国刑法学家曾讲过一句话，对我影响非常深，大意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其实不是刑事政策本身，而是社会政策。也就是说用刑事政策，从快、从严打击犯罪未必能够真正降低犯罪率，但是如果从产生犯罪的社会原因入手，采取有效的社会政策，反而可能会减少犯罪。
因此犯罪形势的变化对于未来决策以及司法机关办案，都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新京报：两高报告还指出，在严重暴力犯罪下降的同时，新型犯罪形式明显增多，醉驾取代盗窃成了刑事追诉的第一犯罪，对此你怎么看？
顾永忠：此前几十年都是盗窃犯罪发案率最高，因为过去整个社会经济生活水平比较低，最容易发生的就是盗窃犯罪。目前人们基本生活保障已经有大大的改善，盗窃犯罪总体在下降。
醉驾犯罪增长快速同样也和时代发展有关系，我国机动车的保有量是世界第一大国，涉及机动车的犯罪，特别是醉驾犯罪肯定会增加。
同时也说明我们国民素质、遵纪守法的素质还需要提高。醉驾已经入刑多年，为什么醉驾犯罪形势越来越严峻？有些人认为醉驾入刑不应该，这种认识是严重错误的。入了刑尚且如此，不入刑那就太可怕了！
醉驾犯罪中不少是公务人员，这让人感到遗憾甚至不能理解，公务人员知法犯法、抱着侥幸心理醉驾，这确实是不应该发生的。所以这可能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需要做出长期努力。
谈司法腐败
司法腐败污染的是水源，水源被污染了公平正义从哪里得到
新京报：今年两高报告中都提到了孙小果案和杜少平操场埋尸案，报告中写入大案要案有什么含义呢？
顾永忠：这两个案件确实可以说是大案要案，且都有极大的特殊性。孙小果多年前就被判处死刑，居然出狱了，出狱后又为非作恶进行犯罪。操场埋尸案其实案发偶然，在一个施工过程中发现的线索。
两个案件的发生说明当时有关的办案机关存在不足，现在经过方方面面的努力，予以纠正了，对犯罪分子判处了死刑，应该说是深得民心的。
但是这也值得我们思考，我们经常问正义为什么会迟到？正义为什么不能早到？司法机关、司法工作人员都要思考这个问题。
一方面，公安司法机关要本着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像工厂工人生产产品不能有瑕疵、不能有质量问题，公安司法机关人员的工作产品就是案件，也不能有瑕疵、有质量问题。要严格依法公正、有效及时地对案件作出侦破、司法处理、公正裁判。在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今天，工厂的产品不好，消费者可以不买或者可以重新买，可是办案工作是没有办法选择或更换的，只能由所在地的公安、司法机关办理，一定意义来看，它是一个垄断的产品，当然也应该垄断，所以办案机关办案人员更要负责任。
再者，要加强对公安司法机关执法司法活动的社会舆论监督。没有社会舆论监督，这些案件可能不会被发现也得不到纠正。近年来一些冤错案件获得纠正都是这样。所以要想防止正义的迟到，加强社会舆论监督非常重要。
此外，还要提高公安、司法队伍的素质，不仅要对那些滥用职权、违法办案人员严肃处理，对那些没有足够的责任心、没有称职办案能力的人，也应该让他下课。
总之，正义之所以迟到，除了客观原因外，与司法腐败是有关系的。司法腐败污染的是水源，水源都被污染了，社会公平正义从哪里得到？所以对于司法腐败不应该让它发生，应当是零容忍。
新京报：那你觉得应该如何进一步加强惩治司法腐败？
顾永忠：对于司法腐败，一个是惩治，一个是防范。
惩治是指司法腐败发生以后，要严肃处理，对司法腐败零容忍。但光靠惩治还不够，如何预防司法腐败更为重要。需要严格的执法、司法，特别是要让执法活动、司法活动，在人民群众的监督、舆论的监督下，公开透明地在阳光下进行。
如果不从预防入手，惩治再重收效也有限。现在揭露出这么多司法腐败的案件，当事人都是法官、检察官、院长等等，他们不知道这是违法犯罪吗？他们比谁都清楚，那为什么还敢作敢为？就是因为有侥幸心理，我们一定不能让他们有这种侥幸心理。
新京报：我们也注意到今年两高报告中提到了司法腐败，最高检以较长的篇幅介绍从严治检的情况，披露出最高检机关和事业单位6人在内的1290名检察人员因违纪违法被立案查处，同比上升了66.7%。
顾永忠：两高在报告中对检察官队伍、法官队伍当中的司法腐败问题，包括对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两个机关的工作人员违纪违法情况做了公开的披露。我认为他们的做法应该给予肯定，这是敢于亮丑。
值得探讨的是，在现在这样一个形势下，特别是监察改革以来，中央对腐败打击力度是前所未有的，为什么检察官队伍、法官队伍仍然存在这些问题？我认为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可能确有一些人抱有侥幸心理，利益熏心、顶风作案。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这些案件的事实是过去发生的，在近年来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下，以及检察系统、法院系统加强管制下，发现了过去长期以来没有发现的一些问题，所以造成数量的增加。我认为，这个原因占比更大一些。
把司法队伍的害群之马坚决清理出去，对队伍素质的提升有极大的好处。我们应当支持赞成法院、检察院做好这项工作。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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