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命案不让退补

当你问到公诉人为什么这些、那些都没有查的时候，理由往往是不让退补啊。

但你说这可是命案啊，但对方却说，不管那个，都一样，压力都分摊到人头上了。

我总是觉得这有所不妥。

即使我们对办案效率有要求，也绝对不能将重大复杂案件与轻罪案件做同样考量。

也就是说对地市级检察机关办理的案件，在效率要求上绝不能与基层院相一致。

这是因为我们都非常清楚，只有无期以上的案件才会在中级法院进行一审，即使有一些有期徒刑的也是因为影响非常重大。

这些案件数量远远没有基层院庞大，但是影响却非常重大，案件本身也比较严重，涉及到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也很重，需要我们慎之又慎。

这个慎之又慎怎么体现，当然就是不能太着急。

连退补都不能退补，绝不能说是慎之又慎。

但是我们对效率的要求往往是一刀切的，地市级以上办理的案件并没有额外、单独的规定，也就是效率没有根据案件的重要性和复杂度进行区分。

而且地市级院还与基层院有一个显著的差别，那就是它根本没有数量庞大的速裁案件来背这个效率指数。

其实细致分析这个效率指数，虽然基层院总体上很低，越低代表着效率越高，但其实它在经济案件、比较严重的普通程序案件都是不快的，但是它轻罪案件体量大，可以背得过来，总体上看就还好。

也就是人家基层院的复杂案件可以慢一点，并不影响增提效率指标的大局，因此反而是相对轻松的。

但是地市级院就完全不行，案件体量上要小很多，但个个都非常严重、重大、复杂，根本没有大量的速裁案件可以背这个效率指数。

而且那些卷宗极多的重大经济案件可能是绝对不可能快得起来的，因为看卷可能就看不过来。

这个时候好像能够快一点的也就是命案，这些看起来卷宗少一点的案件了。

但这些案件虽然卷宗要相对少一点，但性质及其严重啊，刑事责任非常重大，其实确实需要更加慎重的。

不是说卷少就一定可以高快的，想要审慎办理命案必要要对证据敲针见响的掰扯证据、完善证据。

正是因为证据少才更加的需要完善，尤其是被害人已经死了，缺少一个非常关键的证据提供者的情况下，这样以来外围的证言，客观性证据，包括一些鉴定证据都显得非常重要。

在没有多少人目击的情况下，每一个知情人员都非常关键，这些证据不是多点少点无所谓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理解这样的案件证据少是因为确证有难度，很多知情人员都非常难找，而且有些案件可能时过境迁，嫌疑人才到案，这样想要了解到当年的情况，想要找到当年的人就变得更加困难重重，可能需要大量的出差，需要大量的调查工作，才能收集到几页或者十几页的证据。

因为这毕竟不是经济案件没有那么多的账目、票据、银行流水那样的证据可以调取，无法形成大量的卷宗规模。

但我必须再次强调的是，不是因为卷少就会容易或者简单，往往因为缺少证据链条的一些环节让案件变得左右为难。

而且完善这些证据是极为需要审查技巧、甚至出庭技巧的，这些需要检察官与侦查人员进行紧密沟通的。

一方面通过在审查逮捕环境进行引导侦查是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的。

但是捕后侦查往往不可能一次性搞定，而且很多你希望取到的证据未必就能够取到，但是从侦查的角度来看这就差不多了，就可以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

但是在我们审查起诉的时候，从以审判为中心的标准，其实这还是存在一定的欠缺的，还是会存在证据链条敞口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可以在审查起诉阶段继续要求补充侦查，或者不用退补而是直接要求侦查人员补证，当然这往往并不能在一个月完全搞定。

所谓的命案慎之又慎就体现在这个地方，一些证据会随着案件的严重而显得格外的重要，可能在一个轻微的案件中并不是那么重要的证据，在命案中就会显得很重要。

因为它所可能影响的量刑幅度不一样，而且证据体系结构也不安全一样，轻罪案件毕竟还有一个被害人可以说。

但是命案中没有被害人，全程了解犯罪事实的人往往就只有嫌疑人，而他现在被人有辩解，你补充了一下他可能冒出一个新的辩解，没有人可以跟他对峙。

而且越是严重的犯罪，往往目击证人越少，越是会选择偏僻的、隐蔽的角落实施，取证的空间要比轻罪小很多，这就给取证增加极大的难度。

这种难度就必然的影响了取证效率，进而影响审查效率。

也就是说一个轻伤害的案件，通过审查逮捕的阶段的引导，以及审查起诉阶段进一步引导，证据可能就差不多了。

但是一个命案可能就不够，因为证据体系的完善程度要求更高，确证难度更大，因此耗费的时长必然更多，取证的反复可能更多。

也就是一两次补充证据可能都是不够的，有可能4-5轮次的补充证据。

当然这个轮次并不一定是正是的退补程序，完全可以包括审查逮捕阶段的引导侦查一件，审查起诉阶段的引导侦查一件，但是就这么两轮对命案还是不够，往往是需要进行一次或者两次退补才能让证据链条比较完善。

也就是说命案不让退补一定会影响案件的审查质量，即使是一审判了，但只要一上诉，关键情节和事实，二审肯定要核实一样，绝对不能稀里糊涂就维了。

这样以来看起来不退补效率提高了，其实效率反而降低了，而且是极大降低，同时也必然影响案件质量。

本来想要提高点效率，结果却导致效率和质量的双低。

这就是不区分案件性质、复杂度而设置一刀切效率指标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