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在立法上我认为现在确实是缺乏操作性、缺乏刚性的，我们经常说《刑法》长着父亲般的脸，而《刑事诉讼法》就长着太监一样的脸，就是这个原因。
刚才几位律师谈到启动排非很难，证人出庭很难，鉴定人出庭很难，申请调查取证难，因为我们要弹劾非法证据，即使最后你说得再有道理、再有事实和证据，要认定也很难。像劳荣枝案做了很多程序性辩护，但是这样的案子最后他可以对你的所有努力置之不理，这是我们法律人目前心里面最大的一个痛。
我认为评价一个国家法治的程度，评价刑事辩护律师地位高低其实就是看非法证据排除的效果如何，某种意义上如果这种地位不改善，刑事辩护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还有一条非常艰难的路要去走，这是现实状况的小结。
第二个小结，非法证据排除它有没有价值呢？需要我们怎样应对呢？我个人谈谈我的体会。我们要做困难而正确的事，要做艰难而正确的事，我们这一代刑事法律人应该还是要去努力，即便可能对个案也许没有实质性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做出努力。因为很多事情不是我们口头讲讲，就有一定的效果，我们还是要实际去努力，比如推动立法，把这样的问题暴露出来。
前面的环节里我听几位老师讲，我也是比较认同的，如果说非法证据也许很难排除、程序错误也很难排除，我们的观点很难被得到采用，但是它可以在证明力、其他证据的印证性等等方面做出努力。
第三个，我自己的感受，如果从实用主义或者是解决当下的问题出发，对于非法证据的辩护可以让法官清楚，让公诉人清楚，说你这个案子是有问题的，所以要在量刑上让我们的当事人得到实惠，使我们在这个案件的效果上得到一个提升，这个也是我们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
我认为这其实也是一个倒逼，因为我们不做这件事，可能相应的办案机关就有恃无恐，我们只有把这些暴露出来，我们相信这就是一个倒逼，你这次做了，你下次总得有所忌惮、有所改进，我觉得也是有我们非法证据排除的一个价值。
最后一点，我自己也出庭办了很多案子，比如我上次办了一个司法人员的案件，他自己被刑讯逼供了，他说我今天在庭审上必须讲出来，这是满足我自己的一个心理，我自己当初为什么要承认犯罪，因为我受到了刑讯逼供。刑事辩护其实也是一场陪伴、安慰和治愈，如果当事人不讲出来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刑讯逼供等，对他是永远的伤痛，永远无法抹去的疤痕，所以在这个维度上来说，我们积极主动提起非法证据排除也有这样一个功能。
最后我想表达的是，在刑事辩护这条道路上，其实最艰难的还是程序辩护，程序辩护里面的核心是非法证据排除或者程序错误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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