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审判参考》30个认定“立功”案例要旨汇总

【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223号】蔡勇、李光等故意伤害、窝藏案——被窝藏人主动供述他人窝藏犯罪的不能认定为立功?

【裁判理由】刑法和司法解释规定的“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应该理解为与本人的违法犯罪行为无关的他人犯罪行为。蔡勇揭发的李某、卢某和蔡学渊的窝藏犯罪行为，与蔡勇本人的犯罪行为及其逃匿行为皆有关联性，因此不能认定为立功表现。具体应把握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犯罪分子本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与其揭发的他人犯罪行为之间不得存在关联性，否则不属于揭发他人犯罪行为，这也就是说对偶犯相互揭发相对方的犯罪行为不能认定为立功表现。对偶犯是指必须由犯罪行为人双方共同实施对应行为才能完成的某种犯罪，比如重婚罪、受贿罪与行贿罪等。对偶犯中的任何一方在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时，必然要涉及到相对一方的犯罪行为，否则就不能完整地叙述整个犯罪事实，故其性质属于如实供述的范畴，而不属于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因而不能认定为立功。二是犯罪分子揭发的他人犯罪行为与本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之间，不能存在因果关系，否则也不能认定为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即揭发连累犯不能认定为立功。连累犯是指事先与他人无通谋，也未曾允诺事后会提供帮助，但在事后明知他人已经实施了犯罪，仍然向其提供帮助，帮助其逃避司法机关的刑事追诉的行为，比如窝藏犯、包庇犯等。连累犯的犯罪行为总是基于被帮助的犯罪分子的先行犯罪行为而实施，没有先行的犯罪行为，也就不会发生为犯罪分子提供帮助的犯罪行为。所以，接受连累犯帮助的犯罪分子对连累犯实施犯罪具有原因力，实际上是连累犯的制造者，双方的犯罪行为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存在因果关系。接受帮助的犯罪分子在犯罪之后逃避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的行为，客观上妨碍了司法机关对犯罪的刑事追诉和刑罚执行活动，并连动他人犯罪，该行为同样具有社会危害性。只是我国刑法未将这一行为规定为犯罪，因而对接受帮助的犯罪分子不认定为窝藏罪的共犯而已。尽管如此，但其确实是窝藏犯罪的制造者和参与者。所以，揭发连累犯犯罪行为的，不能认定为有立功表现。

【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499号】吴灵玉等抢劫、盗窃、窝藏案——揭发型立功中“他人犯罪行为”的认定？

【裁判理由】对于揭发型立功，关键在于犯罪分子揭发的是否是“他人犯罪行为”，这就需要对“他人犯罪行为”与本人犯罪行为加以准确的区分。根据与本人犯罪行为是否具有关联性，可将他人犯罪行为区分为无关联性的他人犯罪行为与有关联性的他人犯罪行为。对于揭发与本人犯罪行为没有任何关系的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的构成立功，自然不存在问题。但是实践中对于揭发与本人犯罪行为具有某种关联性的他人犯罪行为是否属于揭发型立功中的“他人犯罪行为”，则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从刑法规定来看，具有关联性质的他人犯罪行为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一是共同犯罪中的他人犯罪行为，二是具有对合关系的犯罪中的他人犯罪行为，三是连累犯与基本犯中的他人犯罪行为。下面分别予以具体分析。

1.共同犯罪中的他人犯罪行为。本人在到案后履行如实供述的义务时，应当如实供述的犯罪行为，既包括本人参与的犯罪行为，也包括同案犯的共同犯罪行为。据此，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实的不能认定为立功，但考虑到这种行为有利于司法机关对其他同案犯的查处，在量刑上可酌情从宽处理。

2.具有对合关系的犯罪中的他人犯罪行为。所谓具有对合关系的犯罪，是指双方主体各自实施的犯罪行为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共同促进双方犯罪行为的完成，缺少一方的犯罪行为，另一方的犯罪行为就无法实施或者完成。具有对合关系的犯罪既可能是同一罪名，也可能是不同罪名，这需要根据刑法分则的具体规定加以判定。对于存在对合关系的犯罪而言，一方犯罪的实施或者完成以另一方的对应行为为条件，如没有行贿，受贿就无法完成。具有对合关系的犯罪，其构成要件相互涵摄了对应方的犯罪行为，任何一方在如实供述本人犯罪事实时也必然涉及对应方的犯罪行为，揭发对应方的犯罪行为并未超出其如实供述的范围，因此也就不存在揭发他人犯罪的问题。如行贿人在交代犯罪事实时必然交代相对应的受贿人的受贿事实，其行为当然不构成立功。

3.连累犯与基本犯中的他人犯罪行为。连累犯是指在犯罪构成上以基本犯的相关人或物为犯罪对象的一种事后帮助型犯罪。连累犯的存在与成立以他人犯有相关犯罪为必要条件，以基本犯的存在为前提，没有基本犯，也就没有连累犯。连累犯不同于共同犯罪，连累犯与基本犯既不存在共同的犯罪行为，也不存在共同的犯罪故意；连累犯也不同于存在对合关系的犯罪，连累犯事后帮助行为与基本犯的犯罪行为之间也不存在对应关系。如果连累犯与基本犯事前通谋，则超出了事后帮助的范围，应将连累犯以基本犯的共犯论处。那么，连累犯与基本犯相互揭发是否属于揭发“他人犯罪行为”，进而构成立功呢?我们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应当区别不同情况进行认定。一是基本犯揭发连累犯的。连累犯与基本犯存在的关联性体现在连累犯对基本犯的事后帮助上，连累犯是通过对基本犯提供销赃、窝藏、包庇等事后帮助行为，帮助基本犯的犯罪分子或者逃避法律制裁，或者利用其犯罪所得、维持其不法状态。应当说，连累犯对基本犯的事后帮助是通过基本犯的接受帮助行为来实现的，如果基本犯不接受帮助，连累犯就无法实施或者完成。据此。应当将基本犯接受连累犯帮助的行为视为不可罚的事后行为，基本犯在如实供述其基本犯罪事实时应当一并如实供述其接受连累犯所提供的帮助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基本犯在如实供述其基本犯罪行为的同时，应当一并如实供述不可罚的事后行为。由于不可罚的事后行为与连累犯存在对应关系，故基本犯揭发连累犯的没有超出如实供述的范围，不属于揭发“他人犯罪事实”，不能认定为立功。二是连累犯揭发基本犯。对于连累犯揭发基本犯的，应当根据连累犯的犯罪构成是否能够涵摄基本犯的犯罪行为来判断。连累犯属于故意犯罪，从刑法所规定的各种连累犯的犯罪构成来看，无论是窝藏、包庇罪、洗钱罪，还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等，主观上都要求行为人明知行为对象系“犯罪的人”、“犯罪分子”或者“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但从刑法规定的情况来看，这种作为主观要件的明知包括两种情况：（1）是确定性明知。这是指连累犯对基本犯的具体犯罪行为要有明确的认识。对于要求对基本犯确定性明知的连累犯而言，基本犯的具体犯罪行为就已经为连累犯的犯罪构成所涵摄，那么连累犯在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时就应当一并供述其所知的基本犯的具体犯罪事实，故其揭发基本犯的具体犯罪事实就属于如实供述的范围，而不属于揭发“他人犯罪行为”，不能认定为立功。（2） 是概括性明知。这是指刑法规定连累犯主观上只需对行为对象具有概括性的认识，无须对基本犯的具体犯罪行为有明确的认识。对于窝藏、包庇罪等连累犯而言，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明知系“犯罪的人”、“犯罪分子”或“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即可，即属于一种概括性的明知，不需要对基本犯的具体犯罪行为有明确的认识。这类连累犯的犯罪构成并不能涵摄基本犯的具体犯罪行为，其并无如实供述基本犯的具体犯罪行为的义务。因此，对于这类连累犯而言，揭发基本犯的具体犯罪行为就超出了其如实供述的范围，属于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应当认定为立功。

【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714号】杨彦玲故意杀人案 ——如实供述自己所参与的对合型犯罪中对方的犯罪行为，不构成立功

【裁判理由】在本案中，被告人杨彦玲购买铊的行为和唐明才通过互联网出售铊的行为属于对合型犯罪，且杨彦玲购买铊的行为系其实施故意杀人的犯罪预备。杨彦玲如实供述了犯罪预备阶段自己所参与的对合型犯罪中对方的犯罪行为，属于其法定义务，因此，不构成立功。在对合型犯罪中，参与犯罪的一方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系其法定义务。由于对合型犯罪的特殊性，其供述必然包含了另一方的犯罪行为。反之，一方若不想供述另一方的犯罪行为，就至少必须隐瞒自身的部分犯罪事实，因而违反了如实供述的法定义务。

二、“提供线索”型

【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539号】马良波、魏正芝贩卖毒品案——被告人提供的在逃犯的藏匿地点与被告人亲属协助公安机关抓获该人的实际地点不一致的，能否认定为立功

【裁判理由】立功中协助抓捕的情形多种多样，并不以被告人亲自带领抓捕为要件。实践中，为了使被告人有从轻、减轻处罚的机会，经常出现被告人亲属协助抓捕的情形。如果被告人将准确的线索转给亲属，由亲属根据该线索抓获犯罪嫌疑人，或者亲属协助公安机关根据该线索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可认定被告人立功。但是，如果被告人告知亲属的线索并不准确，亲属是根据其他线索将犯 罪嫌疑人抓获并扭送公安机关，或被告人将不准确的线索提供给公安机关，公安机关是根据被告人亲属提供的其他线索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在这些情形下，虽然被告人也有提供线索的行为，但因该行为对抓获犯罪嫌疑人没有产生实际作用，故不能认定被告人构成立功。

【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 607 号】汪光斌受贿案——没有利用查禁犯罪职责获取的线索可以构成立功

【裁判理由】对于职务犯罪行为人利用职务获取的立功线索、材料来源，依法不应当认定为立功。但对于没有利用职务获取的犯罪线索应依法认定为立功。因为《刑法》规定的身份犯都是相对的，任何职务犯罪行为人除了其刑法评价的法定身份以外还有作为一般犯罪主体的非法定身份，对于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基于非法定身份实施的行为，其身份对其进行刑法评价时不产生影响。例如，国家工作人员没有利用职务便利实施一般盗窃行为时，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对其定罪量刑是没有法定影响的。如果职务犯罪行为人没有利用其职务实施犯罪行为，难以构成职务犯罪。同理，没有利用职务获取立功线索、材料来源，对职务犯罪中立功等量刑情节的评价是不产生影响的。本案中，汪光斌获取的立功线索并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而是基于与被检举犯罪嫌疑人的亲友关系在生活中获取，与《意见》规制的相关范围并不一致，因此认定汪光斌的行为成立立功符合对《刑法》的体系解释。

【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711号】胡国栋抢劫案——自首后主动交代获悉的同案犯的关押场所并予以指认的，构成立功

【裁判理由】由于王焱在被关押的三个多月间一直隐瞒其还参与抢劫的事实，同案犯蒋桃亦未揭发王焱，故胡国栋提供的线索是锁定王焱抢劫犯罪的关键，而该线索是公安机关无法通过正常工作程序予以掌握的，至少在胡国栋揭发前没有掌握。因此，被告人胡国栋的揭发行为，应当认定为立功。值得说明的是，判断被告人提供的同案犯信息是否属于司法机关通过正常工作程序能够掌握的范围，应当立足于已然事实。就本案而言，同案犯王焱“隐藏”在看守所里，或许有一天会在看守所主动交代余罪，或许会被其他同监犯告发，或许会在其他五名在逃的同案犯归案时被揭发等。但这些均是假设，均没有在被告人胡国栋揭发之前实际发生，故不能以司法机关可能通过其他途径掌握同案犯的线索为由，否认胡国栋的行为客观上所起的必要协助作用。也就是说，对共同犯罪的被告人自首时所交代的同案犯的罪行和基本信息超越了“如实供述”的范围，并对抓获同案犯确实起到必要的协助作用的，应根据《解释》第五条的规定，同时认定具有自首和立功表现，依法从宽处罚。

三、“阻止犯罪”型

【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707号】沈同贵受贿案——阻止他人犯罪活动，他人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而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人的阻止行为仍构成立功

【裁判理由】我们认为《解释》第五条中的“阻止他人犯罪活动”，是指行为人以制止、规劝、告发等积极主动的行为，使他人的犯罪活动在客观上停止，使法益免遭侵害或得到有效保护。对此的理解，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于“犯罪活动”的理解。我们认为，“阻止他人犯罪活动”中的“犯罪活动”，是指具有社会危害性，具备某种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外在表现形式的行为。首先，此处的“活动”，应是外在表现符合某种犯罪客观要件的动静形态。这里的外在表现是否符合犯罪客观要件，应以社会一般人符合常理的判断为基础。此外，“犯罪活动”还要侵害刑法所保护的利益，具有社会危害性。其次，该“犯罪活动”不等同于“犯罪”，不要求该“犯罪活动”完全符合犯罪主客体和主客观构成要件，也不要求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必然达到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的严重程度。第二，对“阻止”的理解。当场阻止犯罪活动一般情况下都要具备相应的风险，但我们认为“阻止”在行为方式上并不要求一定是有高度人身危险的激烈对抗，也可以是较为和缓的劝告、说服，或者是向司法机关告发等。此外，“阻止”不但要求有“阻”的行为，还要求有“止”的效果，即他人的犯罪活动停止，或者在特定时空内不再继续，或者法益受侵犯的状态或结果及时得到控制或消除。第三，对“他人”的理解。这里的“他人”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单位。对于其中的自然人，不受犯罪主体中刑事责任能力的限制，包括由于年龄、精神状态等原因而无刑事责任能力或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人。第四，“他人犯罪活动”必须与阻止行为之间具备因果关系，即必须是因为阻止行为的介入，犯罪活动才得以停止。第五，“阻止他人犯罪活动”必须是在当场，有特定的时间、空间的限制。这里的“当场”，可以理解为行为人进行犯罪预备的现场、实施犯罪活动的现场以及当即被追捕过程中的现场。

四、“协助抓捕”型

【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249号】梁延兵等贩卖、运输毒品案——如何解决被告人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成立立功的问题？

【裁判理由】被告人梁延兵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构成重大立功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由：第一，梁延兵向公安机关提供了同案犯陈光虎可能藏匿处地点为其姐姐的租住房；第二，该藏匿处事先不为公安机关所掌握。如梁延兵不供述公安机关也无从掌握；第三，公安机关正是根据梁延兵提供的线索抓获了同案犯陈光虎；第四，陈光虎被依法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为罪行重大犯罪分子。

最高人民法院还认为，二审法院关于“梁延兵未提供同案犯确切的藏身地址，也未带领公安人员前去抓捕”，因而不属于协助司法机关抓获同案犯的理由同样不能成立，因为：第一，被告人梁延兵被抓获后，主动交代了同案犯陈光虎可能在绍兴市柯桥弥陀其姐姐陈光容的租住房，并描述了该房的大体位置。从梁延兵提供的这一线索可以看出，梁向公安机关提供的陈光虎可能藏匿地点并不是漫无边际。而是具体的、真实的、较详细的地点。公安人员正是根据梁延兵提供的这一线索才将同案犯陈光虎缉拿归案。第二，梁延兵归案后被采取强制措施，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能否带领公安人员前去抓捕同案犯，不是由其自己决定，而是由公安机关决定。通常，公安机关只有在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带领下才能抓获案犯的情况下，或者便于押解的情况下，才会决定由被告人带领公安人员抓获案犯。如公安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供的线索已足够清晰，即使没有其带领亦不影响抓捕工作，或者在不便于押解的情况下，就没有必要让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带领前去抓捕。问题的关键是根据该“线索”能否抓到，是否真正起到“协助”作用，而不是带领不带领。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未带领公安人员前去抓捕”就不属于协助司法机关抓获同案犯。公安人员根据梁延兵提供的线索抓获了同案犯陈光虎，说明其提供的线索真实、清晰、可靠，无疑应当属于协助司法机关抓获同案犯。

【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331号】陆骅、茅顺君、石国伟抢劫案——带领侦查人员抓捕同案犯未果后电话劝说自首的是否属于有立功表现？

【裁判理由】我们认为，对于协助抓获同案犯的行为是否认定为立功表现，关键在于行为人在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的过程中是否确实起到了协助作用。这种协助作用包括经被告人当场指认、辨认同案犯而抓获的，带领公安人员前往抓获的，以及提供不为司法机关掌握或司法机关按正常工作程序无法掌握的同案犯的藏匿地点而抓获的，等等。只要行为人的行为对于司法机关抓获同案犯起到了协助作用，就应当认定行为人具有立功表现。结合本案分析，被告人陆骅到案后带领公安人员至石国伟家抓捕石，已经表明陆骅向公安机关提供了石的可能藏匿地点等基本情况，对公安机关抓获石国伟已经起到了一定的协助作用，同时，据石国伟归案后的供述，其系接到陆骅劝说自首的电话后至公安机关自首的。因此，陆骅劝说石自首的行为与石国伟的自动投案之间，仍存在因果关系。这种劝说自首行为也成为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同案犯的具体表现，在同案犯石国伟据此归案后，应当认定陆骅在使同案人石国伟到案的问题上确实起到了协助作用。至于石国伟的行为成立自首则是另一层面评判的问题，不影响陆骅具有立功表现的认定。

【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438号】陈佳嵘等贩卖、运输毒品案——协助司法机关稳住被监控的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立功

【裁判理由】对于已归案的犯罪分子协助公安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构成立功的条件有两个：一是客观上有无协助公安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二是协助行为对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是否起到了作用。至于协助行为对于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所起作用的大小，司法解释并未规定，也未要求。也就是说，对于已归案的犯罪分子协助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的，只要协助行为对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确实起到了作用，无论所起作用的大小，都应认定为立功。换言之，协助行为对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所起作用的大小，并不影响立功的成立。关于协助行为所起作用大小的问题，只是在认定构成立功的前提下，对被告人量刑时应当予以考虑的问题，即在决定是否给予被告人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以及从轻、减轻处罚的幅度时，应当予以考虑的因素。本案中，被告人赵新文归案前，公安机关虽然对其采取了电话监控措施，但这种监控措施力度有限，不足以防止赵新文脱离监控而逃匿。一旦赵新文察觉或怀疑陈佳嵘被公安机关抓获，其完全可能逃匿，从而脱离监控，增加抓捕难度。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公安机关才在陈佳嵘归案后，让其给赵新文打电话“报平安”和向其提出再购买毒品。事实上，陈佳嵘的行为对于稳住赵新文，防止其逃匿以及对公安机关顺利实施抓捕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陈佳嵘配合公安机关给赵新文打电话“报平安”及提出再向其购买毒品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协助抓捕行为，而且该协助行为对于抓捕赵新文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符合协助抓捕型立功的条件，应当认定为立功。赵新文因所犯罪行被判处死刑，属于“重大犯罪嫌疑人”，故应认定陈佳嵘的协助行为构成重大立功。

【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706号】王奕发、刘演平敲诈勒索案——“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立功情节的具体认定

【裁判理由】就本案而言，被告人刘演平归案后经过公安机关法制教育，交代了同案犯王奕发的联系电话，表示愿意配合公安机关抓捕王奕发，并按照公安机关的安排拨打电话联系上王奕发，假意约定去百盛茶餐厅商量再次作案。之后，公安机关在刘演平的指认下抓获了赴约的王奕发。被告人刘演平的上述行为同时符合《意见》第五条规定的第一种情形和第二种情形，应当认定为“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被告人只是提供了同案犯的姓名、住址、体貌特征等基本情况，或者提供了其与同案犯用于联系作案的电话号码、谋议地点，而没有当场辨认、指认同案犯，或者没有按照司法机关的安排将同案犯约至指定地点，或者没有带领侦查人员抓获同案犯的，按照《意见》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是不能认定为“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同案犯”的。

【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709号】吴江、李晓光挪用公款案——职务犯罪中自首及协助抓捕型重大立功的认定

【裁判理由】本案中，被告人李晓光不但如实供述了同案犯的基本情况，而且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接受讯问的同时，通过电话指引侦查人员到吴江住处将其抓获，与其本人带领侦查人员抓获吴江的行为性质和效果无异。因此，尽管李晓光本人未亲身到场，但其行为与第三种情形即“带领侦查人员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具有实质上的等同性，符合立功制度的价值取向和刑法设立该制度的立法本意。因此，法院认定李晓光的行为构成立功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712号】刘伟等抢劫案——带领公安人员抓捕同案犯，未指认同案犯及其住处的，不认定为立功

【裁判理由】司法实践中，对已到案的犯罪分子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构成立功的，要把握三个条件：一是确实有协助抓捕的必要；二是客观上有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的具体行为；三是协助行为对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确实起到了作用。犯罪分子到案后如实交代了同案犯姓名、住址、体貌特征（如面部疤痕、肢体残疾等）基本情况，或者犯罪前、犯罪过程中掌握的同案犯联系方式（如手机号、QQ 号等）、藏匿地址，公安机关据此抓捕同案犯的，该情形属于如实交代基本犯罪事实的范畴，不能认定为立功。协助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的具体行为，包括按照司法机关的安排诱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带领公安人员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并当场指认其他犯罪嫌疑人等。审查判断协助抓捕行为是否构成立功，关键是审查该协助行为对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是否确实起到了作用，如通过诱捕，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或者带领公安人员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并当场指认其他犯罪嫌疑人的，就属于起到了协助作用，应认定为立功。反之，被诱捕的同案犯没有上钩；带领公安人员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没有抓到，公安机关通过其他途径抓获的其他犯罪嫌疑人，则属于没有起到协助抓捕作用，不应认定为立功。

【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720号】韩传记等抢劫案——提供同案犯的藏匿地点，但对抓捕同案犯未起到实质作用的，是否构成立功

【裁判理由】认定被告人提供同案犯的藏匿线索是否构成立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把握：第一，被告人提供的同案犯的藏匿信息应当真实、具体，而不是虚假或者漫无边际的。若提供的只是一个大概的藏匿方位，如藏在某一个城市或者某个街区，仅是为抓捕提供方向，公安机关是通过具体排查、技术侦查或者其他途径才抓获同案犯的，不能认定为立功。第二，被告人提供的线索对抓获同案犯起到了实质作用。被告人提供信息的行为与抓获同案犯的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正是借助于被告人的信息，公安机关才得以及时抓获同案犯；如果没有被告人提供的信息，则难以抓获同案犯。第三，被告人提供的信息事先不为有关机关所掌握或者有关机关按照正常工作程序无法掌握。如果有关机关事先已经掌握或者按照正常工作程序能够掌握该信息，就说明被告人未真正起到协助作用。第四，有同案犯被抓获的实际结果。被告人虽然提供了同案犯的具体藏匿线索，但司法机关按照该线索未能将同案犯抓获的，不能认定为立功。只有同案犯已经被抓捕归案，才有立功成立与否的问题。这四个方面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必须同时满足才能认定被告人有立功表现。

【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1036号】朱莎菲贩卖毒品案——被告人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但同案犯未被作为犯罪处理的，能否认定被告人构成立功

【裁判理由】根据上述规定，认定协助抓捕其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型立功属于刑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的“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应当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行为条件。即行为人应当有协助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的行为，具体包括《意见》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四种情形等。二是对象条件。即被协助抓获的犯罪嫌疑人确有犯罪行为。三是结果条件。即被协助抓获的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本案认定被告人朱莎菲的行为构成立功，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

1.朱莎菲的行为符合“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型立功的行为条件。朱莎菲在被公安机关抓获后，主动交代其被查获的 3 克甲基苯丙胺系张志超明知其贩卖毒品而为其代购，提供了张志超的联系方式，按照公安机关的安排打电话将张志超约至指定地点，并当场指认了张志超，公安机关在朱莎菲的指认下抓获张志超。朱莎菲的行为既符合《意见》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按照司法机关的安排，以打电话、发信息等方式将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约至指定地点”的情形，也符合该款第二项规定的“按照司法机关的安排，当场指认、辨认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的情形。朱莎菲的电话约见、当场指认为司法机关的抓捕提供了极大便利，有效地降低了抓捕成本，提高了抓捕效率，符合“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型立功的客观行为特征。

2.被告人朱莎菲的行为符合“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型立功的对象条件。认定朱莎菲是否构成立功的第二个要件，是其协助抓获的张志超是否有犯罪行为。张志超明知朱莎菲贩卖毒品而为其代购3克甲基苯丙胺的事实，有张志超、朱莎菲的一致供述及从朱莎菲处查获的3克甲基苯丙胺予以证实，足以认定张志超实施犯罪的事实。

3.被协助抓获者的犯罪行为是否“查证属实”应当由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认定。张志超的犯罪行为是否查证属实，是本案争议的焦点，也是实践中存在认识分歧的主要问题，并直接关系到对朱莎菲立功情节的认定。其中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查证属实”的认定主体问题；二是“查证属实”的认定依据问题。（1）关于“查证属实”的认定主体。人民法院对被告人的立功情节应当进行实质审查的职责。人民法院既可以根据被告人一方提出的请求和意见，对有关机关未予认定的立功情节进行审查：也可以根据职权，对有关机关认定被告人构成立功的结论进行实质审查。（2）关于“查证属实”的认定依据。首先应当从刑法设立立功制度的立法原意进行分析，对立功中的“查证属实”要件作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立功制度兼具体现犯罪人的悔罪表现以及打击犯罪的双重功能：一方面犯罪人通过立功行为体现其对犯罪行为的悔恨，展现较好的悔罪表现，从而获得从轻处罚：另一方面犯罪人的立功行为有利于司法机关发现、侦破刑事犯罪，从而实现刑罚预防和惩治犯罪的作用。其中，犯罪人的悔罪表现往往是通过其立功行为本身体现出来的，而认定其是否构成立功的关键即在于该行为是否客观上对打击犯罪起到帮助和促进作用。本案中，被告人朱莎菲协助抓获的张志超确实涉嫌贩卖毒品犯罪，朱莎菲的协助抓获行为体现了其认罪、悔罪的良好态度，并有利于司法机关及时发现和有效惩治相关犯罪行为，因而具有立功价值。其次，对于被检举者的犯罪行为是否“查证属实”的认定，不宜一概要求依据相应的刑事判决。实践中，对检举者的判决与被检举者的判决之间常常会出现较长的时间间隔，若一味强调只有人民法院判决才能确定被检举者的犯罪行为是否“查证属实”，无疑会错过对检举者在量刑阶段进行从宽处罚的时机，不利于保障犯罪人正当权利。因此，从有利于被告人和便宜诉讼进程的角度考虑，可以由审理检举人的人民法院根据现有证据认定被检举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可能判处的刑罚，并据此认定检举人是否构成立功。

【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1259号】张杰、曲建宇等故意杀人案——虽然现场指认同案犯，但对抓捕未起到实际作用的，不构成立功

【裁判理由】按《自首立功意见》，典型的协助抓捕型立功有四种情形。一是诱捕，即“按照司法机关的安排，以打电话、发信息等方式将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约至指定地点的”。常见的如公安机关将被告人抓获后，安排其打电话约同案犯到指定地点见面，进而将同案犯抓获。二是当场指认，即“按照司法机关的安排，当场指认、辨认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的”。常见的如公安机关已经掌握了其他犯罪嫌疑人将在火车站乘车的线索，但火车站系开放空间，人来人往，遂安排被告人当场指认进而将其他犯罪嫌疑人抓获。三是带领抓捕，即“带领侦查人员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的”。如本案中曲建宇带领公安人员到高长江单位将其抓获。四是提供线索，即“提供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其他案件犯罪嫌疑人的联络方式、藏匿地址的”。需要注意的是，《自首立功意见》仅仅列举了四种典型形式，但法有限而情无穷，并不排除其他非典型形式也可构成协助抓捕型立功。如，毒品上下家约定要定时联络“报平安”，公安机关抓获下家后，为免打草惊蛇，安排其打电话稳住上家，进而采取技术侦查手段将上家抓获的，虽然不属于将上家“约至指定地点”，但一般也可以认定为立功。

不论哪种形式的协助抓捕型立功，都必须符合三个条件。一是客观上有协助行为，这一点毋庸解释。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是通过提供各类抓捕线索进行协助，线索来源应当有正当性，不能是通过贿买、胁迫、违反监规等途径获取的线索，此外，也不能是犯罪前、犯罪中掌握或者使用的同案犯联络方式、藏匿地址，以及同案犯的基本情况（姓名、住址、体貌特征等）。如本案中曲建宇主动提供同案犯孟繁旭的工作单位，就属于如实交代同案犯基本情况，不构成立功。二是成功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若未能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不可能认定为立功，即便被告人的配合诱捕、当场指认、带领抓捕、提供线索等协助行为准确到位，但因抓捕措施不力或者出现意外情况等原因而未能实际抓获的，不能认定为立功，但可酌情从轻处罚。三是协助行为确实起到实际作用。这一点是判断是否构成立功的关键，也往往容易产生分歧。从现有规范性文件看，无论是刑法规定的“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还是《大连会议纪要》规定的“确实起到协助作用”，亦或是《职务犯罪自首立功意见》规定的“要有实际作用”，都强调协助行为必须起到实际作用，而非可有可无、无关紧要。换言之，如果没有被告人的协助，公安机关难以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正是有了被告人的协助，公安机关才能顺利抓获。因此，对于协助行为，不仅要从形式上或者类型上进行把握，还要从实质上对协助作用的有无和大小进行“量”的把握，而不宜不加区分，简单援引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协助行为类型一律认定为立功。协助行为没有实际作用的，不构成立功；协助行为起到实际作用的，可以构成立功，具体作用大小在确定从宽幅度时要有所考虑。

【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1365号】江彬、余志灵、陈浩保险诈骗、诈骗案——带领侦查人员抓捕同案犯，但并未当场捕获的，能否认定有立功表现

【裁判理由】已归案的犯罪分子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的，能否认定有立功表现，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行为人是否有协助抓捕行为以及协助行为对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是否起了决定性作用。本案中被告人江彬的行为构成立功，主要理由如下：

1.应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综合分析被告人的相关供述是否属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范畴。本案中，三被告人实施的犯罪行为均在2015年5月之前，江彬于犯罪行为完成后在正常社会交往过程中知晓陈浩于同年6月搬到新的租住地点，可见陈浩的租住地与本案的犯罪行为之间没有关联性，那么江彬即便不向公安机关陈述陈浩新的租住地，亦能够把其伙同他人共同实施犯罪的行为说清楚，不影响司法机关对其如实供述情节的认定。江彬对同案犯陈浩租住地的陈述已超出了其应当如实供述的范畴。后公安机关借助江彬提供的信息及时抓获同案犯，江彬供述同案犯的住址信息，可以看作是为公安机关捕获同案犯提供了重要线索。

2.未当场抓获不影响立功的认定。我们认为，相关司法解释中均只强调构成立功需有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被抓获的实际结果，并没有规定带领侦查人员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的，需要当场抓获才构成立功。因此，是否当场抓获并不当然阻却立功的认定。具体到本案，江彬提供了公安机关未掌握的同案犯租住地这一重要线索，并带领侦查人员指认具体地点，其协助抓捕行为已经完成。侦查人员在掌握了以上信息后于次日直接到该地点将陈浩抓获，并未再付出时间和精力去排查，江彬在整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带领侦查人员将陈浩当场抓获基本无异，江彬提供信息的行为与抓获同案犯陈浩的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正是借助于江彬提供的信息，公安机关才得以及时抓获同案犯。如果一定要以是否当场抓获来确定立功与否，则侦查人员若在第二日将江彬从看守所提出，让江彬重复指认一遍，再将同案犯抓获，则江彬构成立功，若侦查人员自行前往抓获，江彬即不构成立功，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五、“其他贡献”型

【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708号】霍海龙等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案——劝说、陪同同案犯自首的，可认定为立功

【裁判理由】本案中，被告人霍海龙劝说并陪同同案犯自首的行为未包括在前四种立功情形之中，但属于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可认定其属于刑法上的立功。具体理由如下：

1.本案中，被告人劝说与陪同同案犯自首的行为，体现了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认罪、悔罪态度，从其人身危险性而言是减小了，并且该行为又具有社会有益性，有利于司法机关及时发现、侦破犯罪案件，刑法规范的效力也得到了确证。因此，从立法本意而言，劝说、陪同同案犯自首的行为应认定为立功表现。

2.劝说、陪同同案犯自首相比“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更具有效性。劝说、陪同同案犯自首，既省去了抓捕的环节，又可以较快地查明犯罪事实，这种情形显然比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更节省司法资源，更提高办案效率，更符合立功的精神，因此，当然应认定为立功。

3.法律适用上应适用“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规定。本案中，被告人劝说、陪同同案犯自首的行为是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关键是该行为是否为“突出表现”，通过比较劝说、陪同同案犯自首的行为与该司法解释其他立功表现情形，特别是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劝说、陪同同案犯自首的情况，更加有利于司法机关对已经发生的犯罪的惩罚，也更有利于司法资源的节约，因此，理应认为是具有“突出表现的”。故而，对劝说、陪同同案犯自首的行为，认定其属于司法解释中“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的情形，构成刑法上的立功表现。

【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753号】魏光强等走私运输毒品案——提供线索并协助查获大量案外毒品，但无法查明毒品持有人的，是否构成立功

【裁判理由】从实践的角度把握，我们认为，立功的成立要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立功的主体是实施了犯罪行为的犯罪人本人，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取代；二是在时间上具有特定性，立功是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后的行为；三是立功的内容必须是真实有效的；四是立功必须具备实质要件，即对国家和社会的有益性，且该有益性应当是突出的，而不是任何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行为均能达到构成立功的程度。关于“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认定，需要从两个方面分析：一是从行为性质上看，是“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二是从行为的程度上看，是“突出表现”，而不是一般的表现。我们认为，虽然行为不属于《解释》第五条规定的前四种立功情形，但只要是属于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就可以认定为《解释》第五条规定的第五种立功情形。这类情形的立功行为既可以是与刑事案件有关的行为，也可以是与刑事案件无关的行为：前者如在羁押期间及时报告其他在押罪犯预谋脱逃的，后者如在生产中有发明创造、重大技术革新、取得重大成果的。我们认为，魏光强提供的线索，内容真实有效，而该行为虽然只协助查获毒品，并未抓获毒品的实际控制人，但魏光强的这一行为应该认定为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行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效防止了该批数 量巨大的毒品流入社会、危害社会；二是从源头上阻止了该批毒品的实际控制人继续实施以该批毒品为对象的犯罪的可能性。因此，魏光强提供9643克毒品线索的行为完全符合立功的成立要件，应当构成立功。

【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1216号】刘哲骏等诈骗案——积极救助同监室自杀人员的能否认定为立功

【裁判理由】立功分为检举揭发型、提供线索型、协助抓捕型、阻止犯罪型和其他贡献型。其他贡献型立功，是指与刑事案件无关的，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做出的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行为。刘哲骏救助意欲自杀人员的行为，属于“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应构成立功。因此，犯罪人在审理期间救助他人的行为可以认定为立功，但是因为此类行为不同于检举揭发、提供线索类的立功，具体适用缺乏相应的规范详细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对此类行为的认定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1.行为的真实性问题。需要明确查实救助行为确实发生，且非犯罪人与被救助人之间故意制造救助事实的情况。

2.行为的效用性问题。效用性即救助行为与被救助结果的因果关系即作用力大小问题。救助行为之所以可以被认定为立功，并得到从宽处理，在于被救助人员的危险程度高和救助行为对降低该危险程度的直接积极作用。

3.行为比例性问题。司法实践中的部分救助行为系多人共同实施（不同于提供案件线索的立功情况，能够以时间先后认定立功），而相关机关在报送立功材料时又多为分别报送，导致一行为多立功的情况出现。对此，需要由报送机关对是否系共同救助，拟报送立功人数及相关人员实施的具体行为进行说明，这些事实的确定，对避免多人立功及对犯罪人从宽处理幅度的衡量均具有意义。

六、其他

【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414号】田嫣、崔永林等贩卖毒品案——犯罪分子亲属代为立功的能否作为从轻处罚的依据？

【裁判理由】我们认为，对这种被告人亲友的“代为立功”是不能认定为被告人立功的，因为根据刑法的规定，构成刑法意义上的立功是有主体条件限定的，即只有犯罪分子包括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才存在刑法意义上的立功。因此，对完全与犯罪分子无关、纯粹由犯罪分子亲友实施的“立功”行为，不能认定为犯罪分子的立功表现。当然，亲友“代为立功”作为一种对社会有益的行为，应当给予一定的鼓励和奖励，考虑到被告人亲友系出于帮助被告人减轻罪责的动机才“代为立功”的，虽然不能认定为被告人有立功表现作为法定从轻情节，但将亲友“代为立功”作为酌定从轻情节在量刑时予以适当考虑，是符合我国刑事政策精神的。

【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614号】张令、樊业勇抢劫、盗窃案——协助抓获盗窃同案犯，该同案犯因抢劫罪被判处死缓，能否认定为重大立功

【裁判理由】我们认为，立功并非“不问主观”，而是对主观方面的要求有一定的特殊性：首先，立功对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否认罪、悔罪没有特定要求。立功是一种功利性的制度设计，对犯罪分子实施立功行为的主观心态没有很高的要求，不要求犯罪分子是基于认罪悔罪而立功。即使犯罪分子拒不认罪、悔罪，只要其实施了检举、揭发他人犯罪事实或者协助抓捕他人行为，并查证属实或者抓获他人归案，也应当认定为立功；其次，立功不要求犯罪分子对立功的结果有明确的认识，因为犯罪分子对于何谓重大犯罪、重大犯罪嫌疑人一般缺乏准确的判断，不能把犯罪分子准确地认识到自己行为的意义作为认定其行为是否构成立功或重大立功的条件。本案被告人张令，在自己因盗窃被抓获的情况下，既没有供述自己的抢劫事实，也没有揭发樊业勇的抢劫事实，可见其主观上并不希望他们犯下的抢劫事实被司法机关发现，其对司法机关抓获憷业勇之后所查证的犯罪事实结果在内心意志上是持反对之态。因此，认定立功的依据只能是司法机关所查证属实的盗窃事实，而不是抢劫事实。

在协助抓捕型立功中，认定是否属于《解释》中的重大犯罪嫌疑人应当有一定的时间要求，即应当以实施协助抓捕行为时犯罪分子所揭发的犯罪事实或者侦查机关所掌握的犯罪事实为依据。犯罪分子协助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时，根据犯罪分子揭发的犯罪事实或者侦查机关已经掌握的犯罪事实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应认定该犯罪分子为重大犯罪嫌疑人；根据当时犯罪分子揭发的犯罪事实或者司法机关已经掌握的犯罪事实虽然尚不能明确能否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但根据已经掌握的犯罪线索，通过继续侦查所查证的犯罪事实，确定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也可以认定为重大犯罪嫌疑人；但是，如果根据当时犯罪分子揭发的犯罪事实或者侦查机关已经掌握的犯罪事实不能确定为重大犯罪嫌疑人，而是根据抓捕之后查明的其他犯罪事实才确定其为重大犯罪嫌疑人的，不属于《解释》第七条中的“重大犯罪嫌疑人”。

【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710号】石敬伟偷税、贪污案——被羁押期间将他人串供字条交给监管人员，对进一步查证他人犯罪起了一定的协助作用，虽不认定为立功，但可酌情从轻处罚

【裁判理由】1.首先，《解释》第五条规定的“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均应发生在司法机关侦破被检举、揭发的案件之前，第一种情形强调在案件侦破前揭发犯罪嫌疑人，经查证属实；第二种情形强调在案件侦破前向司法机关提供重要线索，使案件最终得以侦破。石敬伟在案件侦破以后才向监管人员提供乙的串供字条，客观上对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甲、乙贩卖毒品案件得以顺利进行有所帮助，但公安机关并不是因此而侦破该起案件，因此，石敬伟不符合“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的时机条件。

2.如果石敬伟向公安机关提供串供字条的行为发生在该起毒品犯罪案件侦破之前，那么其行为既可能属“检举、揭发他人犯罪”，也可能是“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一经查证属实即可认定立功。我们这里所讲的犯罪“线索”，是指关于具体犯罪活动的相关信息，这些信息通常会给司法机关侦破案件提供具体犯罪人的信息。但是，一旦案件侦破后，再向司法机关提供该案相关犯罪活动信息的，由于该信息对案件的侦破并不具有实质意义，将不再属于“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本案石敬伟提供的字条虽然证明甲、乙二人均实施了毒品犯罪行为，虽然含有二人具体犯罪活动的信息，但它的价值只是使司法机关对已掌握的犯罪信息得到进一步印证，对侦破该起毒品犯罪案件并没有起到实质意义，其价值功能并不符合犯罪“线索”的内在要求，故不能认定为犯罪“线索”。所以，石敬伟的行为不属于向司法机关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犯罪“线索”。

【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713号】冯绍龙等强奸案——被告人亲属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的，不认定为立功

【裁判理由】我们认为需具备以下条件：（1）被告人亲属的立功结果是基于被告人提供的线索或者相关信息，也就是说，被告人亲属之所以能够提供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或者能协助司法机关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提供信息有关；（2）被告人及其亲属在获取线索来源及亲属在代为立功过程中，不能通过非法手段或有违法行为。如此，在亲属代为立功过程中，要求被告人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亲自参与，这是对其从轻处罚的前提；代为立功的整个过程具备合法性是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的法定条件。如果被告人亲属为使被告人获得从轻处罚，而单方面地代为立功，因被告人并未参与，不能体现出被告人主观上是否有悔罪表现，故不能对被告人从轻处罚；或者被告人及其亲属的立功线索或机会系采取非法手段获得的，根据《意见》第四条的规定，也不能认定被告人的行为系立功，不能据此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936号】康文清贩卖毒品案——案发前，行为人检举揭发他人违法行为，公安机关根据该线索查获系行为人自己实施犯罪的，是否构成立功

【裁判理由】《解释》第五条将立功的时间明确为“到案后”。但是，何为“到案后”的时间点，理论界有“狭义说”和“广义说”两种观点。“狭义说”认为，立功开始的时间点应当为到案时点，即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因办案之目的而接触、约束犯罪嫌疑人的时点；“广义说”则认为，立功开始的时间点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所有国家机关、党群组织、所在工作单位等因主动或者被动发现违法犯罪线索而主动或者被动接触、约束犯罪嫌疑人，使之处于司法、行政机关的控制之下的时点，即包括犯罪嫌疑人进入或者可能即将进入刑事诉讼的点。然而 ,立功制度的本质是“将功折罪”，目的在于鼓励犯罪分子以立功行为争取减轻刑罚 ,对于被告人的到案时点不应作过于严格的限制，且犯罪分子是否到案与司法机关是否立案不能简单等同。在立案前，犯罪分子可能因其他原因已经处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下，立案侦查前犯罪分子有可能，也有条件立功。因此 ,我们认为，广义的 “到案说”更符合现实的客观情况，有助于鼓励犯罪分子在被任何单位发觉违法并约束其人身时及时作出立功表现，更符合设立立功制度的初衷。(1)康文清检举揭发的是他人的违法行为，不具有立功的前提要件。(2)提供他人违法线索导致公安机关进而查获为其本人实施犯罪行为的，不具有立功的实际作用。

【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1035号】李梦杰、刘辉贩卖毒品案——立功等从轻处罚事实的认定是适用严格证明标准还是优势证明标准

【裁判理由】立功等从轻处罚事实的认定可以采用自由证明，而非一律适用最严格证明犯罪事实包括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后者又包括不利于被告人的从重量刑事实和有利于被告人的从宽量刑事实。立功属于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实。传统的刑事证据理念及相关规则主要是针对定罪问题而确立，以对法院定罪活动加以限制和约束为目标。基于此，诉讼活动中要求严格坚持无罪推定原则，赋予公诉方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并为这种证明确立了最高的证明标准，即严格证明。但是，当讨论具体个案中的量刑事实时，默认前提是该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不宜再将严格证明应用于所有量刑事实，特别是从轻处罚事实。司法实践中，诸如立功等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情节，通常由被告方提出。相应地，被告方通常会承担主要的证明责任。具体而言，被告方的这种证明责任需要达到优势证据的程度，并在达到这一程度之后，将证明责任再次转移给公诉方。公诉方此时要承担证明该项量刑情节不成立的责任，并需达到优势证据的程度。在被告方与公诉方的证明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法庭通过对控辩双方量刑证据的权衡，最终裁断哪一方的证明达到了相对优势的程度。换言之，在存在两种相反的事实认定的可能下，只要其中一种事实存在的可能性具有证据上的相对优势，也就是相对另一种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而言，该种事实成立的可能性更大一些，那么，法庭就该确信该种事实的成立，并将其作为裁判的依据。

【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1125号】李虎、李善东等故意伤害案——故意隐瞒自己参与共同犯罪的事实而以“证人”身份按照司法机关安排指认同案犯的行为是否构成立功

【裁判理由】我们认为，鉴于立功情节作为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重要性，而实践中协助抓捕的情形又千差万别，因此，对《意见》所列部分协助行为，不能仅作形式上或类型性的把握，还要同时从实质上予以“量”的把握。换言之，虽然协助行为对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的确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不具有决定作用，而是可有可无，那么，就不宜不加区分，简单援引《意见》的规定一律认定构成立功。例如，公安机关实际上已经控制犯罪嫌疑人，但为防止错误抓捕，遂安排行为人进行指认以进一步核实确定嫌疑人身份的，不能说行为人的指认不起任何作用，但不宜认定其构成立功。

1.本案中，公安机关经侦查发现被告人李善东涉嫌犯罪，但不了解李善东的具体身份情况。公安机关根据李虎提供的李善东工作单位等信息，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单位一名厨师的体貌特征与监控视频中的一名嫌疑人相似，于是秘密对该饭店进行布控。但是公安机关尚未确认该厨师就是李善东，也没有控制李善东。在这种情况下，李虎按照公安机关安排，到该饭店进行指认。经李虎指认，公安机关始确认李善东身份并将其抓获。应该说，李虎所实施的一系列协助行为，对公安机关顺利抓捕李善东具有一定实质作用，属于《意见》所列立功行为类型。

2.“到案后”一般应理解为犯罪分子在被有关机关或个人控制之下或者其自愿置于有关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当然，对“到案后”也不能机械地理解为司法机关为办案之目的而控制犯罪分子之后，还可以包括其他有关机关、单位等发现犯罪分子有违法犯罪嫌疑而接触、控制犯罪分子之后。实践中，犯罪分子主动到有关机关投案交代自己的罪行并揭发他人犯罪，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公安司法机关对其犯罪行为未予及时立案的，也不影响对其立功情节的认定。《解释》所规定的“到案后”虽然主要是限定立功成立的时间要件，但从一定程度上，也可体现犯罪分子“将功赎罪”的主观意愿。对实践中存在的犯罪分子虽尚未置于有关机关控制之下（即现实到案），但有证据证实其确已准备投案或者在投案途中，其实施协助抓捕回案犯、向司法机关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线索等符合立功客观要件行为的，对其应当认定为立功。例如，被告人伙同同案犯实施抢劫后潜逃，得知被通缉后，向公安机关打电话表示准备投案，同时应公安机关要求，与同案犯进行联系并会面，配合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的，对被告人上述协助抓捕行为可以解释为是“到案后”所实施。

故李虎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同案犯的行为并非在“到案后”实施，其行为不构成立功。

【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1170号】曹显深、杨永旭、张剑等故意伤害案——被告人投案后，委托家属动员同案人投案的能否认定为立功

【裁判理由】刑法上的立功的主体，原则上应限定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这就是学理上讲的立功具有“亲为性”的特征。犯罪分子的亲属“协助立功”的，不符合立功的主体要件，因此，不能认定为犯罪分子具有立功表现。

《意见》虽然在列举了四种常见“协助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的情形后，加上了“等等”二字，但对“等等”应当进行严格的限制解释，不能认为凡是对侦破案件起到一定的协助作用，节约了一定的司法资源就一律认定为立功。在具体情形的认定上，应当坚持两点：一看是否按照司法机关的安排而配合作出相应行为；二看将重要信息提供的对象是否是司法机关。前者的要点是，提供的协助行为是依照司法机关的安排所为，表明其有配合司法机关侦破案件的意愿和行为，如《意见》列举的第一、第二种协助方式，即“按照司法机关的安排，以打电话、发信息等方式将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约至指定地点的”和“按照司法机关的安排，当场指认、辨认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的”，无不强调是按照司法机关的安排而为。后者的要点是将重要信息向司法机关提供，如《意见》列举的第三、第四种协助方式，即“带领侦查人员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的”和“提供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其他案件犯罪嫌疑人的联络方式、藏匿地址的”，均要求是将重要信息向司法机关提供，之后由司法机关前往抓获。这体现出对立功持谨慎认定的态度，一方面，立法不鼓“私力缉凶”这一冒险方式，以免发生新的悲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饱受诟病的“串通买功”现象发生，人为制造不公正的量刑。

【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1225号】张才文等抢劫、盗窃案——检举本人与他人共同盗窃中他人超出犯意致人死亡的行为是否构成立功？

【裁判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及一、二审法院的一致意见，认为张才文的检举行为不构成立功和自首，仅构成坦白。其理由是：被告人张才文到案后，主动供述了其伙同杨有军等人在实施盗窃过程中，杨有军当场使用暴力致人死亡的犯罪事实，虽经查证属实，但该行为属于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其本人伙同他人所犯罪行，与司法机关先前掌握的其单独盗窃犯罪属同种罪行的坦白行为。其检举行为既不属于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也不属于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同案犯的行为。杨有军在共同犯罪中超出共同犯意，实施致人死亡的行为，是张才文、杨有军等人共同盗窃犯罪事实的密切关联行为，属于张才文应当如实供述的内容。

一般而言，对于“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分子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的界定，只要坚持一点即可，即检举揭发人是否参与。凡检举揭发人参与的，即不属于这里所说的“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反之，凡是检举揭发人没有参与的，即属于“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但是，司法实践中，会出现比较复杂的情况，如共同犯罪人超出共同犯罪的犯意限度，实施了其化犯罪行为，即实行过限行为，由于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一般都认为，对于实行过限行为及其危害，其他共同犯罪人不承担罪责，因此，对于检举揭发同案犯在共同犯罪中实施的实行过限行为是否属于“检举揭发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就有不同的观点。本案被告人张才文检举杨有军在共同盗窃中实施的致人死亡行为，是否属于“检举揭发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的不同观点就是一个例证。我们认为，对于这个问题的正确理解，涉及被告人的供述义务和辩解权利、共同犯罪的事实内容和罪名规定、共同犯罪中实行过限行为与共同犯罪行为的因果联系等内容，而不能单纯地因为共同犯罪所触犯的罪名与实行过限行为所触犯的罪名不同，就简单地以检举揭发人对被检举揭发人的实行过限行为不承担罪责为由，认定实行过限行为属于“检举揭发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

【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1282号】被告单位成都主导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被告人王黎单位行贿案——“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以及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构成立功的认定？

【裁判理由】根据《行贿解释》第九条的规定，行贿人构成立功，必须是揭发受贿人与其行贿无关的其他犯罪事实。本案中，王黎系因行贿犯罪（向刘瑞扬行贿）归案后，又主动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其他行贿事实（向戴伟跃行贿），该事实属于与其行贿在法律上、事实上有紧密关联的事实，而非揭发他人其他犯罪，故不应认定为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