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视野下的死刑威慑效力

 实际上，在研究程序法问题时，我们也要关注程序本身的作用。虽然死刑本身具有威慑力，但程序本身会不会塑造威慑力？也就是说，我们通过一个合适的程序去执行死刑，死刑的威慑力是不是会更大？因为程序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方法，如果我们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将这一程序做得更完善、更公正、更权威，那么它的社会威慑力会不会更好？

 死刑复核政策作为一个内部行政化审批程序在建国前就已存在。建国之后，我们将其作为司法机关内部的报请制度保留了下来。1979年，我们又将这一程序进行了外化处理，把一个原本的内部程序改造成现在的正式程序。结合这一演变过程，死刑复核程序必然带有一定的所谓“行政化性质”。但是，我们透过程序本身可以看到这一程序最早被设计出来的目的和意义，就是为了控制和限制死刑数量。无论制度如何变迁，这一目的无法改变。所以当我们研究程序时，一定要探讨其背后的政策价值或意义价值。

 此外，我们还需讨论的是，死刑究竟是否存在威慑力？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我们要明白这一威慑力针对的对象是谁。我们需要清楚，这一威慑力是一般意义的社会威慑力，还是针对具体对象的威慑力，甚至是针对具体个人的威慑力。这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前提，如果这一前提无法明确，那么我们的争论就有可能不在同一层面上。

 其次，这一威慑力会威慑到什么程度？死刑可能会有威慑力，刑法也会有威慑力，但我们需不需要随着威慑力的改变，而改变死刑复核的方式或改变死刑本身，这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再次，死刑威慑力在不同犯罪中的影响程度也是不同的。毒品犯罪是判处死刑数量较多的犯罪种类之一，普通民众也都认同该类犯罪人被判处死刑的原因。但是，犯贪污贿赂类犯罪的行为人现在一般不会判处死刑，那么普通民众的态度又会怎么样？如果针对极其轻微的刑事案件，例如盗窃少量财物，犯罪人在严打期间被判处了死刑，普通民众的态度是否又会不同呢？实际上，针对轻微盗窃的情况，一般人都会认为该判决存在问题。那么在此情况下，这种死刑的威慑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可能又是另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