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起诉是对事还是对人？

如果这个结论是对的，那为什么这种情况并没有出具不起诉决定书呢？

这是因为不起诉决定书都是对人的，它是对嫌疑人涉嫌犯罪的全部事实的评价。而不是对一个事实、一个罪名的评价。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起诉应该针对的是人，而不是事。

事实上，针对一个共同犯罪的案件倒是可以起诉一部分，对另一部分不起诉。也就是一个案件其实可以基于人而分开来评价，即使这个案件就这么一起事实。但是由于证据的原因，有些共犯的指控证据不足，那也可以分开来评价。

这种分开来评价是正式的，会分别制作起诉书和不起诉书，然后会产生不同的处理结果。

而且不起诉是一人一份，每个被不起诉人的不起诉书都是不同的。

但是我们知道即使被告人众多，有些人判无罪，有些判有罪，也不会把无罪的拆开写不同的判决，还一人一份。

那问题来了，为什么法院是一堆儿一起判，检察机关的起诉和不起诉要分开，尤其是不起诉书要根据人头分别撰写呢？

起诉与不起诉分开这个比较好理解，因为要确定审判范围，对于那些没有起诉的就没有必要向法院汇报了。因为法院并不是上级机关，法院是审判机关，它指就指控的人和事实进行审判。

对于没有指控的人，它并不关心，它也不应该过多的关心。这是由控审分离的原则决定的，法院要保持中立就不能主动出击，它不能同时扮演审判者和追诉的角色。因此，它不能提出追诉的意见。如果它提出的追诉意见，那还叫辩护人怎么辩护呢？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

但是不起诉书为什么要分别撰写，即使它与起诉书分开，是不是也应该出了大起诉书把所有被不起诉都放进去，然后每人送达一个副本不就行了，那样不是更省事么？

似乎这样好像没有刚性的不妥，没有任何法律禁止撰写这种大起诉书。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回到不起诉书的功能上来。不起诉书与判决书的相同点，它都带有终局性，代表了诉讼程序的结束。但与判决书不同的是，它没有经历类似于审判那样的整体审查过程。检察官阅卷虽然是整体阅，但提讯是个别进行的，也没有举证质证、法庭辩论这种整体的审理环节。而且不起诉也不存在定罪量刑，也不需要与同案犯的比较。因此，没有特别的需要相互了解对方的处理情况及细节。而且不起诉书对于被不起诉人解除诉讼程序的证明性文书，只要有自己的内容就足够了，也不需要额外其他人的信息。

而且不起诉的结果虽然公开宣布，但仍然是一种个人隐私，把不同被起诉人的信息混合在一起，容易导致隐私的不当传播，并不利于被不起诉人复归社会。

因此，不起诉书一人一份其实是司法人性化的考虑。

但判决为什么能够无罪的人都写到一起呢？

这是因为判决经过集体的审判，审判的过程是一体化，即使是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但是在举证质证、法庭辩论、最后陈述等环节都是一起的，也就是所有参与人在这些认知上是集体进行的，是不可分割的。因此也有必要整体的予以一个回应，不管是有罪无罪，还是哪些人判无罪，都应该落到一起。这也有一个整体的比较。

同时上诉的时候也是全案审理，即使是只有部分上诉人，但是所有的原审被告人都要参与审判，这是强制性的，并不是不上诉就可以不去。

但是被不起诉人是没有强制参与审判的义务，除非作为证人被强制到庭，但显然与原审被告人的义务有所不同。

因此被不起诉人既没有必要与被告人放在场合去处理，也没有必要与其他的被不起诉人的放在一个场合去处理。因此，单独文书、单独处理作为一个更加适当的司法处理方式就被保留了下来。

单独文书的事处理完了，还有一个更加的复杂的问题，那就是减少罪名和减少事实的时候，如何体现？

目前除了审查报告，并没有一个法律文书予以体现。

比如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100起事实，最后起诉了50起事实，对另外50起事实并不会专门出具一个不起诉决定书。因为刚才我们分析过，不起诉是对人的，不是事。

但实际上的情况是这50起事实也是没有起诉啊，这在哪里地方需要给一个说法么，详细说明一下这50起为什么没有起诉。事实上，现在没有地方写这个内容。

这又涉及到两个问题，公安机关是否要赋予对50起没有起诉事实的监督权或者说，制约权、另一个是这些案件事实的被害人的权益如何保护，他们如何主张自己的需求？

从目前看因为不起诉是对人的，因此只有对整个人作出不起诉决定之后，公安机关才能享有复议复核权。

而不是只要起诉与移送起诉的内容有任何差别都可以提出复议复核。

也就是从制度设计上是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的制约主要着眼于大处，不是事事制约、处处制约。

这一方面基于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检察机关作为指控方，在审前具有主导地位，没有事事制约，也是对主导权的尊重。同时在运行方式，检察机关的司法属性更强，因此有一个制度信任和赋权的问题。

同时也有一个司法效率的问题，如果不停对每一起事实的诉与不诉进行掰扯，那也就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打击犯罪，这也不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

而且不要忘了，还有辩护一方存在，辩护一方往往对起诉的每一起事实都有意见，也不能在起诉的时候去征得辩护方的同意。尤其是追诉起诉、增加事实，这是公安机关和被害人希望看到的，但是可能是辩护方反对的，但也不可能因为辩护方的反对就不增加指控的内容了。当然提取意见，该听取还是要听取。

而且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还有一个检警一体化的问题，同为大控方，还有需要发挥合力的问题。这种审前的整合性模式与庭审控辩审三角构造完全不同的概念。

检察机关的诞生主要就是制衡侦查机关的滥权和法官恣意。如果让侦查机关对检察机关的制衡，能够的反制衡，那检察机关的制衡能力就会削弱。检察机关不是需要制衡，而是更多需要来自审判机关的制衡，比如无罪判决，减少罪名或事实，对指控意见进行制衡。这样才能叫以审判为中心。

这种顺序是正向的制衡，如果方向的制衡，就成了以侦查为中心。

以往够罪即捕、反捕必诉，侦查机关说什么是什么，不仅是配合，也体现了侦查机关对检察机关的制衡，甚至是审判机关的制衡，但这种制衡的结果以侦查为中心，案件质量的降低，将以审判为中心的标准降到以侦查为中心的标准上来。

这也是为什么不能主张过多讲反向制衡的原因，不是说检察机关就一定对，只是检察机关离庭审这个中心更近一点，感受到压力更多一点，对提高了的证据标准感受更深一点，因此更有可能是正确。

为什么一定要以审判为中心，因为它是终局的裁判者，他居于中立，他有审判公开透明的程序保障，所以也是更有可能正确。

而立法者正是基于这种程序性的制度理性，才对制约的程度在方向性上做了不同程度的调节，其目的是司法公正。

但是基于证据原因没有提起公诉的部分事实和罪名，有必要正式告知侦查机关继续侦查，并说明侦查方向，从而使案件继续推进，而不至于搁置。变成黑不提白不提了。

同时对于被害人这方面，我们国家确实没有实行公诉垄断主义，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害人可以提出自诉。这个信息也有必要让那些没有纳入指控事实的被害人正式知悉，并告知其自诉的权利，从而保障其在法律的框架下保障自己的权利。这些都是制度的细节，但是如果没有细节，制度就没法形式。很多被害人只能干等着，听说这个案子判了，但跟自己没关系，那能不着急么？这时你有能怪人着急么？

魔鬼藏在细节里，天使也藏在细节里。我们除了了解制度大的方向感，大趋势，也就是宏观法学，也要了解这些具体而微的细节，使制度能落到地上的小细节，这是微观法学。而司法的进步正是细节铺就的。